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林伯渠 > 全文图书 > 林伯渠文集

抗战中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

林伯渠

(1941年5月30日) 　　在抗战中，中国大资产阶级不彻底的路线与无产阶级彻底的路线的斗争并不限于政治方面，而且还在经济方面。最近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268)关于财政经济的政策及国民党八中全会(269)关于财政经济的决议案，充分地说明了在经济上的两个不同的路线。共产党与国民党对财政经济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因此具体地表现在政策上的，也就有不同的两种政策。 　　共产党认识财政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是根据于对物质力量的认识，对目前中国阶级关系的认识。我们是唯物论者，我们认为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无论在抗日战争中或任何革命过程中，财政经济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抗战需要力量，需要物质的力量，需要财政经济的力量。其次，由于我们总的政治路线是团结各抗日党派、阶级与阶层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路线决不是空洞的东西，必须具体地表现在各种政策上，尤其是不能离开财政经济政策。我们能不能团结各抗日阶级，能不能吸收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很重要的一点，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有照顾各抗日阶级利益的财政经济政策。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财政经济政策对于抗战，更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资产阶级方面，并不是一向把财政经济政策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不是幻想经过九国公约(270)来解决中日问题，就是想再演一次三国还辽(271)的往事，总不相信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也就不注意培养抗战的物质力量。结果我们看到，大资产阶级的财政经济政策，是依存帝国主义的政策，维持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畸形状态的政策。这次国民党八中全会特别强调财政经济问题，不是说明大资产阶级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因此加以纠正，而是国内外新的形势使得它不能不看重财政经济问题。大资产阶级现在强调建国，强调经济统制，强调最后胜利取决于经济，主要的是为了加紧对内统制，投机渔利，而不是为着支持长期抗战。因为在大资产阶级看来，抗日反共两面政策中，现在抗战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它轻视敌人的进攻而认为军事危机已经过去，也就是它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根据。既然把统治危机看成在内而不在外，那么它就要动员经济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对付人民。另一个使得大资产阶级强调财政经济的原因，是财政困难相当严重的客观事实。一方面是支出与日俱增，物价不断飞涨，另一方面是收入远不抵支出，纸币发行已达通货膨胀，英美的援助不大且不可靠，对苏联又不愿靠得太紧。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企图缓和因囤积居奇、物价高涨而引起的广大人民的不满。这次八中全会提出些不能兑现的支票，如扩大直接税体系、严格征收过分利得税，扩大保险范围等，(即是用)来掩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 　　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在财政经济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我们是为着支持长期抗战并照顾各抗日阶层人民利益，而不是只利于大资产阶级，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而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政经济政策。 　　我们与大资产阶级的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我们主张自力更生，大资产阶级却依靠美英的外援。我们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不依靠自己力量就不能支持独立自主的战争。事实上，我们只要善于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我们是有足够自力更生的条件的。可是大资产阶级因为其本身政治经济力量的薄弱，因为害怕民众动员、害怕进步，所以它把希望放在美英帝国主义身上。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要发展国民经济，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完成自给自足，而大资产阶级却乞怜于外债与外汇平准基金，对货物进口限制不严以取悦于外商，不发展国防工业，把大部分从沦陷区迁来的工厂都集中在西南地区，甚至容许仇货倾销，操纵外汇黑市。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只有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如果单靠美英外援，那是很危险的，那是把我们的抗战的命运寄托在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意志之下。这正是投降妥协的来源之一。 　　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又表现在我们积极发展生产，大资产阶级却投机垄断囤积居奇。我们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随着抗战而来的经济困难，保证前线的给养与后方人民的需要，而大资产阶级只知道自私自利，利用战争与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发其国难财，造成囤积居奇的奇观。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把生产看成经济建设的主要环节，组织农业上的春耕秋收运动，并发展手工业，把大量的资金投到工业生产上去。但是大资产阶级对于投资生产事业总是迟疑观望，使得大后方的工厂深感缺乏资本与原料难于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却把存在外国银行约在二十万万元以上的游资，拿到国内来做投机买卖，赚取高额利润。这样便使得生产萎缩，物价上涨，金融紊乱，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抗战事业不能不受到损失。不从加紧生产着眼，只顾投机取巧，将使抗战经济陷于不可收拾的局面。 　　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又表现在我们实行自由贸易，大资产阶级却加紧经济统制。我们认为发展自由贸易，在今天中国小商品经济普遍存在时，是必要的。只有经过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增加生产，刺激流通，否则就会窒息经济生活。