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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长征前后 |
| 《林伯渠传》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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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理财
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肩负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的重任。当时，敌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虽已被粉碎，但仍对苏区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封锁，加上党内的“左”倾错误，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面临严重困难。
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去专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正式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训令指出：“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①。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林伯渠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为副部长。
林伯渠到职后，在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中，首先抓了粮食问题。因为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受敌人抢劫和烧毁，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和根据地群众都迫切需要大量粮食。
他认为，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多种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②。他除了关心、促进农业生产和纠正过去忽视粮食工作的错误观点以外，国民经济部成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第一号训令。一方面要求粮食调剂局从粮食较富裕的地区多采购一些谷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和妇女会的代表参加，展开讨论，以便采取说服、鼓励、竞赛等方式，发动群众在最近两个多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子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在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粮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在安排好解决青黄不接的粮荒工作以后，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转移到夏收以后的粮食工作上。当时，用野里碧绿的稻浪，随着熏风的吹拂，很快就要变成金黄的穗浪了，两个月之后，新谷即将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苏区的粮食本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若没有全盘的、周密的计划，那就容易造成粮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秋收后谷物跌至六、七角钱一担，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奸商、地主乘机操纵，将大批谷物偷运出境，或者大量囤积，待价而沽。有鉴于此，他于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国民经济部第二号训令③，将此情况告诉人民群众，并且指出，为了充实红军供给，保障后方民食，我们必须开展储粮运动。
如何开展储粮工作呢?林伯渠着重提出了两条措施。第一，“倡办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农村中的其他劳苦群众的股份(用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的。秋收后社员需钱用时，可将粮食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储存一部分，以供来年社员的急需；其余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较高的地方出卖或者出口(到白区)。这样不断籴进粜出，既可扩大资金，又可使社员获得盈余。开办粮食合作社，可使苏区的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从而保障民食，免受剥削之苦。训令要求务须在每一乡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第二条是“建造谷仓”。林伯渠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公家将有很多的谷子要在各区、乡保存，如今年的土地税，决定征收谷子。红军的公谷，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都准备了很多的现款在秋收后来收买粮食……还有粮食合作社，也有不少的谷子。总共这些谷子，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要把它集中于一处，是万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保存谷子，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
他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帮助并催促各区、乡政府，调查旧有谷仓，加以修葺。在还没有公共的谷仓的乡，要建造谷仓一处，至少以能容纳三百石谷子为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负责)，以供粮食合作社之用。在每区要建造谷仓数处，每区谷仓容纳谷子的数量，要以规定该县储积粮食的总数量为标准，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会同财政部，按照该县区数之多少估计建设各区谷仓的数目。”他还周密地考虑到，安置谷仓，须觅有掩蔽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随后，又领导建立了谷仓管理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谷仓管理规则。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适当，又发动了群众，上下一起努力，到这年八月间，兴国、瑞金等县都建立了一批粮食合作社，仅兴国就有八十三个，瑞金壬田区有十二个。这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比上年增产一成半。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生产，均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人民委员会于七月间决定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号召。翌日，林伯渠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十五日大会发言，就开展经济建设竞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日，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筹款、加强新区和边沿地区的工作、培养干部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的开展。
紧接这次大会之后，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部十一县(有三个县因故未能参加)在博生县(宁都)也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两次大会的召开，大大地调动了各县的积极性，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在整个中央苏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同时，林伯渠受命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④，原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因自己错误造成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反而嗔怪邓子恢对克服困难没有办法。他们的批评是不客观的。本来，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时候，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唯一正确的财政方针。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死啃教条，认为这种方法不正规、不光彩。他们不待时机成熟，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
