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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抓好农业生产

《习仲勋传》编委会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的重点之一。他除精心指导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西北五省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积极生产”①，并“及时颁布与贯彻执行了‘谁种谁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②。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分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③。 　　四月下旬，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三次行政会议，检查总结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应该注意的问题。会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五日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工作组，派干部下乡，“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抓紧播种棉花和早秋作物，扩大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把政府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实际行动。④ 　　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小麦长势良好。为了保证做好夏收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名义，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令，指示各地“夏收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组织群众，抓紧时间，快收净割，速晒细碾，做到迅速‘麦入仓，草上堆’，避免风雹灾害，并注意割低麦茬，拾净麦穗，不使浪费麦草”，“组织选种工作，凡经群众亲身经验证明的优良品种，应即单割单收，保证纯净，提倡农户相互调剂品种”。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团或工作组下乡，直接帮助夏收，切实解决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特别注意解决烈、军、工属及鳏、寡无劳力者的困难”，“提倡亲帮亲，邻帮邻，‘赶麦场’，揽短工”，“把所有可能从事生产的男女老幼，都组织到夏收工作中来”⑤。 　　习仲勋抓农业生产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但不仅仅如此，从他处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现的旱情和随后出现的“饱”雨，更能见其工作的细致入微。六月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抗旱防灾工作。不久，陕西、甘肃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饱”雨，习仲勋亲自修改下发《关于加紧雨后抢种及锄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即抓紧时间，领导农民，发动变工队，突击抢种晚秋作物(谷子、糜子、荞麦、小豆和秋菜等)，已种早秋土地，因灾、旱缺苗者应即进行补种”，强调：“这是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重点，务须集中力量，切实执行，并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劳畜力等具体困难，争取迅速下种，不误天时。”他还要求：“部分沿河低洼地带，尚须注意修堤防洪，开沟排水，以免水灾。”⑥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他深知，许多贫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灾、疾病时，发展生产会遇到困难，需要资金支持和群众的互相帮助。因此，在他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会及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由同级的行政首长亲自负责，各有关部门必须依照规定职权，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密切配合”⑦，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的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他强调：“贷款必须以生产积极而资金困难的农牧民为主要对象”，“专款专用”，“有借有还”⑧，“倡导自由借贷，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实行互相调剂资金及解决部分生产资料的需要，以配合农贷更多的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问题。”⑨ 　　由于习仲勋正确细致的领导，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一九五〇年粮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产十二亿斤，提高百分之十，战胜了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通过领导生产，党和政府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从生产上更加促进与巩固了民族团结。并且，经过一年农业生产的实践，进—步熟悉了情况，取得了经验，教育提高了干部。”⑩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陕西省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习仲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这一年在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还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兴修水利，活跃借贷，改良种子，防虫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而群众对我们最满意的也是这一件事，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他对来年的农业生产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条件会更好，要求各级领导做好充分的生产准备，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广大干部要用说服鼓励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发动广大农民由过去‘没心劲’好好生产，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努力生产”(11)，“培养劳模，推动生产”，“继续活跃借贷，保证有借有还”和“组织自愿变工，开展合作运动”。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会议，全面总结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工作，提出一九五一年粮棉增产任务和工作措施。 　　为了顺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及各项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西北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的指示》，强调了做好农业生产特别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性，重申了几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抽派主要负责同志和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切实指导和推动春耕生产。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他在多次会议上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此专程到武功县杨陵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工作。 　　西北农学院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陕西杨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农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和杨虎城在这里选址创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西北农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西北农业生产会议刚一结束，习仲勋就来到这里，同农学院的学生亲切交谈，向师生介绍国内情况和朝鲜战争的形势，介绍西北地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他说，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先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工业，繁荣经济；继续巩固财政与物价的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正确地有步骤地发展合作事业，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收购和运销农村土产。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好农业科学知识，说：“西北是广大的农业地区，将来要很大发展，其正确方向就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要依靠我们的农学院来解决。”他强调：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吸取群众中的生产经验等；将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12)习仲勋还关心农业战线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学院看望和慰问了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 　　习仲勋还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在西北农业战线开展了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他支持陕西省兴平县张明亮等四十七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小麦产区各农业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选留小麦良种)的挑战竞赛。国家农业部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小麦产区：“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13)响应农业部的号召，陕西有三千三百个互助组，全国有八千五百个互助组积极应战。