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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医药 中西结合

常银山 常龙编著

“中西医结合”是解放以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制定和推行，是李鼎铭先生继“精兵简政”之后的又一卓越贡献。 　　李鼎铭在青年时期受其舅父杜斗垣的影响，对中医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吕家硷其舅父家就读时，村里有一位老中医吕崇智，在米脂县城开设了“万瑞源”的中药铺，行医看病。吕崇智与杜斗垣既是村邻又是好友，每逢吕崇智回村或杜斗垣进城，相互总得在一起交谈中医中药、针灸治疗方面的原理、临床经验，两位老先生经常攀谈到深夜。每当他们谈到灵丹妙药、针灸治疗为病人解除疾苦时，都不禁兴高采烈，加之他亲眼看到舅父为不少病人治好病后的欣慰和病人的感激之情，这对聪明好学的李鼎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后来他便在课余时间读起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书，收集民间验方，请教老中医，边学边用，坚持数年，便自学成才，成为米脂县的一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名医。 　　在延安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西医门户之见，严重地阻碍着医疗卫生技术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一段时期里，中西医互不团结，不搞合作，互不服气，致使城里医院没有中医，农村里没有西医。当时延安有几个医院都是西医，这些医院根本不承认中医。如果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看病了。有时甚至公开责难病人“相信中医，就让中医看病去吧!”不少病人常常受西医的冷落。中西医孰是孰非，两派思想争论十分激烈。西医派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中医，立西医。中医派认为西医治表不治本，只有中医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此，鄙视西医，独崇中医。当时，党中央毛主席为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而李鼎铭当时一边忙于边府政务，另一方面继续钻研他的中医之术。他经常为中央领导和边区领导同志看病，同时也为一般群众看病。有一天，李鼎铭和毛主席谈话间，看见毛主席一只胳膊很不自然，就问：“主席你的胳膊怎么了?”主席就把他在长征路上患了关节炎病说了一遍，李鼎铭先生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说着拉着毛主席的手切脉，过了一会儿说：“能治好，慢慢来。”这时毛泽东主席向李鼎铭提出：“李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给毛主席递过一杯清茶，然后充满自信地说：“中西医务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优势互补，才能求得进步。”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现在就在我身上来个中西医结合吧!”那时候毛主席身边的医生不同意用中医，主席一方面解释，一方面接受李鼎铭的治疗。李鼎铭先生采取中医加按摩的办法为毛主席治病。李鼎铭说：“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于是当太阳照到毛主席住的窑洞院里时，就临时搭个床，毛主席躺在床上接受李鼎铭的按摩。起初一天一次，后来隔一天一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毛主席的关节炎病好了。①于是，边区卫生处总结了两方面的利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意见，并规定“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合作，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地向疾病和死亡作斗争，破除迷信，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分析自己的秘方和经验”。在边区最早实践二者结合的是光华药厂与医大卫生部。1941年6月组合的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的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收到了较好效果。毛主席不仅相信中医，而且十分尊重和支持中医。他经常介绍李鼎铭先生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还常常在会上或一些公开场合讲李鼎铭用中医中药为他看病的体会，谈中医中药的好处，要求人们改变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一次，一位友人送给毛主席一些人参，让他补补身子。可是毛主席舍不得享用，他专程派人送给李鼎铭，还写了一封信说，这些人参供他配处方药用。毛主席对中医的重视支持，对李鼎铭鼓励很大。李鼎铭用中医药为前方送来的伤病员和干部以及老百姓治愈不少疾病。1942年，毛主席发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务人员，组成统一战线，为开创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号召，边区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蔚然成风。 　　1942年3月，李鼎铭应边区国医研究会聘请，担任了名誉主席，并参加每周的学术交流会。 　　1944年4月间，毛主席正式提出了“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号召，李鼎铭为制定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发挥了他的积极作用。7月间，延安《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李鼎铭先生时，提出三个实质性的问题：(一)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问题；(二)中西医合作问题；(三)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李鼎铭分别作了极为重要的阐述。 　　关于组织国医问题，李鼎铭提出：“国医如能发挥集体力量，不仅百病可医，而且对群众卫生运动将有莫大的贡献，但若要将散布于农村中的国医，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却并非易事，为此，国医研究会的工作必须扩大和加强。在延安组织总会，各地成立支会和分会，下设医疗所和培训班，以便通过这些形式，团结和组织大批国医与爱好国医的群众参加这一工作，按其医术及程度的高低，分别吸收到研究会或培训班。过去延安国医研究会名目虽在，但无实际作用，其原因在于研究方面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针对实际发生的病态，研究各种病理、医理和药理，特别是治疗方法的特征和钻研更加缺乏，故成绩很差，今后应立即转变，研究会人员应一面看病，一面研究，并担负教授训练班的义务，治疗所也应有专人负责，遇有难治之症，可会同研究会，集思广益，大家想办法。”