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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关于作风问题的四次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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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多次各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这里刊布的史料,就是当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同志于1945年6、7月间,在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有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几次讲话。其中诸如“作风是执行政策中整个方向中的枢纽”、“一个政权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注意革命的纪纲”等思想观点及深刻论述,对当时边区机关作风的改进,对边区干部的教育,都曾起了重要作用。 史料选自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原件系记录稿,编选时文字未动,只对有些段落、标点符号作了部分调整。 ——编选者 陕西省档案馆 刘陆军 使我们的作风更民主① 1945年6月13日 今天,在许多同志发言中具体的说明:边区政府对下面的情形不了解,县对于区、乡有些不了解。专署、区提出工作上发生忙迫的很。对于这些组织制度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附带就讲到司法工作、教育工作与干部问题。我想这些指出都是很好的,边区政府各厅、处同志们,我们应该了解,把他搞的更好一点。各级政府负责同志,在我们这个政治历来民主的传统,我们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但我们的工作作风还没有搞好。因为我们这是新的,不是旧的,不是封建的,但也不完全 <原文如此>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我们过去是在摸索和探讨当中,但不应当是再摸索探讨了。我们应该是进步得更快一点。怎样使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更正确走上更正规的道路上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一点是什么作风?与往常不同,与旧的不同,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那高居在上的官僚。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小集团,都是统治人家[民]的。我们这一个政权——新民主主义政权,就是在人民之中,人民把你选举出来,推举出来,替他做事情,当勤务员。我们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县、区、乡这些负责同志、科长、科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作出好的勤务员,模范的勤务员,对于人民的事、人民的福利更好一些。我们现在政策上,整个政策上,我们能够说是正确的。但是怎么样执行这个政策,就不能不用人或某些制度,这中间有某些缺点,所以我们应该检查我们的工作作风。这个作风就是真正的民主的作风,叫“民主作风”就是民主的、广大人民需要的,就不是凭个人的意见,英雄思想,我要把老百姓搞好的心愿,所谓仁政。而我们真正的是在人民中,自然不是高居堂皇、盛气凌人那种脱离人民的官僚气概,也不是让一切事情听其自然。当真是民主的。这个民主思想、民主作风,不是现在我们没有,依我看在我们过去政权中这些同志已经有了,或者有多、有少不同。比如就区、乡讲,我想,许多好的区长、好的乡长,是当真帮助人民做事的,就是这个民主作风,一直到县、专员公署,就是在边区政府,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多。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思想——不是一种盲目的——提到自觉。在这个整个讲话<还>不够,不够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历史传统的沾染,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民主的习惯,过去没有民主的传统,都是封建压迫,一直到现在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买办的统治,没有民主。所以现在大后方在争民主,知识分子、文化人到处呼吁,很高涨。国民党统治两万万人,与解放区人不同,没有民主传统的习惯。我们搞新民主主义政权,在作风上很难怪,我们多少有同志沾染旧习惯,这个沾染,我们可以纠正他,可以把他提出久炼,改革其人。因为有大的空气——全世界人民,全中国人民,都需要民主,推着我们走,我们要领导做这个事,建设这个事。