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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林伯渠传》编写组

国民党一大前后 　　林伯渠抵沪不久，就要跟随他多年的曾福将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送回湖南老家，而独自一人留在上海。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开始酝酿国共合作的时期。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从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世界革命潮流，改变了一大时那种对其他党派“断绝一切联系”，一概采取“攻击、排他的态度”①，明确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指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②。八月十二日，马林随苏俄代表越飞回到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后又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的时候，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一九二二年八月初，孙中山离开永丰舰，经香港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由于多次的失败，特别是他自己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叛变，使他更加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学习俄国，取得俄国的援助。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也有力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使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中共西湖会议之后，当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时，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非常高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③。他并向陈独秀、李大钊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方法，按着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说“你尽可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几天之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林伯渠十分敬仰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精神，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避居上海后，他仍然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述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的会晤，他大都参与其间。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还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之间”④。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后，苏俄驻北京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彼此多次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也大都与林伯渠有关。 　　在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上海以国民党上海本部名义发表了改组宣言，承认中国已“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开始对其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即由过去的排满发展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则由过去之“建设共和”，扩充为直接民权，“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关于民生主义，除“平均地权”之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的意义，提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⑤。宣言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⑥。 　　一月二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通过了党纲及总章，重申三民主义为党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党的组成体制，废除了原来入党誓约和打手模等入党手续。规定：“凡中华民国之成年男女，赞成本党党纲，并愿确守本党一切规章，有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具入党志愿书，经本党给与党证者为本党党员”⑦。孙中山在会上的讲演，还特别强调了改进党务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改进党务，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才能“有胜无败”。这次会议，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寻觅党务人材，不拘方式的推荐，重新推定了中央各部的组织人员，委彭素民、林祖涵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树人、孙镜为党务部正副部长，林业明、周佩箴为财务部正副部长，叶楚伧、茅祖权为宣传部正副部长，张秋白、周颂西为交际部正副部长。另委居正，孙洪伊、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参议；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各部的部长大多数都是起用的新人。一月三十日，孙中山又委任谭平山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并要他先期回粤整顿党务。 　　林伯渠因事去广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当彭素民写信告知委任他为总务部副部长时，他立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攻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因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⑧。林伯渠不仅热诚拥护孙中山改进国民党党务的措施，并且表示愿意继续追随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大业。 　　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时，他与苏俄的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继一九二二年底马林赴桂林同孙中山商谈国民党与苏俄结盟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与孙中山半年多的通信联系，又由北京抵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越联合宣言》。越飞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之最重要最急迫问题，为完成全国统一，并取得完全之国家独立。”“关于此项大业……俄国人民对于中国表最热切之同情，并愿予以赞助。”⑨孙中山也再次表示，热烈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之帮助。这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已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最终确定了联俄的政策。随后，他又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商谈具体合作的办法。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会同粤军许崇智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又回到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并于三月一日成立了大本营。孙中山抵粤时，林伯渠尚在广州。因二月二十三日谭平山还在给彭素民写信，挽留林“在此地多住几天”，帮助他整顿党务。大约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后不久，林伯渠即离粤赴沪，就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职。新委任的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系江西清江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后流亡日本，与林伯渠等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林早就有交往。林回到上诲，为加强总务部的工作，同彭商量又请了张太雷到国民党总部担任干事。 　　国民党总务部，按国民党总章规定，它的任务是；“管理本党机要文件、印信、统计及与国内外各部处之接洽，并办理不属于他部之事务”⑩。因国民党中央还未设组织部，实际上，它还担负了组织部的任务，当时国民党中央发出的有关任免干部和组织方面的文电，都要有总务部长的签署。作为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除协助部长处理部务以外，按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的规定，他还担任着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经常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文电的事务(11)。 　　林伯渠回到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中央党部，不久妻子伍复明和孩子来到上海，又移居到巨籁达路松鹤里。这时，长期跟随他的曾福也带着妻子和他们住在一起。据家人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他家来往的人很多，既有林的同乡朋友、国民党友人，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二七惨案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遭到通缉，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到上海，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来沪，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蔡畅、谭平山等人，都先后到过他家。