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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为新中国诞生而奔忙

《林伯渠传》编写组

到中央工作 　　林伯渠乘汽车离开延安，一路上风尘仆仆，他不顾旅途劳累，每到一地都要找负责人交谈，了解当地政权建设、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和部队后勤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尽地记在日记上。经过十一天的奔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林伯渠抵达西柏坡。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阔别数月乃至多年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杨尚昆、陆定一、李维汉、李克农、王明，以及从东北等地前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高岗、罗荣桓、刘伯承、饶漱石等人。战友重逢，欣慰无量，彼此交流情况，研究工作，畅谈终日，乃至夜阑。 　　林伯渠此次调来中央，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在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又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明目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合作、拟订民生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热，而要实现这个步骤，首先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希望共策进行。中共的这一号召，产生了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起响应。从八月开始，各界代表人物接受中共的邀请，即陆续到达我东北、华北解放区，与我党共同研究召开政协的有关问题。林伯渠抵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即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人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临行前，林伯渠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指示：“朋友们如有所问，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认识”①。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了接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卢、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许多地方陆续来到我东北解放区的。林伯渠到沈阳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陈云、高岗、李富春等人研究了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旅居那里的民主人士。 　　十九日，李富春召集在沈民主人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答词，表示对中共中央的衷心的感谢。会上并商定于二十三日启程赴北平。 　　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士频繁接触，“不是他们来看林老，就是林老去看望他们”②。林伯渠在交谈中，获知民主人士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原则，拥护毛泽东主席在元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共和国政府，在原则上也表示赞同。但他们在新政府的产生方法、新政协组织与人事配备、今后各党派存在与否、他们的发展前途以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虑。林伯渠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希望他们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创建新中国，许多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 　　二月二十三日午后，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乘火车离沈，翌日晚抵天津时，市长黄敬设宴招待。二十五日抵达北平。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共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各界民主人士中有张东荪、胡愈之、楚图南、千家驹、雷洁琼、费孝通等及全国学代会代表、铁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在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住地。二十六日，林伯渠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并讲了话。由于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林伯渠不能久羁北平，便同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面商，请他对民主人士“政治生活的充实问题多加关注”。二十七日，林伯渠离开北平，前往西柏坡。 　　三月五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全国胜利后，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论述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林伯渠在二中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完全同意和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对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党“前十四年的‘八七’与六大，后十四年的三个会议(遵义、七大、此次)，非常伟大。毛主席思想被全党了解后，党的事业就不同了。遵义会议转变危机。七大意义更大，党空前团结，能掌握全国形势，《论联合政府》及军事报告，完满的指出了方向。这次会议由量变到了质变：军事上很明显，现有三百多万军队，打这么多大胜仗；政治上，先有分散政权，现在统一起来；经济上，多年乡村经济，现在接收城市。”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历史转变点”，也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 　　林伯渠完全赞同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观点。他说：“革命只是开幕，以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还对今后的工作谈了三点意见。关于军事，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诉苦、三查、政治工作，都有经验，但要注意胜利以后不要骄傲。”关于经济，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要避免急性病，如停止纸烟生产，可能是一种损失。”搞经济必须有“计划性”，只有“一年的计划是不够的”，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计划工作的机构。关于统战工作，他指出：党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使其在岗位上有职有权”，要准备做更复杂的工作，只要我们好好做，就可以团结他们。我们“要经过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领导落后分子。”今后做统战工作要注意“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不要迁就。” 　　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伯渠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车驶离西柏坡，于二十五日下午抵达北平。他们在西苑机场受到北平的党、政、军、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阅兵式。 　　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正企图通过和谈实现其“划江而治”的阴谋。为了揭露这一阴谋，争取签定一个以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进城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组成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于四月一日派遣代表团前来北平谈判。 　　