第二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他们批评邓子恢的财政收入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思是说，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这一来，财政部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并且“日益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从而使财政重担全部落到根据地人民身上。然而，“当纸币发行达二百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而影响了前方需要时，就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⑤。
在这极其困难的年月里，林伯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物资供应，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毛泽东认为，在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⑥。林伯渠领导财政部，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确定副部长邓子恢兼管这一工作，并在地方和部队设立下属机构，提出向白区和苏区的地主、富农筹款六百万元的任务，规定在筹款中“对于地主富农要有分别，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⑦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征发没收工作。
其次，适当控制纸币的发行。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至于财政上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林伯渠为了稳定金融，在《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中规定，“国家银行应于九月起，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⑧，似便于掌握货币发行政策。
第三，充实干部力量，整顿机关作风。对财政部所属的公债局、税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单位，增加工作人员，减少兼职，整顿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帮助政府和部队的后方机关建立和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开展节约开支、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并且亲自主持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揭发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切实予以克服。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一九三三年最后几个月财政困难情况有所缓和。
一九三四年一月，林伯渠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大会原安排他在二十九日下午作苏维埃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后来主席团突然获悉蒋介石已经调兵遣将，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即决定先由毛泽东作紧急动员报告，并将会期缩短五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扩大红军、实行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作好运输救护工作、搞好经济建设等项要求和措施，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报告后，林伯渠接着报告经济建设问题。他首先回顾了两年来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就，指出：工业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一般恢复到了武装起义前的数量，农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建立了对外贸易机构，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打破敌人封锁的工作，改善了苏区内部的市场供应，粮食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发展了粮食合作社，动员群众收集了粮食。在谈到经济建设的意义时，他说：苏区的经济建设，既能“造成将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势与前提”，又是当前“工农群众争取解放的重要条件”。现在的“经济建设工作必须和战争动员联系起来，反对任何把经济建设与战争动员对立的观点，及一切‘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加强经济建设机关的领导，坚决打击一切对经济建设阴谋破坏及消极怠工分子”。对于当前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应着重抓什么的问题，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尽量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市场，开展合作社运动，集中资本，巩固苏维埃金融，特别是收集粮食运动，在目前更要加紧去进行”⑨。
他在这里强调粮食收集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既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同时也对后来的财经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一九三四年初至十月间，“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他们只从需要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盲目地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强调“正规战”，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不能到外线作战和筹粮筹款，这样就造成财源枯竭和粮食困难，因此，解决红军吃饭问题，就成了财政部门艰巨的任务。
中央曾经决定：“土地税完全收谷子，不准折谷交钱，公债也须以收谷子为原则，使能充分保障红军给养”⑩。林伯渠领导财政部遵照这一指示，把推销公债、征集土地税，甚至节省运动，统统转移到粮食的轨道上来。他核定了各地应交土地税谷子的数量，规定了公债折谷的价格，并组织干部配合有关部门有效地督促各地交纳。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到三月下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地)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11)。
在中央苏区军事、财政等方面越来越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联想到来苏区以后的亲身经历，感到“左”倾机会主义者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吴亮平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当然，他也不起来公开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坚决拥护。执行还是执行，但他对同志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一不搞阴谋诡计，二不走极端，总是维护党的利益”(12)。
同时，林伯渠也不惧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
他经常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他走入一个老百姓的家，进屋即闻到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缺盐问题和解决的意见。毛泽东支持他的意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晋遍地开展起来，暂时解决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他爱护干部，及时地指导他们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财贸训练班的学员姚名昆，被派往赣县江口，筹办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并任局长。他带去会计、出纳、采购、保管各一人，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帮助下，选了一家大店堂，雇了几个帮工，招牌一挂，爆竹一响，就开张了。他们原指望开张鸿发，生意兴隆，可是一连三个圩期，都生意清淡，眼看无法开展营业。姚名昆着急了，跑回瑞金，找林伯渠汇报。林伯渠见他思想包袱很重，就边安慰边开导他说：“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与白区商人主动‘搭桥牵线’，做争取他们的工作，这是关键”(13)。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对外贸易的意义，鼓励姚名昆做好工作。他听说姚名昆有亲属住在赣州，还特地叮嘱他要改个名字，以免连累亲属。姚名昆听了，愧感交集，信心倍增，回到分局，改名姚玉生，传达了林伯渠的指示，与同志们一起研究。他们收起招牌，关上店门，五个人穿起长袍，戴上礼帽，肩起钱搭，雇了脚客，扮成阔商派头，分头到储潭、大湖江、沙石埠、茅店等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主动同偷着与苏区作生意的白区商人搭桥牵线。于是，一笔笔生意在酒桌上拍板，业务大大发展了，一连几个月，营业额月月成倍增加。