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指示精神，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再次肯定国民党“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批准了党在杭州西湖会议决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针，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也要大规模地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12)。决议还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后，仍要保存和扩大我们的组织，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阻止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及“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反对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13)。中共三大这一决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对于中共本身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三大以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邓中夏出任委员长，党员也按居住情况重新编组，林伯渠被编到第三组即西门小组。为了贯彻三大决议，上海区委曾集中讨论了国民运动问题，决定全体同志于最短时间内加入国民党，增设“国民运动委员会”，以便与中央特派员和地方全体执委共同商定有关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应付方针、进行方法及实际参加人员派遣”等问题(14)，上海区委在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还指定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林伯渠、张春木、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湘、刘宜之等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指定林伯渠、张国焘等为区委的政治报告员，轮流到党的各小组或大会讲演有关时事政治问题。 　　因为林伯渠既是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他有关。例如，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问林伯渠，有无办法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回答说有办法。不久，林伯渠即找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商量，决定由毛泽东回湘进行组织。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就是说的这件事。信的原文是： 　　伯渠 　　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二十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15) 　　当时，正是湖南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互相争夺省的控制权，信中所说谭赵即指此二人。“北军”，系指支持赵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信中所说的夏希，即共产党人夏曦；苏中即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徐苏中。 　　毛泽东这封信，不但反映了他本人在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中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林伯渠在帮助孙中山改组与复活中国国民党，介绍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所处的一种特殊地位。毛泽东这次回湘，直到年底才离开。他先后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但国内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同林伯渠有关，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八十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同林伯渠的活动分不开。一九二三年六月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接到旅欧总支转呈周恩来等意欲加入国民党的报告，七月，经林伯渠与彭素民商量，即以部长彭素民的名义复函巴黎王京歧，准其援国内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成例，接纳周恩来等加入国民党。随后，在改选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时，还选举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熊锐为政治委员会的会长，任卓宣为评议部的评议。其后，王京歧回国述职，周恩来并一度代理执行部长。周恩来等人参加国民党，这对后来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发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三年十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延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党、团区委和中共中央与团中央驻粤委员又进一步讨论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于是，孙中山于十月十四日又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致电上海国民党总部，请孙洪伊密电北京，催促李大钊即日来沪会商。二十四日，孙中山在粤召开改组会议，委任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任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正式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十月二十八日，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分区整顿广州市党的组织，定于明年一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六人)，筹办出版国民党周报，起草党纲。嗣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至上海，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令他全权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为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我们的同志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关于矫正其政治观念，主要是“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使国民党的力量“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再次要各地方同志立即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在选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应尽力帮助比较急进的分子当选，以便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为贯彻这一通告的精神，中共中央还于此时派邓中夏到北京、保定、天津、济南，派李大钊到湖北、湖南，与各地同志预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他再次来到广州，一方面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的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与谭平山还多方活动，终于使这个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即由总理从在粤选出的十二人中选派获票最多的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三人为代表，而毛泽东等三人则按海外分部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另外，再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作为湘省的指定代表。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扰破坏，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等许多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并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随后，又推选谭平山为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使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除仍旧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以外，又决定在汉口增设一个执行部，并委派执行委员覃振、候补执行委员张知本前往主持，以便就近指导湖南、湖北及陕西三省的党务。嗣后，因张知本坚辞不就，覃振滞留上海，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派林伯渠前往主持。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林伯渠秘密潜往汉口，并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这时，为接济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弟、四弟，减少家庭生活的开支，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也带着孩子回到湖南乡下。 　　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升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 　　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16)。与此同时，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17)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于在武汉已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18) 　　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舁榇执绋，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述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暖昧态度。