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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林伯渠同志

蹇先任

林伯渠同志逝世近二十六周年了。他一生为中国革命奋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象一座历史的丰碑，总是留在我们心里。 　　林伯渠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风大浪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国民党成立，他是中央执行委员，分管中央司库(即全国财政工作)，影响大，地位高，威望重。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他以跨党时身份仍参加国民党中央，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奋斗。北伐时，林老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右派，积极策划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反革命打响了第一枪。随后林老赴苏联学习，研读革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九三三年三月回国，到江西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部长，同年八月又被任命为中央财政部长。当时正是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四处炮火连天。王明把持的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正确领导，给红军和苏区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极大的困难。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林老迎难而上，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扭转困难局面，支援和保障红军在前线作战以取得胜利。人们经常见他白天撑着拐棍，穿着草鞋，走东乡下西村，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晚上回到办公室，伏案批改文件和起草报告，并主持中央经济和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发布各种训令和通知，尽量储备粮食筹措物资供给红军。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苏区越缩越小，财政经济愈加困难。一九三四年春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开源节流，双管齐下”的口号，林老率领财政部全体人员协助粮食部门，为筹措军粮二十四万担而奋斗；另一方面，林老指示中央银行，把每天的收支报表给他一份。他对报表仔细审核推敲，严格把关，大大压缩了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政费用，对不急用和非战费开支坚决不批，终于完成了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的指标。 　　一九三四年十月，林老跟随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组成的“鸿章司令部”①参加长征。他坚决不骑马，不要照顾，将马和骡子驮着办公用品及他自己与警卫员的行李。他一手拄拐棍，一手提马灯，同普通战士一样步行，还要照顾其他同志。长征途中，林老还担任了“总没收征集委员会”主任，负责筹粮筹款。每到一地，别人休息，他还要组织、审批没收敌伪与土豪劣绅的财产，向各军团分拨战利品，以解决红军的给养。 　　长时间的远征作战，数不尽的艰难困苦，林老的面容日益消瘦，满面红光变得蜡黄，两颊上颧骨明显突出，头发更加苍白。这样下去，大家担心林老的身体健康。警卫员黄秋胜和周仁同志坚决要他上马，林老却风趣地笑道：“大家都是用两条腿走，我已经多了一条‘腿’(指拐棍)，为什么还要用四条腿呢?”他不仅不听从，反逼着黄秋胜把背包也放到马背上，一同轻装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林老依旧关心他所在的十五大队全体人员。谁有了牢骚怨气，他就去耐心地谈心，帮助同志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激发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爬雪山、过草地最饥饿的日子里，林老坚持吃野菜、草根和树皮，把警卫员收藏的一点备用品和少量青稞麦面省下来，分给伤病员吃。十五大队组织下村串寨筹粮筹款，林老也多次亲自参加。他的模范行为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 　　林老关心他人胜过自己，关心晚辈后代，更是位令人敬仰的长者。   　　一九三六年冬天，我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住在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县。林老到住处来看我，很亲切地问我缺少什么，我说不缺什么。当时林老看见我怀里抱着的小女孩很瘦弱，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的女儿捷生自出生后即随我长征，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困苦，严重缺乏营养，又长期背在身上没有机会活动，发育生长得很不健全，已一岁多了，还不能站立。林老见此情景，当即问他的随行人员：我们那里杀了羊，还有没有羊肉?回答说，还有一点。林老指示赶快给先任同志送一点来。 　　林老走到那里都是满脸慈祥的笑容，对同志关怀备至的神情，使人备觉亲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派人送给我的那一腿羊肉，真是及时而又珍贵的食物啊!我每天用小剪子剪下一小块，用那唯一的搪瓷茶缸(这茶缸是我在远征途中，饥时的饭碗，喝时的水杯，而今又是为小女儿炖羊肉的炊具了)在木炭火盆上煨熟炖烂，加一片馒头或一点小米饭给女儿喂食。待她吃完这一腿羊肉时，身体健壮起来，两腿竟有力气站立了，并开始学着走路。我很高兴，心中感激林老的帮助。同志们都笑着说，一只羊腿医好了这小女孩的虚弱。以至时隔若干年后，我还在感念这件事情。     　　一九三八年春，从保安到延安，林老还是很关心我。在多次会见时，他仍关怀地问寒问暖，并问小女孩长得怎样了。他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同志，实在令人感动。同年夏，我因长征后身体多病，党中央让我出国去苏联就医和学习。我们一行数人从延安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候车去新疆赴苏。西安当时在国民党驻军控制中，但我们想已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可趁此机会到街上走走，领略一下古城风光。于是我们仍身着军装，戴着军帽，佩戴八路军臂章到街上去了。回来时，被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知道了，立刻把我和谭家述等同志叫去，他问：“你们到街上去了?”我们回答：“是的，随便走走。”林老关切地说：“这可危险啊!国民党特务很多，要是人家往你们脑袋上套个黑布口袋抓走了怎么办?”我们笑着说：“能有这种事吗?”林老严肃地说：“不是能有，而是已经发生过这种事!七贤庄(即八路军办事处驻地)门前，那些摆小摊的习贩们都是特务乔装前来监视我们的，要提高警惕啊!”林老这样一讲，我们明白了。停了停，林老又郑重地说：“现在显然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人家公开不敢怎么搞我们，可暗地里还是在不停地反对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是不会放松的，不要太天真!我们不仅要学会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还要学会作隐蔽的斗争，这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林老语重心长的教育，使我们知道了凡事都要慎重与提高警惕。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林老决定：不穿军装，发给每人一套便服。 　　这以后，男同志都穿上西装，我换上了旗袍。我和谭家述较熟悉，长征时在一道，抗大时是同学又是同事，他穿上西装后很不高兴，对我说：“你看我象个什么样子，脖子上述吊了个布条子(领带)。”穿上了旗袍、西装，我们感到别扭，也就不愿意上街了。 　　在西安住了十多天后，我们搭乘办事处的汽车去兰州。临行前，林老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蔡畅大姐的女儿李特特，十四五岁，路上需要人照料，我今委托给你。”林老对晚辈的关心爱护和他那长者的责任感，处处都留给我深刻的影响。我对林老保证：“请您放心，我一定负责照料她，坚决完成您老交给我的任务。”后来到新疆，她妈妈已经去苏联了，我就一直遵循林老的嘱托，把李特特带到莫斯科，直到她母女会面为止。 　　关于林老的革命生涯，有个外国记者写了一本《八路军行军记》的书，其中有一节记叙林老的文字说：“红军退出江西，实行北进，一直打过了七千英里。这些战役，林都曾参加，而且是徒步走去。……林氏态度温和，整日满面笑脸。他的白发，跟红军的多数战兵，成了一种极有意趣的对照。赤区内还有三四个老人，其身世也大抵相同。他们都不愿在国民党里做官，却宁愿在晚年抛妻别子，弃掉一切的身外之物，专心献身于社会革命的事业，为普罗阶层而牺牲到底。这诚然是世界上最足以令人掀起悲怀和壮志的。” 　　这种评价，我以为是客观正确的。 　　“林伯渠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他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他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他忠实朴直，慈祥亲切，与人为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纪念，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①中央军委红军系统组成“鸿章司令部”，以作军队与地方机关之区别。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