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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生同志与陕西的水利建设

李经纶 荣嗣弘 刘 璞 刘志林 马 明 高树岐 白玉洁

陕西自古以来是个少水多旱的省份，1949年全省解放时共有水浇地336万亩，全省1317万人，人均仅有水地0．25亩，而且多集中在关中的川道。为了发展陕西的农业生产，面对这个实际，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人民政府1950年1月成立后，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即提出了经过几年努力全省人均有0．5亩水地的设想，经过几年努力，到1952年底全省水地增加到459万亩，较1949年增加123万亩，增长36％。1952年9月潘自力同志接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抓住这个具有号召力的口号不放，继续动员全省干部、水利工作者和人民为之奋斗，到1954年底全省水地达到535万亩，较1949年增加199万亩，增长59％。1954年10月张德生同志继潘自力同志之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继续狠抓水利建设，到1964年底全省水地达到1043万亩，较1949年增加707万亩，增长2．1倍；全省2090万人口，人均水地0．5亩，较1949年增长1倍。 　　张德生同志主持陕西工作的10年，是陕西水利建设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之一，而且为后来全省水利建设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我们几个人有的在省委机关工作，有的在省水利部门工作，有的在地县工作，都深感德生同志为全省的水利建设呕心沥血，倍受教益。 　　一、统一省委常委一班人的思想，制定全省十二年水利建设规划。 　　德生同志生长在榆林，投身革命后长期在干旱少雨的陕北、渭北、陕南山区工作，建国后又在干旱多灾的甘肃省主持工作历时5年，深受风沙、干旱、洪涝灾害之苦，深知水利建设在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回到陕西省担任省委书记后，一直把水利建设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坚持长抓不懈。 　　1954年底，德生同志了解了全省的水利建设情况后，高兴地说，在马明方、潘自力同志领导下，陕西的水地面积5年增长了199万亩，增长率高达59％，实在来之不易。他又说，但是全省人口增加了334万，人均水地面积仅增长了0．07亩，农业要上去关键是大力发展水利，不解决水的问题陕西的农业就上不去，我们的任很重道很远，不能自满，要继续大干水利事业。他对省水利局局长管建勋说：“只要你们能把水利搞上去，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省水利局和省水利设计院的领导和专家听后满心欢喜，积极组织力量，翻阅历史资料，分赴关中、陕北、陕南直到甘肃，调查研究，为省委制订全省水利建设规划提供资料和方案。 　　1955年12月，德生同志几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讨论陕西贯彻落实的措施。在专题讨论水利工作的会议上，省水利局和省水利设计院的领导同志列席会议，并把他们绘制的《1956年到1967年陕西水利发展规划图》和几张副图贴在省委常委会议室的墙上，供与会同志阅览，继由管建勋局长和水利专家、副局长张寿荫向到会同志讲水说旱，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水利课。经过热烈讨论，取得以下几点主要共识：(一)全省的陕南秦巴山地、关中平原、陕北高原三大自然区，尽管地质、地貌、气象、植被、土壤、水资源千差万别，但都是干旱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陕南秦巴山区，山高坡陡，年年都有洪涝灾害，旱灾也不少；关中虽有秦川灌区，而渭北的黄土高原和山地严重缺水，三年一小旱，五年一中旱，十年一大旱，是关中的“旱腰带”，即在秦川灌区由于水利设施落后，也多为旱地；在陕北黄土高原区，更是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全省95％以上的耕地靠天赐雨，抗御不了旱灾，一遇大旱，不要说用水浇地，数百万的人畜吃水就是个天大的难事。