在国民党中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19)。他还亲自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在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条件下，一九二五年六月间，广东革命政府消灭了盘踞在广东近郊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约二万余众，铲除了这个心腹大患。七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随后，又将党军(即黄埔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建国粤军和福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在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时，还决定成立监察院和惩吏院，并推举林伯渠、谢持、黄昌谷、甘乃光、陈秋人五人为监察委员。从此，林又投入了监察院和整顿广东吏治的工作。 　　国民党监察院的任务，按监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主要是监察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如查得有舞弊亏空及溺职等情，起诉于惩吏院惩办之。林伯渠在监察院的工作中，一开始就强调依靠民众和惩治贪官污吏，在监察院成立时，他即明确指出：“我们现以革命党人资格，服务于监察院，不仅倚民众为后盾，以承无过，并须立于民众之前，铲除一切贪官污吏，始能实现民众所欲求之福利”(20)。林伯渠曾先后参加司法调查委员会、查办粤汉铁路积弊委员会，调查处理粤汉铁路局侵吞路款和电报局的罢工案件，并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审查古应芬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及军需总监时的全部收支账目。 　　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坚决推行广东军事、民政、财政统一的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用卑鄙手段刺杀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又直接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廖仲恺遇难后，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的遗缺，国民党中央最初的决定，是以林伯渠补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森补其中执委常委。嗣后，因林森与邹鲁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国民党中央遂又决定以林伯渠、谭平山代理林森和邹鲁的中央常委的职务。这时，由于在追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中，发现国民党中执委常委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国民党另一名中执委常委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魏邦平均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牵连到胡、许二人，胡汉民因而赴苏，许崇智去上海。而另外两名中执委常委丁惟汾，于树德又早已去北京。这样，留在广州的中执委常委就只剩下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三人。按照国民党总纲的规定，主持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必须有三名常委兼任秘书。因原定兼任秘书的三名常委，廖仲恺牺牲，胡汉民和邹鲁离去，所以在林伯渠被推选为代理中央常委之后，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又决定以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兼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 　　林伯渠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后，除经常出席和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代表国民党中央参加群众各种集会以外，他还参预决定和领导了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的东征和南征。 　　还在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处理廖案的过程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残部，就乘机占领了河源、博罗、河婆、老隆、紫金等县城，勾结广东北江熊克武部和南路邓本殷部，企图侵扰广州，于是广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遂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十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三两军首先在北江击溃熊克武部。中旬，由一、四军和攻鄂军等部队所组成的东征军攻下惠州，占领东江所属各县，消灭了陈炯明残部。十一月初，南路抵御邓本殷部的国民革命军，在第二、三两军的支援下，也连下高雷钦廉各州，消灭了邓本殷主力，迫使其率残部退守琼州。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不仅基本上扫除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统一了广东，并且为两广统一和准备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又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逆流。一九二五年九月下旬，林森、邹鲁利用率“外交代表团”北上的机会，在沪与谢持、居正、叶楚伧、郡元冲和戴季陶商议“分共”，决定先由谢持径行入京，林、邹则溯江而上，去武汉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谢持和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便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解除俄人鲍罗廷之顾问职务”、“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多种决议案，公开打出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和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山会议。 　　林伯渠在得悉右派分子召开西山会议的消息之后，与在广东的国民党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立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通电，严加驳斥。他们号召全国及海外的全体党员，不要为右派的异说所迷惑，坚持先总理的主张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并宣布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纷纷发表通电或函件，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共与分裂活动，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对其从严惩办，以肃党纪。嗣后，国民党中央还通电各级党部，撤消了邹鲁广东大学校长及北上外交代表的职务，查办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停止了上海执行部的职权。反对西山会议派的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后，还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就决定要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大。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林伯渠在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第九十九次会议上，即提出组织重要议题委员会，“以便编订各种党务重要议题”，“通告各党员”(21)。正是根据他这一提议，国民党中央才决定由中央常委、各部部长和监察委员邓泽如与林祖涵组成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要议题委员会。此后，林伯渠曾多次出席或主持重要议题委员会，讨论各种议案的准备工作。十月间，他还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广东建立国民党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十二月一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与谭平山、汪精卫还联名提出，请派吴玉章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长，刘棻(伯垂)为文牍科主任，许甦魂为议事科主任，并得到了会议通过。吴、刘，许三人都是共产党员。 　　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本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鲍罗廷曾商量，打算在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公开开除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应争取占三分之一。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都赞成这个主张。但是，这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连续给广东发来几封长信，要中共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及西山会议派分子叶楚伧、邵元冲大开谈判，请孙科、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大会，并向孙、戴等人表示，中共决不包办国民党，在中央委员改选中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人数。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去广州，直接推行这一方针。这就使国民党二大的准备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然而，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责难，国民党二大还是如期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开幕了。