可是大资产阶级却连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期许多国度资产阶级所拥护的自由贸易政策，也都放弃了，它采取统制手段来独占利润，来达到从经济统治加强政治统制的目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保护商业资本，统一征收货物捐税，发展交通，开拓商路。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为使自己进一步投机操纵，大发国难财，于是把统制经济发展到极点，从秘密到合法，从特殊物品到日用必需品，从生产到全部消费的过程。八中全会还确定粮食的专卖与征收实物，把田赋收归中央，运用军事管理到经济机构中去。在这样的统制之下，农民因受过分剥削而不愿积极生产，中小商业受到排斥，广大的人民更加贫困。 　　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又表现在我们要改善人民生活，大资产阶级却加紧压榨人民。我们相信，只有使人民生活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才能发挥他们抗战的积极性，把他们的力量组织到抗战建国的事业上去。但大资产阶级说改善民生是“煽动阶级斗争”。他们不仅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反而加紧剥削人民，摧残抗战的力量。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适当地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注意平抑物价，严禁垄断居奇，实行统一累进税，并从战争的长期性出发，注意爱护民力，积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另外的一套，他们从不想到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因此增加苛捐杂税，抬高物价，来加重人民的负担。他们认为农民还可以多加剥削，并把减低工资看成平抑物价的一个办法，结果不仅使工人、农民难以维持生活，就连过去生活比较优越的公务人员也被迫去拉黄包车，堂堂少将不得不驱使自己的女儿到街头上去出卖肉体。到底应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抗战力量，还是应加紧剥削人民，来满足少数人民的私欲，这已是无庸争辩的问题。 　　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又表现在我们要照顾全面，大资产阶级却只知自私自利。我们了解到要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必须照顾到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利益，善于调剂阶级关系。但大资产阶级单看到自己阶级的利益，不能把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它的经济政策固然大不利于工农，也无利于中小地主、民族资本家及广大的中间阶层。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保护一切抗日阶级的利益：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也不反对资本家赚钱；要地主减租减息，也保证农民交租交息；要全体人民都负担抗日经费，也顾及到贫民的困难，要商人不去投机垄断，但也切实保护正当营业。而大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和大封建势力，来加紧剥削工农小资产阶级，来摧残民族工业，他们并用统制贱买来压倒中小地主，统一田赋征收来加重田赋并削弱地方的财政力量。他们对一般的消费者，除其他捐税外还按价征收消费税，除剥削工人以外还限制工人改业，束缚工人的身体的自由。他们对人民的抗日民主地区，如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厉行经济封锁，对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但不发军饷与弹药，而且更荒谬地宣布新四军为“叛变”。这些都是严重地危害着民族抗战的。 　　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又表现在我们依靠民众来发展经济，大资产阶级却与民争利，垄断一切。我们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热忱，工农商业的发展，现在必须以私人经营为重心，政府只能帮助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公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但大资产阶级只要有利可图，都据为私有，丝毫不顾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利益。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组织群众垦植开荒，奖励私人企业，保护商人营业自由，发展人民的合作经济，而大资产阶级则统制农产品的产销，妨碍私营工厂的发展，排斥资本较小的商业，把可以获利的东西都囊括殆尽。大资产阶级的这种作法，自然不能不使我国国民经济凋蔽下去。 　　财政经济政策的不同，最后更表现在我们廉洁奉公，大资产阶级却把贪污舞弊发展到最高点。我们站在人民公仆的立场上，知道要爱惜人民的每一文钱，把它用到最适当的地方去，不容许丝毫的贪污浪费。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却不然，他们钻营职位，营私舞弊。这种不同表现在事实上的，是我们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发动机关部队的生产运动，实行公务人员的津贴制，对贪污在五百元以上的公务人员判处死刑。大资产阶级则互相包庇，上行下尤，借统制来做私人买卖，把贪污公款看成常事。对发财至一万万元甚至几万万元以上的可以不闻不问，只抓着一些可怜的小职员来开刀。相形之下，可以明显看到，究竟谁是真正地完全地站在民族抗战利益上的呢? 　　在抗战营垒中的这两条经济路线，区别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为着抗战的利益的，另一方面是不利于抗战的；一方面是团结各抗日阶层的，另一方面是反对广大人民的；一方面是把握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的，另一方面却想倒行逆施，一意孤行。总起来说，一方面是真正合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另一方面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因此，应当把这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把争取合乎团结抗战利益、合于我国经济发展利益的经济路线的胜利，看作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的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斗争中，我们还是再三地劝告财政经济路线错误的主持者改弦易辙，痛悔前非，顾全民族团结，实行三民主义。不然，这种错误的财政经济路线对于民族抗战的祸害，是不堪设想的。 　　财政经济上真正实行自力更生，反对国民党当局错误财政经济路线的斗争，是坚持持久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反对新的慕尼黑阴谋(272)的斗争的主要一部分。我们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来进行这一斗争。 　　正像坚决地执行正确的抗战路线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也将坚决地执行适合抗战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我们将坚持地为实现边区施政纲领所规定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斗争。 　　根据1941年6月15日延安《解放》第103期所载刊印。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