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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拓夫同志

郑 戈 桓

从1946年到1954年，我在贾拓夫同志身边整整工作了8年，其间多受他的教育培养，获益良多，终生难忘。 　　(一) 　　1946年下半年，我从中共中央党校六部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西北财经办事处本是掌管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高级领导机关，但我初到这里时，它的机关工作人员却精简极了，才3个人，一个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贾拓夫同志，一个是办事处秘书长、晋绥边区驻延安代表白如冰同志，再一个就是我。以后又来了两个同志，一个是从国民党新疆省监狱出来回延安的高登榜同志，一个是高江同志。 　　在拓夫同志的主持下，西北财经办事处几乎没有什么委琐的事务，全是研究财经方面政策性的大事。主要办法有两条，一是对边区各财经部门及其在各地分支机构的分散意见进行分析研究，集中为比较系统的意见；一是组织边区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若干专题反复讨论比较，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不论用哪条办法，都是在拓夫同志主持和亲自参与下进行的，之后他又反复加工形成文字材料，向贺龙同志(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及西北局汇报得到批准后，又分头组织落实，工作极为认真扎实。 　　1947年3月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相继占了延安及边区的所有县城及公路要道，毛主席指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的西北野战兵团转战陕北。就在这样的严酷环境里，拓夫同志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和边区的其他财经部门的同志，千方百计为前线筹集粮草和经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 　　1948年初，中共中央委托董必武同志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华北、东北、西北财经工作会议。此时拓夫同志尚在陕北前线，奉命率领陕甘宁和晋绥的代表团日夜兼程前往石家庄赴会。这次会议主要总结了华北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经验及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政策，拓夫同志尤其重视石家庄市的接管经验，收集了不少资料。会议结束后，拓夫同志取道晋绥又考察了那里的财经工作情况。我们返回陕北时，延安已经光复。 　　石家庄会议后，拓夫同志除继续抓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恢复工作，支援前线，把大部精力放在了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准备工作上。1949年2月，拓夫同志为西北局草拟了《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分“西安情况的搜集与调查”、“接收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西安军管会的组织准备”、“接收西安的干部准备”、“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入城干部的训练”、“供给上的必须准备”、“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等8个部分，既很全面又很具体，为后来有计划有秩序地接收西安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拓夫同志在学习会议的重要文件过程中，结合西北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论“转变”》的心得体会。虽然这篇很长的遗墨查不到下落了，但据我知道，其中的大部分论点，他在西安解放后的一些报告和讲话中均有过阐述，有的还以党报的社论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同群众见了面。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拓夫同志出任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不久，西安军管会主任贺龙率军入川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接管西安的重担便落在了拓夫同志的身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要依靠工人群众做好接管工作，依靠工人恢复生产；他通过各种形式渠道做民主人士的工作，做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他到工厂实际考察，妥善解决公私关系和劳资纠纷；他又特别注意接管干部的政策教育和工作作风教育，在新区人民面前树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三)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拓夫同志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主管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随着西北接管工作的基本完成，拓夫同志把工作重点转到了西北的财经工作方面，其间有两件事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制止通货膨胀，平稳物价。我们刚到西安时，有人说，临解放时国民党的票子没有人要，物资奇缺，物价暴涨，有人雇黄包车从东门去西门，拉车的人要雇主先付脚钱他买下东西后再起脚，怕把车拉到西门后东西又涨价了。由于西安本来就是一个消费城市，加上战争的原因到解放时大部工厂停产了，再加上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市场物价仍然在上涨。面对如此情势，在西北局的领导下，拓夫同志组织各财经部门的力量，紧密配合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采取的措施，制止物价上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西北地区的物价到1950年春夏之交就基本上稳住了。拓夫同志1950年7月10日在西安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是这样回顾这段情况的：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的60种商品平均物价比1949年12月底上涨243％，其中14种商品上涨381％；但到3月以后情况就起了变化，上述的60种商品平均物价较2月下旬下跌30％、其中14种商品下跌38％，4月又较2月下旬下跌52％，其中14种商品下跌62％，到5月初即开始转入平稳，制止了连续10余年来的物价膨胀局面，解决了国民党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广大群众无不庆兴。这个时期，拓夫同志精心组织各项行政、经济、宣传等措施的落实，而且每周要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写一综合电报，汇报情况，提出建议，使西北的制止通货膨胀工作稳步地进行，在短期内取得了十分了不起的成绩。 　　一是新疆之行。1949年冬，拓夫同志陪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张治中赴新疆视察工作。他到新后，又代表彭德怀专程飞赴伊宁，协商伊犁、阿尔泰、塔城三区的统一问题，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老问题。由于战争等原因，原由苏联供给新疆的一些设备和零部件中断了，为此拓夫同志专门会见了苏联驻新疆的总领事协商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新疆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财政工作的社论，据我知道，这篇社论的主要论点就是拓夫同志的意见，而且经过了拓夫的修改。他还安排我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许多经济资料，同时他又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商讨一些经济问题。回西安后，他组织人整理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涉及到新疆各方面的情况，为进一步做好新疆的财经工作提供可用的资料。 　　(1993年)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