四月一日下午，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饭后，周恩来和林伯渠邀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一方面质问张治中，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强调“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时也和他们商订了有关谈判的一些技术问题。 　　四月二日到十二日，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林伯渠同南京的每个代表和顾问均分别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他本着八项条件，逐个地征求南京代表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的有关问题上。邵力子说：“第一条不提为好。”黄绍竑则说：“对第一条签字办不到。”其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好确定谁是战犯(如蒋)，谁不是(如李、白)”③。个别代表甚至还高谈蒋介石的“功劳”，林伯渠以铁的事实，严辞驳斥，使得对方“面红耳赤，流汗”④。林伯渠在与南京代表交谈时，有的代表还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说“顽固派亦反对他们”，希望我方体谅他们代表团的处境，在谈判过程中“示以宽大”。林伯渠及时将他们的意见，一一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李宗仁代总统在四月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中，也表示希望我方在战犯问题上采取宽大政策。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八日给李的复电中遂指出，在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随后，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促进谈判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团在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为基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也体现了这种宽大的精神。 　　四月十三日晚，林伯渠出席了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第一次和谈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简要说明，张治中对“草案”提出了四十余处修改意见，会议于午夜结束。 　　十四日，双方首席代表就“草案”的全部内容要点再度交换意见。这天，林伯渠就南京政府领导机构名称和我军渡江时间两个问题，与南京代表进行了交谈。十五日晚九时，林伯渠出席了第二次和谈会议。会上，周恩来提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对修正要点作了说明。最后正式提出渡江时间问题：如果南京政府在本月二十日以前不在“协定”上签字，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会议于十时二十分结束。 　　我方提出的“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既坚持了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基本原则，又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对南京代表团所提的四十余处修改意见，有半数以上予以接受，表示了对战犯等问题的宽大处理。南京代表团经过研究，决定接受这个“协定”，十六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文件返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等予以接受。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当天午夜，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二十三日占领南京。至此，林伯渠参与的“和谈”也就宣告结束了，他又转入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筹备新政协，出席开国大典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覆灭，加快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进程。在此之后，为尽快召开新政协，征求各方面对新政协的意见，林伯渠曾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还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请示并商讨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林伯渠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并作了多次发言。他在小组会上说：“新民主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领导不是包办，而是能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欧美民主政治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我们政权组织应是一元化的，是民主集中制。”他还谈了政协、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的关系：“政协是协商的机关，协商好了之后，交政府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所选出之政府是权力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另外有政协来帮助政府。”对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问题，他说：“可以用合作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给以前途，使之事业有发展，儿女生活有保障；将来有朝一日，其工业工厂收归国家所有，亦使之有前途，总之就是合作的前途。”最后，他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现在如此：政权组织是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合作的，不经过许多痛苦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例中，应注意到这几点”⑤。 　　林伯渠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无党派民主人士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经历，深有体会地说：“无产阶级领导实在有必要，别的阶级都靠不住。”“林老讲的新民主主义对资本家采取合作渐进的办法，不采取激烈的办法，这是很好的”⑥。组长谭平山在总结发言时也说：“大家的意见可以说是一致，特别是林老的意见，我们是很同意的”⑦。 　　会议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和林伯渠等二十一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筹备会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由常务委员会负责进行，工作重心是：一、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文件；二、推进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并协助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会后，林伯渠全力投入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八月下旬，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李维汉跌伤住院，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后，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 　　为了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科技文化界的人士，林伯渠在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群众团体的成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他在一些团体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提出了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具有深远意义。 　　