至于培训国医人才问题，李鼎铭说：“没有十年二十年的治病经验和国医理论的结合，要培养一个好医生是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一工作，，据我所知，国医中除过几门大病难治外，其他一般轻浅病症，训练一个时期，知道些方法和药味，即可治疗。”李鼎铭还说：“组织农村国医时，我们应该加以甄别，凡不学无术，害人撞骗近乎二流子的庸医必须加以取缔，而一些真正能治病救人的偏医、市医，甚至走方的野大夫应加以吸收和组织，以发挥其最大力量。” 　　关于中西医合作问题，李鼎铭指出：“这是外边斗争得异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为着一个真理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彼此能打开大门，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恃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合作是有前途的。”“过去曾有人主张中西医分工治病，外科由西医治，内科由中医治，但老实说中医在内科方面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另外也有人主张国医可介绍药品给西医，西医也可以告诉国医一些生理卫生等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中西医的根本讲究不同，因而药品能用的地方也就不多，最好的一个办法还是大家在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但要完全化解成见，消除隔阂，做到诚心诚意地合作，却也不是一项短时期的工作，为此，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开诚布公地讲出来。”李鼎铭还特别批评国医的宗派和保守的观念，并表示自己愿首先以身作则，将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国医立即纠正那些保守观念，并虚心向西医学习科学。 　　关于国医的改良及内部团结问题，李鼎铭说：“国家应从三方面着手，即：(一)整理复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的经验，而加以适当的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 (二)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取西医的护士制度。(三)研究和提炼中药，特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药的功效。”至于国医在道德及作风上的改良问题，李鼎铭认为一般国医所以爱贪图应付病人，摆架子，守秘方……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国医为着糊口不得不有如此行为。因此，要转变这种做法，组织他们参加卫生运动，除政府应该给的物质生活的保证外，仍应不断予以政治教育，更加提高其社会地位，奖励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国医，果能如此，则国医的改良和提高均将不成问题。② 　　1944年10月11日，李鼎铭出席边区文教会议，会上，卫生组与会30多人，对中、西、兽医合作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16日下午，李鼎铭副主席亲自到会，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当场子洲县中医马汝林先生即将两本秘方交出，其他医生亦先后讲出了自己特有的经验和秘方。 　　10月30日，边区文教会医药卫生组的典型报告后，特别对中西医合作问题作了重新讨论。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对中西医合作问题改进帮助更大。10月31日与11月1日，在李富春和李鼎铭副主席亲自指导下，召开了中、西、兽医座谈会。李鼎铭副主席讲话中指出：过去中西医之不合作乃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今天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政府可以保障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近，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的办法。③ 　　11月14日，李鼎铭副主席在文教大会上就文教工作的当前任务作了指示。他强调指出：“当前群众运动中除生产外，最迫切最重要任务就是卫生，就是‘救命’。”李鼎铭副主席对过去轻视卫生与教育工作的观点予以批评，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论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都只是有一个方向和目的，就是为群众服务，决无高低贵贱之分。”“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救命’工作。” “预防重于治疗，大家要讲卫生，学治疗。”并号召中西医密切合作为群众服务。④ 　　1944年12月6日，李鼎铭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做了《关于边区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李鼎铭指出：由于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60%，成人3%，牲畜死亡率也很严重，医药缺乏，全边区仅有中医1000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这种情形就使巫神称霸。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谈到当前形势时，李鼎铭说：“4月间毛主席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分别召开了卫生防疫会议，举行了卫生展览会。参议员常驻会与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也强调了卫生工作，并通过了提案。卫生运动由此兴起，出现了许多群众卫生工作者，发现了、培养了豆家湾等8个卫生模范村，王恩甫等许多卫生模范家庭。医药工作也开始推广，开办了张清益等18个助产训练班，培训出395个助产员，部分的已在为人民服务。新建了不少医药社与卫生合作社，部分的已在和人民群众真正结合，群众称为救命合作社。组织了三边、关中、富县、延川等地的医药研究会和召开医药座谈会，发现了很多模范医生，公开了很多的秘方。三边更首先实行中西医合作，开始打破了门户之见……”讲到今后实际工作方面时，李鼎铭强调：“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高妇女的卫生常识，尤为中心环节。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造自己的业务。扩大医大的边区名额外，还须开办中医培训班、护士司药训练班，增设各级学校的卫生课程。进行崔岳瑞运动(崔岳瑞是定边县卜掌村人，系边区模范中医——笔者注)。在群众自觉基础上改造巫神与破除迷信。”“备分区、各县应做出具体的卫生医药工作计划，列入地方施政总计划中。”⑤ 　　1946年4月，李鼎铭向记者发表政见，在谈到医务工作时，他特别强调指出：对于边区人民的疾病死亡要设法救治，要普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中西医合作，大家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以期达到人财两旺的目的。