是日礼炮齐鸣，飞机翱翔天空，与会代表和参加大会开幕典礼的十余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欢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祝贺大会的召开，希望大会能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政纲，坚持联俄和党内合作的方针，支持工农运动，制订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的计划。宣言还回顾了国民党一大后党内旧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淘汰的历史，指出：“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反而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希望大会能对国民党中旧有的反革命分子及“假孙文主义、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采取坚决的态度，森严党的纪律，“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林伯渠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党团成员之一，他和毛泽东、谭平山还被推举为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在一月四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他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会议报告了大会的筹备过程，历述了第一次大会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内斗争的经过。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宋子文、刘尔崧、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毛泽东等，也分别向大会作了关于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人、农民、青年、商民、妇女、宣传等方面的报告。 　　由于这次大会是在五卅运动和广东统一之后，群众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压倒优势，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当时还属于左派的汪精卫等人，也都希望能排除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所以会议在就上述报告所通过的相应决议与大会宣言中，再次宣布了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重申国民党一大的政纲与政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发展革命运动的计划。会议还不顾蒋介石和张国焘等人的阻挠，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伧等，要他们限期悔过，否则即开除党籍；训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对于参加“同志俱乐部”和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右派分子，会议也作出决定，对他们进行了纪律处分，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和分裂活动。 　　大会在最后的选举中，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反对增加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名额，甚至连汪精卫提出的全部保留一届中委中的共产党员的主张，他也极力反对，致使陈延年、周恩来等在会前提出的新选中委中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的主张落了空。相反，却使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等当选为中委。在监委的选举中，右派更占了绝对的优势。虽然如此，会议仍选举了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七人为中委；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韩麟符、邓颖超、许甦魂等六人为候补中委；高语罕、江浩、谢晋等三人为监委或候补监委。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又被选为中央常委(共九人)。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各部部长与秘书的人选当中，共产党员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秘书谭平山、林祖涵，秘书处书记长刘棻；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罗绮园，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不久，宣传部长也由毛泽东代理)；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妇女部秘书邓颖超；海外部秘书许甦魂，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决定设立的财务审查委员会(掌管党务经费的分配)的五名成员中，也有四人是共产党人，即林伯渠、董必武、韩麟符与恽代英，而且林还是该会的主席。此外，谭平山、林祖涵还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恽代英是党务审查委员会成员，高语罕、谢晋是党籍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说明，在大会选举的中执委中监委和在其后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仍有很大的力量，右派分子在大会前所鼓吹的“分共”阴谋并未能得逞。 　　总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因陈独秀等人推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等所谓中派在中执委、中监委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给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它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所以如此，这主要是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许多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 　　国民党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于二月十二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参加大会的代表回到各地后，均应依照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及本党的政策，订出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痛斥国民党右派的错误，扩大“以C·P为核心”的国民党组织。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因陈独秀“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22)，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又集中地讨论了现实的政局和党的当前任务。会议针对帝国主义正加紧分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纠集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对革命策源地广东发动进攻的形势，明确提出：“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将广东国民党政权推广于各省(23)。同时还指出，党的“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24)。 　　林伯渠在国民党二大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二大总的精神，立即转入准备北伐、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运动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第一任农民部长时，他就聘请彭湃为农民部的秘书，制定了农运发展计划，提出应调查农民生活和土地占有状况，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农民“非有大联合的强健的团体组织”，则不能“扫除一切的障碍”(25)。后来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就是以这个计划为发端的。国民党二大再次委任他为农民部长后，他首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亲自拟定了该会的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并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批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林伯渠本人以农民部长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八名委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党员。这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聘请毛泽东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当时林伯渠十分重视和尊重毛泽东。他虽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每次开会都非常尊重各委员的意见，许多有关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下达的。本来按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农民部主理”，“是辅助”农民部指导全国运动的(26)，但实际上林伯渠却将该会变成了集体领导组织，而农民部倒成了具体的执行机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当时关于农运的许多正确主张，才得以贯彻到全国。 　　为了发展全国的农民运动，特别是中国中部、北部的农民运动，在林伯渠主持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扩大农讲所的名额为三百名，将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各省的学员，并决定聘请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等为农讲所教员。 　　林伯渠还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校址、经费和招生等问题花过许多心血。农讲所原所址在广州的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因第六届招生名额扩大，农民运动委员会遂决定增辟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但是，当时不但学宫仍为第二军官学校所占，而且广东大学校长还索要原有乡贤祠等处学生宿舍。