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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飞兵强渡嘉陵江

江英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虽然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党政军全力以赴投入根据地和部队建设中。 　　军阀盘踞的川北原来五多：兵多、匪多、捐税多、纸票多，再就是抽鸦片的人多。红军扩兵，扩进来一些“大烟鬼”。徐向前说：“改造旧世界，就要改造人。”部队开展了戒大烟运动，到处在传唱：“洋烟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红军中建立了妇女团。有的干部想在妇女团中谈恋爱。徐向前说，“妇女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他严格治军，培养了英勇善战的红军。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代：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把从空中截取的情况，经过分析筛选，用电台不断通报给中央红军。 　　这时蒋介石加紧“川陕会剿”的部署，以实现对红军各个击破的目标。他令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并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四川的“剿共”由蒋介石统一指挥。他还派出“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督促作战。 　　川陕苏区虽然在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后曾提出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全力巩固胜利果实，在坚决进攻中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然而，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要对付国民党军的大规模“会剿”，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张国焘一筹莫展，提出离开川陕，到汉中去的想法。徐向前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他说：“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师以上干部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会址设在一所小学校里，正式讨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根据徐向前的提议，确定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徐向前认为，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步。如果能搞掉胡宗南，红军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而且，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也将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和鼓舞。会议同意这一方针，并决定留下一些高级干部，举办训练班，由徐向前给他们上了三天课，主要讲战术应用问题。为实现“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发起广昭战役。但因敌军凭坚固守，久攻难克，胡宗南又不出兵支援，吸打援敌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撤围回师。徐向前分析说，广昭战役，我们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是因为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大炮，硬啃啃不动，这同我们对敌情、地形了解不够也有关。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四方面军积极策应，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会议，对举行嘉陵江战役，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会议决定立即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一面大力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一面派一部兵力进击陕南，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会上，也讨论到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会合的问题，但因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只好作罢。 　　2月3日，徐向前率12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10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蒋介石赶忙调兵向川陕边境增援。红军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目的。2月中旬，红军回师北上。 　　2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称由于敌军防堵，中央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决定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主动权。 　　徐向前认为，中央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我情改变原有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红四方面军受原来作战方针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他认为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中游西渡，实现“川陕甘”计划，机不可失，而且也便于下一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分工由徐向前制定战役计划；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国民党川军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数百里长的嘉陵江西岸沿线及纵深，共有53个团的配置。他们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嘉陵江中游的宽阔江面上强渡，这就为红军实现战役意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徐向前带领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点，最终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阆中以北的三个渡河点。 　　主渡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边，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扬火力，掩护部队强渡。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稳，对岸是一片平滩，易于部队渡河、展开、向纵深发展，在各渡河点不远处集中造船队，秘密造船，至3月下旬，共造好上百只木船和三座竹制浮桥。为迷惑敌军，3月下旬，另以一部兵力向南进攻。敌人判断：红军“希图突破二、三两路阵地，均因官军防守甚严未逞，近忽改由营(山)、巴(中)方面转移，有突破四路军的企图”。 　　3月28日夜，四方面军发出渡江命令。这时，徐向前率前线指挥部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着满载渡河勇士的六七十只木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一个营。红军后续部队趁势架起浮桥，陆续渡江疾进。红军一批批地从浮桥上、木船上渡过江去，急浪般沿着对岸的丘陵起伏地带滚滚向前。与此同时，右翼三十一军和左翼九军，亦分别从苍溪以北和阆中以北地区强渡成功。第二梯队四军随后渡江。 　　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胜利渡江。这时，徐向前带着一名参谋，一个通讯队，一个警卫队行动。通讯队负责破坏敌人的电话联系。我军进剑阁，敌军不知剑阁已失，打来电话问：“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啊?”我方回答说：“我们就是红军，你们完蛋了!”徐向前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立即率部向剑门关疾进，为下一步的进击创造条件。 　　剑门关自古以来就以“插翅难渡”的险要地形而著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那里的地形特点是南攻容易北攻难。背面，山崖削立，山势险峻，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条件；南面，地势由低而高，坡度较大，容易进击。徐向前说，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看也险要也不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红军发起攻击，经激战攻占了东西两侧的制高点，半天即结束战斗，全歼守军3个团。 　　嘉陵江战役从3月28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历时24天，红军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两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共歼川军12个团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由于张国焘决定只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实际上等于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徐向前建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进取甘南。这时张国焘忙着大搬家，使进击甘南的机会丧失。对于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徐向前认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如果多留一些部队，情况就会好得多。特别是“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徐向前感到非常惋惜。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