此外，西北地区还开展了棉花爱国丰产竞赛，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劳动竞赛，这些活动“大大地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各种主要作物的丰产纪录和全国小麦的最高丰产纪录”(14)。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为了表彰农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刚过，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个民族在内的农业、水利、畜牧业的先进人物及部分工人、荣誉军人和机关代表等数百人，聚集一堂，交流农业等生产方面的经验。陕西小麦丰产能手史安福、陕北小型水利模范鲁宗明等在会上介绍经验。 　　习仲勋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就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西北来说是第一次。过去陕甘宁边区曾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对于建设边区，发展生产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来没有能够像这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今后这样的会，还要召开，各省、市一直到区、乡都要普遍召开”，“通过这样的会议，交流并推广好的生产经验，检查我们的生产情况，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为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15)。他希望随着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涌现更多的劳动模范。 　　习仲勋在讲话中，对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粮食，各方面都应集中力量围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开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种方法积肥，特别注意多养猪、羊和大牲畜，注意解决农具、耕畜等问题。青海、甘肃、陕南等地农具奇缺，要继续采取增加贷款、群众互相调剂和相互合作的办法去解决。他还指出：“西北多山地区，特别应该重视小型水利”，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建蓄水池。还要积极防治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16) 　　一月五日会议闭幕，习仲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会上提出了依据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大力提倡组织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逐步兴起。西北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一批农业互助合作组和互助合作社发展起来。一九五二年春陕西省米脂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六十三个，子洲县发展二十三个。到六月，西北全区已组织起互助合作组六十二万多个，其中有一百二十九个生产合作社，六百多万农业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有互助合作历史的陕北老区一些县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 　　习仲勋十分关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了使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分析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任务。六月六日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总结报告。 　　习仲勋认为：土地改革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他说：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全部问题。许多贫雇农甚至中农缺少牲口、大车和水车等主要生产农具，因此，“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陕西的一些事例也证明，组织起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能较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习仲勋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多次指示和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论述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习仲勋继续说：但农业社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那些不愿花“工夫”，不愿做“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时间去逐步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必然脱离农民群众。他依据自己对农民的认识和深刻了解说：“群众哪里是可以去命令的呢?农民们说：‘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己切身的经验。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习仲勋指出：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都要“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渡到集体化去。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然是错误的。”(17) 　　习仲勋进一步分析形势说：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很落后，有些条件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变，必须努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可能的帮助，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提高，自身条件也会逐渐改善。只要确实把农村的全部精力用在这方面，四五年内使农业生产水平大体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农业互助合作应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组织起来；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基本控制在试办范围内，每县试办一个到两个。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18)。 　　习仲勋强调：在今后两三年内，应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目前在互助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对这种互助组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19)。习仲勋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应注意的具体政策。 　　新中国农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岁月沧桑，重读习仲勋的这一段话，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之外，还是会深深地为他对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所折服。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许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由于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囤垦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西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剧增，开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增修及恢复水利灌溉面积三百七十万亩，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①《西北政讯》第2期，1950年3月19日。 　　②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状况及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1951年1月。 　　③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关于春耕领导中的几个问题》，《西北政报》第1卷第3期，第43页。 　　④《军政委员会命令各地全力领导生产工作》，1950年5月6日《群众日报》。 　　⑤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西北军政委员会令》，1950年5月21日。 　　⑥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指示通知》上的指示，1951年7月4日。 　　⑦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1952年2月23日。 　　⑧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一年农贷工作的指示》，1951年1月26日。 　　⑨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1952年2月23日。 　　⑩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1950年农业生产状况及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1950年12月。 　　(11)习仲勋：《如何做好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工作》，1950年12月28日。 　　(12)习仲勋：《给西北农学院同学讲话提纲》，1950年12月。 　　(13)《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1949.10—198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4)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展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指示》，1952年4月7日22时习仲勋批示。 　　(15)习仲勋：《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1952年1月9日《群众日报》。 　　(16)习仲勋：《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1952年1月9日《群众日报》。 　　(17)《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19—220页。 　　(18)《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22页。 　　(19)《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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