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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纵横捭阖

江波，李瑗

一、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 　　自古以来，历代兵家均推崇“攻心为上”的谋略思想。孙子说：“用兵之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三国时期的马谡，还提出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观点。徐向前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一向重视政治瓦解敌军的工作，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显著成效。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徐朋人、徐向前等9人为特委委员，徐朋人为书记。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白军下属官兵和土匪注意争取政治瓦解。决议指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到白色军队中去，使白色军队哗变到红军中来。”“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应举行慰劳会、联欢会等，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变收买的形式，并须解散改编；”“凡同白色军队作战时，必须准备宣传品，或带食物及消耗品给敌方士兵食用，或者向敌方士兵群众作口头上宣传，绝对禁止谩骂；”凡敌方投来的士兵，如不愿在红军里服务，或给资遣散，或留在苏维埃区域内分配土地耕种。关于对土匪问题，决议指出：“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和深入到他们群众中去，夺取其群众，使其群众反对首领。如有投诚者须彻底改编；“派同志到土匪中去夺取其群众，改变其质量；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土匪中去，使其坚决实行土地革命”②。 　　根据决议的精神，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在与敌作战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争取、瓦解白军的工作。1931年秋，蒋介石部署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徐向前挥军出击，积极开展外线进攻，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的8个月中，连续对敌发起黄安、商(城)潢(州)、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在这四大战役中，徐向前充分发挥红军政治攻势的优势，是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徐向前“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的指示下，围困苏家埠之敌的红军的政治战搞得相当活跃。红军战士向被围敌人喊话，地方党和政府派出宣传队，日夜呼叫。当时，他们编出的顺口溜非常打动人心：“老乡老乡，快快缴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缴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优待俘虏，人身保障；早日来归，早见天光。”“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待援’‘突围’，都是妄想。今日觉醒，不要上当。调转枪口，对准刘王(指刘玉林、王藩庆两个旅长)。活捉陈贼(指陈调元)，欢庆解放。③ 　　这种顺口溜式的火线政治宣传，既抓住了敌军下属官兵的心理，又交待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使敌军心更加动摇。敌警备二旅一个团副哀叹：“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秣，马匹食尽，皮制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被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④在红军的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下，近万名苏家埠的敌人全部列队缴械投降。 　　1932年冬，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在大巴山区的川东地区，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川陕期间，徐向前根据川北川多林密悬崖峭壁遍布等特点，采取依靠有利地势，先收紧阵地，示弱于敌，创造条件，发起致敌于死地的反击的战法，不断粉碎敌人旷日持久的围攻。在收紧阵地过程中，红四方面军积极展开瓦解敌军工作，每撤出一个阵地，都放置大量宣传品。例如《白军士兵拖枪来投红军的十大好处》、《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告白军士兵书》等。每到夜晚，红军便向白军士兵喊话，“穷人不打穷人”、“欢迎白军士兵投红军”等口号，像无形的炮弹飞向敌人阵地。有时在白天，也用类似阵地联欢的形式，同对峙中的敌军约定停止射击，让其派出代表到双方警戒线中间接受红军赠予的物品并带回传单。通过这些工作，不仅削弱了敌军士气，并争取了一些士兵携械来降。 　　徐向前不仅对白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对土匪也同样如此。川北的土匪很多，聚啸在深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这些土匪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为巩固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方面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派出小股部队对土匪进剿；一方面利用土匪的家属去做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其中位于通江以北的两河口地带的典江洞200多土匪，就是通过红军给土匪头子写信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逐渐把他们调出洞子归顺红军的。