就在新政协筹备会闭幕的那天上午，他即出席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大团结的开始，是科学史上的大事情。”他分析了旧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发展科学的前提条件时说：“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曾受到长期的压迫和损害，而同时，改善与提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科学，也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摧残。因此，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人民的民主与和平；只有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才能使反映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不断前进，充分应用。”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的统治基础已被打垮，全国胜利指日可待，这就为我们发展科学进行生产扫除了主要障碍。希望科学工作者在新中国的制度下，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发挥出来，献给人民，做我们多年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他赞扬了科学工作者“埋头苦干，坚持真理”的精神，同时又指出：“今天到会的虽有一百多位专家，但就我们的需要来说，实在太少了。因此，中国科学工作者，不论理、工、农、医等各行专家，必须团结起来，在进步、统一的道路上，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⑧ 　　林伯渠还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七月十四日下午，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到会的有全国各地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史学等部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百四十余人，在郭沫若致开幕词后，林伯渠作报告。他说：这次会议“是革命的文化战线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件盛事，一件巨大的学术建设工程的开始。”在新政协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的“这种新形势下，新的任务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民主统一地组织起来，作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坚强的单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成为建设新中国文化学习工作的一支有力的军队。”他殷切地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之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与解决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以此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给新中国的人民。”⑨这些话语今天阅读起来，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会议的第二天，选出王昆仑、史良、艾思奇、李达、何思敬、沈钧儒、沈志远、周恩来、林伯渠、范文澜、郭沫若、董必武、翦伯赞、谢觉哉等二十九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郭沫若、李达等为副主席。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中法大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的、非党的，老解放区的、新解放区的与待解放区的，城市的、乡村的各方面的文学工作者，要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之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之下，结成坚强而广大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教育”，“‘文人相轻’是要不得的，迁就也是错误的”⑩。 　　他分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现状，强调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当前“表现与教育群众的作品，还远远落后在革命形势发展与群众需要的后面。因此，我们的文学工作者，进一步的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体会阶级斗争，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不仅是未接触过工农兵生活的朋友，应当去实践去锻炼，同样，已经接触过工农兵生活的朋友，也应当再实践、再体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作品普及起来，并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起来。”他认为文学工作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正确的确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高度的政治性和高度政治指导下的高度的艺术性。”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提出，必须加强领导，“有步骤有计划的采取交流经验、展开文艺批评、培养新作家、改造旧艺人、指导与组织工农兵自己创作等等方法，发展人民的文化事业，服从并结合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伟大建设，发展文学艺术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力量。”(11)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对文学工作者增强团结，改变作风，提高理论水平，开展文艺批评，改进和加强组织领导，都起了很大作用。 　　林伯渠还是新政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九月十八日上午，他出席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成立会。这次会议宣布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出席成立会的发起人还有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绍禹、王昆仑、张奚若、赖亚力、王炳南、谭平山、吴茂荪、许宝驹、阎宝航等近一百二十人，大家推选林伯渠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清敌、友、我，依靠人民群众的雄伟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然后提出了新政治学研究会的目的与任务。他说：“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努力参加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12)会上，他被推选为新政治学研究会主任，张奚若、陆定一、王昆仑、高崇民被推选为副主任。 　　此外，林伯渠还多次出席了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成立会，同胡乔木、胡绳等研究社会科学、政治、法律等学会的领导与工作问题。 　　林伯渠在召开新政协前，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术团体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些团体大部分是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它们的成立直接促进了新政协的召开；同时，这些团体的成立，将学术界各个方面的人士组织起来，也有利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林伯渠此时已是六十三岁高龄，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兢兢业业，不辞劳瘁，有时竟连续工作二十来个小时。为了勉励自己，他在日记本上端端正正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3)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筹备新政协的各项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到九月间已基本完成。在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时，为了搞好大会的宣传工作，九月十九日下午，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人民政协三个文件基本精神的报告》。