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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挥师北伐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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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时候，一股反革命逆流也如魔鬼的幽灵在广州隐现。
自从国民党二大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暗中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继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以所谓“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一手炮制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交国民党中央，等等。十分明显，这个反动提案，是蒋介石限制、打击、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领导地位的重要步骤。
当时，林伯渠和邓颖超出席了这天的会议。由于陈独秀屈服于反革命派的压力，完全接受了这一提案，此时还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林伯渠，因为没有得到指示，未能在会上提出违抗陈独秀意图的争执，参加会议的其他党员，也未能发表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也愤愤不平。而陈独秀却致信国民党中央，说整理党务“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因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职。五月二十八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九次联席会议上，“讨论关于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三同志之辞职问题案，决议照准。”
于是，蒋介石便顺利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现了他攫取党权、军权的阴谋。
革命虽然遭到某些挫折，但工农运动和总的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在我党的积极推动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林伯渠被排斥出国民党中央以后，来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林伯渠早就主张共产党要掌握军队，在组建第六军时，曾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多建几个师的正确建议，但当时在省委主持军委工作的同志，深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对林伯渠的意见则斥之为“军阀思想”，结果，出师北伐时，第六军兵力仅仅三千来人。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推动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斗争矛盾是直接指向北洋军阀的。
北洋军阀这个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发迹的反动军事集团，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利益的集中代表，它所操纵的北方政府，虽然经过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黎元洪复职、曹锟贿选，段祺瑞临时执政，颜惠庆、贾德耀以内阁总理摄政等六七个小朝廷，然而，无论是谁当总统、执政、摄政，无非都是北洋军阀的傀儡。他们都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是这场战争的国内主要对象，而他的支持者英、日、法为主的外国侵略者，则是这场战争对外的主要对象。
此外，还有割据东南五省与吴佩孚结成反动联盟的孙传芳，割据西南各省以联省自治相号召的唐继尧、赵恒惕等，还有割据川黔的周西城、袁祖铭、王永烈、李筱炎、王天培、杨森、刘湘，陕豫间的镇嵩军刘镇华、毅军朱振标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大小军阀，均在扫荡之列。
在第六军的誓师大会上，林伯渠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也许是因为过分激动，演讲结束后，他向北伐将士举手行礼，却遭到一阵哄堂大笑。原来，这位身材魁梧，一身戎装的六军党代表，他行礼时竟是用左手!这样，在他们部队里，将士们总是亲昵的称他为“左手将军”。
2
第六军的前身是“建国攻鄂军”，系由杂牌队伍拼凑而成，战斗力比较薄弱。为了纠正队伍中的混乱思想，教育士兵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林伯渠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
军长程潜，是和林伯渠共事多年的志友，深知他平日治军有方，自己行伍多年，打仗虽有两下子，在这方面却自愧不如。所以，对林伯渠多是言听计从。