因为这就是思想问题,因为中国自尧舜禹汤以来,中国就向后看不向前看,向上看不向下看,中国有力量的人有这种人是不对的。我们要向下看,因为人民是我们的主人;要向前看,因为许多事情是新的,光向上看是不对的。过去蒋政权的中国,那种封建集团一切事都搞不起,压迫许多劳动人民。过去旧政权里全顾性命,打官司就是钱,因为压迫人民,不得不用监狱,不能不用那种审判。什么建设、什么教育卫生,行政机构都是没有的,封建统治时代没有那些东西。或者有,如尧禹时有书院,但都是压迫人民、愚昧人民的,与现在的完全不同。我们现在讲我们还沾染这些毛病,而这些事常常是在整个广大人民中。为什么人民有迷信呢?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很困难说明,比如我们在这个事实上:我们有声望,在整个全中国统一战线,应该遵[尊]重这些人。为什么呢?在整个广大劳苦群众他们的觉悟性——自然很民主——他们知道把生活搞好、地位提高了好!思想有了,但是几千年的压迫,愚昧的思想在脑筋里盘旋着,所以旧的组织形态还笼罩着他。所以我们要治理国家,要各方面照顾。但是各方面照顾不是旧而就之,我们是怎么样提高旧的思想向前进。所以,我们在政权上帮助全中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负有很大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这个事,是全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作风是执行政策中整个方向中的枢纽,所以要把它搞的更好一些,要有民主作风这个思想,在我们检讨中使我们政权工作名誉提高,是有意义韵。 许多同志讲到,比如上下级的关系脱节都指出了;再有一个报告问题。我看在我们政权工作上,一个通知或者一个政府需要的什么事,他有布置工作,专署到县有检查一个人,检查计划,有这样一些过程,解决后就报告,许多同志注意这个事。有同志指出我们边府对下面是不了解,实际是我个人感觉,尤其这一年是不够的。这个就是个道理,就是我们的机构,专署应该把材料给我们(专属是代表边府的),县是一级,事实上不能说只有边区政府就领导150万人口。所以应该研究各级关系上应该怎么样?刚才有同志提出;李副主席②也提出,专署和边府的关系上,区上和县的关系上,还应该有检查,搞的灵活一些,这些机构应该要,中国的国家大的很,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有改省为道,省太大,改小一些;所谓联邦、联省自治,都是这个表示。我们边区各区的关系怎么样搞好一些?我们边区和县有这样的机构是要得,现在怎么样把工作调整,使我们当真反映广大人民的意见。我们现在说眼睛向下看,过去政府——边府下的各级政府不是专门向上看的。刚才讲的报告问题,是向下看问题,也是向上看的问题,不报告就派工作团、巡视团……,有专署、有县、区、乡的政权机构是这样的,历史上各国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专员公署有同志指出我们不了解下情,主要的责任,我们现在不会调整这些事。但是,各县、区政府也有责任,为什么不反映这些事呢?我们在座的同志觉得这个报告是很重要的,但是报告不是政权工作的本体。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150万人民为对象。作勤务员就要知道作勤务员的情形,手洗干净,脸洗干净,生活怎么样,才好作勤务员。我们边府就不了解,就不是好勤务员,无论主席、各厅、处、院长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150万人民的勤务员。专署也有几十万的、四五万、五六万的对象的勤务员,如果县长就应该是几万<人民>的勤务员。这个思想不容易有,也容易有,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有反省是对的,我够不够勤务员?<如何>帮人民做事?这是思想问题。但我们应坚持真理,真理就是帮老百姓的事搞好,真理的标准就是革命的实践。什么是革命的实践?就是帮老百姓的事搞好。首先各级负责同志把这个思想弄通,弄通以后,这些事——机构、法令制度,那就在这个前提下—天天把它搞好了。应该搞好一些,比如报告制度,这个制度我觉得是一个形式,形式就要有内容,好象是一个运输机关要有货物,报告要有材料;运输机关有毛驴子、火车、汽车、飞机……,运输机构有快的、慢的。所以报告应该搞好也还不是唯一的,但假如货物材料堆在那,我们边府不知道也不好。我想是可以搞好的。 我最近看解放日报上许多报导,比如现在农村中工农干部中写的稿件很多,开始个人写写不上,现在集体写就写上了,集体可以写,材料弄清楚轻重缓急,把它配备一下。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报告,不是像照像一样,照像很详细、很完整,那个不好,因为那样仅仅得到认识的条件;有些报告仅仅有数目字也不好,比如:一个运动人民怎么样发起的?群众拥护不拥护干部领导?或者在哪个区乡有许多生动的东西,因此哪一个机关领导者应该把哪些事知道。比如一个县6万人、10个区,应该把10个区的事情知道,知道以后应该想一下。如马专员③对曲子、华池……人民对政策的了解上、他们的生活情形都是很了解的,所以他处理的司法问题都是很好的。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成为很好的报导[告],自然自己写很好,但是自己不写,可以提出意见。这样的报告不是硬编在一块的,我们要像蜂子,它采花,这花上一点那花上一点,然后再经过一个过程,把整个的酿成为蜜!