他说：“三个文件，尤其是共同纲领的产生，是经过许多次反复磋商的。共同纲领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纲领，关系重大，第三组(按：分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决定由中共起草。”他在介绍中共起草的共同纲领，经各代表小组、第三组、常委会反复讨论和修改的过程后继续说：“六百多位代表都很谨慎的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在纲领的各部分内，如文教政策、政权机关，尤其是经济政策上，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协商后，大家都一致同意中共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总的建国方针。”(14)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也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对这三个文件“好好研究一下，”在正式公布以后，做好“足够的宣传与解释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代表共六百多人。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并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在以后的几天里，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和修改，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三十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15)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决定接受政协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军乐声中，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接着，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军迅速解放全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林伯渠站在毛主席身旁，心情非常激动。他从参加同盟会至今，度过了四十四个春秋，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为中国的民主、独立奋斗着。今天，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来得多么不易啊!望着迎风飘舞的五星国旗，他知道夺取政权是艰难的，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更为艰难。他观看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到晚八时半才离开天安门，去参加九时举行的欢迎苏联代表团的宴会。 　　第二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沉浸于欢乐中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举行。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布置得庄严朴实。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毕加索的名画象征着世界和平的鸽子，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保卫人民民主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大字标语，林伯渠在这个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名族及海外华侨代表和国际友人共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这个大会有苏联、朝鲜、意大利等国的人民代表团体参加，说明我们已经同国际和平民主运动汇合起来了。接着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战争，深知战争的残酷，所以我们是战争的坚决反对者，也是和平的坚决的拥护者。但是，中国人民绝不是单纯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战争贩子和帝国主义决心冒险强迫我们作战，那么，中国人民凭着二十二年来从军事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力量，以及从这样长期斗争中所得到的宝贵经验，也将不惜与他们相周旋。中国人民深信有充分把握，可以在反帝斗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16)。 　　新中国已在万众欢腾声中诞生，但是几天以后，中华民国的国庆十月十日即将来临，如何对待这一节日的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林伯渠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又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十月八日，他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十月十日是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的纪念日。但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迅速地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这个革命本身是失败了。……三十八年以来的所谓‘中华民国’，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的，也是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意志的。我们过去纪念十月十日，是因为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继承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先烈的遗志，推翻内外压迫者，建立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已经获得成功，旧中国已死亡，新中国已诞生，应当有新的国庆日。全国国民及国外华侨，如有在十月十日开纪念会的，应当允许，但不应当以这一天当做国庆日来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规定新的国庆日，这将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最近规定”(17)。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规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做了许多工作，而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就责成政府六个首要人员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沈钧儒、罗荣桓，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十一”过后，林伯渠即同各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连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常委会和政府各部门汇报会，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委员和中央其他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之后，林伯渠与周恩来、沈钧儒、罗荣桓等，又先后出席了各部门的成立会。 　　建国初期，林伯渠对各地方的政权建设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我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都要“依据政务院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或批准任免”。林伯渠除出席中央召开的讨论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人选的会议以外，还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有关部门进行过许多协商，将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并参与制订了有关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通则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条例。