林伯渠来到第六军以后，一开始就重视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工作，并亲自兼任党团书记。他在各师、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及无党派开明人士担任政治工作。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这支队伍很快变得纯洁起来。后来成为有名指挥员的左权、李隆光、周宝忠等，都是第六军的团干部。当时广州的报纸曾这样报道：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自奉政治部委任后，现专力于该军政治训练工作。先从团部训练着手，每团设一训练委员会，设有委员四人，负调查每团之士兵及组织各级党部之责，限三月组织完备报告于军政治部。在三月内为初步训练，三月之后，遵照政治委员会之各军党代表组织法，切实履行。所有师、团、营、连均派党代表一人，负责训练党员军人教育及改良士兵生活等责任。训练务求严密，使成为革命军主力旅。
北伐军打下南昌之前，林伯渠一直随军行进，主要精力放在六军的政治工作上，并兼顾各方面。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第六军战斗力迅速得到加强。
北伐开始时，第六军编为总预备队，开赴萍乡、浏阳、醴陵一线集结待命，以支援第四军攻打武汉。林伯渠随部队到达长沙后，第四军叶挺部已打下了贺胜桥、汀泗桥，一举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武汉无险可守。总预备队用不上了，第六军便转向打江西，中秋节前夕，和一、三、四军配合，一举攻克南昌，第六军一时威名大震。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林伯渠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一次军政会议，拟将战斗向皖、浙、苏方面发展。准备以主力略取南京，肃清长江中下游，一部进窥平汉路，一部向津浦路压迫。任命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中央军总指挥由蒋介石自兼。沿长江东进的部队分江右军、江左军，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西路军集中于黄陂、孝感一带，东路军集中于严、衢一带，中央军和江左军集中英山、霄山一带，江右军集中九江、祁门一带。并决定，集结完毕后，东路军由闽赣分道入浙，进窥淞沪，并协助江右军夺取南京。
会后，林伯渠曾提醒程潜，蒋介石已命朱培德任江西省主席，意在将第六军挤出江西。此次出师江东，务必防人暗算。对于蒋介石的居心叵测，林伯渠早有查觉，他对程潜列举数端，程潜当然也有同感。特别是打下南昌后的那一幕惨剧，不能不使人常怀余悸。
原来，处心积虑的蒋介石，看到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部队逐渐壮大，一直耿耿于怀。为了剪除后患，他便企图借军阀之手，一口吃掉六军。
当时攻下南昌的第六军守城部队，弹粮奇缺，孤军奋战，面对军阀方本仁和孙传芳部的南北夹攻，蒋介石却密令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不予支援。守城部队伤亡惨重，几近覆灭，最后只得冲出重围，退守九江。后来，程潜从醴陵调来几个预备团，经与林伯渠等锐意整顿，战斗力才得以恢复。不久，再度联合友军，反攻南昌，才使江西局势得以稳定。
然而，程潜却是个优柔寡断的军人，这时候虽然对蒋介石的面目有了认识，却不敢坚决反蒋。直到后来，蒋介石采取阴谋手段，终于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第六军彻底瓦解，才追悔莫及。
3
长期以来，林伯渠和程潜过从甚密。特别是组建第六军时，对于林伯渠的鼎力襄助程潜尤为感激。不久，林程两家联姻。程潜的女儿程博莲嫁给林伯渠的三弟林祖烈为妻。从此，两人更是亲密无间，北伐誓师以来，一同随军行进，配合默契。
即便如此，但此时这军长和党代表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还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由于各自的政治信仰不同，修养各异，当然难于绝对统一。尽管林伯渠一向生性和平，对程潜总是以礼相待，却仍然难免发生某些不愉快的插曲。
那是第六军已进入湖北省境，准备继续向北挺进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因汀泗桥、贺胜桥已攻下，第六军仍开回通城一线集结，准备回师湖南，略取江西。
九月一日上午，林伯渠移住军部，放下行囊，便顶着濛濛细雨前往各处营房看望将士们。入夜，才回到自己的寓所。
他进得屋来，只见程潜怒容满面坐在这里，待他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地说：
“好啊!共产党竟告到我的头上来了!”接着，又大声吵道：
“我是大贪污犯。钱，我拿回家了。你到中央去告我吧，撤我的职，这么大的案子不办还行?”
这时，林伯渠还莫明其妙，笑着说：
“颂云兄这是发的什么火呀，有话慢慢说嘛!”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林祖涵自己做的事还不清楚?你看看这个吧!”
程潜说罢，气呼呼地把一份材料扔给林伯渠。
林伯渠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经理处党代表贺澍写给他的一份报告，大意是说程潜的心腹潘培敏拿了几万元军饷给了程潜肥腰包。大概是贺澍送报告来时，他不在屋内，麻痹大意把报告放在桌上，正巧程潜来找他，看见了这份报告，所以大发雷霆。
这时，与程潜同来的一个师长平日思想反动，于是在一旁挑拨说：
“党代表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绑起来!”见他气势汹汹，军政治部秘书李世璋赶忙过来劝阻，并指责说：
“事情没有弄清楚，师长这样对待林党代表，太狂妄了吧!”此时，这个师长见林伯渠的警卫哗啦一声都拔出枪来，深知政治部是有实力的，才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林伯渠也气愤到了极点，认为程潜这种态度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但还是先斥退了左右，毫不示弱地回敬道：
“既然如此，你还是先将我撤了吧!”
“撤你党代表?你知道我没有这份权力，但是那姓贺的小子不撤，我这军长没法当了!”
