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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志从军 东江游击战

江英

1928年1月，红四师来到了海丰县城，与红二师会合。 　　海丰，是东江人民心中的红都。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 　　部队抵达海丰县城，眼前是一派革命景象。到处红旗招展，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标语口号。群众听说部队是从广州过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特委书记彭湃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他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红四师与红二师会合，增强了革命力量。四乡的农民武装趁机发展，反动的“白旗会”纷纷卷起了白旗。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扩大红区”。红二师向紫金、五华发展，红四师向惠来、普宁方面发展，以控制东江一大片地区。 　　徐向前和红四师随即东下。两个多月中，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占陆丰，攻果陇和尚察、葵潭，接着又攻下惠来城。与此同时，红二师也在北线打下了一些据点。海、陆、惠、紫和普宁等10个县境内的反动武装和民团被打得纷纷溃逃。 　　国民党反动派震惊了，即调集兵力与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三路对东江“围剿”。东江特委发布《反围剿告东江同胞书》，号召红军和赤卫队“同敌人决一死战”。 　　这时，红军两个师，总兵力仅有两千多人。经过几个月的征战，部队已疲惫不堪。天气渐冷，徐向前还穿着一条单裤。负责管军需的女干部彭镜秋，看见他没有一条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可是徐参谋长身材高大，怎么能穿这样的裤子呢?彭镜秋找了一块黑布要给徐向前做条裤子，徐向前也没同意。 　　在一次和民团的遭遇战中，徐向前腿部受了伤。后来，部队转移到普宁县城附近的三坑村。这里山峦起伏，是一块便于隐蔽的地方。敌人来了，山上山下与其周旋；敌人退了，找个地方休息几天。 　　不久，彭湃和特委的领导人也来到三坑。当时敌强我弱，部队从平原转移到山区才能有效保存力量。但特委不同意，还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徐向前说这样干要吃亏的，不能去。彭湃生气了，自己带头往山下冲。徐向前见说不服他，只好带上些人跟着去保护他，并把他接进山。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红军的处境一天天困难。1928年5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庄，召开了有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干部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与行动方向。有的领导人盲目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进行反攻”。徐向前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他提出：把尚存的1000多人的部队收拢起来，打到粤赣边去，那边回旋的余地大，便于机动游击。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东江特委有的领导人说：向北民团很多，过不去，打不开，还是靠近海丰，那里群众条件好，还是打回海丰去。于是，红军又再次西进，返回到海丰县境。 　　这时，海丰城内有一个团的敌人。红军攻城失败，又退回山区。国民党军进山追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红四师被困在深山，叶镛师长被俘牺牲。 　　徐向前继任师长，带领着400多人的队伍，在山林中与敌人周旋。他们改变了斗争方式，不和敌人硬拼，不去攻城夺镇，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战。面对红军的游击战，敌军采取“扫平千里赤地”的方法，把靠近山区的木桩一个个化为灰烬。仅海丰、陆丰、惠来、紫金4县，就有1.8万百姓被屠杀。 　　广东省委十分关怀海陆丰红军的斗争。1928年7月，省委先后两次致信东江特委，指示红军进行休整，并指令分散在惠来、普宁地区的红军小部队向海陆丰的大部队靠拢。广东省委常委陈郁以巡视员的身份来到东江地区了解情况。在莲花山一个草棚里，陈郁找到了徐向前的指挥部。徐向前第一次听到陈郁说“现今革命处于低潮”。 　　1929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红四师所剩人员分批分散撤出海陆丰。徐向前最后一批撤出。他们沿着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从海丰出发，经惠州抵达九龙。 　　在九龙，徐向前看到了中共中央印发的“六大”文件，并且有机会静下心来对东江游击战争进行认真的思考。“六大”文件是铅印的，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文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任务等论述，使徐向前深受启发。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后来，徐向前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当时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因而对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反对所谓“上山主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缺乏对游击战核心力量——主力部队建设；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而是搞拼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武装斗争受到挫折就成为必然的了。他写道：“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多么正确和伟大。”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