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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生同志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马志超

1927年我在家乡旬邑县秘密加入共青团，1928年初转为共产党员，同年5月参加旬邑暴动。暴动失败后许才升等领导人惨遭国民党杀害，我和崔廷儒同志保持组织联系。后因在地方难以立足，我到西安考入国民党陕西省卫生人员训练班，欲学得些医疗技术以社会职业掩护作秘密工作。训练班设在城内五岳庙，我继续同崔廷儒同志单线联系，他常送些文件来交我妥为保存。 　　1937年春，崔廷儒同志领我到车家巷口和一位中等身材面带笑容的青年同志会面，他就是张德生同志，这是我同德生首次见面，我们一起到南院门附近一家饭店吃饭。廷儒同志说，在汉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崔维峻同志已经遇难，要我绝断这方面的一切来往。还有一次，崔廷儒和张德生一起来找我，说他们要去外地工作，我的组织关系由罗文治同志联系，并告诉我同我一起学习的王宗元是自己同志。 　　1939年冬，崔廷儒同志来到彬县。此时我在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支队任代理大队长，驻防彬县。他说他和两位同志去宁夏工作，两个同志带有文件，怕进城门受检查出事，现在城外，要我设法接进城安顿住下。我说我去接进来住在我处，廷儒同志不同意我和那两位见面，要我派可靠人员接进城来安排住在别处。他们在彬县休息了两天，我买汽车票护送他们安全去了平凉。廷儒到平凉、固原后先后来过两封道平安的信。数月后，廷儒同志的父亲来彬县告我，家里接到廷儒的媳妇陈晶来信，说廷儒在宁夏出事了，他想去看看。我劝他说，你一个乡下老人去能有什么办法，可能还要受株连，不去者好，朋友们会尽力去营救他，我把老人劝说回家去了。不久廷儒在宁夏遇害，我的组织关系又断了。1942年我所在的陕西保安第九团移驻淳化县。一天，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作地下工作的蒙定军同志派人来淳化，叫我去西安，蒙说蒋介石已派张耀明接赵寿山的手任三十八军军长，张到任后实行清洗，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得不回到陕甘宁边区去，有的人已到西安，没法通过封锁线，要我设法护送这些同志安全通过封锁线进入边区。蒙定军同志也是旬邑人，崔廷儒同志生前给我说过，蒙已是我们的同志，我和蒙约了以后联络的代号，他叫“孟明”，我叫“冯光”。从此后至1944年底，经我安全护送进出边区者达160多人次，一切政治上的风险、经济上的负担全由我一个人负责。 　　1945年春，我护送蒙定军同志经淳化方里镇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马栏镇。汪锋同志时任中共关中地委的统战部长，主管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的地下工作，他把我安排住在地委招待所，说他要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他回来再谈我的工作问题。约过了半个月，蒙定军同志来招待所告诉我，汪锋同志从延安来电话，说“七大”延期召开，他一时回不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我仍回国统区继续做地下工作，最好在封锁线上搞个交通点，并力争搞一部分武装。根据这个指示，我立即返回到西安，多方进行活动。后通过国民党旬邑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蒲玉阶的社会关系，认识了新任的旬邑县县长边翼藩，我于1945年10月回到旬邑后，边任命我为县警察局代理局员，后任县政府的军事科科长。 　　1946年约在中秋节之际，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新正县保安科的万士杰同志，派人来旬邑县城叫我去边区的赵家洞，说有要事相商。我到赵家洞后，万士杰介绍说，黄艾民同志找你。黄约我到河滩去谈话，他说他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是张德生派他来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并说有个重要人物要进边区，要我设法接送，要绝对安全，接人的具体地点时间届时另行来人面告。过了不几天，来了一位同志(南方口音忘了姓名)，到我家里具体交待任务，说要我接的人乘汽车由兰州去西安，天黑后在彬县东城门外偷的下车(他后面有敌特的车)，随行一人，你在泾河附近接，如果到夜里12时还不来人，就不要再等了。我按计划带了5个人，各持短枪1把，下午6时到达预定地点，一直等到夜里12时没接上来人。