后来，只是因为林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农讲所校址的问题才获得解决。关于经费的问题，当时仅开办费即要六千余元，另外每月经常费(包括办公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还需要近八千元，而农民部每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七千余元，即使全部用来办学，也还不敷农讲所的开支。这个问题最后也是经过林的多次交涉，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农讲所每月的经常费由中央财政中指拨。 　　第六届农讲所自二月六日农民部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之后，三月底各省学生相继到粤，最后实际入学人数是三百二十七人。他们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区，特别是北伐将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和福建等省来的人比较多，其中广东省仅有二人。这些学员经过毛泽东等的培养教育，绝大多数后来成了各地农运骨干。广州农讲所，不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对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战争有很大的影响，对后来中共创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来说，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七年林伯渠参观广州农民讲习所，在回忆当年他与毛泽东等培养干部、播种革命火种时，还写道： 　　发轫于西南，事业新鲜。种播全国走将遍。辛苦事情算什么，义胆忠肝。 　　延安十四年，窑洞连山。培养干部有万千。抗日解放胜利了，预计果然。(27) 　　林伯渠领导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所采取的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是，编辑和出版有关农运的刊物与书籍。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把彭湃等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到各省，同时给各地同志提供有关农运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运动的材料，农民部出版了《中国农民》月刊(每期发行五千份)，增设“编绎干事”，编辑《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先后出版了《农民运动须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农民合作概论》等文献。这些刊物和书籍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又有从事农运的具体作法和经验，深得各地从事农运同志的欢迎。毛泽东稍后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林伯渠再次主持农民部期间，还督促各省建立了农民部，确定并增加了农运经费。国民党二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 　　“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28)。为贯彻大会的这一决议，林伯渠多次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各省市区党部尽快设立农民部，随时将各地的农民状况、农运发展及进行计划报告中央农民部。为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通告中还明确规定，“如不按时报告即将该省之农民运动经费停止发给”(29)。 　　为了加强对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30)，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召开了广东各路特派员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给特派员发了长期舟车免费证。 　　在督促各地建立农民部以及加强各级农民部彼此联系的同时，林伯渠还利用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商得国民党中央同意，每月拨付中央农民部经费七千余元(内中包括补助广东省农民协会六千余元)，各省农民运动经费一万二千元，总计一万九千余元，如果把办第六届农讲所增拨的经费计算在内，每月的农运经费即达二万七千余元，在国民党各部中，农民部的经费是最多的。这一点对各地农运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其所以能够出版农运刊物和书籍，选送学生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者农民运动的工作会议，任命专职农运特派员，都直接与这笔经费有关。各省农运经费，开始时由交通局按预算支付，因为常常不能按时或者如数支付，后来中央农民部又决定改为由部直接汇寄，各省直接向中央农民部报销。这从经济上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农民部同各地农民部的联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重大措施，各省相继建立从事农运的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运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不但广东的农运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也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几个省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对全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检阅。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即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告：“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考”；此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是“各省农运同志与广东农民相互提携的绝好机缘”(31)，要各省农民部负责同志准备来粤参加大会，并准备有关本省农民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届时带来进行交流。农民部还筹措拨付了会议的全部费用，包括各省代表来粤的旅差费。 　　这次会议，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大同时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代表，除本省二百一十四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十一省的十八名代表也都出席了大会。它实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 　　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鸦片战争中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的反抗，都充分表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今日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就是要解放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有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他在报告中还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铲除危害农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排除直接压迫或间接压迫我农民的“买办军阀”，做农运的同志无论何时都要“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去做”。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工农亲密团结的气氛。这次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大”共同做出的)，充分肯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这些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32)。决议还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33) 　　林伯渠再次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后，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尽量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连续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中国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正当林伯渠倾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却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排挤共产党人的逆流，迫使他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位，中断了他对农民部的领导。 　　六军党代表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依靠在建立黄埔军及东征中捞取的资本，在排挤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下令逮捕共产党人，派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迫使部分苏联顾问回国，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接着，五月十五日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并得到会议通过，从而使许多右派分子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要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太雷等都主张应立即对蒋进行反击。但因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已去北京开会，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前往北京，库伦与冯玉祥进行谈判，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同谭平山已去苏联，汪精卫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就称病不起，第二、三、四、六几个军的领导人虽对蒋不满，但无一人愿意或敢于率先进行反击，这一主张却未能实现。