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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伯渠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陈永清

一九四○年一月，湖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撤退不适宜在蒋管区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学习、工作的决定，通知我去延安。五月我从长沙经桂林、重庆、西安，于十一月到达延安。中央组织部调我去陕甘宁边区政府，由谢老和我谈话，分配我到秘书处工作。一天上午，林老找我，说：你没有做过政权工作，就得下功夫学习。他介绍了边区的历史和现在情况，还谈到今后政权扩大民主的设想。一九四一年又决定我担任边区政府党组秘书和中财委的秘书。在林老亲切教导和指引下，我努力做我从来没做过的工作。一九四一年，林老为了写自传，他自己口述自己的历史，由秘书区棠亮同志记录整理，也要我去旁听。共听了大约十多个晚上(每次一个钟头左右)，使我受到教育，增长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看清了林老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由同盟会会员转变为共产党党员的转变过程。林老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参加革命实践，树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坚定不移的。一九二四年，党中央作出和孙中山进行合作的决定，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这期间，林老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从不居功，在他的自传中一句话都未提到，这是多么可贵的品德!经过“七·一五”的宁汉合流，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值此风云突变，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林老的一位老友极力争取他和自己一起走，既可以得到保护，又可以继续做官。林老当即坚决表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你走你的路，我继续走我坚信正确的路，坚决走到底，决不后退。林老的革命历史叙说，对我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使我开始懂得每个革命者要有远大的理想。四十多年中，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能在政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这和那次旁听是分不开的。 　　在我和林老的接触中，对林老一贯保护和引导干部前进感触最深。他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原则性有独到之处。现在就按在延安和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分成两部分作如下回忆： 　　一、在运动和困难时期，坚决保护和引导干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紧接着延安党、政、军开展了整顿三风的学习。同年十一月，边区政府系统的学习已经基本结束，学习效果一般是好的，分清了路线是非，为召开七大作好了统一思想的准备。但到十二月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锄奸问题”的报告，有意夸大敌情，并提出反奸细斗争的任务。 　　当时边区政府贯彻执行扩大民主范围，实行“三三制”的方针。府、厅，会增选了一批开明绅士，进入了领导层，如李鼎铭、安文钦、贺连城，霍子乐等人。康生认为边府党组不能继续在林、谢二老所住窑洞中间的小会议室开会，理由是：既不保密，又不安全，要迁到边区保安处开会。会上他传达了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讨论了反奸细斗争的部署。会后，开始行动。保安处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晚上，在全延安市逮捕了二百多“特务”、“叛徒”、“托派嫌疑份子”，以后还抓过少数人。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指示，肯定这场灾害还要扩大。到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全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康生得意洋洋地讲：“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着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就是张克勤(自称参加甘肃“红旗党”的)。这四个人就是用逼供信搞出来的坦白从宽的“特务分子”。康生讲完之后，让张克勤现身说法，并到会场里劝人坦白。这次大会之前还发了一本《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其中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其数量之大甚为惊人”等字句。这本小册子只几天就收走了。 　　这次大会成为尔后各系统动员大会的模式。边府系统的总学委虽然是林、谢二老，但主持日常工作，实际负主要责任的是秘书长。边府系统的坦白动员大会，是五月下旬在边区大礼堂召开的。会上有人坦白，会后各单位都采用了车轮战，只有程度不同之分。边府秘书处至少有三次车轮战，其中有一次我参加了。会前有人告诉我，一位从湖南来的女同志是参加湖南“红旗党”的，这是斗争的目标。我听了一惊，心想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次小会开了整整一夜。这位同志只承认加入的是共产党，介绍人是她的老师，是老共产党员，纠缠一夜没有结果。