以后不久，万士杰同志派人来通知我亲去崔家河，到后他交我一封绝密信。我拆开一看，是张德生同志写的，说要我接送的人因当时改变计划去新疆了，所以未来，让我不要再等。后来黄艾民同志告诉我，这次要我接送的同志就是赵寿山，当时由于为了保证赵的绝对安全，对参与接送工作的同志都没说接送的人是谁。 　　旬邑县地处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关中统治区的交界处，国民党对这里非常重视，军统、中统、胡宗南的长官部等都派有不少特务在这里长期活动，其中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卜涛的权势最大，不买县长边翼藩的账，处处向边发难，使边的政令不通，边又认为自己是国民党老资格看不起卜涛，相互找岔子。我便利用卜、边的矛盾发展进步的力量，借机敦促边撤销了卜派几个骨干分子的镇长职务。1947年2月，我又利用边翼藩和自卫总队附王树桐的关系撤了旬邑县自卫大队原大队长的职务，把这个职务搞到我的手，直接掌握了这支400多人的地方武装，连同县保警队和乡镇的武装，共约在千人以上。 　　1947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蒙定军同志的大儿子来到旬邑县城我的家里，说边区派来了人，叫我到西城门外会面。我带警卫员蒲兆连到西城门外，见是黄艾民同志，为了安全，我把艾民同志请到张洪镇，在四中队长马玉德住的一间房里详谈。他说：“张德生同志这次派我来有个重要任务，你是党员，现在胡匪20多万军队在陕北，对根据地压力很大，为了便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活动和歼灭敌人，为了吸引胡宗南分兵南下，组织决定要你在旬邑举行武装起义，造成政治影响。这是配合西北战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大任务，组织要你设法完成。”我说，“组织对我如此信任，我坚决设法完成任务。”艾民同志又问我在工作中还有什么困难，我说自卫大队这400多人的武装争取到手还不到3个月，还没有发展一个党员，为防意外，请组织派几个干部来帮助我；起义的时间若能缓后些，我可抓紧时机把旬邑的特务当权者抓一批杀一批，自卫大队在彬县银行有一大批钱我想取出来，把我父亲和妻子也先送走。艾民同志说：关于派干部的问题我回后报告组织决定；关于起义的时间怕不能缓，起义是配合西北战场的任务，从大局计，时间不能缓；银行的钱不要取，家里的人也不送走，以免被敌察觉影响起义的重大任务完成。送艾民同志走时，约定他在3日内回音。但过了5日还无消息，我十分焦急，便写了封信，派蒲兆连持信去南线指挥部请示。次日黎明，蒲兆连带回了张德生同志的亲笔复信，信里说：能全部起义就全部起义，全部起义有困难可争取部分起义，万一有困难你部可退往彬县方向，等待以后；野战部队是战斗装备，现抽不出干部去你处；具体计划可同高锦纯同志联系，他在崔家河方向；无论如何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高锦纯同志是警备第一旅旅长兼关中军分区的司令员，我即再次给高旅长写信，说由于时间仓促兵力分散不好控制，我先将自卫大队集合在西堡子上，待我军主力进城后再举行起义，派我的亲属高振章把信送到崔家河，高旅长在我写的信上批示：“完全同意你的安排意见。”就在我给高旅长写回信时，县长边翼藩派人来催我去他处。我去后见边翼藩十分惊慌，问我怎么办，我说县城是守不住了，不如把部队集中到西堡子，万一不行向彬县撤退。边翼藩以为我是完全为他着想，同意我的意见，催我赶快把部队集中到西堡子，说天黑后他也去。这样我就“合法”地调集部队，赶天黑把驻在土桥和县城周围的3个中队都调进了西堡子。为了防范发生意外，我把在国民党军校毕业的几个中队长隔离看管了起来，抽调力量加强巡逻，严禁任何人放枪。 　　5月21日晚，高旅长所部按计划顺利的进入旬邑县城。次日黎明，我先派人去南线指挥部表示欢迎并请派代表来西堡子，接着我带领起义部队也进了县城。约在8时左右，王世泰、张德生、刘懋功、牛书申等领导同志在盐店巷申家大院接见了我。张德生同志又和我谈了话，此时吕剑人、黄艾民同志在座。德生同志说：“志超同志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起义本来是对国民党军队反对国民党而放下武器使用的名词，志超同志是共产党员，是为党工作，本不该用“起义”这个名词，但为了扩大政治影响，需要以你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名义宣布起义，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我以服从党的利益为原则，我没有意见。”