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张德生 > 其他资料

张德生为陕西地下党的建设呕心沥血

杨 克

从1938年冬到1946年春，我在张德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深深体会和感受到他党性强，原则性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水平高，一向实事求是，思考问题周密，讲话很有逻辑性，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非常关心干部和群众，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生活朴素，从不搞特殊化。他的高尚品德，过去熏陶教诲了我，今后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特别是他对陕西地下党的建设，呕心沥血，建树的功勋，更使我无限深情地怀念。 　　在德生同志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一度兼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书记时期，到1945年冬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后，一直领导和管理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我从1938年冬在省委干训班认识德生同志，1939年春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工作，直到1946年调派到陕南之前，长期在德生同志领导下从事党的组织工作，深知德生同志为陕西地下党的重新建立、发展壮大和巩固、荫蔽、保存骨干力量，为迎接解放全陕西和大西北，他同省委贾拓夫、欧阳钦、赵伯平、汪锋等领导同志一起，经历了漫长艰险和极端困难的岁月。他深入调查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变化，认真总结我党与敌人斗争的成功经验和遭受损失的教训，深思熟虑，反复研究，提出和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许多有力的组织措施，在形势有利时，抓紧时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及时狠抓巩固党的工作，切实贯彻执行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陕西地下党的建设呕心沥血，铸造了永垂不朽的功绩。我从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党员，能够逐步成长，学会为党做一些工作，是同德生同志长期谆谆教导分不开的。忆往昔，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工作的岁月，倍加深情怀念德生同志。 　　(一) 　　1939年春，我到省委组织部工作，时任组织部长的张德生同志向我交代了一项工作任务，要我调查研究陕西党的建立和发展，整理成文字材料，报送中央组织部。由于我是1937年入党的新党员，在西安工作时主要搞青年学生运动，曾任西安学生抗敌后援会(即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党团书记①，对全陕党的创建、发展情况不了解，深感担子重，压力大，有畏难情绪。德生同志一方面亲自给我讲述有关建党情况，一方面让我向省委机关和各地来省委的负责同志调查了解党的建立、发展情况，又让我查阅省委有关文件资料。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了解情况。初步整理成《陕西党的建立与发展材料》。在德生同志直接指导和亲自审阅修改后，经当时的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审定，于1940年冬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 　　从这个材料的调查整理中，表明陕西地下党的重新建立与发展，是在1933年后多次遭受国民党特务大破坏、损失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西安事变后短短两年内，就在西安市、关中和陕南地区50几个县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达8000多人，加上敌军、友军中的党员和机关部队中的党员，总共将近1万人左右。同时给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边区党校、中央党校等学校输送了大批青年及党员。时任省委书记的贾拓夫同志曾说，陕西地下党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党员最多的一个省。陕西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有些地方的党组织还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区教育、联保等单位的职权，党的力量比较强大。 　　(二) 　　1939年4月，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北门外庙内)召开全省地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张德生同志主持了会议。德生同志根据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把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同时并列，两者并重。5月间，省委又提出，党的组织以巩固为主，发展为次。8月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后，省委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党的工作，一般停止了发展党员。 　　德生同志在1940年1月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巩固党的工作报告，反复说明，由于国民党加紧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时局日益恶化，客观环境需要我们重视巩固党的工作；同时，党的组织在大发展中也难于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不巩固的现象，党自身也需要进行巩固工作。省委组织部每次部务会议上，都研究部署巩固党的具体工作，并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省委起草了巩固党的工作计划。