林伯渠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经费的号召，他除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予以响应外，还同年轻战士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行政费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14)。
林伯渠在中央苏区一年半，广泛地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财政开支，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15)。
长 征 路 上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红军迭次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十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先后派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领导的湘赣红六军团前往湘西同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十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也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向湘西转移。
中央决定离开苏区时，确定项英，何叔衡、瞿秋白、陈毅、邓子恢等留下坚持斗争，林伯渠随军出发。临行前，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竟夕谈。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16)
当时，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结婚的夫人范乐春，正在做月子，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她的心里非常难受。林伯渠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又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能离开你们呢!”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就能开展工作。”并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17)。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她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后来，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
林伯渠和范乐春才生下二十几天的儿子，在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时，范乐春将他和邓子恢的儿子(生下十几天)分别托给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后来，林的小儿因范的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夫死改嫁，遂被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由洛口卖到漳埠，复由漳埠卖到靖石，再由靖石人卖到洛口之下洛赖平旺夫妇家中，取名赖平亚。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平亚找到武汉。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平亚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邓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另外，邓子恢当时还不知平亚被卖的经过，对范乐春将亲生儿子交外人抚养，而却将别人的儿子交其堂嫂抚养，也多少还有几分疑惑。因此，邓子恢便托杨立三把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给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一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长征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林伯渠被编在中央纵队，又名“红章”纵队。当时中央机关和后勤部门都编在这个纵队，共有一万多人。在长征的过程中，林伯渠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一起，经过千难万险，进行了艰苦的行军，同时他还担负着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的职务，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因为到了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过章水的第二天，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18)，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长征途中，林伯渠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经常是每到一地，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的问题。
十一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和潇水，进至湘江东岸，随后，经过一周的激战，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红军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仍然保持着庞大的中央机关，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带着大批辎重，迫使红军不得不作甬道式的前进。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不足四万人了。接着，部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这里山高路陡，桂系军阀胁迫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但行军日益艰难，部队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
由于这一带多是苗族、壮族居住的地区，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一次，他和部属一起去筹粮，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
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打开湖南通道县城，十四日占领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进军黔北，在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会上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将中央纵队(红章)与军委纵队(红星)合并。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方面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又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林伯渠热诚地拥护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在遵义得到暂时喘息的时间，这里物资比较丰富，红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补充，但林伯渠的工作这时却更加繁忙了。进入遵义城的第二天，他就派总供给部杨志诚随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一军团从事没收与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这时军委规定，各部队按规定的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自己部队一个月的食用以外，其他都要上报“没委”统一处置。