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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教我办工厂

吴生秀

我和林老第一次接触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外国的兰道尔代表国际救济总署给了陕甘宁边区九千多法币，说是救济难民的，要办些工厂，收容难民。刘景范同志跟我谈了这事后，我感到难办，很发愁，但还得服从。我到西安去买机器，住在七贤庄四号院，向林老汇报了我的思想。林老联系时局谈了办工厂的意义，反复给我谈这笔款子如何用，说：“不要抗日抗日，抗得没有经济基础了。这笔钱办工厂，既救济难民，又要发展边区生产。国际上给我们这笔钱更要注意。全国各地来的难民我们都要收。抗日没有经济基础不行。”鼓励我一定要利用这笔款子办好工厂，发展生产，壮大边区的经济基础。这样，我才有了办工厂的信心。后来办起了难民棉织厂、毛织厂、农具厂、制药厂。此外，林老还叫我办肥皂厂和造纸厂，不挂“难民”二字，要招收当地工人，通过办厂培养陕甘宁的工人。根据林老指示，我们还找了一些缝纫机，招收了工人。 　　工厂办起来以后，究竟怎样关心、培养和管理工人，这对我来说，都是新问题，但由于有林老的教育和鼓励，我还是敢学的。有一次我汇报说，陕甘宁边区干部不愿到工厂去，怕工人不好管。林老问我怎么办?我说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部队。怎么怕工人?不懂怕什么，学。林老说应该这样。并与高自立、刘景范等同志决定叫我当难民工厂厂长。同时从抗大调来一些干部，充实了工厂的管理力量。武汉失守后，从外面来了十几个工人，带着一些机器到延安。林老三番五次和我讲，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要区别对待，对外地工人要优厚一些，使他们乐意在这里干。有一次，林老去工厂参观，问到工人生活问题，工人反映吃的很好，就是有人愿唱、愿演剧而没个礼堂。于是，林老亲自批准给难民工厂建个大礼堂，既开会又演戏，工人很高兴。但是有人反映，说工厂怎么还建礼堂。我给林老汇报，林老说，你就说是我批的，工厂的工人和军人不同，一天到晚在厂房里和机器打交道，娱乐问题应该解决。在林老的关怀下，工厂的条件不断改善。后来，国民党记者来延安参观工厂，故意挑刺儿，说我们礼拜天不给工人工资。实际上是三十天工资按二十五天算。一个人一个月四十五斤小米、一斤油、一斤盐、一天一斤菜，三十斤炭；一年几条肥皂，还有毛巾，两三件衬衣，棉衣两三年一套，被子平均三四年一床，这叫“义恤制”。我们按林老的指点，在各方面关心、培养工人，使工人都安心做工，积极学习技术，促进了生产。 　　林老特别教育我们工厂要注意搞好经济核算，讲究产品质量。他从外边写信寄来织毯子图案，毛毯要酸性染料，边区搞不到，我们就用黑兰根代替。资金周转不过来，林老说允许你卖百分之五的布。林老还要朱老总订五万床毛毯，结果在订合同的时候，没有把沿边边的线考虑进去，人家说赔了本，反映给林老和朱老总。林老对我说，你工厂一定要搞好经济核算，同时也要讲究质量，要为使用产品的人着想；人家既然反映，想必有点问题。当时朱老总也找我说，军队订你们的毯子不能叫你们赔本，听说你们没想到边线，合同上没订，我叫后勤部加上，钱照给。下边人家有意见，不能给军队背上。我们按林老和朱老总的要求，很快处理好了这件事。 　　由于林老的指导和督促，经多方努力，工厂终于织出了呢子、毯子。织出呢子、毯子后，林老叫给外交人员每人一套，后来科长以上每人一套。周总理去重庆，带了一些毯子，几十块羊皮，因为天气不好，飞机要减轻负荷都丢了。后来兰道尔对国民党说，给你们的钱比他们多几倍，你们什么都干不出，陕甘宁边区的产品不错，有呢子、毯子、皮坎肩。这说明我们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许! 　　为了把工厂办得更好，林老后来又指示我们给民政厅、组织部讲，抽调当地当过县长或是科长的到工厂当干部，叫盐池的金体元、米脂的艾秉勤来办工厂。注意当地实业家，把他们用起来。我们按照林老的指示做了，使工厂愈办愈好，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供应。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