一年多做了很多巩固党的工作，主要有：加强党内的教育工作，克服有些党员模糊认识(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我党抗日与国民党抗日有什么不同等)，并提高党员的基本知识；初步审查党员，清洗党员中的某些投机分子、自首分子及个别奸细嫌疑分子，对不够党员条件的同情者和年龄小的党员，劝他们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了解和调动干部，对一些不适宜继续在原地工作的干部，分别情况调动处理，大部分调进边区，送延安学习(连同后来送边区学习、工作以及随警卫营、剧团进边区的党员共1034人)；调整地县组织机构，撤销了地委，改设特派员，成立了长安、礼泉、岐山、洋县等中心县委，就近指导邻县工作，减少了同省委联系的单位；同时，省委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先后回到省委机关(云阳镇)，1939年12月省委又迁到边区淳耀县②安社村，使省委机关和主要负责同志处于较为安全的环境，避免了类似平江、确山(竹沟)等地我党地方首脑机关遭受敌人破坏的事件发生。 　　德生同志在有关会议和谈话中，还多次指出，我们这一时期，巩固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有些地方和方面的问题仍很严重，继续做好巩固党的工作，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充分看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反共活动的严重性和我党组织还不够巩固现象的严重性，紧急做好巩固党的工作。 　　(三) 　　1940年初，国民党加紧反共，频繁制造磨擦，陕西国统区环境恶化更加严重，党员被捕(先后共约120多人)，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不断发生。如何进一步做好巩固党的工作，贯彻执行中央荫蔽精干指示，省委于1940年6月派张德生同志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陕西工作。德生同志赴延安前，让我们组织部的同志加紧准备有关材料，日夜不停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同志们在深夜整理材料中，常常疲劳打瞌睡，有时竟把点燃的小油灯都撞倒了。德生同志与同志们共同研究问题，总结巩固党的具体经验教训，审阅修改向中央报送的材料。8月18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9月，省委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德生同志传达中央的《决定》精神。《决定》指出，陕西党过去3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最近一年来开始做了一些巩固党的工作；然而由于过去大量发展工作时期若干错误和缺点，陕西党今天还极不巩固；估计到目前陕西形势的特点，“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决定》强调，首先需要巩固党的组织，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去进行群众工作；应该使陕西全党同志懂得，短小精悍的秘密的党组织与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及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巩固党的两位一体的任务；要求一切党员都应深入社会，深入群众中去，以达到长期埋伏的目的。 　　省委在9月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中央《决定》的贯彻执行问题。会议严肃指出，我们应当理解中央《决定》中尖锐提出陕西党极不巩固的问题，应当研究不巩固的地方和原因；我们切不可歌颂成绩，满足现状，否则，是很危险的。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和检查。对巩固党的问题，开展统战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和部署。强调指出，在巩固党的工作方面，首要的问题是干部问题，党的各级干部，必须选配政治上坚定可靠的同志；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必须培养锻炼干部，自己分析环境，独立工作的能力；必须准备候补干部；必须调动暴露的红的干部；必须特别重视审查干部，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及参加国民党训练班的问题，不应对他们抱有成见，无故怀疑；对确实被国民党“溶化”的变节分子，无条件的予以开除，但务必慎重，小心，不要随意作出结论，不要弄错一点一个人。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取消各地党委的部门组织和总支组织，改为小支部和平行支部，分开管理；要改进领导方式及领导作风，减少领导联系的单位(支部、区委)和次数，克服粗枝大叶的领导作风；继续加强党内教育工作及秘密工作。 　　会后，及时向各地党组织进行了传达和部署。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德生同志亲自具体安排，亲自同派出的干部谈话，亲自审查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亲自进行督促检查。为了及时了解工作进展情况，组织部还建立了每日工作志，我们轮流负责填写各科每日工作简况，送德生同志审阅和批示。 　　(四) 　　1941年6月，中央决定由张德生同志任省委书记。不久，中央又要德生同志去延安汇报工作。是年9月，德生同志要我同一位县委书记去延安汇报党的组织工作及基层支部、党员活动情况。我到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后，为了工作方便和所携带机密资料的安全，德生同志让我同他住在一个窑洞内(一个土台桌子，两个土台床)。他告我，中央根据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破坏我党组织日益严重的情况，由陈云同志主持，正在开座谈会，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隐蔽精干政策问题。根据座谈会需要，他要我整理了几个有关材料，并要我向西北局统战部作一次汇报。 　　据德生同志说，陈云同志非常详细具体地了解陕西党的组织情况及社会情况，国民党把陕西划分为三种地区，陕南为巩固区，关中为肃清区，陕北为斗争区。陕西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重，工作环境日益恶劣。陈云同志还讲了我们建党以来，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历次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和主要的失败教训；提出根据过去的教训和国统区地下党的特点，在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分子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我党秘密组织的政策和企图“一网打尽”的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目的。