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13.7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8亿多吨，流失氮、磷、钾1800万吨，地力愈来愈瘠薄。长城沿线7县96乡的3661万亩地是风沙区,沿陕蒙边界的2522公里黄沙一片。因此，兴修水利，改造自然，山水田林综合治理，是摆在省委常委一班人和全省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二)陕西地形复杂，有比较丰富的水利资源。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全省有583条，其中属黄河水系的358条，长江水系的221条，内陆河4条，黄、泾、渭、洛、无定、榆溪、汉江、丹江等主要河流以及中小河流都可开发利用。(三)陕西在古代近代都有兴修水利的光辉灿烂历史。在古代，有禹凿龙门；在周代，今周至、眉县、户县、长安、蓝田的水利建设，为九州之楷模；在秦代，引泾修建的郑国渠可浇地280万亩，在东汉又引泾修建了白渠，至唐代郑、白二渠趋于混合，运行至清代。辛亥革命后，我国水利大师李仪祉主持陕西水利工作多年，建成泾惠渠，修复陕南、陕北一些水利设施，关中“八惠”，陕南“五惠”，陕北“五惠”，构成了全省泾、渭、洛、梅、湑、榆、绥等“十八惠”。(四)新中国的建立，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推进和发展，为发展水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建国后5年发展的水浇地等于建国前两千多年兴修的水地59％就是力证。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陕西的水利建设一定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德生同志认真地听取了管建勋、张寿荫的汇报和常委们的意见，最后作总结发言，定下了陕西十二年水利发展规划。 　　二、坚持思想发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落实全省十二年水利建设规划。 　　全省十二年水利建设规划确定后，德生同志就狠抓落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兴水利事业。(一)抓省级有关部门。1956年1月9日至27日，省人民政府在西安召开了全省农林水利水土保持工作会议，落实省上的规划。同年11月下旬，共青团陕西省委在绥德召开了全省青年水土保持造林护林积极分子大会，推广绥德、米脂、子洲、延长等县的治沙造林经验，对115个先进单位给予了奖励。同时，省军区、省妇联发动全省民兵、妇女组织，动员民兵、妇女投入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封山育林建设。(二)抓年度计划的落实。为此，德生同志每年都要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讲水利工作。1956年6月28日，德生同志在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全省农业社要继续抓紧兴修水利，防旱防涝，保持水土。”1958年6月17日，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水利水保，植树造林，要大搞，要长搞，构成一个网，旱涝保收。”1959年5月26日，他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植树造林，是有战略意义的。好多森林被破坏了，现在要下决心搞。要象刘少奇同志说的那样，下决心搞50年100年。”1964年3月3日，德生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修改、贯彻全省农业十二年规划等重要问题作了总结发言。他病倒在病床上后还关心着水利工作，要求把10月在临潼召开的全省水利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开好。(三)督察地县的水利工作。德生同志对延安地委书记白志明说：“延安是革命老区，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10多年的地方，一定要把延安的水利建设搞好。”有一次德生同志打电话把渭南地委书记刘邦显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促膝交谈农业生产，当谈到粮棉产量，总是把水地、旱地分开，比较着说水利的重要性，要求地县不要离开水利抓农业。1956年秋，宝鸡地委书记鱼德江同志视察旬邑、淳化工作路过西安住进省委招待所，德生同志把他请到办公室面谈，语重心长地说：“陕西的关键是把农业搞上去，农业的关键是把水利搞上去，陕北和关中的高原，不解决水的问题不行，你是管20个县(市)的大专区领导，如果把水利搞上去了，群众就会永远怀念你。