林伯渠见程潜执意要撤贺澍，态度严正地说：
“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把问题弄清楚以后再说吧!”
这时，程潜突然把桌子一拍，吼道：
“什么?你真是和那小子一鼻孔出气?今天程某算是把你看透了!告诉你，唆使人背后毁人名誉者，我向来不承认!”
"你凭什么诬赖人?真岂有此理!”
……
眼看局势更加僵化，李世璋等人连忙上前进行劝解，并把程潜请回房间，一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第二天，林伯渠突然决定离开六军回湖南，给程潜留下一个条子，便取道白家坳入平江，径赴长沙。同时，电告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请假医病。
再说程潜将林伯渠气走之后，又有些后悔。前方战事紧急，军内政治工作亟需加强，林伯渠一走，很多事情不得周全。于是，他只得委李世璋等代他请林伯渠回归。九月十七日，林伯渠收到前方电报：
我军出发江西，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现向南昌进击。奉军座手谕，请兄即日命驾，取道浏阳、铜鼓，赶上前方，回军襄助一切，是为至盼。李隆建、张振武、李世璋同叩，寒。
其实，林伯渠虽然离开部队，却无时不挂记着前方将士，在长沙，除了在市党部和湘西公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拥护工农利益，统一工农运动，巩固联合作战等为内容的演讲，还常去医院看望前方送来的伤员。他在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道：
早起会客。十时到康济医院，抚慰由修水战事负伤回养之连长三人，左棠、彭亚尧(轻)、蔡雄，营副彭杰如。又到北门外湘雅医院，看丁伯纯、蓝田二营长，伤势均重(腿部)，并各赠以手巾、水果、牛奶等品。
收到李世璋等人的电报后，林伯渠觉得是程军长亲自授意，况大敌当前，更不便推却，即回电李世璋等转告程潜：
寒电奉悉。我军进攻赣境节节胜利，逖听之下，不胜鼓舞。弟病渐痊，本拟克日前来襄助一切，适逢总政治部电召赴汉，本亦有此必要，准事竣即赶赴前线，并希转呈军座，藉纾廑念，至为感荷。弟林祖涵叩。筱。
第二天，林伯渠本准备前往武汉，因蒋介石欲赴江西前方，约他同行，故赴汉之事暂缓。几天以后，他随总部俄顾问加伦将军等一道，前往江西。重返军部后，程潜亦不记前嫌，这样，一场龃龉遂告冰释。
4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这时，北伐的军事问题逐渐退到次要地位，而日益尖锐的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冲突和政治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
这场斗争是在迁都问题上爆发出来的。自从南昌克复以来，蒋介石便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到那里。在南昌，他一方面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一方面网罗政客买办，如黄郛、虞洽卿之流经常出入他的幕府。不久，他便背弃自己的原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要把政府迁往南昌。他的企图，是阴谋攫取军权、党权、政权，实行个人独裁。
当初，蒋介石因为害怕广东的工农革命力量，首先提议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而眼下，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大多数国民党人士都主张迁都武汉，并且作出了正式决定，蒋介石却又提出异议，拒不服从。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遭到了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对此，蒋介石恨之入骨，无时不在阴谋对邓演达等人蓄意加害。
这时候，第六军已经退出南昌，屯守九江，准备东取南京。一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由南昌前往九江六军防地商事。蒋介石正苦于在南昌无法对他下手，得知消息后，马上打电话给程潜，密令程潜将邓演达扣留。
程潜认为事关重大，不能贸然行动，放下听筒，连忙找坐在一旁处理电报的林伯渠商议。林伯渠听程潜说完蒋介石的电话内容，先试探地问道：
“颂公准备作如何打算?”