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延安交际处成立。本会组织：边区设总会，分区设分会，各县成立支会。总会由边区政府聘请在边区人畜卫生医药界有望者35人组成执委，推选13人为常委，李鼎铭、刘景范、傅连暲、苏井观、鲁之俊、王治邦、李志中、李治、陈凌风、毕光斗、李常春、裴慈云、匡云鹏为常委，并以李鼎铭为会长，刘景范为副会长，聘请国际友人付莱、阿洛夫、米勒、山田、方禹镛为该会顾问。总会内设中、西两部及秘书处。该会的具体任务：进行医药卫生之调查研究，组织中西医师座谈会和医药问题之各种报告及特殊病例之研究，协助政府组织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征求各种有效之地方药方加以介绍推广，并组织买药、种药及研究药物和代用品，出版卫生医药刊物，加强卫生宣传教育，开办中西兽医及助产训练班，提倡带徒弟以培养医务人才。在成立大会上，李鼎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中西医务工作者打破过去的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努力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西医工作者。 　　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后，3月22日举行第一次常委会，根据当时富县、子长、延安等县发生疫病，特决定组织医疗队下乡救治。中央卫生队去子长，联防军卫生队去延安各县，边区卫生队去甘泉、富县。4月1日分赴各地，临出发前，总会于交际处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和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卫生队到基层一定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尽快扑灭疫病，让患者早日康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医疗队及时地遏制了疫病的传播，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的同时，促进了基层分会的成立。1944年5月，有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简称)中西医药研究会、关中分会、靖边等县中西医药研究支会相继成立。⑥为了提高中西医水平，中医研究会举办培训班，李鼎铭亲自编教材，亲自讲课，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医的结合。 　　7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的社论，一是教育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干部，使他们懂得推广群众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利用各种活生生的事实，深入农村进行卫生宣传；三是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李鼎铭在此之前发表了重要谈话，对社论的发表起了指导作用。 　　1945年7月10日，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的《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报告指出：“人民卫生工作也开始引起注意，反巫神斗争开始抬头，卫生机关和业务人员开始走向群众(不久以前的防疫运动即是例证)。中西医开始合作，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毕光斗等委员领导的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劳动英雄张清益领导的助产培训班，定边卜掌村的模范中医崔岳瑞，清凉山卫生所的模范西医阮雪华与白浪，这些将是边区卫生大进步的起点。”他在谈到边区卫生工作的任务时，指出：“为了抵抗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要做到每区一个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为了经济又为了卫生，要做到每家有一个适用的厕所。”⑦ 　　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中西医药群众组织，经过李鼎铭的大力提倡和实践，中医逐渐被人们重视，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然而，李鼎铭最担心的是中医后继乏人。他想把大儿子李振三培养成自己的中医接班人的想法由来已久。可是大儿子离家十多年，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中部县(今黄陵县)某工厂做事，怎办?他果断地向政府提出让振三来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时，李振三早已盼望到延安，他经常到厂里装病，自制红药水含在口里，说是吐血，要求去国统区榆林治病。经中央批准，边区政府公安处派南线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吕生文带着李鼎铭的本名“李丰功”的印记，来到中部县振三家里，经过多方的周旋和安排，振三一家终于回到延安与家人团聚。回来后其弟李力果陪着振三拜见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并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李振三被分配在延安农具厂(兵工厂)任副厂长。李鼎铭感动地说：“共产党真行!我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边区政府。”从此振三一面工作，一面继续钻研中医，李鼎铭的中医事业终于后继有人。⑧ 　　李鼎铭先生的一生，刻苦钻研中医学术，精于临床，应用于实践，晚年从政，对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不仅解决了当时医疗卫生界的矛盾，促进了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成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注： 　　①摘自《榆林地区志》。 　　②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7月14日第1版。 　　③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1月4日第1版。 　　④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7日第l版。 　　⑤摘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件汇编》。 　　⑥摘自《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17页。 　　⑦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7月12日第1、2版。 　　⑧摘自何海旺的回忆(未刊稿)。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