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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

林伯渠

(1942年10月5日) 　　中国近代革命可以追溯到康乾年间(303)。最初源于闽粤三合会(304)，及由两湖渐次向北方发展之哥老会(305)。孙中山革命首先即与会党联合，然后方蔓于留学界、华侨、国内新旧军阀和广大知识阶层，迨川案(306)发生后，革命基础更及于中小地主和农民。中国革命经验早就证明，统一战线成功，革命就成功；否则，即遭失败。 　　我个人参加同盟会(12)的经过： 　　我的父亲原是一个教书人，在家乡临澧县书院当山长(307)。改学堂后，仍掌教。虽曾中举，却终身未入宦。家中种田七八亩，兄弟所入仅够维持一家人吃饭。庚子事变后(308)，熊希龄(309)在湖南创办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西路(7)设在常德，开办时命各县选送两人，先父较开通，让我经过县考入学，这大约是1902年。读了两年书，父亲死了，家境更困难，其时学堂派办学干部赴日留学，我因考第一，亦被擢送。1904年到日本，入弘文学院(8)(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校长嘉纳治一郎)。 　　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10)，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湖南西路师范读书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310)等影响，矇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到日本后，气象焕然一新。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共万余人，各省都有，内多革命志士及为清庭追捕的亡命客，革命思潮甚为蓬勃。1905年7月，中山先生由欧洲经美国回到东京，即与各方谈判，8月间同盟会正式成立。 　　同盟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阶级基础很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反满革命团体。其中最主要的团体有三，即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兴中会初成立时，应者寥寥，后在国内与会党联络，于广州、惠州等地起义均失败。其海外基础则为侨商。华侨内受满清腐败刺激，外受殖民地当局压迫，多富于民族思想。戊戌以后，康梁(248)逃居海外，保皇党(311)的活动大大影响了兴中会的发展。华兴会成立于1904年春。创始人为黄兴(312)、宋教仁(20)、刘揆一(313)等湖南留日学生。黄等以革命事业首重实行，联络国内哥老会领袖马福益(314)，于是年11月在湖南谋起义不成，均亡命日本，在留学生中特别活跃。光复会的基础是江浙的知识界，创始人为章炳麟(315)、蔡元培(316)等，庚子变后，在上海办报纸，鼓吹排满思想。 　　中山先生懂得联络各种革命力量的重要，深知无革命的政党，革命即不会成功。辛亥以前，同盟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是很有成绩的。联络会党，联络巡防营及新军(18)，各地起义，以及团结各地反满力量，都是同盟会干部在其中起领导作用。《民报》(317)(同盟会机关报，仅出24期)寿命虽短，但却迅即传播国内，取《新民丛报》的地位而代之。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终于压倒了君主立宪论。 　　关于同盟会成立时的情形。那天到会的人极多，拥挤不堪。地址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别庄。中山先生作了一篇很有煽动性的演说，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山先生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孙先生说的普通话易懂，大家听了都极高兴。 　　1905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9)，因为对朝鲜亦颁有同样规则，留日学生均认为是莫大侮辱，遂发动归国运动。第二年返国者达八九千人。我道经上海，由总部派回湖南，在长沙办一振楚学堂(318)，与谭人凤(319)、黄兴等来往通讯，以学堂作为掩护。其时有所谓首都革命(320)与边疆革命(13)之称。1907年，我又被派往东三省，任务是调查边疆，联络绿林豪杰。其时东三省初改行省，设总督、巡抚。江苏臬台朱家宝(321)(翰林、60多岁)升调吉林巡抚(唐绍仪(322)时为奉天巡抚、周树模(323)为黑龙江巡抚)，找办教育的新政人才，我因为学过师范，经过一个在朱下面当文案的汪姓同乡(15)介绍，与朱见面，很受重视，遂充朱随员，同往吉林，于1908年到达。那时正讲究新政，吉林办劝学总所(16)，清帝所派提学使吴鲁兼总办，我做会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创办了师范传习所、吉林城四关小学等，一切都很顺利。借此机会，以查学为名，我就到各处活动。另外一位和我同去的周姓同志，专负联络绿林豪杰之责。 　　先是，一山东人混名韩边外(14)者，光绪初年间到吉林南部挖药、淘金，久而久之，在牡丹江南，延吉厅与桦甸县间，名南山沟子的一个区域(南北百余里，东西二三百里)，另立制度，类似一小王国(时日本报纸称为“东方秘密国”)，有枪四五千枝。日俄战争时，双方都与之结好。我们寻到该地时，韩已死，由其孙韩登举(324)继业，似已受政府招安。但他仍是江湖气概，招待我们住了几天，并介绍我们往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去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吉林和奉天、黑龙江三省的旧势力很大，辛亥革命时，即离清独立。我在那边住了几年，黄花岗起义(17)失败后被调回上海，旋又派往湖南，作运动巡防营军队工作。 　　湖南有20个巡防营，湘西共驻8营，常德驻有3营，西路师范旧时同学多在营中任文书等职。我与廖湘芸(325)同志一起到常德。双十起义(19)前，各营已次第酝酿成熟。长沙于9月初一日(阳历10月22日)最早宣布独立，初八日，湘西各县便全部反正了。这里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便是焦达峰、陈作新(326)的被害。 　　焦陈均是同盟会人。焦出身会党，陈为一教员，思想均甚急进。武昌发难后，焦陈即领导会党并联络新旧军，于9月初一进围抚署，杀巡防统领黄忠浩(327)等，以巡抚署为军政府，众推焦陈为湖南正副都督。当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一班旧派人物，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谘议局(255)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新军五十标梅某(328)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抚署前。时为9月初十日，谭延闿(28)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 　　我因愤于焦陈之被害，偕数同志前往上海南京。数月后，南京因闹让总统位事，中山先生一派迫于时势，只好与袁世凯(25)妥协。但已估计到袁之将变，中山先生特别强调革命军队之重要，分派同意这种见解的党人到各处布置。宋案(329)发生时，我适在岳州要塞司令林修梅(30)处任参谋。二次革命(21)失败后，我逃往日本，此后便是中华革命党的时代了。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终与袁世凯妥协，此事与宋教仁很有关系。我与宋教仁是同乡，极熟稔。宋原在常德府中学堂读书，后被告发参加革命，知府朱某通知他出走才到日本。宋治学之心很切，有意要研究日本和欧西各国政治经济，常与日本名士交往。大约在1905年左右，宋组织一专门翻译外文书籍的机关，译英、德、日名著甚多。因之，政党责任内阁制的一种见解，先入为主，便成为他以后的中心政治主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府组织法初步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即极力主张修改为法国式内阁制。 　　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藉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330)，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元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的成份遂起了根本变化。宋以为法律是神圣的，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53)的妥协。武昌起义后，汪从牢里被放出来，信仰很高，袁世凯就极力敷衍他，讲一套南北统一，协和万邦的道理，汪深受感动，极力主张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中山先生允许让位后，但提出三项条件：国都设于南京，袁亲自来南京受任后，中山先生及各国务员才辞职；遵守约法。袁对此表面上都答应了，但等到迎袁南下专使到北京时，他却又施其伎，嗾令曹锟(261)所部哗变，火烧北京前门，从而借口要坐镇北方主持大局，不能南下。汪精卫竟为所骗，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他还提介所谓“六不”(331)(不做官，不做议员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 　　根据1942年10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所载刊印。文字上作了删节。 　　*此文是《解放日报》记者的一篇采访报道，原题为《林老谈辛亥革命》。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