“唉，难哪!蒋某的脾气你我都清楚，扣下择生①吧，天下情理不容；不扣吧，又难以复命……”
林伯渠见程潜面有难色，沉吟半晌，果断地说：
“蒋介石的意图很清楚，是要杀鸡给猴子看，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择生是力主迁汉的重要人物，不仅不能扣留，还需加意保护才行。不然，你我将成众矢之的，遭后人唾骂。”
程潜觉得林伯渠说得有道理，只好表示赞同。于是，两人又经过一番周密商量，决定采取严密措施，以保证邓演达在九江的安全。
两人刚刚商妥，邓演达便从南昌来到九江，按照事前安排，程潜即派了他的随从副官冯家璧带了三个班长，十八支驳壳枪，负责警卫邓演达的住宅。林伯渠特意交待，除军部首长和本军几个师长以外，任何人均不得进入邓演达的住所。
就在邓演达来九江后不几天，蒋介石即派了二十个人到江右军总指部当见习军官。这时，林伯渠嘱咐冯家璧要倍加小心，不可出什么差错。一天上午，果然来了两个自称是邓演达学生②的见习军官前来要求见邓。经冯家璧严加盘查，发现来人将黄埔军校部别、建制几乎全部说错。因此，冯家璧便说邓主任开会去了，不在家中。很明显，这是两个冒牌的“黄埔生”。经进一步追问，更是漏洞百出。两个贼头贼脑的家伙眼看就要露馅，一边支支吾吾，一边自找台阶，仓惶溜走。后来查明，他们便是南昌派来的刺客。
事后，林伯渠对冯家璧的警惕与机灵，给予了表扬。为这件事，邓演达对林伯渠和程潜也十分感激。不久，他便前往汉口，与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共产党人一道，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邓演达这位思想激进的左派领袖，后来不断对蒋介石进行尖锐地抨击，谴责蒋介石政权“背叛中国人民，是军阀、官僚、地主和银行家的工具”，因而引起了蒋介石对他的极端仇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他流亡于苏联、德国等地，曾与宋庆龄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号召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三〇年回国后，正式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蒋斗争。不幸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租界被捕，随即引渡到南京，同年十一月，便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作为力主迁都武汉的林伯渠，这一时期与俄国顾问鲍罗延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在迁都问题上，这位俄顾问还是站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边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蒋介石从南昌前往武汉，力图游说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当时，武汉的群众运动已相当蓬勃，在一次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为自己表功，吹嘘自己如何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就在这时，与会群众当场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十分狼狈。
接着，鲍罗廷站起发言，强调要依靠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这样，蒋介石竟不顾场合，与鲍罗廷争论起来。两人语言冲突持续了很久，鲍罗廷最后说：
“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却回答道：‘只有狗才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顿时，会场上被鲍罗廷的幽默而又辛辣的讽刺，激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蒋介石恼羞成怒，把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鲍罗廷身上。当他返回南昌途中到牯岭时，立即致电当时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扬言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但蒋介石这一无理要求，未得国民党中央大多数人的理采。
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后，林伯渠一直辗转于南昌、九江、汉口之间，积极为迁都问题奔走，除夕之日，也未得休息。正月初三，他便冒着鹅毛大雪赶船。第二天，他抵达汉口，在日记中写道：
早十时抵汉口，当晤张、张、鲍、徐、孙诸同志，谈次决定各件：
1．三月一日以前开一次政治会议，如顺利，应决定各件如次(否则俟三月一日，须畏公③速来为原则)：
A、政府及党部速移武汉(附政会改组)。
B、另组军委会，以一人主席，并以三人副之；关于军事，须三署名。
C、在此会中，须决定与商务生密切关系(如农工政策)。
D、巩固党与政会基础。
E、财政公开，对各军须平衡维持。
F、军校须在党及军委管辖下。
……
不难看出，林伯渠除了主张立即迁都武汉，对于恢复党权，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决定农工政策等方面，都作了很好的设想。经过一段努力，终于在三月十日这天，由林伯渠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这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午后四时开中执常会，系余主席，是日得南昌方面三电，介石同志及各同志已完全赞同武汉各同志恢复党权之提议……
然而，翻云复雨的蒋介石，虽然口头上接受了迁都武汉和恢复党权，但在暗地里，却加紧酝酿着彻底背叛革命的罪恶计划。
5
第六军在屯军九江期间，招募了大批工农青年，经过严格训练，部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不久，便挥师东下。一路上先后收复大通、芜湖等地，势如破竹，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与第二军紧密配合，一举攻克南京，威名大震。