另两组是追托派，有个人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组是追叛徒。还有一次在边府大会议室，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我也去了，其中有从四川省委撤退回延安的张曙时同志，他是老干部。秘书长亲自参加，宣布凡是有问题的，都应坦白交待。没有人发言，秘书长站起来说：“有的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还是没有人讲话。这时，张老问：你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秘书长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张老一听火了，他说你有什么根据?把证据拿出来嘛！我没有什么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他站起来走出会场。这次顶牛会也就散场了。有人说，这是追查四川省委，说四川省委也是“红旗党”。各方面的会都有一些反映。我脑子里出现了几个问题无法解决。一天深夜，悄悄走到林老的窑洞前，看到里面有灯，我问警卫员：“林老没睡吗?”他说：“还在看材料。”我轻轻地走进窑洞。叫了一声；“林老，你还没睡?”他回过头来说：“你有事吗?快坐下。”我说：“这两个多月来，我在党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斗争场面，有三个问题不便向别人说，我相信你……。”林老说：“没有问题，你只管说，说吧。”我先说，对湖南是“红旗党”的说法有怀疑。我在衡阳中心县委工作一年，只对一个人有怀疑，有三四个人是不应该恢复党籍。至于省工委的成员多是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和老红军，是经过党中央调来的，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有三个省的党是“红旗党”么?其次，延安城里的旧窑洞塞满了被逮捕的人(当时有人称“周半城”)。能有这么多坏人混进延安么?最后一个问题是：有的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给饭吃，这种情况下坦白的问题靠得住吗?林老听了我的提问后，问我讲完没有？我说就这些。林老说，你第一次到老根据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斗争场面，有些疑问是很自然的。你先要注意，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影响时间比较长，比较严重，特别在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掌握不好，容易犯“左”的毛病，现在正是高潮的时候，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高潮快要过去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过来的。运动的后期，整错了的人，会要进行调查核实，错了的一定要纠正，毛主席整风报告中不是提出要实事求是吗！至于进边区来的，象你们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回延安的，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都是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来学好本事，上前线打日本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各省党组织审查挑选的党员、团员或者积极分子。我在重庆，特别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进延安的科技、文艺各方面的同志都经过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来。其中极少数可能有问题，但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我心里有数。至于各省党组织在发展党员中看坏人混进来也是难免的，但整个组织变质，我在重庆、西安还没听说过。运动后期会查清的，你放心吧!林老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想提出的三个问题都己作了确切的答复，时间已很晚，就说，“没有别的，请林老休息吧。” 　　在和张老顶牛的那次会开过后，林老亲自到张老住的窑洞里看望了他。林老对张老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这次延安高干学习不是把路线是非分清了么?四川情况我知道，放心吧。一阵风之后，同志们都会清醒的。”建设厅的科技人员也挨了整，其中一个人悄悄地向林老诉苦，说他们都是经过林老介绍进边区的，现在……。林老没等他说完，就劝他说：“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还有一位作家带着老婆孩子和行李要见林老，他要求出边区。林老亲自把这位作家请进会客室，谈了两个钟头，这位作家终于接受林老的劝告，留下来了。林老还分别去看望那几位进入边府领导班子的开明绅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说明整风是整党员的不正之风，请他们安心工作。林老这些工作收到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和边府系统的干部先后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林老派人送给我一封信，说他要来看我。十六日上午，林老在校部会客室等着我和邵清华(她是林老提拔的边区唯一的女县长，在安塞县工作)。林老见到我们向会客室走进来，他满面笑容，大声说：“半年多不见面了，怎么样?”我们感谢林老来看望。很高兴地问林老好。他握着我的手，让我们坐下，要我们先说说学习和生活怎样。我谈了学习情况，说我入党后一直没有学习过，机会难得。又说，除了学习外，我们组成三人农业组，种了不少蔬菜。清华同志介绍了她学习的收获。她是参加纺毛线的劳动。林老听完我们介绍之后，还问了边府其他同志的情况。