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当时总没委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各种物资和一些现款分到有关单位。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它附近的桐梓等县城的商业也比较发达。林伯渠在进行没收和征发的工作中，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对城市的没收征发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要乱贴“空条子”；凡没收征发的事，均须经过没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向商人捐款一定要极端审慎，没有明显证明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对于商人兼地主的，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没收其商店。如果不没收其部分财产，采用罚款更有利时，其部分财产也可以暂时不没收，对于反动统治下的保甲长及在反动机关任职的普通分子，应根据其阶级成分及群众对他痛恨的程度，而决定是否没收，不能一般的认为凡是保甲长便是反革命，而立即没收其财产。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二月二十日，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负责。
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向四川天全、芦山一带开进。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和同志们一超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员使用。夜晚遇到特别难走的路，他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照顾其他同志。正如老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在回忆中所说：“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安全地通过。黄镇同志在长征中的那幅素描，画着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朝前，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20)
在进入四川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路上，林伯渠除了继续从事收集粮食和资材的工作以外，还参加了地方工作。他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早六时，由泸定行，行五十里，经囗基到兴隆坝(龙八埠)宿营。今晚开少数民族(夷民)会。博古同志意见：
1．夷民尚未形成一民族；
2．须要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
我主张提出：
A、民族自治；
B、区域自治。
嫌说话中未将侧重白夷事加力说明。
这里不但反映出林伯渠在长征路上参加党的民族工作，而且可以看出，从这时起，他就不大赞成用现成的民族定义来解释民族的形成问题，提出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设想。
六月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过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次日，又行九十里抵达懋功县城，与率领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来迎接中央红军的李先念会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全军上下都无比高兴。但是，这里是藏族地区，人口稀少，多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分缺乏，部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了大问题。到达懋功的当天，林伯渠便召集叶季壮、李湘聆、吴东生、杨志诚等商议筹粮问题。红军在懋功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共征集到五万八千余斤粮食，总算勉强地保证了红军的行动。为了加强筹粮和后勤工作，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
六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两河口。这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也到了这里。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组织远征军，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21)。会议还决定进行松潘战役，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以北地区，以便使主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林伯渠出席了两河口会议，并积极赞同党中央的方针。
为了帮助四方面军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解决两军统一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林伯渠组成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慰问。
当时，四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驻在岷江以西的理县、汶川(威州)一带。六月三十日，林伯渠等离开两河口，经过三天的行程，翻过虹桥雪山，于七月三日到达杂谷脑(即今之理县)。因四方面军后勤机关和中共川陕省委均住在此地，慰问团遂决定林伯渠留下慰问这里的部队，并了解有关后勤方面的情况，而由刘伯承、李富春继续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东门外沟，会晤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并慰问那里的部队。
林伯渠在杂谷脑慰问过程中，通过和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兵站部、财委、粮秣处、军需处、九军供给部和川陕省委的多方面接触，详细地了解了四方面军的组织、人员编制、所存现款物资与粮食情况，还协助他们进一步制定了筹粮计划。当时红军正准备进行松潘战役，军委划给四方面军的筹粮地区是杂谷河至马塘以东、黑水芦花以南地域。林伯渠协助四方面军划分了各军的筹粮地段和筹粮数目，提出由川陕省委书记负责，找藏民作干事，尽快组成筹粮队，协助部队筹粮，由茂州运四百包茶叶到沙坝，由杂谷脑运四百包茶叶到马塘，以便换取粮食、羊皮、布匹和其他军用品。他还向驻卓克基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发出一封电报，要他们再筹粮三十万斤，以补充这里粮食的不足。
然而，就在这时张国焘却提出要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由四方面军单独攻打松潘，并要中共中央速决我军“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而故意延宕攻打松潘的行动。他还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设军委主席和常委，由陈昌浩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策动陈昌浩向中央建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在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大的方针之下，“给军委独断决行”之权。
刘伯承、李富春在得知张国焘这一企图后，由李富春于七月六日一时，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说因“此事重大”，望中央预先予以考虑。次日晚，刘伯承、李富春回到杂谷脑，林伯渠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也感到问题严重。当时，李维汉奉中共中央之命，正在杂谷脑准备接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林伯渠曾告诉李维汉说：你这个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
由于发现张国焘企图控制军委和改组中央领导，松潘战役一时还难于进行。七月十一日，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离开了杂谷脑，返回中央。这时，因中共中央和军委已由两河口经卓克基进至黑水芦花地区，他们便沿杂谷河谷，经马塘与马河坝奔向黑水芦花。
七月十六日，林伯渠抵达黑水附近的侧格。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经过草地北上，林伯渠又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他亲自到罗坝衔等地督促筹粮，调运黄金、白银与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还同总政治部和四方面军傅钟等人商量，调集了五千人，专门从事运粮工作。