听我说罢，德生同志便转头对门外等候的新华社两位记者说：“你们现在就向总社发电，报道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接着德生同志宣布，任命我为中共彬旬工委书记、旬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关中游击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我一方面觉得组织交给我的工作担子太重，一方面觉得昨天夜里给我送到西堡子的一封信语气没有把我当自己的同志，要求去后方学习。德生同志耐心地对我解释说：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后方可去坐下来学习；你的党组织关系不在关中地委，这次布置你率部起义只有我和王世泰几个领导同志知道，我们今早才进城，昨晚写信的同志不了解实情，这是个误会；今后敌人的“清剿”会更为艰苦，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谈话结束后，用我的名义请城内一些人士吃了顿饭，饭后我军撤出县城到杨坡头，下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旬邑县城。 　　我军在杨坡头驻了几日后第二次进了旬邑县城，张德生同志指示我把边翼藩所带的残部争取过来。因为边翼藩那天晚上没有去西堡子，和警察金局长向城北逃跑了，后收集残余200来人驻城北的太堡村。我们言明包围了太堡村，我给边写了封信，经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杨拯民阅后，派蒲兆连同志送太堡村城下。边接到我的信率部来归，按照德生同志的指示，中午在饭店招待了边翼藩，南线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出席作陪，边在会上讲了几句弃暗投明的话。德生同志又交待我按照党的政策分别处理边翼藩带来的乡镇长等人员，除个别罪恶极大者外，愿留者欢迎留下，不愿留者一律让其回家，路途远者付给路费。 　　二次进旬邑县城后，德生同志委托我看望了崔廷儒同志的老父，并给送了些钱。他又叫我去看一下蒙仲穆先生，说他想去见见蒙先生。蒙仲穆(蒙稼福)原在榆林中学任教，是德生同志的老师，时任旬邑中学校长。我到蒙先生处转达了德生的意思，蒙要我转达德生同志，说他如果同德生见面，日后国民党来了找麻烦他受不了，还说他身体有病，不能为共产党干什么事。我把蒙先生的话转告了德生同志，他说那就算了。从这些可以看出，德生同志处人处事，考虑得多么缜密细致。 　　约在一月后的一天，张德生同志从远道把我叫到他的住地文家村。他说：奉中央命令，在南线作战的主力部队要北上陕北，我们也曾打算把你也带上去，但我们经过请示，中央认为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还须把你留在关中坚持打游击，今后关中的“清剿”和反清剿战争将会更加激烈和残酷，要有打两三年游击战争的精神准备，关键是依靠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他说你的党组织关系已正式交到中共关中地委，要主动地向地委多请示汇报，使地委了解你，因为分区的一些同志对你不大了解。德生同志说到这里看了一下手表，大概出发时间未到，问我认识不认识秦家村的那位寡妇，我说认识，她叫“田彩花”，人很精灵。德生说：“是的，她不但精灵，而且很开明，南线指挥部的几位同志住在她家的院子，她对我们的招待很周到，我曾问她，你这样招待我们不怕露富吗?不怕国民党来了找麻烦吗?她说：‘我这家原先很富，民国以来就倒了，但给你们几位首长吃点饭还可以，你们整天在山里吃苦头，有上顿没下顿，为老百姓办事，今天住到了我家，吃点饭算个啥，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卖些地把钱给你们，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国民党的人老是祸害百姓，气数尽了，有你们在国民党再回不来了。’这是我多年来遇到的少有的一个家庭较富裕的农村妇女。我们地方政府今后要多关照她。” 　　谈话结束了，德生同志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叮咛我千万要注意安全，说坚持3年就是胜利。 　　我军主力北上后，胡宗南对我关中分区进行反复的残酷“清剿”，其兵力没有少过两个旅。有时我们一天要同敌人打几次仗，全天吃不上喝不上。冬九寒天宿营在深山老林，天明后都成了雪人。早晨尚在一起言笑，遇上战斗，转眼间就长眠于山间，当场毙命尚少痛苦，而伤后因无药医治而疼死者其惨状，实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所能表述，烈士们临终时的情景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我的家庭被国民党一抄再抄，许多亲友备受株连遭害。我所以能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实与德生同志的关心爱护教育鼓舞分不开。 　　