我们边区政府当真的知道那里的人情世故,就要各级政府帮助我们得到这一步,我想报告就是这样。 至于许多问题,我想许多同志还没有讲话,专员,各厅长……再找一个时间座谈一次,使我们的作风更民主——我们是有民主的,我们今天更要发扬它。 检讨作风很有必要④ 1945年6月19日 自去年边区政府改造作风检讨后,感觉到要使行政系统更完善,行政效率更加强,对于作风的检讨是必要的。各厅、处、专署、县、区、乡政府,检讨作风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建立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当然意义作用都很大,在[对]建设新中国、开展新局面都起着重大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一切政权设施影响很大,除了这个边区外,还有好几个解放区,最近又开辟了新的豫西和湖南的一部,他们至少要参考我们的政权建设(昨天报上还有),所以我们要搞得很好。 行政效率加强,作风很要紧。这个改造作风的政策是参议会上通过的,怎样执行,首先要检讨,然后去行动。检讨我们的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尤其是人事关系,要把他好好地检讨一下,过去只是个别的或部分的,而不是有系统地搞。 去年12月边府各厅处检讨后,就等待着和专员同志、县长同志有机会开一个座谈会,恰好现在各分区的专员来了,还有一些县长也来了,大家可以谈谈。主要的问题是,边区政府、专员公署、县、区、乡组<织>上有参议会——民意机机关,这个行政机构同在前年在简政纲要上明确规定的:专署代表边府、区府代表县府,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在边府各厅、处感觉我们的政权机构有些不合拍的地方。如果我们的行政组织上:专署代表边府,区府代表县府,就应该是我们上下非常灵通,动作很合拍,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骨、肉、皮连接得那样密切,脑、脚、手动作的那样合拍。但是,我们感觉到工作不灵活,各厅、处对下面一些情形不了解,反映慢,下面主要的是反映广大人民——150万人民的情形,这些情形不但要反映到区上、县上,而且要到专署、边府,这些是没有做到。比如参议会、施政纲领、春耕运动……等,对我们边区人民有好处的事,我们做了。做是做了,但是反映不是那么好,这不是我们的政策不好,叫政策负责,而是我们的机构上相互联系上有些脱节。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座谈一下。 检讨这个问题,边府各厅、处、专署、县,要和行政机构联系上来谈工作作风,比如官僚主义,它表现脱离群众,在机关的首长号称负责,但和各级工作同志没有联系;专署、县一 [以]至到区、乡各级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总结。现在开会,联系这个问题——脱节问题(和群众或本机关的同志),这个原因在哪里?大家奔[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来谈。这样一来,会把我们的工作搞好,行政效率提高。专署觉得和各厅、处或区、乡那些地方没有取得联系或不够,各厅、处感到那些地方和专署、县步骤不一致等问题,都可提出。 做人民的勤务员⑤ 1945年6月19日 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工作。我们讨论作风问题,当然不能不联[系]许多问题,这个作风我感觉有不好的,比如上下级关系方面脱节的现象,与我们工作同志互相脱节的现象,我想在大家发言中说了很多,我们应该有批评自我批评,揭露出来为了今后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有必要的。我在这中间讲几点意见。 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权,不是像过去一样,过去政权工作者,一些治民。所谓治人者,在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的,这些人专门做这个事。他有他的作风,因为国家政权就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封建社会国家压迫被它统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府就是压迫被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人。所以在那个政权下,其作风是要不得的。因为我们这个政权、这个国家,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因此,政权性质就不同,广大人民要有他自己的机关,管理自己的事情,但它还要压迫人,压迫帝国主义、封建残余。 因此,我们要搞作风,基本上与往常不同。我们政权工作者毛主席讲了,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很好的勤务员就是帮他们做事的,他们把你选举出来,应该给他们做事。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每个工作同志,有给广大人民做个好的勤务员的精神,保证这个思想搞通。