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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三次进攻战役

江英

田颂尧进攻遭到挫败后，各路军阀自保防地，川陕边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局面。 　　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县的木门场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干部有100多人。会上，徐向前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经验，提出了红军进一步的任务：整编队伍，加强训练，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做好充分准备。 　　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再次进行整编，由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编制情况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传六。红十师改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3个师8个团；红十一师改编为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参谋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共3个师8个团；红十二师改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2个师6个团；红七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共3个师7个团。方面军直属机关有参谋处、总经理部、总医院、彭杨学校和警卫一团、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 　　红军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根据川陕的地形特点和作战对象，徐向前提出练兵的主要内容是：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河川战斗、山地战斗和夜间战斗的演练；射击、投弹、劈刺、土工作业四大技术的训练；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他经常带上参谋人员，头顶烈日，跋山涉水，去各部队检查训练情况。有时，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跟部队一道夜练。他发现有些干部只顾完成训练任务，对卫生工作不注意，就亲自写了《简略卫生常识》下发部队。在徐向前的带动下，各级干部和老战士认真总结实战体会，编写军事教材，部队印发了一批小册子，如《与川军作战要点》、《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础动作》、《追击要点》等。 　　军阀田颂尧在川北勒令老百姓种植鸦片，每年收税达20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反“三路围攻”后，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大多染有抽鸦片的恶习。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地方政府相配合，在军内军外开展广泛的禁吸鸦片烟的运动。政治机关编写了戒烟教材，医务部门制造了戒烟药品，部队还对烟瘾大的人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逐步戒烟，直至完全戒脱。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红军中的吸毒现象终于绝迹。 　　这时，张国焘继续进行所谓“肃反”运动。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七十三师一个团政委被当成“改组派”抓起来，全团排以上干部受到株连。这些干部中，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有的被送到运输队监督劳动。木门会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无法从根本上制止。 　　张国焘在“肃反”中把主要矛头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领导骨干，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先后下令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干部并亲自审讯。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陈昌浩还说：“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曾中生被关押审讯期间，正气凛然，拒绝写所谓承认“错误”的“自首书”。他身陷牢狱，写了著名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西北军委会把这本书印发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军事教材。长征途中，曾中生终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这次“肃反”，旷继勋、余笃三等领导人和不少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干部、战士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来川陕苏区的200多名党团员几乎全被杀光。按照张国焘手里的“黑名单”，还包括部队的一些师、团、营长，但因徐向前等领导干部的抵制才得以幸免。徐向前说，川陕根据地的“肃反”时断时续，不像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那么集中、突出，但遇害的同志也不少。对此，张国焘应负主要罪责，被害的同志应受到党和人民的永远追念。 　　川陕苏区经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第二届工农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的开展，红色政权愈加巩固；红军经过扩编和训练，战斗力明显加强。这时，苏区周围的几股军阀慑于红军威力，躲进老窝各保自己；而东南部实力最雄厚的刘湘，正忙于“安川”大业，与刘文辉争雄。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接连指挥了三次进攻战役： 　　第一次：打击田颂尧。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食盐运不进来，根据地面临极大困难。红军发起仪陇、南部战役，攻打田颂尧部。为了弄清地形，指挥作战，徐向前就派人绘制军用地图。他们查阅报纸、县志，向群众咨询，审问俘虏，绘出了包括七八个县的交通图，并标明了军事要素。这对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半个月时间，红军攻克仪陇全县及嘉陵江以东南部地区，占领100多口盐井。还进占了广元、昭化等一部分地区，歼敌3000余人，缴枪千余支。大片盐井开工生产后，基本解决了根据地的缺盐问题。 　　仪陇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收到了秘密交通转来的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来信。这是部队自西征以来第一次收到中央文件。中央在信中对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深表嘉许，要求“运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西北。 　　第二次：打击杨森。红军入川后，致函营山、渠县一带的军阀杨森，希望他与红军共同对付其他军阀，但杨森未予理睬。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杨森一面派出代表与红军谈判，向红军提供情报和医药等，要求“互不侵犯”；一面在军内和防区加紧防共、清共，口号是“宁枉杀一百，不走漏一个”。当时，杨森第二十军前哨据点已伸进巴中以南，对红军腹心地带造成危害。徐向前从战略全局着眼，主张发起营山、渠县战役，打击杨森的势力。张国焘、陈昌浩事先并未告诉他红军曾与杨森进行秘密谈判并订有“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徐向前得知后，坚持认为，杨森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没有必要被杨森的口头保证捆住手脚。打是上策，不打是下策。在徐向前的主张下，打杨森的决心确定了。9月22日，红军发起攻击。徐向前亲率部队冒雨向纵深突击。这次战役历时半个月，共歼杨森部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有90多万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 　　第三次：打击刘存厚。盘踞在宣汉、达县(绥定)、万源、城口一带的刘存厚，是一个老牌军阀，老百姓称他“瘟牛”，率部15个团，约2万余人。国民党的报纸对刘存厚的评论是，这位“老将军”虽然接受了国民政府委任的头衔，而脑海却仍然憧憬着“吴玉帅(即吴佩孚)的时代”。在得胜山军事会议上，徐向前确定奇袭刘存厚部，战法是中央突破，两翼迂回，争取将敌一网打尽。起初，刘存厚误以为红军要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红军突然向刘存厚的腹地发起攻击，攻克宣汉、达县、万源，刘存厚的独立王国遂告覆灭。蒋介石气急败坏，电责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在宣汉，徐向前和陈昌浩接见了川东游击军派来的联络代表，并派一部兵力协助他们解决溃敌约8个团。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宣达战役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将敌6个团全部或大部歼灭，生俘敌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子弹500余万发，银圆百余万，棉布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收获。 　　经过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扩展到近8万人，根据地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