他说，你们结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进行学习是好的，参加工农业劳动，既增长生产知识，也增加了收入。学习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多，收获是不小的。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很好，八路军，新四军都先后发动春季攻势，扩大解放区，是向战略反攻作准备。去年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他们又老实一点了。总之，形势发展是对我们有利的。因此，你们的学习时间不多了，各解放区急需干部加强各方面的领导。审干工作已近结束，“抢救”错了的同志都要摘掉帽子，这是大家关心的事。他又说，大多数干部是要上前线的，有的还要留在边区继续工作。林老对干部问题和当前形势的分析，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最后林老说，今天时间不多了，请你们两位代我向边府系统在这里学习的同志们问好，转达我和你们的谈话，大家要振奋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反攻阶段新的战斗啊!我们送林老到大门外，林老上了马，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挥手致意。我问清华同志：“今天感受如何？“她高兴地说：“林老对干部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二、和林老在米脂杨家沟的一次谈话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党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开始准备大反攻的时候召开的重要会议，林老是十二月四日来到杨家沟出席这次会议的。“亚洲部”(中央前委的代号)司令部的电话总机通知我，明天下午去林老住处。五日下午我准时到了林老住处，还是延安那位警卫员引我进去，只见林老跪在炕沿，朱明同志正在为林老脱出的肛作清洗，然后把肛塞进去。警卫员告诉林老，说我来了。林老说：“三年多不见了，今天是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见面的，难得啊!”林老下炕，坐下来。我说：“林老你是红军老战士，可我是第一次参加军队，接受新的锻炼啊。”我问林老：“你年过花甲，九个月的行军，鞍马劳累，真够辛苦的吧?”林老哈哈大笑，连说：“不累，不累！这比长征时候，天上飞机轰炸，下面围追堵截，过草地、爬雪山，大不一样呀!“林老问我：“你这几个月怎么样?”我说：“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干部分批撤退，先过黄河的，担负安排中央机关老弱病残的生活和机关工作；我是最后一批，负责三百多条牲口，运送图书和其它物资。当我们走到绥德无定河桥上，一个民兵送来一封鸡毛信。原来是周副主席的命令：不要过河，立即返回老君殿待命，全部物资由当地政府坚壁起来。我们全部往回走，在老君殿坚壁了物资，由乡政府保藏。这时，政治部派人找到我们，在政治部设立后勤处。”林老说：“你又学了一门本事。工作有什么困难?”我说：“经费开支，我找边区财委贾拓夫同志，他包下来。主要是粮食难办，有二十多天牲口吃黑豆，所有的人也吃黑豆做的钱钱饭。以后粮食供应完全靠晋绥边区。”林老说：“将来论功行赏，贺老总立了大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我们的谈话转到当天上午林老去看望毛主席的情况。当林老告诉毛主席，边府副主席李鼎铭病故的时候，毛主席问林老：“你们怎么办?”林老回答：“准备开追悼会。”毛主席说：“应该，替我送个花圈，开完会，应当在报上发个消息，他和我们合作得不错。”林老对毛主席说：“追悼会由我主持，还得请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致悼词。可是当地农民在土改中把安文钦先生扫地出门，没收了他的房屋和财产。”毛主席听了林老的反映，指出：“现在土改出现了‘左’的行动，这次会上我要提出纠正‘左’的影响，土改才能搞好。你要地委书记来谈谈。并对他说：当年你们搞‘三三制’的时候，有位外国记者叫爱泼斯坦，他访问过安文钦先生，这位记者说：‘共产党真有本事，把一位大绅士选进边区参议会，当上副议长’。”谈到这里，毛主席严肃地说：“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边区，他要再访问这位副议长，那怎么交代?!”林老说：“我会找地委书记来，传达主席的意见。我和地委书记一起下去，做安文钦先生的工作，说服当地干部、群众，把房屋、财产全部退还，向安文钦先生赔礼道歉。”正在这时候，晋绥边区一位领导人进来见毛主席，还没等来人开口，毛主席站起来，严肃地质问来的领导同志：“你们要不要统一战线?”这位领导同志一下给问住了，还没回答，毛主席又问：“你们到底要不要?”他这才答复毛主席，“当然要吧。”毛主席说：“那好，可是在群众斗争大会上，你们把自己选举的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先生让一个小青年拔了胡子。听说这个小青年就是刘少白先生的孙子，是真的么?这可是无法无天啊!”晋绥这位领导人回答了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说：“刘少白副议长的问题已在我来的时候处理了，向他赔礼道歉。对他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对肇事者进行了严肃处理和教育。”毛主席指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错误说法不仅在社会上流传，连机关也受到影响。这位领导人答复说，现在也正在纠正。毛主席听着晋绥这位领导人的答复，不断点头，说：“你们这样做了，做得对。统战工作问题，我在这次中央会议上还要讲。形势发展很快，统战工作必将扩大，因此更要重视。林老，你是我们党做统战工作最老的同志，我认为统战工作必须棱角分明。”林老对我说，这次毛主席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对他很有启发。 　　我们谈话已经三个多钟头，林老还有许多事要做。我问林老，下一次大概在什么地方见面啊？林老满怀信心地说：“在北平！”我们都笑了。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