座谈会开了好多次，历时4个多月，对有关问题反复进行了充分地讨论研究。 　　1942年1月初，德生同志返回省委(已由照金镇迁到马栏镇)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实际是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的，由毛主席提议改用西北局的名义下发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贯彻执行荫蔽精干的方针政策，党组织要精干荫蔽，只有精干才能荫蔽，组织形式应以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有中上层社会职业的党员，一般不编支部，单线联系；党员移动地区，不转组织关系，可同原来组织保持联系；党员不但许可、而且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直至它的各小组织；党员活动，最大部分公开化、社会化，尽量减少秘密活动，党的会议一般不召开，改为个别接头；秘密文件一律停止印发，改用口头传达；交通联络，减少到最低限度；继续审查党员，清洗其中不坚定、不觉悟、不守纪律的分子等。《决定》还强调要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争取国民党中的中间分子，利用各种矛盾，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要广交朋友；联系群众，才能“站得稳，爬得高”；必须打破内战时期鄙视和割断社会联系，或者害怕社会关系的心理，克服党外活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公式主义。 　　此外，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自首政策，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德生同志还个别传达了中央一些具体指示。如若有的党员被捕，敌人确实知道其共产党员身份时，在绝对不危害党的组织，不连累在国统区地下党员等前提下，可以承认是党员，通过各种灵活方式，同敌斗争，必要时，也可履行一般手续，争取释放出狱；如有机会和条件，党员也可以参加国民党的小组织，但必须事先或事后向党如实报告，保持外白内红，白皮红心。这些精神，仅供各地负责同志遇到有关情况时掌握处理。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之后，为了利用春节期间亲友互相拜年，便于进行活动的时机，德生同志确定很快派一批联络员、交通员以及合适的干部，外出进行传达，除安康地区无合适人选外，全省50几个县的绝大部分党员都听了传达中央、西北局指示精神。为了防止失密，一律反复记忆要点，口头传达，不许携带片纸只字。 　　由于省委和德生同志认真传达贯彻中央荫蔽精干指示，陕西地下党虽有一批党员被敌逮捕，部分组织遭受破坏，但大部分地区党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党员虽减少到三四千人，但党组织短小精悍了，党员的素质提高了，党的骨干，除在国统区隐蔽了一部分外，县以上大部分干部调进边区学习和工作，达到了积蓄力量、保存骨干的目的。 　　(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日益高涨。时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的张德生同志，一手抓关中分区党政军群工作，一手抓陕西国统区工作。根据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他及时了解陕西地下党的情况，积极而又慎重的恢复党员及党组织的联系(审干“抢救失足者”期间，约有两年左右停止了联系)；调查了解国统区社会和群众情况，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情况。1945年冬德生同志调西北局后，仍领导管理陕西地下党的工作。1946年初，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工委，同中共关中地委分设，集中力量进行国统区工作。成立省工委之前，我随汪锋同志去延安，听取了习仲勋同志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精神；列席了西北局讨论陕西工作的常委会议；同西北局组织部胡达明同志一起，研究提出了和平民主新形势下陕西国统区各县主要干部选配名单，送贾拓夫、张德生和汪锋等同志审阅。德生同志长期从事陕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对陕西党内外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当时陕西国统区现实状况，他同西北局和贾拓夫等同志都认为，陕西地下党要作两手准备，要从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支持和领导群众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一方面继续恢复党的组织联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发展党员，仍贯彻荫蔽精干的政策。 　　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央及时改变了1945年底至1946年初对形势的估计，中央、西北局指示陕西的工作方针：改为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陕西地下党由于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保存了一批骨干，有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为了迎接中原突围部队，在外线创建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牵制敌人进攻华北等解放区的力量，中央指示陕西省工委：积极发展商洛地区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组织精干武装，出击西府地区，迎接王震同志率领的中原突围部队，相机创建以麟游山区为中心的游击地区；在渭北、东府沿黄河一带地区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陕西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策划了国民党一些保安团队起义，好些地方的斗争很有成效，突出的是以巩德芳为首的商洛地区，以赵伯经为首的西府地区，以谈国帆为首的渭北地区。白水、朝邑等县地下党策划敌保安团队起义，实现了“开城门、放吊桥”的目的，战果也很显著。此外，打入并埋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等要害部门的一些党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为我野战军歼敌立了功，有的曾受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 　　陕西地下党，在解放全陕西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同张德生同志在党的建设中长期呕心沥血的耕耘是密不可分的。 　　