关中分区握别后，我在10多年里再未见过张德生同志。1955年，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的穆秉玉同志突然来到我处，说省委张德生同志指示组织部给你作个历史结论，要你写份历史材料。我把材料写好交后，组织部也再没来人同我谈话，时间不长，5月10日穆秉玉同志就将组织给我作的历史结论送来了。结论说：“马志超同志在地下工作多年，没发生过任何问题。1947年在旬邑起义是在组织的意图下搞的，党龄应从1928年算起。”我问穆秉玉同志，怎么没有再找我谈话，就很快把我的历史结论作了，他说组织部是按照张德生书记的批示作的，因有领导上的明确批示，无需再找本人谈话。从后来繁多的政治运动证明，德生同志主动批示省委组织部给我作出历史结论是有远见的，是对我的极大关怀。 　　1957年，省委和省人委在人民大厦招待少数民族代表，当时，我在省民委工作，在宴会上遇见了张德生同志。他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多年不见了，你的两鬓也有白发了。这几年怎么不到我那里去，以后有时间来谈谈。我说你的工作太繁忙，所以没有去打搅你。 　　1959年，在张德生同志的关心下，在旬邑给崔廷儒同志立起了纪念碑。其间，德生同志还指示经办的同志把碑文送给我看，征求意见。他还委托我把崔廷儒同志的父亲请来西安，由他出面招待了一次，并赠送了礼品。他对逝者的怀念，对生者的安慰，是多么的周到!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铺开了，我的厄运来临，但那时因有张德生同志指示省委组织部于1956年给我作的历史结论，有的人还不能不有所顾忌。那时我在省人委办公厅任副主任。1964年德生同志重病住院，省人委办公厅有的人便诬陷我在旬邑作地下工作时“杀害了4个革命干部”，密报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教工作组，提出隔离审查我。德生同志知道此事后，委托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同志同我谈话。克伦同志说：“德生同志本来要你去医院，他当面和你谈，但医院怕影响德生同志的治疗，不同意接见你，所以德生同志要我来同你谈谈。德生同志说，省委对你是了解的，现在有人提出新的问题，因此省委同意对你审查，但审查的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我向克伦同志说随他们审查吧，并请他代我回复德生同志，请他静心养病，勿再为我的事分神误病。 　　1964年6月4日我被隔离在西北一路公安厅密审室审查。约在12月的一天，两位我不认识的中年干部来到隔离审查我的地方。他们支开了看管我的人，一位在隔离室外，一位进到隔离室对我说：“我是省委张书记派来看你的，他叫你不要有思想负担，说省委会设法解决你的问题。”因当时不便于问这位同志的姓名，所以至今不知他是谁。1965年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国桢来和我谈话。他说：“省委指派我解决你的问题，我先到旬邑调查了几个月，旬邑没有人说你的坏话，你这人在旧社会干事多年如此清白还是少有”。我说我没作坏事，你再逼也逼不出来，人民群众是公正的。王国桢同志这种出自肺腑的谈话，对我也是很大的安慰。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王国桢同志没能解决我的问题。 　　张德生同志是1965年3月4日病逝的，但我从报上知道噩耗已是半个月后的3月18日。这个不幸的消息象晴天的霹雳，震得我寝食俱废卧病多日。身陷囹圄的我，在8只敌视的眼睛监视下，默凑了这么几句悼词：“三月十八噩耗传，病魔催君离人间，天殒北斗地球暗，我失良友泪涟涟，身陷囹圄仰天救，不幸慈航断了帆。”因为监管者说我是革命的敌人，不许我把德生称同志，只得写为“良友”。 　　张德生同志病逝后，陕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更“左”了，以后接着又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12月26日才给我彻底平了反，宣布“维持1955年5月10日省委组织部关于马志超同志党龄从1928年算起的决定，恢复马志超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工资级别和补发扣发的工资，分配工作。”推倒了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给我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张德生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4年11月20日)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