由于几万大军云集在这一地区，消耗了许多粮食，而很多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又把粮食埋藏起来外逃了，部队只好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来筹集粮食。为了使这一工作能够有组织地进行，尽量多收集到一点粮食，而又能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林伯渠在侧格期间，还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22)，并同总政治部商议，用总政名义发出。其原文是：
为着统一与有计划的收集粮食，不引起番人反感起见，关于各部队收割番人的麦子事，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通令各部队一律遵照执行为要：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六)麦子收割后必须多打几次，打干净，不许浪费、随便丢弃。
(七)严格禁止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
(八)各地所驻部队收割麦子，为统一收割麦子起见，由军团与师政治部作大体的分配，再由各团政治处分配麦田给各单位去割，分配机关应将麦田以丘为单位编成号数，并用册子登记号数。
(九)为着保证本通令的执行，责成各政治机关与指导员，向给养与割麦人员详细传达与解释本通令，并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违反本通令的事件之严重者，送裁判所解决。
总政治部 七月十八日
为了准备部队北上，林伯渠还领导总供给部在打鼓山(雪山)脚下的仓德，设立招待所和运输站，在大部队过打鼓雪山之前，就把一些银子和物资运到那里。
七月二十三日，林伯渠随军委纵队由侧格经打鼓雪山到了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即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即刻北上，但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去的错误主张，于是，中央军委又不得不命令部队在原地进行休整。这样，原来费了很大气力收集到的准备过草地的粮食，又被吃掉了，林伯渠只好又作出第二次筹粮计划。
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更加困难。正如林伯渠在日记中所讲的，这时的筹粮与分粮都到了“极紧张时”。他多次同军委、总政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林彪、左权、李富春、何畏、傅钟等商量筹集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请求军委将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二六六团暂时调归粮委，以便加强筹粮和运粮工作。他还亲自组织力量去金藏、卓克基等地运粮或护送银子，先后派出杨志诚、王盛荣、李湘聆、吴振城等，到小姓沟、卡力革、波罗子、格德、卓克基等地去协助筹粮。
为了解决军委纵队本身的筹粮问题，林伯渠不但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各单位进行割麦，组织纠察队，派出工作组进行督促与检查，还亲自参加割麦，检查割麦进度，处理割麦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因工作太紧张，这时林伯渠病了一次，但他仅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工作。
两次筹粮，第一次七月五日到八月十五日，簿粮七十五万斤，第二次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筹粮四十万斤，总计共筹粮一百一十五万斤。这自然是中央领导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林伯渠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粮食就是生命，多筹集一斤粮食，就可能多保存一个战士的生命，应当说，在筹粮工作上林伯渠是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的。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路两军北上，以便占领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同陕甘边苏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红军配合，“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23)。第二天，右路军开始分批过草地。林伯渠是第二批和中共中央、右路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及红军大学一起过草地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不平凡的经历：
八月二十三日，昙。早六时由毛儿盖行。行七十里，到腊子塘宿营。是日，兵工厂工人掉队十七人及其运输员二十余人。又工人家室数人。露营，雨。
八月二十四日，昙，时雨。行约七十里，到分水岭西北头地区露营。夜雨，翌晨，据兵工厂管理员周科长报告，昨日傍晚，兵工厂行到在红大后三里地区，被敌骑兵袭击，损失、冲散其运输员约四十余人。
八月二十五日，昙，时晴。行约七十里，到后河宿，露营。晚来雨，该地草浅，无丛树。是日，掉资材一背，八六〇元。
八月二十六日，昙，时晴。是日，行约六十里，超过色既坝前约二十里露营，无雨。
八月二十七日，昙，时雨。是日，行约七十里，离班佑四十里地区宿营。夜雨。
八月二十八日，昙。行约六十五里，到向包座方向的白舍宿营，有房子。
八月二十九日，晴。早起约至诚、傅钟到总指挥部开筹粮会会议。
a、一百一十二万八千斤。
b、三处粮区：巴西、阿西、包座。
c、时间：卅号——三号，共五天。
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它告诉人们，即使在过草地时，林伯渠也还是时刻关心和照管着同志们的安全与红军的辎重。走出草地后，他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又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粮工作。
正当林伯渠在巴西地区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筹粮时，张国焘又借放制造事端，拒绝率左路军向班佑靠拢，致电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违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迫使中央不得不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因为是突然决定出走，林伯渠派出筹粮的干部和运输员，有五十多人未能调回，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九月十二日，林伯渠在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报告和下一步战略部署的说明，他完全赞同中央改变原定的“川陕甘计划”，率一、三军团北上经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路线，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方针，拥护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他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径，非常气愤，当时就赋诗斥责：
刚过草地到巴阿，无那西风日未斜。
且喜境界新耳目，不虞粮秣少胡麻。
巨猿解缆技殊巧，野虻射人事可嗟。
前路纵遥知马力，谁予便利敢分家。(24)
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九月十七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翻过岷山，于二十日到达哈达铺附近的鹿园里。在这里中央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将财委改为供给处。林伯渠出席干部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又率供给处人员经哈达铺到荔川镇筹粮。到达哈达铺地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分别改编为一、二、三纵队。由于在这里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九月二十七日部队进到通渭县榜罗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举行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而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随后，红军向陇东高原前进，越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旗镇，与陕北苏区第一路游击队胜利会师。
林伯渠是十月二十日到达吴旗镇的，住镇前黄地沟台。经过饱尝无根据地之苦以后，他看到这里又有了根据地，有红军和群众的欢迎，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十月二十五日当他在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在报告中讲“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今后党的任务就是要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之后，更是兴奋不已。他回顾一年长途跋涉，越过无数雄关险道，瞻望未来，感到革命前途无限坦荡，遂写下了纪念长征的历史诗篇——《初抵吴旗镇》。