(六) 　　德生同志在陕西地下党的建设中，首先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中，特别重视党的建设教育，训练班几乎每期都由德生同志亲自讲授党建课，我聆听过他多次讲课，深受教育。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得生动，大大增强了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党的基本知识，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等等觉悟。受过训的党员，绝大多数成为各级党委的骨干。 　　德生同志深入调查了解党内外情况，认真研究总结地下党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和确定地下党各个不同时期的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指导党的发展与巩固工作，贯彻中央荫蔽精干的16字方针。以省委组织部为例，在德生同志直接领导和主持下，从1940年9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到1941年6月，仅八九个月时间，即调查研究整理了10个材料，约有40多万字，包括： 　　关于审查干部的材料； 　　关于党的建立和发展的材料； 　　关于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的材料； 　　关于支部工作的材料； 　　关于审查党员的材料； 　　关于陕西国民党特务的材料； 　　关于我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和教训； 　　对50个自首分子研究的材料； 　　对叛徒、奸细初步研究的材料； 　　关于秘密工作的材料。 　　这些材料，由当时干部科长董学源、社会科长罗文治、组织科长杨克等同志分别调查整理，经德生同志亲自审阅修改，报送中央组织部和社会部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有的曾予以表扬，认为陕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研究指导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进一步贯彻荫蔽精干政策，很有用处。事实表明，陕西党贯彻执行中央荫蔽精干政策的成效是显著的，改变了党组织极不巩固的状况，党的巩固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避免了历史上几次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再次发生。 　　德生同志对党员干部非常关心爱护，地下党员到了省委机关、组织部门如同回到了家中，省委组织部管理的招待所，设备条件很简陋，生活很艰苦。德生同志经常强调说：招待所是省委的“窗口”，地下党员到省委机关，能够接触到的人极少(秘密工作需要)，但都要住招待所，从招待所工作人员态度作风看省委，看党组织，我们的招待所必须选配工作认真负责、思想作风好的干部当所长，热情勤快地做好招待服务和组织学习，并经常在部务会议上检查这方面的工作。据我所知，凡是住过招待所的同志，大部分反映说，真是回到了家里，热呼呼的，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从没听说过有什么脸难看，话难听，门难进，冷冰冰等不满意见。 　　干部有疾病，生活遇到特殊困难，德生同志经常关心过问，在可能条件下予以适当照顾和亲切慰问，使干部心情舒畅。我1943年冬患了副伤寒，发高烧，昏迷不醒，半个多月粒米不下。谁都知道，副伤寒是一种传染性很大的疾病，但德生同志仍亲自到我住的窑洞中看望，了解病情，设法治疗，还将别人送给他的一点酥油给我恢复补养身体。德生同志对干部的关心，还表现在严肃对待干部的某些弱点、缺点和错误方面。在组织部部务会议上，他对我们工作和思想作风上发生的毛病，经常指出，坦诚批评，但从不算老帐，不打闷棍；一定时期，还找去个别谈心，提醒应警惕之处。我的一些缺点毛病的克服，同德生同志的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迄今永记不忘。 　　德生同志亲自选调和培育的一批地下党联络员、交通员，在陕西地下党的建设中，建立了奇功。他们经常通过敌人封锁线和检查站，冒着生命危险，传达党的指示，递送机密文件，了解下情，接送大批党员干部进出边区。例如，1941年，西北大学地下党二三十名党员和进步群众暴露，敌人追捕。省委联络员王国同志奉命出入封锁线，将他(她)们分批调进边区，为党保存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再如，1946年，西北民盟领导人李敷仁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幸未牺牲。省工委派联络员唐磊(韩夏存)等同志营救，经过无数险关，始转入边区治疗。西北民盟主要负责人杨明轩同志，也是在敌人追捕下由地下党联络员带进边区脱险的。解放战争时期，由联络员、交通员带领进出边区的干部更多，仅向陕南地区就带出200多人。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同志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等一批高级干部，都是由陕西地下党的联络员、交通员领进边区的，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李先念同志曾说，他在陕西关中走的那条路，说是白区，实际上是红区，很安全。 　　最后，令人怀念的还有，德生同志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很严。他爱人王文同志，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党员，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很刻苦，很认真，从不计较个人职务待遇，她同德生同志一样，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她体弱多病，常常关心同志胜于关照自己。她在干部科当干事，很多干部尤其女干部都乐于找她交谈。她生活简朴，平易近人，积极主动参加机关各种学习、生产和文娱活动，从不搞什么特殊化，与干部相处很融洽。王文同志逝世后，我和很多老同志都很悲痛，同对德生同志一样地无限深情的怀念她。 　　(1992年12月12日于北京) 　　注：①党团书记，即今党组书记。②淳耀县，1935年8月由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和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以淳化、耀县的一部为管辖区域新设的县治，抗日战争时期以后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1949年4月撤销其辖区复归淳化、耀县。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