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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

林伯渠

(1941年) 　　我原名林祖涵，号伯渠，又字邃园。生年是前清丙戌岁，即公历1885年，现在56岁①。籍贯和出生的地方是湖南省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②。 　　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父亲在日曾当教书先生，母亲李氏是农村妇女，其父亦是教书先生，现在俱已去世。我的父亲的名字是鸿仪，前清副贡生③，依照湖南的田亩制计算，有祖田8石④。37年离家前，兄弟4人各分得2石，现弟3人妹1人已死，家中只余1老妻及3女并雇用1人。 　　幼年时代的环境，虽住在内地偏僻的农村中，但因当时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点，小农经济已经开始走向破产的道路，而资本主义因素亦开始抬头，所以也波动到湖南的乡村里。由于童年体弱，10岁时随从父亲在他的私塾里读书，有时也随他到别人的家馆去寄读。那个时候，中日战争⑤失败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群情愤激，李鸿章、张之洞⑥富国强兵之说，对一部分青年的吸引力很大。就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于16岁投考湖南西路师范学校⑦，在那里肄业2年半。1904年被师范学校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⑧留学，至1905年11月因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⑨归国。从此我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直到大革命失败后，亡命苏联时才再进学校学习。 　　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当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⑩风行一时，他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尖锐的批评，这些再加上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但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当1905年孙中山先生(11)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同盟会(12)时，我赞同他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时间是当年的8月。 　　除了担任一个短时期的教员外，我一生的职业就是革命。从日本回国后，1906年春天，我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共约1年。这时期管理同盟会宣传品在湖南秘密发行的工作。又因同盟会那时主张边疆革命(13)，遂于1907年被派至东三省连络绿林。当时马贼头子韩边外(14)之孙韩登举在吉林，为掩护工作起见，经过亲友汪德植(15)的介绍，得在吉林省劝学总所(16)工作，并主办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借便与绿林来往。这样便在吉林过了3年半，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17)失败后，才又被召回湘。 　　回到湖南后，在新军与巡防队中做军运工作(18)。依靠着这个基础，所以湖南能在武昌起义(19)后首先响应，并宣布独立。1913年春因宋教仁(20)被杀，便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督促宣布独立，即第一次讨袁之战(21)。当时我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职，失败后被袁通缉。遂于5月间逃亡日本(22)。 　　二次到日本时，曾在东京中央大学一个短时期。当时孙中山先生也亡命日本，他坚决反袁，主张改组国民党，恢复同盟会的精神。1914年，这个新党以中华革命党(23)的面目出现，我加入后奉命回国，至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因为1915年春筹安会(24)已成立，袁世凯(25)谋复帝制的活动日益明显。 　　护国之役(26)，湖南的革命力量组成了部队，把袁党湘督汤芗铭(27)赶走。我在这次事变中，担任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谭延闿(28)当了湖南督军，我任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充政务厅长，那已是1916年的事了。 　　1917年段祺瑞(29)非法解散国会，武力向南进攻，我与湘军旅长林修梅(30)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31)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当时的护法之役(32)。这时我又当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那年秋天把段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33)赶走后，我兼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职，一直到1918年4月参战借款成立，反动力量进攻湖南时，才退军衡州。在那里支持了一短时期便告失败，遂退处郴州将及1年，而后离湘赴粤。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成立了军政府，我到广州是1919年冬天，翌年任大元帅府参议职，年底又离粤赴沪。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应该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完全靠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无疑地已证明了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34)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第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记得在湘南驻军时，看见诚朴的农民热心欢迎南方的革命军队，而所谓革命军队其中侵害民众利益的亦复不少，又因受了俄国建立红军的影响，曾想把当时与人民完全没有联系的军队改编成工农的军队，自然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只是空想。 　　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35)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36)，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我认识李达(37)、邓中夏(38)等人，也在这个时候。1922年因援助黄庞罢工被害案(39)，曾在香港用共产党名义发表宣言，许多外国通讯社报纸把它译成外国文字，因为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这样公开活动。 　　到了1922年冬天，我又到上海去，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此时(中华革命党)已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年仍在国民党部工作，并找张太雷(40)同志在那里担任干事。年底才去广东，筹备国民党的改组。 　　国民党是在1924年1月改组的，第一次的国共合作(41)也从这时开始。