一年胜利达吴旗，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25)
初 到 陕 北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到陕北，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革命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林伯渠的工作和斗争，也相应地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来到陕北，林伯渠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变，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时已临近寒冬，部队和机关都急需补充大批冬装，例如，他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即写道：
早八时，趁毛招商被服及其器材问题，决定：
(甲)(1)羊毛衣(26)五千套(最急)；
(2)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
(3)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
(4)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
(5)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
(6)羊毛夹被二千床(一千最急)；
(7)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
(8)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
(乙)西药。
(丙)无缆电器材。
(丁)兵工厂器材：
a．设采办处于凤凰镇，以杨至诚为主任；
b．拨款二万七千元交支队司令部。又拨三千交采办处。
这里“毛招商”指应毛泽东之召，商讨有关问题，“凤凰镇”即凤凰寺，在吴旗镇东北约二、三十里。当时陕北地广人稀，地瘠民贫，物资缺乏，解决冬装的布匹、棉花，基本上都要派人到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和黄河沿岸的韩城、朝邑、蒲城等地去购买，不要说筹集经费，单是这项组织工作也就相当繁重了。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司令部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不久前由鄂豫皖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时，红十五军团在反对敌人对陕北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才打罢榆林桥的战斗。两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从林伯渠做供给工作来说，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据林的日记记载，在下寺湾他曾找陕甘边区政府的粮食部长马锡五、财经部长杨雨亭等调查，仅冬装一项，前后方即需棉背心四千件，棉裤七千件，短皮大衣九千五百件，共需棉布三千六百匹，棉花三千七百四十斤，羊皮三万八千张。可想而知，在当时陕北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筹到这些物资并且做成衣服，该是多么的困难。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以前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派来陕北工作的几位领导人，错误地进行”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使人、主要领导者、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和一大批陕北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当作“反革命"拘捕起来，前后错误地杀害了二百多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到达寺湾后，中央就立即制止了这一错误的“肃反”，指定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工作团，前往瓦窑堡调查处理，要他们放人，从而挽救了陕北苏区和红军，在下寺湾，为了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决定中央对外面公开用西北中央局，对河北及白区仍用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周恩来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中央还决定，后方办事处设在瓦窑堡，其任务是：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上武装动员和地方兵站，并担负军委委托指挥某些军区和军分区。
在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林伯渠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和国家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在这以后，林伯渠便将部队的供给工作转交给军委后方办事处，而专做政府的财政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西北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它的各部负责人，绝大部分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部的部长。林伯渠财政部长的职务，名义上是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却只有一个，它既是中央财政部，又是西北办事处的财政部，需要用哪一个名义就用哪一个名义。
十一月七日，因敌人继续对陕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域，西北军委决定进行直罗镇战役。林伯渠随洛甫、博古率领的中央机关离开下寺湾，经高桥、安塞、蟠龙于十日抵达瓦窑堡。这里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林伯渠等到达时，受到中共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林伯渠到瓦窑堡的第三天，即同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省苏维埃财政部长艾楚南商量，调拨陕北“苏票”三千元送前方，拨借大洋三百元交红军总供给部购买布匹，并就此事给前方的彭德怀和毛泽东发出“一电并一函”。
到瓦窑堡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西北办事处成立，公布办事处由博古(主席)、林伯渠(财政部长)、邓发(粮食部长)、王观澜(土地部长)、崔田民(国民经济部长，不久改为由毛泽民充任)、徐特立(教育部长)、蔡树藩(司法内务部长)、罗梓铭(工农检查局长)、邓振询(劳动部长)等人组成。十一月十六日，西北办事处发布的第一号训令就是讲的财政问题。训令明确指出：在革命战争时代，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夺取敌人资财和对于剥削阶级财产的没收与征发，军队和地方政府必须注意加强对资财之夺取与征集，建立预决算制度，注意节省，开展节省运动。训令还提出了统一财政，统一发行票币，按累进的原则开征土地税的要求，“责成中央财政部、军委供给部明确的坚决的根据上列原则，定出具体的计划和办法，在财政上保障大规模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
根据第一号训令的指示精神，十一月下旬，林伯渠与毛泽民、马明方等，在瓦窑堡召开了陕北各县、市、区的财长联席会议，并领导财政部编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提交中央政府会议讨论。为统一财政、建立健全财经制度与机构，林伯渠还根据他多年从事财经工作的经验，领导财政部先后制定和颁发了《各级财政部组织纲要》、《暂行会计条例》、《暂行金库条例》、《暂行金库会计出纳细则》，以便各级财政部门有所遵循。
针对国民党政府“集中现金”(指银元)，只准用纸币、不准用现金，如有用现金的，查出全部没收的反动金融政策，十二月，林伯渠还与博古联名发出有关金融问题的布告，提出：
一、拿现金到白区办货，有被没收的危险，苏维埃国家银行为保障商人利益，特设法办到白票，有要出外办货的，可拿苏票和现金到银行换取。
二、苏区商人到白区买货，最好不带现金而带些苏区的货，如皮毛、牛羊、驴子、洋油、枣子、木耳等去，白区商人来做生意的，也最好是贩些苏区的货回去。这不仅免去携带现金的危险，而且一个来回，可赚两倍利息(润)。
三、如某某商人或群众有特别情形，必须运现金出境的，银行当可照数兑换，但为防止奸商偷运起见，须要向当地区苏维埃或县市苏维埃登记，持有登记证及介绍信，才能兑取。