要长计划、短安排，要眼高手低，能搞一亩就是一亩，日积月累就多了。干他几十年，一百年，把旱原大部分变成水地。这应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希望所在。”德生同志去汉中视察，他听了地委书记吴亮明同志汇报后说：“汉中这块盆地是小江南，三国时就有利民水利浇地，你们更要认真抓水利，超过前人。”1960年8月17日，德生同志视察了高陵双灌区和三原、泾阳老灌区及泾惠渠的新灌区，又西去地下省委机关的驻地云阳、安吴堡，一路看庄稼，问水利。在云阳镇，他走进曾住过的北门里毛家院，一头白发的房东老太太认出了他，抓住他的手：“你是张主任?好吧!”把德生同志看个不够，问个不停。德生同志于当晚从云阳回到三原县委，提出《关于限期缩减劳动力加强第一线的意见》，指定白玉洁同志连夜通过电话传回省委办公厅，省委立即将这个意见转发给了各地县委研究执行。(四)用典型引路。1957年11月28日，德生同志在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发挥人的潜力同挖掘地的潜力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潜力发挥了，地的潜力也就能挖掘出来。”他列举汉阴县白庙乡农业社和榆林县鱼河堡乡移民社兴修水利与不兴修水利的单产对比，阐述兴修水利“关键在于潜力挖的如何”，这“不仅决定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而且取决于领导的决心大小和方法是否对头。别人可以变旱地为水地，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又说：“改造自然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我们陕西最重要的是大兴水利”。他动员到会同志，长期奋斗，“实现坡地梯田化，沟地川台化，平地灌溉化，荒山坡地绿化”。号召大家向商县龙王庙、米脂杜家石沟、安康双河乡五一等农业社学习，向所有先进地区、先进农业社学习，学习榆林变沙丘为水地的经验。怎样引水上原、引水上山，怎样挖涝池，怎样修梯田，怎样少用水多浇地，德生同志1958年11月5日在省委召开的电话会上要求组织好参观，在附近地区和外区、外县、外省去参观，虚心学习技术性的、领导方法方面的经验。(五)成立骨干工程委员会，加强领导。渭河工程(宝鸡峡)委员会，由省委常委、省长赵寿山任主任；泾河工程(大佛寺)委员会，由副省长杨五亭任主任，洛河工程(永宁山)委员会，由副省长谢怀德任主任。各工程委员会下设工程局，选调宝鸡地委副书记黄志诚、汉中地委书记吴亮明、省水保局局长马万里，分别担任三大工程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其他大中型工程也全都选调省、地、县机关骨干担任领导。并明文要求地县上马的引水、提水、蓄水以及发电工程大些的，一定要有一名副县长或副书记上工地担任指挥。这样以来，水利工程的明珠一个接一个高挂在三秦大地上，造福人民。 　　明珠之一，泾惠渠扩灌。1952年动工，1957年完成，通过加高拦水大坝，扩大进水洞和总、干、支渠，改建枢纽工程，把渠首引水流量由原16立方米秒增大到46立方米秒，灌溉面积由原50万亩扩大到130万亩，扩大了1.6倍。后来又大胆设想，突破自流灌溉的框框，抽水上原。在三原县于城西附近的清河建成倒虹，引泾过清，使清河以北的鲁桥、西阳、大程以及阎良的广阔平川由小灌区(井灌)变成大灌区，建成徐木抽水站后又把“引泾过清”的水抽上了徐木原。在泾阳县建成党家堡三级抽水站，木梳湾四级抽水站、官苗(取名红旗)五级抽水站，把泾惠渠总干渠的水抽上北原，使云阳、扫宋、龙泉、蒋路和白王、兴隆等乡镇的小灌区和原坡干旱区，也成了大灌区。在高陵县境内增加了新渠新建渡槽，也把水引上了张卜原、梁村原，全县于1956年实现了渠井双灌化。 　　明珠之二，渭高抽。1955年，礼泉县魏村抽水站建成，扬程40多米，浇地400亩。1956年，泾阳县高庄引泾电力抽水站建成，扬程20多米，浇地1万多亩。总结魏村、高庄高抽工程的经验，由崔玉亭任工程总指挥，总工程师蔚振铎把技术关，1958年开工，两年建成板桥、帝王、绛帐3个抽水站，扬程最高的达70米，抽水上咸阳、兴平、扶风渭北高原，浇地90万亩。 　　明珠之三，宝鸡峡引渭上原。设计总干渠98公里，从宝鸡峡引水，经宝鸡市城区，沿虢镇、阳平、蔡家坡、眉县车站半坡，于扶风县城南上原，灌溉关中西部、中部旱地170万亩。这个工程地形复杂，搞不好危及陇海铁路和宝鸡等地的安全，德生同志一再强调“宝鸡峡引渭工程必须确保质量，确保安全”。1958年秋开工后，能不能确保安全通水，绝对保证宝鸡市区和陇海铁路安全，德生同志仍在担心此事，利用在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作了汇报，请求中央水利部派专家前来再考察论证。