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直接领导的部门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为加强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筹备和组织各种会议，林伯渠经常出席办公厅的厅务会议，审阅和批改大量文件。由于办公厅在缮正会议记录时，漏掉一位委员的名字，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林伯渠对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加认真了，对同志们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有时一个稿件，常常要阅改几次才能发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要使“上下内外底于融洽的秘诀”是：一、务使各种有关情况都知道；二、使其参与指示、命令等之决定。林伯渠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他不但指示办公厅将有关文件及时送给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审阅，还指示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分工负责同政府主席和各委员及所属各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分别审阅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和中央直属华北五省二市、中央直属各部门的文件，要办公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邀集三、五个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将一些主要问题和有关材料，摘编印发，供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参阅。 　　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除承办文牍工作以外，还担负着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如安排接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组织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等。有些看来是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却有很强的政治性。林伯渠对此也十分认真，他要求办公厅对每一个步骤、细节都要准确无误，而且经常亲自审查与会者的名单，到现场察看是否有遗漏或不妥之处。当时办公厅初建，工作千头万绪，经验和人手都不够，但在这方面却很少发生差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区、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事，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巩固和完善新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政权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九五〇年七月，林伯渠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民政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农业地区实行了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和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还有三万万多人口的地区尚未实行土改，在那些地区的乡村，旧的保甲制度有些地区虽已废除，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其残余势力并未廓清，因此，还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结合土改加强那些地区的建政工作。”(18) 　　其次，他在报告中提出：“应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检讨与研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体……在人民政权工作中，其表现的形式，在目前，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将来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它的会议与工作方法，也就是在各级政权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统一于中央的原则。现在全国已有一千多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各地反映，只要开得好，就解决问题，人民政府的政策就获得人民的拥护。人民代表会议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予注意。”(19) 　　第三，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多年来的经验，干部关系很大。因此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决定一切。政权建设中，这方面工作的干部有很大的成绩，但作风方面，不少干部则是有缺点的……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纠正他们的不良作风。”(20) 　　林伯渠针对建国初期建政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的这三条意见，既中肯也非常及时，对于彻底摧毁旧的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的政权建设，林伯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21)。号召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两条经验。分清敌友，团结朋友，战胜敌人，继续巩固我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林伯渠根据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号召，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的一些起义将领，担任了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把林伯渠视作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谈，而林伯渠对他们也总是十分尊重，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明仁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率部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工作很多，理不出头绪，不知从何下手，写信将这一情况告知林伯渠。林立即给他回信，写道：“湖南素称富饶，人民觉悟程度亦高，际兹新近全部解放，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征粮支前等当急要政，自应端赖领导进行。而为要提高干部，俾能贯彻政策于不同情况的各地具体工作中，必须组织干部学习。为此，至希得闲给干部多多解释共同纲领，使之领会纲领的精神与实质，作为执行政策的思想依据。如此，则工作的推进，自然蒸蒸日上也。”(22) 　　程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湖南，未能参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后不久，林伯渠即亲自写信给他，告知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同时，对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说：“湖南全境解放后，建立革命秩序以安定社会，筹粮支前以协助解放西南，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耑赖主持。湘西游离散匪较多，素系难治之区，近来情形如何?”信中还提到，希望程潜能在“春和佳日，即行来京”(23)。 　　林伯渠对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总是设法给予适当的安置和关照。贵州毕节周素园，民国初年曾任过众议院的秘书长，是位知名人士，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毕节时，经任弼时、贺龙等研究，曾请他担任黔滇川边的民军司令，他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家乡从事统战工作，还给八路军买过大批的云南白药。贵州解放后，当地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他写信给林伯渠“请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将此事告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请他“转告贵州党的统战部须予照顾为要!”