林伯渠再次主持中央财政部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制定和发布的上述文件，对苏区各级政府建立比较完整的财经制度和工作秩序，集中财力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冬，刘景范去中共三边特委任军事部长，到中央财政部领款曾拜访过林伯渠。当时中央财政部就设在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平房内，屋中除一张旧方桌，一条长凳，简单的办公用具和一张单人床与被褥外，别无它物。此时瓦窑堡已是大雪纷飞，朔风呼啸，林伯渠还只穿着两条单裤和一件没挂布面的老羊皮袄，在腰间扎着一条小绳。他接过领款的报告，叫会计如数将款取来，亲自点交给刘景范，还谆谆告诫说，现在苏区财政困难，要注意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尽量想办法克服困难。林伯渠这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和蔼可亲的革命精神和作风，给刘景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五月间胜利回师陕北，不久又进行西征，进至宁夏同心、海源和甘肃靖远一带。这时，东线敌人汤恩伯、阎锡山等三十多个团，乘机渡过黄河，占领吴堡，绥德、延川等地；南线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亦沿肤施(延安)、甘泉、鄜县大道北进；北线国民党陕北地方部队高桂滋、高双成部也很活跃。林伯渠随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离开瓦窑堡，到了保安。
到保安时，由于红军在苏区内扩大了一万人左右，东征在山西扩大八千，西征又扩大一千余，另外在俘虏中还争取了三千多人，红军的军费开支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仅前后方的经常费用，每月即需九万多元，再加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为他们准备粮食和冬装，所需的费用就更大了。比如冬衣，原计划做三万五千套，后来，为准备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军委又命令再增做三万五千套，只这一项费用即达三十万元。所以，这时政府的财政也更加困难了。到了九月间，不仅政府的财政现款全部用尽，而且“苏票”已发行到八十余万元。
为了解决前方的军需，克服财政困难，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下，林伯渠首先积极发展食盐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陕北靠近内蒙、宁夏一带，有很多盐池，食盐资源非常丰富。六月间，红军占领盐池、定边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就电令红二十八军宋时轮、宋任穷注意保护盐池。随后，西北办事处又派毛泽民去统一领导食盐生产与贸易工作。为了尽快扩大食盐出口，林伯渠提出，靠近盐池各县区政府，都要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组织各村庄附近所有群众的牲口，直接到花马池等盐池运盐。他还提出应加强贸易局的组织与工作，增设省贸易局与合作社，国家银行亦应特设营业部，以便有计划地组织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
能否调动群众积极性，尽快组织大批食盐出口，关键是政策。林伯渠坚决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总想由国家垄断的思想，主张充分发挥商人和群众的积极性，放手让他们经营。七月二十六日，他与博古联名给红二十八军转毛泽民的指示中，就曾明确指出，“现时蒙汉合组公司不能实现，张司令(27)亦一时不能出面”，“对于产销方面，不应采取垄断式之国家公司；不论在生产及销运方面，均应努力吸收商人资本参加。为此，必须利用定边之商人及商会，利用其经验及产业。”指示中还说：现在国家主要是设盐税局，收“盐产统一税”。即使设立盐业公司，其任务也只能是“帮助生产动员，及代贸易局购买与运输公盐向南线出口”。“盐业公司必要时可投少数资本，大量垄断或投资是不适当的，应极大的吸收商人资本投资。”为了调动商人和群众经营盐业的积极性，指示还提出：“税率应轻”，可以“拟定以驴驮一元，骡牛(一驮)一元三角，骆驼(一驮)一元六角”；在盐的工本费方面，“至高只能增至原价百分之三十五(即驴驮六毛)，不然妨碍商人的投资、销路及蒙汉关系。应严格的纠正工会方面之过高要求，这种要求客观上将破坏盐产销事业”。指示还提出应积极“发展并组织盐户合作社，出卖粮食布匹等”，以便促进盐业生产和运输。
后来，因有人仍想组织垄断性的盐业公司，林伯渠与博古再次致电红二十八军及毛泽民，指出：依靠国家大批投资组织盐业公司，“目前无可能且不应该”。过去，中央苏区的钨矿和陕北延长油矿组织垄断性公司，“均系失败之经验，应拒绝继续采用这种办法。”他们还指出，组织盐业公司，如不能出资，“想利用二百人(作)财力，势难管理就范，只能起牙行作用”，不如国家设局收税“更为正大简便”。
林伯渠到保安后，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设法提高苏区货币的信用，扩大其流通，活跃苏区的经济生活。当时苏区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拒用“苏票”的现象，这不仅直接影晌苏区的财政，而且也给群众的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财政部参考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结合陕北的具体情况，曾想了许多办法。
第一，明令禁止国民党货币和现金在市面流通，规定到白区购物需用“白票”，须持“苏票”或现金到国家银行换取。
第二，与西北军委、西北办事处联合发出通令，命令红军收受罚款、捐款时，欢迎交纳“苏票”，所筹现金和“白票”，全部集中供给机关，并转送后方作为对外买货之用。
第三，在安塞、洛河川、宁条梁增设贸易分局，在吴旗镇设立人民银行分行，以便调剂市场货物，扩大“苏票”流通，加强金融管理。
第四，出口食盐、农产品换回来的布匹，留出三分之一，由国家银行批发给各合作社，供给群众。在苏区境内出卖食盐布匹等，无论合作社或私人，一律使用“苏票”。
第五，凡销售苏区的食盐和收取税金，一律收“苏票”；运输食盐出口的，虽然一般的仍应坚持收现金或“白票”，但亦可与商人协商，以布匹或货物作价交纳。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提高了“苏票”信用，扩大了其流通量，而且进一步活跃了苏区的经济生活，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这种不用无条件直接兑现以稳定纸币的办法，还加强了“苏票”同“白票”斗争的地位，避免了“苏票”成为“白票”的附庸。这一经验，不论对当时还是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采取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统一，健全财经制度，集中财力，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的《关于筹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部队可派人在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在该地的部队可提取一部分或大部，但所筹的多余之款，必须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剂。对于所留下的款项，亦须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作为领到之经费，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出筹款及开支的情况。训令还规定：没收的物品亦要作价转送后方，作为缴解的筹款；留在部队使用的，也要作价转账，报告上级供给部和中央财政部；各部队都必须建立经常的预算制度，按时结算；总供给部下建立审计处，以便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
八月二十五日，林伯渠与博古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对省财政部的组织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财政部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强调必须“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有关财政方针与各省收支概算，均须经中央财政部批准。在概算范围内，入不敷出的，由中央协助解决，支出有余的，必须将多余部分缴解中央。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还积极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当时保安已划为中央直属县，新调来该县任苏维埃主席的刘景范提出：保安县人少地多，可以同时发展农业与牧业，奖励垦荒，垦荒的土地两年免征公粮；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与母畜；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来榨油、生豆芽和做豆腐，以便解决中央机关和部队到后的吃菜问题。林伯渠完全赞成刘景范的意见，提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给予大力支持。由于他的赞助和推动，办事处很快批准了保安县的意见，并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财力、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保安县的农牧业与副业生产便发展起来，缓和了机关、驻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这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向抗日方面。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再次实行国共两党合作，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观澜亦调出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决定将政府的土地部并入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划归财政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暂时政府名义上不变动，实际上我可负责，等各省政府确定后再改变。”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此事直到这年四月中旬才对外公布。
