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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巴山来了徐向前”

江英

红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后，直下通江县城。接着，兵分三路展开，一月之内，连战皆捷，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 　　通江县城三面临山，一面傍水，约千余户人家。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设在城里的一座孔庙和一座天主教堂里。 　　红军入川前，四川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连年混战。蒋介石的中央军鞭长莫及，只得容忍所谓“川人治川”，军阀割据。1932年底，军阀刘湘、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红军一举进据通南巴，就是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为了麻痹和分化敌军，红军入川后，致信各路军阀，说明红军只是“借路”，不拟久留。若对方以武力相加，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层峦叠嶂，林木参天，土地肥沃，地势险峻，进可攻，退可守。川北人民在军阀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一首民谣说：“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贩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军阀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一座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上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的人间地狱。川北军阀田颂尧，从未和红军较量过。他认为乘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拒绝他们进来。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班师“回剿”。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面貌焕然一新。红四方面军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 　　红军要立足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政治机关印发了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和鄂豫皖时期《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作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依据。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两河口，建立了红军入川的第一个工农政权。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群众欢天喜地，一片欢腾。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根据军事斗争需要，建立了造币厂、兵工厂、子弹厂、炸弹厂、斗笠厂、被服厂、织布厂、制药厂、盐厂等工厂。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红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武装队伍。通南巴人民的一首山歌中唱道： 　　红军同志来这方，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这场喜事是谁办?巴山来了徐向前。 　　川北的土匪聚集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两河口有个曲江洞，里面有两百多名土匪。红军给土匪头目写了信，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最后把这伙土匪调出洞子，经短期训练后，少数留在红军，大部分释放回家。 　　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红军总部还派人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