(24)这类的事还有很多，例如他曾给邵式平写信，推荐黄介民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请徐冰商同李维汉，设法安置湖南邵阳李剑农的工作；给王首道、袁任远写信，证明于若愚之子于忠迪确系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八年牺牲，请他们转告地方政府，按优待烈属的办法，对其家中酌予适当照顾。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林伯渠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尽量设法帮助解快。章士钊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失败，他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将在香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并望政府能帮助他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并告知章士钊，大函已转周总理阅过，“先生住港眷属北来首都事，已由港方负责人员照办，并嘱其帮助旅途事务，赵堂子胡同房屋，已由周总理令申伯纯同志前往接洽矣。”(25)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九四九年底在给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中今年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来信要他设法接济。林伯渠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将翦伯赞的来信转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请他查明情况处理。同时，写信告知翦伯赞：“关于你的家中征粮超过租谷收入一事，我已将来信转给黄克诚同志，请他查明情形，酌予适当处理。”林伯渠在回信中，还给翦伯赞做工作，说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况所应贯彻执行的政策，则以帮助政府对家中很委婉的解释政策为妥。”(26) 　　除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以外，林伯渠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进步也十分关心。就在上述给翦伯赞的回信中，林伯渠还对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并提出诚挚的希望。信中写道：“能于功课之余，集中精力于中国历史之科学地研究工作，这是极有意义的，望努力!不过关于写作，部门不宜太多，而应首先着重于当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正确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学界所迫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更好一些。”(27) 　　黄右昌是林伯渠少年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湖南大学执教，林伯渠去信鼓励说：“先生以革命观点，研著法律书籍，讲学湖大，教育青年，实际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今后希望抽暇熟读毛主席的著作，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阶级分析前方法，继续研究新中国的法律。如此，则以先生才学与努力，对于新中国的法学界，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28) 　　一九五〇年春，何思诚编辑了一本《唐宋元明清农工生活诗选》，托其兄何思敬送给林伯渠征求意见。林伯渠在回信中称赞何思诚辑此诗选很有意义，同时，对该书的出版时间，也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目前除老解放区外，土改尚未进行，加以有些地区灾荒严重，农民生活还未得到改善，又由于革命战争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农民还负担着较重的公粮任务，因此，建议这部诗选的出版，似以推迟到全国土改完成、农村经济恢复、农民生活改善的时候。那时诗中所写过去农民的痛苦与现实对照起来，就更有积极的意义了。”(29) 　　建国初期，为了满足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京的高级人员的学习要求，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议并组织了学习委员会。参加者共二百多人，分为六个大组，以自学为主，每逢双周即举行分组座谈或请人作报告。林伯渠德高望重，党中央请他出来主持学委会工作，担任学委会主任。林伯渠经常参加学习会，和许多人倾心交谈，启发诱导他们了解党的政策，自觉的改造世界观。抗美援朝时，当他了解到许多民主人士害怕、担心我国抗美援朝将会“引火烧身”，一些资本家准备抽出资金去国外时，他不但在座谈会上反复讲敌必败我必胜的道理，还提出必须“扫除一部分人民(主要是城市人民》心理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树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立场。”(30)他批评新闻宣传部门过分地“强调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器和英、美、法的一致，以致吓倒了自己，这种宣传方针是不对的，应予坚决的纠正”(31)。为了增强民主人士对抗美援朝的信心，林伯渠还请周总理到学习座谈会上作报告，谐志愿军代表介绍情况。后来，为了帮助民主人士了解土改和镇反的意义，消除某些人的抵触情绪，林伯渠还积极支持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民主人士学习有关文件，提倡和支持民主人士下乡调查，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促进他们的进步。 　　搞好各民族的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林伯渠也很注意。一九五〇年初，他积极支持和指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杨静仁等在北京创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到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他还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各地的民族代表团，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 　　林伯渠不但身体力行地从事统战工作，还经常教育干部和政府各部门应当重视统战工作。一九五〇年国庆节过后，他在陪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到东北视察的过程中，就多次以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副主席光辉的斗争经历，教育东北各地干部应该尊重民主人士，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后来，他还在北京饭店东厅约集各省主席和市长，专门座谈过加强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并根据他多年的亲身体会，着重讲了应使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伯渠工作过于紧张、劳累，还在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赴东北视察前几个月，他就带病坚持工作，再加上这次到东北，为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视察的旅途劳顿，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便病倒了，直到次年春节才出门参加活动。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率领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经中共中央批准，留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医治和疗养，身体状况虽略有好转，然而已不如从前。 　　为了避免工作重复，提高工作效率，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于一九五〇年底与政务院办公厅合并，许多具体的日常行政事务都转到政务院。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之后，林伯渠的工作虽不象从前那样繁忙了，但他仍然是自首壮心，“抑己为人”之愿未磨。