林伯渠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四月二十一日，他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时局由战争状态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四月二十六日，林伯渠还以代主席的名义，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对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又纷纷回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置办法：
(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
(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务：甲、利息已超过本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
(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者依法处办。
四月间，林伯渠还主持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会(28)，并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共到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六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并致闭幕词。他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第一，他认为“十年苏维埃斗争奠定了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他说，十年来我们作子一些大事，如创造群众武装，创建根据地，领导群众从事经济、文化建设，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就是连白区报纸也是不能不承认的。这些成绩与经验，不但“应该表扬”，而且可以在抗战中运用，成为“民族解放的支柱”。
第二，他认为，在我们党内应该向大家解释清楚，我们争取民主、抗战，但前途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他说，“历史前进不是直线的，应该有迂回，我们这个迂回不是小路，而是大道，有各种条件能够使我们走上大道”，“使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
第三，他说，我们党的不断进步，“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后来国焘路线的克服”，遵义会议纠正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巴西的决定，十二月决议，这些都说明党是有力量的，“能纠正自己错误”，“能拿出主意来”，“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
在讨论博古的报告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代表们的发言对“博古同志报告有很大发展，都是很好的”，同时也讲了自己对于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意见，提出了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六条措施：一、集中军事力量，在一个月内肃清土匪，安定民生；二、制定选举法，实行民主选举；三、紧缩政府机关，加强财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四、增加文教经费，切实地把教育组织起来；五、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六、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加强干部教育，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他还提出，希望各位代表及与会的其他同志，今后对政府工作多加以督促。
林伯渠代表主席团所致的闭幕词，主要是说：对于大会的几个报告，大家经过十几天热烈的细心的研讨，一致表示同意，这是大会的伟大胜利。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以后，就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指出救中国的方向，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见，向时也是全民族的胜利。“我们不仅看着这些成绩，而今天更切实讨论了我们具体的方针——民族革命的明灯”。“现在各代表团，应拿着这一方针，作广泛的深入的解释，要传达到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女中去。”我们决议已通过了，我们也一定能够负起责任来，开展未来的伟大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还主持召开了特区党代会，到会代表八十四人，选举了特区党委，他以几乎是全票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
林伯渠到达陕北至抗战爆发前这一段，由做部队的供给工作，再转到政府的财政工作，直到最后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特别是财政经济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实现党的新的战略转变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① 《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0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
②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
③ 《红色中华》，1933年6月4日。
④ 1934年初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后，专任财政部长。
⑤ 曹菊如回忆，转引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1169页。
⑥ 《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
⑦ 《中央财政部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1933年10月19日。
⑧ 《人民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红色中华》，1933年9月15日。
⑨ 《红色中华》，1934年2月1日。
⑩ 《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供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1934年1月23日。
(11) 《收集粮食粮突击运动的初步总结》，1934年3月26日。
(12) 吴亮平谈话记录，1979年5月8日。
(13) 姚名昆：《红色贸易》，《赣南文艺》，1982年第1期。
(14) 《中央财政部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红色中华》，1934年4月13日。
(15)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
(16)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3页。
(17) 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新湘评论》，1980年第2期。
(18) 这里所说“城市”，主要是指一些县城。
(19) 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20) 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21)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8日。
(22) 这里“番人”即指藏民，是沿用旧的说法。
(23) 《中央改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
(24)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4页。
(25)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5页。
(26) 指用羊毛絮代替棉花做成的冬装。
(27) 应是指张学良。
(28) 这次会议，因为同时还有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因此又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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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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