帝国主义极端害怕中国革命成功，早已开始分化中国革命阵营的罪恶勾当。他们为了诱迫蒋介石投降，就在第六军攻克南京的当天下午，便以美侨、金陵大学校长文怀恩被乱兵误杀为口实，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公然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美舰343、345两号，联合炮轰南京，日、法两国军舰也趁火打劫，参与炮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两千余人，击毁房屋无数。刚刚占领南京的守城部队，忍无可忍，便开炮还击。一阵猛烈的炮火，很快压住了敌舰火力。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打电报对第六军予以嘉奖。
后来帝国主义者要求停火和谈，要求“保护”侨民上船。我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要他们退至下关以外。
这就是有名的“南京事件”。可是事过不久，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然把责任推给共产党。除答应给敌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外，并且诬赖第六军党代表、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宁案要犯”，和各帝国主义进行联合通缉。
实际上，林伯渠此时根本不在南京。早于二月下旬就离开六军去汉口，与吴玉章等人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自三月十日到二十日，共进行了十天。三中全会上，左派力量占绝对优势。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力量决议案，制定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等，同时，确定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会上，林伯渠当选为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蒋介石因为武汉的国民党人反对他迁都南昌，所以拒绝到会。这次会议，虽然免去了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职务，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这无疑是对右派斗争的一个胜利。但是，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仍得到保留，并继续选为中央常务委员。由于军事实权为蒋介石所垄断，后来终于酿成危害革命的祸根。
就在三中全会前后短短的十多天的时间里，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紧密勾结，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暴行和屠杀事件。三月六日，他下令在南昌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又指使青红帮匪徙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总工会。紧接着，又一手制造丁吉安、雩都、抚州、上饶、都昌、永修、丰城、永新等十多个县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的惨案。三月十七日，蒋介石派武装流氓窜到九江，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市总工会以及第六军政治部全部捣毁，并杀害市党部三人，总工会一人，六军政治部重伤九人。
南浔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窜至安阳，捣毁了安庆市党部和总工会，一手制造了安庆惨案。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足迹所至，革命形势逆转，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而且准备前往南京，上海实行他更加残暴的反革命屠杀计划。
蒋介石叛逆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为了制止事态发展，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迅速将蒋介石缉拿归案。因为第六军正屯守南京，是蒋介石前往上海的必由之地，于是决定派遣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林伯渠前往截获，其名义是赴南京慰劳金陵之役有功将士，并且指导南京党务。三月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林伯渠便携慰劳代表许甦魂，唐生明等乘慎大轮直赴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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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关重大，林伯渠等在九江稍事停留，作了一些布置后，三月三十日下午六时许抵达南京。
一到南京，他便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何应钦、白崇禧部，已暗中进驻南京市郊，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警惕。
夜，已经很深了，静寂的扬子江水，倒映着江岸一串串无力的灯火。南京城里，死一般沉寂，远处，偶尔传来一阵巡逻兵的喝令声。
林伯渠在政治部秘书李世璋的陪同下，走进了军部大院。
司令部里，程潜带着胜利的微笑，愉快地和林伯渠交谈着。因为自攻克南京以来，两人还未见面，于是林伯渠首先向他祝贺：
“我军克服金陵之役，颂云兄威名大震，诚然堪称，一大壮举，如今是虎踞龙磐，可喜可贺!”
“哪里哪里!祖涵兄过奖了。颂云一介武夫，全仗老兄平日治军有方，将士们奋发骁勇，金陵告捷，实在是托你老兄的洪福!”
两人一阵开怀大笑。林伯渠言归正传，先是提醒程潜说：
“不过——颂云兄切不可掉以轻心，听说何应钦、白崇禧部也已开进我军防地，果真如此么?”
“啊?哈哈，南京自古名城，数十年来，除了曾国藩，就是我第六军攻克了它!我想不会有人吃了豹子胆，敢来摘蟠桃。至于第一军嘛，只说住几天就开。祖涵兄平日不是常说，宰相肚子里撑得船么，何须多疑?哈哈哈……”
这位身经百战的军长，在军事上的确是有一套的，但对于蒋介石的估计，未免过分幼稚，这时，林伯渠仍耐心地说：
“好吧，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个问题，不过，颂云兄可要当心，当初在南昌，我们差一点叫人搞得全军覆没。”
“蒋介石这个人对我不怀好意我晓得。可是他现在要一口吃掉我，恐怕不如去年那么容易了吧?”