后来，陈延年回到广州虽又计议过此事，然而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上海中共中央已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并赋予张国焘以全权到广州处理此事，因此也未能实行反击。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因张国焘多次以党纪相要挟，要中共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强制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执行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方针，以至在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被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称病不再视事，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代理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林伯渠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明明觉得应对蒋进行反击，可是碍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又不得不经常出席甚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介石相周旋，在公众面前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有一段时间，他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希望鲍罗廷回来后或者还有些办法，但这种希望也落空了。四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谭平山、胡汉民由海参崴乘船同时回到广州，他不但未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多方设法想与蒋介石弥补关系，这不仅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就连胡汉民也很快去了香港，称病不起的汪精卫亦于五月十一日“秘密离粤”，赴法养疴。所以，林伯渠的这种困难、尴尬的处境，一直延续到“整理党务案”之后。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国民党中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长，林伯渠同时辞去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从此，他即集中全力从事第六军的政治工作。 　　六军的前身是程潜的攻鄂军。广东国民政府举行东征的时候，林伯渠就担任了攻鄂军及该军讲武学校的党代表。不过当时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特别繁忙，并未参加东征，他所作的一些政治工作，还只是指导讲武学校招生、帮助学校建立党团组织、支持进步学生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命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开始一段，林对六军的政治工作仍然过问不多。中山舰事件后，六军第十八、十九两师集中到惠州、博罗、石龙一带进行整训，原由吴铁城部改编的第十七师，因吴被免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及被逮捕，由广州附近调至石龙参加整编，林伯渠曾于四月初去过一次惠州城，帮助程潜整编部队，建立起六军的政治工作，但那一次时间也并不长，又很快回到广州。所以，林伯渠真正集中全力于六军的政治工作，还是在他离开农民部、第二次到惠州城之后。 　　六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翁腾晖部等杂牌军组成的，内部矛盾重重，如何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成坚强的革命队伍，是相当艰巨的。林伯渠到六军后，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磋商，首先协助程潜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 　　为了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林伯渠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由于一时难以在各师的团、营、连建立起党代表制度，配备政治工作人员，他经过调查与李世璋等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研究，先在各团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以便尽快地把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发现和考察政治工作人材。六军团以下的政治工作，就是经过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才建立起来的。 　　还在一九二五年底，为了解决湘军的编余人员，为二军和湖南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广州曾以“湖南政治研究会”的名义创设了一个政治讲习班，林伯渠与谭延闿、程潜、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同为该校的理事。在通过各种途径招收的四百多名学生中，十分之九都是湘籍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熊锐等都到该校授过课。林伯渠为了充实六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李富春和其他中共党员的关系，从政治讲习班和黄埔军校调了三十名学生到六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设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班，任命喻寄浑(中共党员)、王祯祥为该班指导员，请周恩来、邓演达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还请人讲述了《本军沿革》。这个班的学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六军的政治工作骨干。 　　在开展六军的政治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他离开农民部再次到达惠州时，六军正一面进行整训，一面在驻地附近参加剿匪。当时在博罗一带，有一股土匪三千多人，活动十分猖獗，经常从其老巢出来，掳人勒索，洗劫村庄，六军先后出动四个团才将其剿灭。不论是在六军的驻地，还是部队出去剿匪，林伯渠都特别强调要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意保护和支持当地的农民协会。 　　林伯渠与程潜和六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得比较好，他所进行的这些政治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程潜曾公开下令，禁止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孙文主义学会”，可是他却准许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正是由于林伯渠与程潜及苏联顾问等的共同努力，在六军中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工作，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调整和改善了军队的内部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才使这支杂牌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① 《一大前后》，人民出版杜1980年版，第9、17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5页。 　　③ 李大钊：《狱中自述》(原稿)。 　　④ 《边府林主席谈国内团结国共合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 　　⑤⑥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⑦ 《中团国民党总章》，1923年1月2日颁布，《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杜1978年影印再版，总页第1049页。 　　⑧ 转引自李云汉：《容共到清共》，台北1973年版，第158—159页。 　　⑨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8日。 　　⑩ 《中国国民党总章》，《革命文献》第8辑，总页第1050页。 　　(11)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1923年2月2日，《革命文献》第8辑，总页第1058页。 　　(12)(13)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第421—422页。 　　(14) 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7月9日会议记录。 　　(1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16) 《平民周报》1924年第8期，第6页。 　　(17) 《申报》1924年6月1日。 　　(18)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5页。 　　(19)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20)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 　　(21)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月。 　　(22) 《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23) 《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1926年2月。 　　(24) 《中央通告》第79号。 　　(25) 1924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计划》。 　　(26)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通告第1号，《中国农民》第4期。 　　(27)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6页。 　　(28)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61页。 　　(29) 1926年3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通告，载《中国农民》第5期。 　　(30) 林伯渠，《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31) 《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 　　(32) 《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33) 《国民政府现状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