1959年春节后，中央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带领苏联专家(3人)及全国水利、地质、土工、灌溉专家10余人来陕，我省领导、专家20余人参加，现场察看5天，回到西安坐下来论证，建议陕西对宝鸡峡引渭总干渠关系安全的过沟填方、新秦隧洞及卧龙寺、金小堡等大小滑坡再进行科研观察试验，以便作进一步论证。接着省上成立了以张寿荫副厅长为领导的宝鸡峡引渭科研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单位的专家、技术人员进行科研试验研究。他们提供的资料、数据，坚定了省委领导和德生同志兴修宝鸡峡引渭工程的信心。这个工程虽在三年困难时下了马，但是拦河滚水大坝、进水洞、金陵河渡槽等枢纽工程已经完成，98公里原边渠道及4座重点水库土方也已完成近一半，为后来的复工打了很好的基础。之后，德生同志在管建勋、张寿荫、朱平等同志陪同下，多次察看下马的工地，赞扬三秦儿女勤劳勇敢，希望早日复工。德生同志病故后，宝鸡峡引渭工程于1969年复工，由宝鸡军分区政委吕祖尧任总指挥，原任指挥崔玉亭等任副指挥，总工程师于澄世、蔚振铎、荣嗣弘继续把技术关，1971年完成，使地处“旱腰带”的扶风、武功、乾县、礼泉、咸阳等县170万亩地变成了大灌区。 　　明珠之四，中小型水库，星罗棋布。1958年中央水利部在南方召开的14省水利现场会后，根据德生同志的指示，省上把南郑县强家湾水库作为试点进行建设，一举建成，库容量1960年扩大到800万立方米。强家湾水库即现在的南郑“南湖”，之后，全省的大中小水库星罗棋布地发展了起来，如周至的仰天河、礼泉的泔河、泾阳的冶峪河、三原的玉皇阁、洛南的鼓楼河、靖边的新桥、安塞的云台山、志丹的交道口等地水库，一时成为参观的样板。 　　明珠之五，安塞县真武洞自流灌溉。1958年6月建成，拱坝高6．4米，干渠长20公里，灌溉2个乡6个村的5400亩地，1023户、8300人受益。 　　明珠之六，军民共修的“军民渠”。1958年8月，德生同志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请求彭德怀同志派部队支援陕西的水利建设，彭老总派来一个工兵团。到商洛的解放军和商县张村群众一起，引丹江水上山，扬程20多米，浇地千余亩。到洋县的解放军，和当地群众共建了沙河水库。去延安的解放军，参加了延惠渠大坝和2公里渠首渠道的石方工程。 　　在德生同志主持陕西工作的10年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的总投资中，农业常占1/3左右，农业投资中水利又常居首位。水利投资，10年累计，省上投资49039.16万元，年均4903．9万元；地县自筹749．15万元，年均74.9万元；社队自筹7460．34万元，年均746万元。全省建成万亩以上自流灌区57处、水库15座、抽水站8处，其中30万亩以上的3处、10到30万亩的9处、万亩以上68处、打机电井17622眼，配套11745眼(其中电动机井10935眼、机械动力井810眼)，总计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连前累计至1964年达到1043.8万亩，人均达到0.5亩。同时期，农村共建小水电站154处，装机8891千瓦，农电建设配套线路3376.3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693.30万亩，修梯田80.39万亩、水平埝地39.34万亩、坝地10.71万亩。造林448.61万亩，种草72.18万亩。陕西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三、发挥现有人才的潜力，又抓人才的再培养，为陕西培养了一支强有力的水利建设队伍。 　　德生同志既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又很重视水利队伍的建设，采取各种办法，为陕西培养了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水利队伍，为全省后来的水利建设大发展准备了技术骨干力量。 　　(一)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放手使用老的水利技术人员。陕西是水利大师李仪祉的故乡，李先生为故乡培养了不下300人的水利人才。1943年到1949年，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和仪祉农校毕业的水利系学生也有430名。其中像张寿荫、于澄世这样有名气的骨干就有50多人。建国后，兴修水利工作一展开，许多省区都眼红“水利人才聚在陕西”。