“颂云兄——”
林伯渠一边说，一边示意退去左右，然后压低嗓子告诉程潜：
“去年‘三·二〇事件’以后，蒋介石玩弄各种权术，排斥异己，专横跋扈，近来又在南昌、安庆等地接连制造惨案，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党人。武汉国民政府认为他分裂革命的叛逆之罪已成，决定对他采取断然行动。不几天，蒋介石还可能路过南京，我们便将他扣住解往武汉。这是命令，你看看吧!”
说罢，林伯渠解开上衣，撕开衣缝，掏出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白绸布上的捉蒋密令，递给程潜。
程潜看完命令，先是一怔，然后倒在沙发上，小声嗫嚅着：
“难哪!要我执行这个命令，实在太为难了!”
林伯渠知道程潜思想还有疑虑，继续开导说：“我们已吃了他不少苦头了，眼下我们不准备不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既然国民政府已经有了命令，你按成命办事，有什么难的?”
程潜沉默了一会，突然说：
“不!不行。南京虎踞龙磐，我料想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搞我，我程潜也不愿打晌分裂国民革命军的第—枪，做出为天下人所耻笑的事来!”
停了一下，又说：“既然国民政府已作出决定，祖涵兄如果难以复命，我愿意前往汉口与大家妥商。”
此时程潜的态度已变得非常强硬，林伯渠与他打交道多年，在这种情况下，知道一下子难以说服他，于是只好说：
“颂云兄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勉为其难，到时候，还是让蒋介石叫你明白吧!”
其实，林伯渠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程潜多少有些留恋这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头衔。这个委员会是二、六军打下南京后不久由林伯渠、吴玉章等提议成立的，共产党人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等也列名其中。第二天，林伯渠对芜湖前敌工作团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并到各处慰劳攻城将士。接着，又约李富春、李仲尼、唐卜年、潘薰南等商讨了南京军事，当晚十时许，便和程潜一道上船，四月一日凌晨四时返回汉口。
对于这次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阴谋叛变，林伯渠直接参与捉蒋谋划的事件，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会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④
但是出乎林伯渠以及绝大多数国民党左派意料之外，也出乎苏俄顾问鲍罗廷意料之外的是，就在武汉政府决定逮捕蒋介石的当天，那位亲笔签署捉蒋密令的谭延闿，便同蒋介石开始了暗中勾结，他要陈果夫给蒋带去口信，表示坚决追随蒋。后来陈果夫回忆说：
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于离去之前，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⑤
另外，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预先电召程潜至上海，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同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的两千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了程潜。此时的程潜虽然还不完全赞成蒋介石等人的“清党”主张，但让他去逮捕蒋介石，却是不可能的了。
这次捉蒋虽未成功，但北伐将士英勇杀敌的精神，以及人民群众配合革命战争的情景，却使林伯渠深受鼓舞，并及时为它请功，他回汉口之后在呈军事委员会的《赴宁慰劳将士之经过》的报告中说：
……此次金陵大捷，以兵额论，敌实倍蓰于我，卒能一战成功，以少胜多者，虽由指挥督率有方，而亦由将士深明党义，忠勇奋发有为致之。自非稍加褒奖，恐无以劝有功而励后此，爰是职曾与许代表甦魂会衔恳请中央党部查明上年中央及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决议案，凡此次克服宁沪有功将士，须给革命勋章一面，以资鼓励……又此次芜湖前敌工作团，或作我军向导，或以实力协助攻击，成绩尤为卓著，于此益所见武力有与民众合作之必要。此外民众团体，现正在开始组织中，盖江南一隅，自鼎革以还，即为军阀盘据，久屈待伸，将来组织就绪，于革命力量当大有裨益……⑥
7
就在程潜和林伯渠刚刚离开南京后没有几天，蒋介石便从上海前往南京。在此之前，他从安庆去上海，路过南京时，他的汽艇停在下关江面，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在船上召见南京驻防指挥员，详询“南京事件”经过和城防情况。狡猾的叛逆，是凭着他反革命的敏感，还是陈果夫预先已通风报信?他竟然没有上岸，因而未能落入人民法网，实为一件憾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露出了狰狞面目，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网罗了一大群买办资产阶级，青红帮头子和新军阀的代表吴稚晖、宋子文、张静江、钮永建、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杜月笙、周凤歧等，策划了屠杀革命人民的罪恶阴谋。四月十二日，蒋介石下令青红帮打手分头出动，反革命军队在后面紧密配合，打死打伤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三百多人。其惨景当时《南京日报》曾这样报道：