过去是治人者、是官僚,过去治人者的作风也虽称“为人民服务”、“为民伤身”、“为民父母”,在那时觉得都是很好的,但那是不对的。父母在整个社会发展上是任何人应该遵<尊>重的,但是过去思想,父母是非常自私的,都是为了自己。所以,以后谓<为>天子都是为了他们,那时把官僚称为“青天父母”,这是不对的。 现在讲,一个政权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因此,思想对于许多作风不能不表现出来,这是领导问题,也是思想问题。同时,作风问题里也有上下级关系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为广大人民做事,同时为防<捍>卫广大人民意志,<为>战斗的彻底,上下级关系也好,同级关系也好,都应该是战友之谊,因此我们做事也是作战,每人要有一个岗位。比如打仗,兵死了,排长、连长都有岗位,他们的岗位互相联系着的。一排战士在前线冲锋时的情感是我死了,还有他们,连、排长、营长,这个精神都是具备十足的;为人民的事做好、服务于人民,上下级关系应该成为战友之谊。我们有这一个思想,一切事都好办了。 这一点确定政权工作者都有好多的事,自然各有各的事,另外还有这样的事:遇到困难要克服。我们为了把人民的事搞好,但要把人民事情搞好的本身也有困难,就要克服困难,要依靠广大人民。我们经济学也好,政治学也好,都是为了人民,为了把那些东西拿起帮助人民,再引证过去的经验教训。比如我们陕甘宁边区,150万人,那就依靠他<们>,站在他们中间,因此我们就能克服困难。克服困难有方法,要领导他同时要学习他,这个道理大家是知道的,不过做就不容易。要从群众那 <里>求真理,要学习他们又来领导他们,这里就是许多同志讲的人情事<世>故,要了解他们,就要向他们学习。因为群众中间也不是没有落后的,就从群众的现状讲,他有两方面:进步方面要求民主,同时也有一部分自私自利的人,他从旧社会时就有的。因为中国民主问题就是农民问题。80%的农民。农民的思想,他个人想发财、有钱,这是不好的,他们有落后性,我们要了解,要集中正义真理,在前面领导他。同时要研究落后方面的东西,要抓住群众中合理的真理,站在前面领导,这们一定能克服困难。比如备荒问题,我们各机关应该这样搞,各机关也是群众的思想,供给吃饭几万人,光他们边府搞也不行。这个要和群众联系起来,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依靠群众。那我们政权工作者,我觉得在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现在,应有发展的范畴、创造。现在国内外都是很好的条件,毛主席去年讲:1945年的任务,“要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我们边区很多的事,许多解放区学习,我们在边区政权机关——边府、专署、县,要找出这一点:这些同志的培养,我们要照顾全国,不是说我们现在把这里的事情丢掉,跑到外面去搞。但是我们也有这个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派了很多同志出去,解放区扩大了很多。我们自己也有到群众<中>去的责任,就是在这做,也做得更好一些,因为在解放区很有影响,我们帮助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都广播出去,春耕也好,备荒也好,他们都学习的。如果我们在政权中作风上各方面都很周到,详细的研究的话,中外都有影响,尤其是解放区。 在国民党区域,已经表现出广大的人士不满国民党。如马寅初——他有他的立场:自由资产阶级的学者——最近四、五月发表言论,一方面痛恨国民党的管理,同时事实上他不了解我们陕甘宁边区及解放区。这说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情状很不好!我们现在彼此相往,我们更要做好一点。我们做好的事很多,检讨起来,作风上还有这些麻烦,也还有毛病。所以我们政权工作者首先应在作风上有一个检讨,的确要合拍一些,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确,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但是也有毛病,就是在革命政权中的气刚<概>要正直。我们搞的不好,原因是什么呢?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战八年来的确做了好多事,并且比国民党区域做的好。但还有不好的,其原因,就是我们发扬过去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不是完全没有,而是不够。同时我们的确搞了很久,大家有些老气横秋的局面,而我们要警觉性的局面——如过去内战十年。尤其我们同志有许多好处、方式、作风,现在要把好的方面发扬,那个不好的老一套的改掉,这一改对于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权有很多帮助。我们现在许多人、全国人都景仰我们这个东西,愿意和我们一块办事。全国人民在基本上是向着我们的。过去他们有不好处,有封建残余。 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但他们也有好的<多>方式是好的。比如守时间,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拿着这个东西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利害。