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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张德生同志出狱

杜芳铭

1929年春，我就读于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结识了在榆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张德生。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我是女师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张德生当时在榆林高小任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领导人，我们常到他的家里开会，他给我们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指导我们从事革命活动。后由于榆林中学搞学潮，被反动当局停办，许多革命青年不得不离开榆林，张德生在榆林也站不住脚了，去府谷县高小学校任教，并请我一起去从事革命活动。由于我们女师支援榆中学潮，在暑假里，我也接到校方“浮幼喜事，饬令退学”的通知书。可我开学后还是去学校报到，拿着勒令退学的通知书，质问校长李正斋：“凭什么要开除我?”校长没有证据，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你既然回来了就继续读下去吧。”1930年5月，榆林各校掀起了“红五月运动”，我们参加了社会各界的群众大会及游行，深入到街头和居民中进行宣传活动。我们的行动震动了反动当局，也激怒了女师校长，他请他的老师、我入学时的担保人、社会名流郭长城先生劝我离开女师。我被迫于1930年秋转入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就读。这里也是个具有革命运动传统的学校，我每周都和同学们上街或下乡进行宣传，每月在校内为群众演一次自编的新剧，备受当地乡亲们的好评。 　　1930年10月初，张德生从府谷来绥德参加党组织召开的会议，会前到绥师看望了我。不幸会议结束后，张德生、刘澜涛被反动当局逮捕。当天夜里，常应黎(常黎夫)来对我说：“张德生、刘澜涛被捕，敌人审讯时，刘澜涛说他是绥师职员，可能好过关，敌人问张德生来绥德干什么?张德生说他是来绥德看望女朋友。”常应黎要我按张德生的口供，扮做张的女朋友出面营救。我便每周去监狱探望一次张德生，每次都送些吃的，有时也送个绣花枕头或毛衣之类的礼物，当着敌人的面说一些热情的话以迷惑敌人。我每周还要给狱中的张德生写一封情义深切、关怀慰勉的“情书”。我当时不会写情书，就在街上买了一本《情书一束》的小册子，摘抄一些寄到狱中。敌人将这些“情书”审查后误以为我们真是相知相爱的情人，加之他们再也找不到继续扣押张德生的证据，又有组织及杜斌丞等社会名流的营救，只好将张德生无罪释放。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有许多革命志士被捕被杀，为了保存实力，朋友们商量决定疏散当时进步活动较出名的人，我为了完成学业，亦于1932年春到山西汾阳铭义中学读书。在此之前，我曾接到过张德生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继续在府谷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我也已转入高一级的进步团体，从事革命活动。 　　此后，我和张德生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在土改时先后丢失。 　　1963年我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在西安见到了张德生。他那时已患有重病，见了我很高兴，让我把自己的斗争经历写出来以教育后人，我答应了他，并说将来写出之后送请他修改，他也欣然应允。可惜1965年他却离我们而去，成为终生憾事，今写此短文以示对他的纪念。     　　(1994年10月10日)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