四月十三日讯：昨日上海总工会为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事，在闸北召开工人民众大会，群情愤激，会后即整队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发还纠察队枪支，严惩肇事祸首，抚恤死难烈士家属等。游行民众，全系徒手，并夹有妇女儿童。当经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接军事当局密电的第二师，立即用机关枪疯狂扫射，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可胜数。其时大雨如注，宝山路上，尸积如阜，血流成河。事后，为掩盖实况，当即禁绝交通，以大卡车搬运尸首，送往荒郊，重伤未死者，惨遭活埋。现已宣布戒严，捉拿共产党，上海全市，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紧接着，蒋介石又收买了南京守城部队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四月十三日南京便告失守。其时，十九师正在采石矶一带担任江阶守备任务，一天突然接到总司令部命令，开赴苏州补充整训。接到命令后，六军留守人员曾致电程潜，经与林伯渠商议，二人电告部队暂不撤离防地。但此电报却被蒋介石布下的特务扣压，于是部队只得于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开动，步行至神策门时，早有一列长长的火车停在那里，下午，所有官兵和装备都装载上车，正待命出发时，万万没有想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在指战员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已被蒋介石收买的独立第二师师长兼南京卫戍总司令贺耀祖，突然示出蒋介石解散这支部队的命令，到各团、营直接下达，当贺耀祖宣读命令时，官兵们纷纷质问：
“我们第六军参加北伐以来，屡战屡捷，劳苦功高，为什么要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贺耀祖当然无言以答。只是无可奈何地说：
“这是蒋总司令的命令，本人只有绝对服从，赶快缴械吧!”
这时，车厢内的官兵已被严密包围，如果贸然抵抗，必遭惨烈牺牲，只得缴械而已。于是，这支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队伍，便在神策门内火车厢中解散。
后来，林伯渠和程潜每每谈及此事，程潜总是追悔莫及，几次这样惭愧地说：
“当初如果听祖涵兄的忠告，何以铸此大错?”
为此，程潜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制止蒋介石的叛变，反被蒋拆散队伍，“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后为国民党中央挽留，回到武汉，由林伯渠帮助，重组第六军。当然，作为林伯渠来说，也为此而常常感到负疚，因为未能说服程潜而使蒋介石逃脱法网，继而，一支颇有希望的军事力量又断送于蒋介石之手，自己作为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也有着不可推御的责任啊!
正当蒋石介紧锣密鼓的向革命阵营发动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伪装成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国民政府。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这时已顽固地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上，四月五日，同汪精卫签署《汪陈联合宣言》，极力美化蒋介石，以解除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
国民党、共产党的同志们……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江精卫
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这种严重丧失斗争立场的行为，林伯渠和许多革命者一样，深感忧虑又百思不解。他虽然受党的派遣，出任了国民党军委秘书长，并且长期以来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忠实地执行着党的统一战线各项指示，然而，在共产党内，他毕竟只是一个普通党员(直至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进入中央委员会)，对于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他是没有机会参与制定的。后来，陈独秀到了汉口，林伯渠曾约他到寓所交谈数次，力陈反蒋，然而，终于未能改变陈独秀的观点。
至一九二七年五月，林伯渠虽然交卸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财务委员职务⑦，但作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各军的军费筹措，不得不统筹考虑。同时，还得经常与鲍罗廷、邓演达、吴玉章、谭平山、谭廷闿等商讨党务问题种种。由于公务极为繁忙，终于积劳成疾，五月三十日触发脑病。但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已十分险恶，他不得不抱病工作，经常往返于九江、南昌、长沙、汉口之间，为统一革命力量奔走呼号，运筹帷幄。
①邓演达字择生。
②邓演达曾是筹备黄埔军校七人委员之一，后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
③谭延闿号畏三。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92页。
⑤《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94页。
⑥摘自1927年4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⑦廖仲恺遇刺后，即由林伯渠担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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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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