但是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就是好的,我们现在就皮 <疲>塌的很!我们这些地方做的不好,应该注意革命的纪纲。配合政权有革命纪律,纪纲不合政治不行。什么叫纪纲呢?我们革命政权的工作者,表现出来的是革命政<纪>纲,因为我们有责任心,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个责任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工作人员<中>不一样,有些发扬的很高,有的是极端的马虎,有的是中等的。我们更要进一步加强,就是比较中等的也还要想一想发展培养。我们想一想怎么样把勤务员作好?就是我们要依靠群众,群众是了不起的。我们要发扬人民的真理、革命的责任心,每人都有革命的责任心。在旧社会不是那样,在一切商店里的徒弟,他们受训练,他们被剥削的很利害,所以他对他做的事容易消极怠工、麻麻<马马>虎虎。我们这种勤务员、工作人员,不是旧的人了,不同于一切商店的徒弟,我们是做革命政权工作的人员,我们要明确说出来就是。积极性如果没有,责任心就表现不出来。尤其我们现在是供给制度,“有饭吃就可以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作为群众的勤务员,第一影响关系,工作上是好印象,模范作用、有责任心、有积极性,这个印象就好一点,老百姓鉴别容易。一个人在政权工作中有好的影响,有坏的影响,坏的影响人民看见的很快,不合群众趣味的就是不好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应该为广大人民把事情搞正确,首先要正气。所谓正气,可以克服这些不负责任的现象,在我们政<纪>纲中表现出来,人民自然相信,影响就好。所以明确为善,边府每个人,专员、县长当真为人民,人民是知道的。如若做了坏事,当然看的更快,<对>人民影响不好。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者,是人民的一个勤务员。因为时局的发展,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革命政<纪>纲。这几点我想在作风里都要把它体现出来。讲了很多,我们要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政权把它规定了。边府、专署、县、区、乡研究一下,当真把这个作风转变过来。写这个东西,我想搞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一下,把两天的谈话归并一下,写出一条在下次政务会议上通过。 这个委员会,我提议由谢老⑥、罗秘书长⑦、刘厅长⑧、南厅长⑨、贺厅长⑩、高厅长(11)、马锡五同志、罗专员(12)、杨专员(13)、张汉夫同志<组成>。请谢老主持。 一定要改善作风(14) 这个会议很好。这里头有许多问题,在过去是没有像今天讲得这样深刻,或者有些在过去就根本没有讲的,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们讨论了数次,联系到许多的问题——法令的不完备、制度的问题、怎么样正规的问题等……这些带原则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会议上提出来是有意义的,现在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把法令搞起来,制度建立起来,以及实现正规化,这在谢老的报告中已经讲了,应该这么解决。 有一点我要向各厅、处长和各专员同志建议的,就是今年是否可把一些工作做一个总结,把一个区域,或是一个问题,局部的事业;搞出一个头绪。比方说,绥德分区去年的减租工作,可以把它总结一下;在建设厅方面,可以总结一下农业、工业等。我们的力量不能够全部地搞,那么搞一个两个出来也好。这需要我们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去做,下去调查研究,详细地研究分析,总结出来一两个东西——无沦减租减息也好,合作社也好,水利也好,种棉花问题也好。我们领导者总想怎样更接近人民,更接近实际。我们都是帮助人民做事情的,现在要把这一点搞得更明确,我们就要把一个事情或者两个事情搞明白,摸到一个规律,比如把我们减租减息工作在今年底搞出一个总结来。 至于领导作风问题,谢老已经讲了,我想基本的东西就是从实际出发,回到实际中去。我们领导者都是这样讲——为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怎样做到真是“事事如口”呢?实际上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对于群众的想法是怎样的呢?做起来是有困难的,中间会有距离,这就是脱节,和人民脱节,但也不是全部的脱节。你向人民要粮食,人民还是给你粮食,但是要把事情搞得更好,就要说服人民真是心服情愿地缴公粮。边区的政权是真为边区人民打算的,今于我们政权的工作人员,帮助人民十分之八、九,而我们拿的只是十分之一、二,但做的中间有毛病,有时脱离很远。譬如像刚才说的区长被老百姓洗澡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问题。 我们领导者——乡长、区长、县长、专员、主席都是领导者,自然各科长、处长也是领导者,是要和群众联系的,都有他直接的群众。