他除了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从事外事活动，参与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外，并且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书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用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例如，在他的日记中就记有这样的话： 　　密切联系实际建设工作，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理论问题。革命的理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座不灭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32) 　　社会政治活动家，就应该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善于将这些规律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33) 　　我国经济的领导者们对于新事物的感觉，分析我国经济的各种现象，注意新的进步的东西并在工作中指靠这些东西的本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34) 　　拉*(左纟右牵)或把舵的好办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践，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35) 　　林伯渠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历来对文艺十分关注，一九五一年患病之后，他仍然对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如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害怕生活的真实、逃避生活矛盾的描写更大的罪过了。 　　写真实——这就是说观察并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发展，反映它的各种矛盾，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36) 　　林伯渠曾经长期从事财政和经济工作，他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日记中，记有许多有关增产节约、精减机构、三反五反、工农业生产、全国各大区的土地、耕地面积，全国及主要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分、城市农村税收、国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支出、预决算、全国大中小学在校人数、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人数、全国每人购买力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户等的情况和数字，对许多问题还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如：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一个群众运动，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不过要看到运动的将来，还在加强监委工作，并使之成为一固定的制度，才可望久(37)。 　　财经工作的三个基本教训：一、努方发展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二、树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38) 　　积资方法，一税、二贸、三工业利润……说目前手工业已能满足需要，是不实际的。应该就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有一个计划。(39) 　　市场社会公私关系须加调整。……究竟本质所在，即商品的生产与流转，商品的价值与价格。(40) 　　农业税：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41) 　　林伯渠的上述观点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即使是今日看来，也还能给人以启迪。 　　在林伯渠的日记中，还记有许多劳动英雄和先进工作者的名字和事迹。关于工交战线的有：“工业中的著名劳动英雄赵国有、潘长有、马恒昌、马六孩、苏长有、郝建秀”(42)。“天津出现了可看一千锭子的细纱工人(原看五百锭左右)。青岛有可看四十台自动换梭布机的织布工人(原看十八台到二十四台)”(43)。“铁道上要以大力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推行乔玉岩、郑锡坤、李锡奎、杨茂林的先进工作方法”(44)。关于农业水利战线的有：“任贵芳互助组(湖南汉寿县福和乡)种水稻，李顺达、李承桂水稻丰产，出一千三百斤，曲耀离棉花丰产，陈永康水稻一千四百斤。”(45)“治淮第二年工程所用民工总数仅比去年多二十万人(第二年上堤民工二百四十万人)，而多做了将近一倍的工程，平均劳动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46)。这些都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他的心紧紧地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 　　①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2月13日。 　　② 于刚，《赶沈阳接民主人士经过》(未刊稿)，1949年2月26日。 　　③④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4月1日。 　　⑤⑥⑦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小组会议发言记录》，1949年6月18日。 　　⑧ 林伯渠：《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9月。 　　⑨ 林伯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的筹备经过》。1949年7日14日。 　　⑩ 林伯渠：《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23日。 　　(11) 林伯渠：《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2) 林伯渠：《在全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上的开会词》。 　　(13)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9月1日。 　　(14) 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政协三个文件基本精神的报告》，1949年9月19日。 　　(15)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16)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林伯渠开幕词》，《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日。 　　(17) 《十月十日已不能为国庆日》，《人民日报》，1949年10月9日。 　　(18) 林伯渠： 《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5日。 　　(19)(20) 林伯渠： 《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5日。 　　(21) 林伯渠： 《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广东政报》第1卷第5期，1950年10月15日。 　　(22) 林伯渠致陈明仁信，1949年11月11日。 　　(23) 林伯渠致程潜信，1949年12月14日。 　　(24) 林伯渠致徐冰倌，1950年8月9月。 　　(25) 林伯渠致章行严信，1949年11月5日。 　　(26)(27) 林伯渠致翦伯赞信，1949年12月16日。 　　(28) 林伯渠致黄右昌信，1949年11月18日。 　　(29) 林伯渠复何思敬信，1950年3月15日。 　　(30)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1年1月6日。 　　(31)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1年1月6日。 　　(32)(33)(34)(35)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2年l0月19日、21日，11月5日，9月15月。 　　(36)(37)(38)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2年5月8日，1951年12月7日，1952年9月7日。 　　(39)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1年2月26日。 　　(40)(41)(42)(43)(44)(45)(46)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2年11月3日，7月14日，10月5日、19日，6月17日，5月25日，9月13日。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