陕西党组织和德生同志把这一批人才视为宝贵财富，政治上爱护、保护，工作上信任、支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德生同志对张寿荫、于澄世、蔚振铎等技术权威很是器重，以“我不懂技术，可我重视水利”的谦虚态度，激励这些同志把自己的知识技术贡献给陕西的水利事业。对三门峡、宝鸡峡等有疑难有争议的工程，德生同志总是当面或通过其他同志征求张寿荫、于澄世他们的看法，而后才作主。对泾渭惠扩灌、渭高抽、宝鸡峡等大中工程，总是派于澄世、李蕴之、蔚振铎、贾毓敏、荣嗣弘等技术权威带上助手前往工地，承担这些工程的“工程师”。后来又提升张寿荫、于澄世等同志担任省水利厅副厅长，朱文炳、李逢都同志担任省水利设计院院长、副院长。各地市的水利水电局成立后，省上派出百余名高、中级技术干部到下边落户任职，其中有李赋丰(李仪祉侄子)、苏锦华、郑鸿文、董玉章、范庆鸿等同志，有的还担任了地区水利水电局的局长或副局长。 　　(二)扩大水利学校，扩大招生，培养年轻的水利技术人员。德生同志常说，水利上的工程师就是部队上的作战参谋，很重要，要从专业学校开始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1958年4月，三原水利学校并入武功水利学校，归省水利厅领导，更名为武功水利学校，每年招生三四百名。西农、陕工大的水利系(班)招生也不断有所增加。1950年至1957年，全省有水利中专毕业生1055名，较建国前的430名增长1.4倍。到1965年，仅武功水校毕业的学生已达2291名。 　　(三)依靠专业技术干部培养群众中的水利积极分子。1957年11月5日，德生同志在省委召开的40个直属县(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电话会上讲到“加强技术指导”时说:“各地特别是一些没有或很少水利设施和灌溉习惯的地区，技术都很缺乏”，“各县的水利队应当担负起培养群众中的水利积极分子的责任，要特别重视现场指导”，“现场是课堂，工程是教材”，通过这个课堂把群众中水利积极分子培养出来。遵照德生同志的指示，省上经常派出一些技术干部到各地区去，和地、县抽出的技术干部一起到工程上当技术员。这些同志到工地后就从民工队中选要具有高初中文化的返乡知青，加以短训，作为工段的工程施工员，按技术要求指导施工，检查纠正民工在施工中违背技术要求的问题。这样，既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又在群众中培养了一大批水利骨干分子，推动了乡村的水利事业。 　　(四)号召党政干部学习掌握水利知识。德生同志说，我们搞水利建设当然要靠技术干部，但是如果自己不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真正发挥技术干部的才能和作用。遵照德生同志的指示，到工地担任指挥的省地县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论副书记、副专员、副县长，还是科长、部长，都积极地带领行政干部学习水利知识，钻研工程技术。经过实践和学习，有的同志由外行变成内行，有的同志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工程指挥员。修筑宝鸡峡拦河坝时，礼泉工区民工和县社的指挥提出了修改峡石沟等5处工程的合理化建议，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些意见，修改了原设计，减少了土石方量，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投资，又保证了质量。王耿介同志原在地方工作，后来相继任泾惠局局长、省水利设计院院长、水利厅副厅长，担任过好几个大中工程的指挥。崔玉亭同志原是佛坪县长，后来任省水利建设公司经理，担任过渭高抽和宝鸡峡等工程的指挥、副指挥。是外行变内行的典型。 　　在10年声势浩大的水利运动推动下，在德生同志的关怀下，到1964年，全省的水利职工已经上了万，其中的大中专毕业生占1/3还多。 　　带病领导全省人民兴修水利的张德生同志，常为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困难一夜夜睡不好。但一有兴修水利的新进展、新经验传来，他便高兴得身上的大病也好象轻了许多。当时曾搜集过全省水利运动中的民谣，德生同志最喜欢的一首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铁锄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他说，有了这种精神和干劲，没有办不好的事，陕西的水利建设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1994年1月)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