在去年检查工作作风的时候,发现科长和科员就有脱节的现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这是不应该脱节的,大家要能够搞好,要能够搞得和睦像水乳交融。我们发出的指示,是和人民相结合而不是相违背的,要使得各阶层都心悦诚服。因此,了解情况对领导者就更要紧,下去是能起作用的。但是不能经常下去,那么就要注意看报告,主席和厅长、专员、县长间要取得联系,去掉隔阂,互相了解。一个乡长对于一个乡的事要清楚,知道那里有多少自然村,多少行政村,以及其他人事关系等等。一个县长,对于一个县有好多区、好多乡要知道。专员要知道各个县(有的10个县、有的4个县)的情形。我们整个边区30来个县市,不仅要了解有八、九万<平>方 <公>里土地,150万人民,还要了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政权工作者要做到这一步,就要研究。但不是用主观主义这本事去了解。我们用两个本事:一个,领导者要打开望远镜。比方乡长要看到全乡的事情,周围有几十里路?同别的乡有什么关系?与区上有什么关系?一个乡长要培养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思想,把各方面都注意到,像用望远镜一样的去了解,调查研究。但是光用望远镜还不行,还要有显微镜,因为光是模模糊糊漫画似的,望远镜是不够的。显微镜看得比较明确一点,用了显微镜当真可以了解那东西,看到一滴水中到底有多少微生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方面,同时看得很深刻,我们就能够分析、综合;我们看清楚还不行,我们要做到总 <综>合,然后处理,那种不够明确、糊里糊涂地处理问题是不好的,我们要把自己锻炼培养成各方面看问题比较明确,那就先要具备望远镜、显微镜的功能。这样,领导者脑筋中初步的把握就可以有了。除此以外,领导者还要有责任心和积极性,把政策于实际当中实现。事情是在时常发展和变动的。譬如在锄草时要锄草,不锄就会把庄稼防<妨>碍,事情要有时间性、空间性。大家要有积极性、责任心,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总是想把人民的事情搞好,都有这好的心肠。如把这事情联系起来,自然工作就可以做好,效力就可以提高。我们政策当真的从人民出发,同时又经过人民的考验。人民是前进的,我们跟着前进的人民,但人民中也有某些落后,这就不能跟着他的尾巴。所以,我们要发扬人民的前进心,克服群众的落后性,领导的艺术就在这里。现在就要把作风健全。在过去八九年的政权工作中,什么都总结是很困难的,但总结一二件做得很好的,就可以摸到一些规律。我有这样一个提议。还有制度、法令可以分别归纳起来,还可以另开会讨论。今天讲的大家都可以照着做,将来有什么还可以通知。谢老这个报告,综合去年作风座谈会上谈的,把它系统化地写出来了,刚才各同志又有补充,这可以酝酿一下,把原报告整理出来。总之,我们一定要改善作风,使得作风更能适合人民的需要。而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我们是能够做好的。 (选自《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注释: ①原标题为“林主席发言,45.6.13下午于办公厅”。现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②李鼎铭,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③马锡五,时任陇东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 ④原标题为“林主席开会词”,现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⑤原标题为“林主席讲话”,现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⑥谢觉哉,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⑦罗迈,即李维汉。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⑧刘景范,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⑨南汉辰,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⑩贺连城,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 (11)高自立,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 (12)罗成德,时任三边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 (13)杨玉亭,时任关中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 (14)原标题为“林主席在作风座谈会上的发言”,现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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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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