当国民党召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出席为代表，还有许多共产党员也当了代表，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国民党秘密党部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的。改组后，我被派去汉口建立国民党执行部(42)，同行的本有覃振(43)，他因故没有去。当时吴佩孚(44)正当五省巡阅使，汉口是在他的统治下，活动非常困难。记得一遇到革命纪念日，便要在街上戒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部虽建立起来了，但工作无法开展。我们执行部的几个干事，如项德隆(45)、李立三(46)、许伯昊(47)、刘伯垂(48)都是共产党员。后因刘、许被捕，我们住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6月间(遂)离汉返粤。 　　1924年的下半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全用在筹办监察院这件事上。年底随孙中山先生北上(49)。次年3月孙逝世后，国民党在北京开执委会，因西山会议派(50)捣乱，会议没有成功，遂回到广州开会。回粤后，我当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监察院委员，8月廖仲恺(51)被刺死后，我补了他的缺，当中央党部中执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常务委员只有谭平山(52)、汪精卫(53)和我3人，我兼任农民部长(54)。1926年国民党开第二次大会时，我又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3月20日永丰舰事变(55)后，我们共产党员都准备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4月间，在惠州成立了第六军(56)准备北伐(57)，当时我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在该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我于一时期即担任党团书记。第六军的任务是打江西，10月打下南昌时，武汉也已在国民革命军手中，这时朱培德(58)当了江西省主席，我们一些当军党代表的都兼任该省府委员。 　　北伐到了这个时候，内部分化的表征已露，1926年12月蒋介石(59)召开的庐山会议(60)，是分化的开始。当时为进攻南京的路线曾发生争执，最后决定了分两路进攻，一路是由浙夺沪攻南京，一路是由九江沿江而下。为了这件事，我于1927年正月回到汉口去，当时共产党要我出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并主张立即进攻南京，因此江右军(61)不等蒋介石军队会合，先于3月中打下南京。当时蒋介石虽免了总司令职，但势力仍大，武汉国民政府及一部份国民党的中间分子要程潜(62)捉蒋并解决何应钦(63)、白崇禧(64)的势力，我就这样被派至南京与程潜交涉。当时程潜本可以采取紧急行动把事情解决的，但他推说力量不够不敢解决蒋的部队，结果程潜回到汉口去，第六军遂被蒋介石解散。不久就到了7月15日，国共便即分家。 　　这就是我在大革命时期时代的简单情形。随着革命的失败，联合了叶挺(65)所部和贺龙(66)指挥的20军组织了南昌暴动(67)，我担任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兼财委员会主席。军队后来败退粤汕边境，先在梅县汤坑打了败仗，继又跑至惠来县流沙开会，准备到海陆丰去。就在这时候，我们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只得遣散残余的部队，与贺龙、刘伯承(68)、彭湃(69)诸同志化装逃至香港，时已11月。 　　当时共产国际(70)有人在香港，找到关系后，因我不能再继续在国内工作，决定派我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苏联的机会，先至上海，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71)、李立三、张国焘(72)同住。后来又辗转到了日本，等了两三个月才经远东到抵莫斯科。1928年秋天，我进了共产主义大学(73)。 　　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布)清党的时期(74)，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在我们的学校中，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一部份中国学生的失败情绪很严重，又有几百人是右派和托派(75)，因此在清党时期开展了剧烈的斗争。真正拥护支部正确路线(76)的只有一百多人，我和吴老(77)、徐老(78)是属于拥护支部路线的。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 　　学校里过了一年多的生活，又到工厂农场去参观了3个月光景，就到了1930年的夏天，这时候因中东路事件(79)后，感到远东中国工人的组织教育工作做的不够，打算在远东办一个中国的学校(80)，我被派去当教员，教了1年多的书。自己急于回国，因而借着到南俄去养病的机会回到莫斯科去，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商量回国的事情。经过批准后，我又回到远东去，从海参崴搭舰回沪。这时已经是1932年下半年。 　　在上海只逗留了一个短时期，我便于1933年3月进到中央苏区(81)去。路线是由汕头经过大埔至苏区的边境，因为封锁很严。在晚间偷渡时曾被搜山的击伤了手。到了瑞金后，我担任的工作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一直到1934年10月随军长征出发时又调任没委会主任(82)及总供给部长。 　　1935年冬天随红军到达陕北后，先抵吴起镇，继到瓦窑堡。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83)成立，我当财政部长。1936年冬至1937年春曾任办事处主席，特区政府时也担任主席之职。抗战后，担任大后方统一战线工作，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这是我将近40年生活与斗争的缩影，它是与中国这个世纪里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而在这多年革命者的活动中，又有一半时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过着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在党内，我担任过小组长、党团书记、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五中全会时被选)，现在是中央委员兼边区中央局常委。入党后从未脱离过组织，没有犯过错误，也没有被捕过，或是对党的路线发生怀疑。 　　我个人离家日久，与家乡关系已很疏远。家中的妻子伍崇贤，是1910年在东三省结婚的，所生一子林秉益现在中央局工作，两女在苏联学习。现在的妻子李俊是共产党员，在边区银行当会计。其他的社会关系虽多，但已不是什么私人的友谊，而变成了公共的关系了。 　　对自己的批评是欠缺敏感，尚有责任心，虽无特殊才干，但能够把握住大的方向，缺点虽有不少，然而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在临难不苟这点上是当之无愧。上次国共分家时，程潜曾想说服我报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加保护，但我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从苏联秘密回国后，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说明了在严重关头自己还能站得稳脚，因而不致落在时代的后面。 　　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塞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根据中央档案馆藏作者亲笔签名并校订的油印稿刊印。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