与此同时，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多人，也被红军逐步瓦解和消灭。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经过军民共同努力，短时期内基本消除了根据地的匪患，有力地保障了群众的安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声望。 　　抗战期间，徐向前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继续用于对付伪军和反动的会道门组织。1938年4月下旬，徐向前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一二九师“路东纵队”来到冀南时，当地情况十分复杂，敌、我、友三方犬牙交错，各种政治势力并存。邯郸、邢台、威县、丘县、南和、临清等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均为日伪军占领。为了扩大冀南根据地，首先要打击日寇与伪军。对于伪军，徐向前认为，尽管伪军是日寇“以华制华”的工具，但他们和日本侵略军也有矛盾的一面。在他们当中多数人还是劳动人民出身，并不甘心情愿当民族败类，为日军卖命。因此应与日军区别对待，对他们决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一方面进行武装打击，一方面加强敌工工作，积极争取他们反正。5月下旬，六五九团、东进纵队2团和第5支队，在临清附近一带消灭“皇协军”张屏卿、冯午桥部1000余人。接着又消灭李殿清、李守兰部千余人。冀南伪军见八路军势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携枪来降。 　　冀南南宫城一带还有一个反动的会道门组织——六离会。这个组织被汉奸地主所控制，专事破坏抗日活动。 　　1938年5月11日，在八路军攻打威县的第二天，徐向前派往夏津任津浦支队政委的王育民，行经南宫以东李家庄，被六离会杀害，所携电台被抢走，一行42人幸存者只有七八名。徐向前当即与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研究对策，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在打六离会时，他规定了严格的政策。他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⑤ 　　5月16日，面对六离会乌合之众的进攻，八路军沉着应战，步枪、迫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他们的几次冲锋，最后将其全部击溃，为首者被抓获。 　　第二天，八路军和地方政府在小屯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六离会头头破坏抗日、杀害八路军人员的罪行。并当即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其反动首领被当场处决。接着派出工作队分赴各村发布告，贴标语，开展政治宣传，动员六离会成员交“包袱”(一种红布包，内有法衣、护身符等迷信物品)，脱离组织。在八路军强大政治攻势下，绝大多数会徒洗手为民，主动把“包袱”、矛子、大刀交出来，揭发为首者的罪行。 　　仅两个月时间，六离会在各地的组织纷纷解散。打击六离会的行动，“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揭露了他们利用会门反对我军，破坏抗日的阴谋。结果，争取了群众，建立了政权，巩固了冀南的中心区”。 　　解放战争后期的太原战役，是徐向前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更加娴熟自如的突出战例。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太原，作为指挥太原战役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徐向前，在指挥部队围困太原的同时，又一手指挥着瓦解敌军的“攻心战”。徐向前亲自找赵承绶谈话，要他做阎锡山的工作，赵承绶多年追随阎锡山，是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1937年秋，徐向前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与阎谈判，彼此见面多次。晋中战役中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尊重他的人格，对他晓以大义，动员他为和平解放太原做有益的事。中央还把他的女儿、女婿从上海接来，由徐向前的夫人黄杰专程陪同来太原前线，与之团聚。赵承绶深受感动，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但考虑进城去阎锡山会杀他的头，就让他写信给阎锡山及周围的高级将领劝降。其他一些被俘的敌高级将领也在徐向前等人说服动员下，利用同乡、僚属、亲友等旧关系，积极同城里进行联络，力图促成太原城的和平解放。 　　华北军区还派副参谋长王世英来协助做阎锡山的工作。王世英抗战初期同阎锡山打过交道，在太原有不少关系。他们曾策划阎锡山的一位老师进城劝降，然阎锡山不顾师生情面，竟杀了这位老秀才。 　　徐向前见阎锡山如此顽固，遂将争取瓦解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前线官兵上。各旅都成立了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领导小组，连队也成立政治攻势工作小组。通过阵前喊话、写信、发射宣传弹、释放俘虏、对反动分子阵前点名记账等形式，全面开展群众性的“攻心战”，收到显著的效果。在对敌喊话宣传中，不但前沿部队做到了人人动嘴，后面部队和机关人员也都踊跃参加。炊事员到前沿阵地送饭，也趁机向敌人喊话。形成了一个“人人动嘴，个个喊话”的广泛的群众性热潮。 　　这期间，敌整编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正酝酿起义。徐向前得知此事后，立即请高树勋给黄樵松写信，希望他能以太原3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黄樵松经过反复权衡，并在徐向前随后派去的人员帮助下，终于决定顺应潮流，率部起义。然而，由于第二十七旅旅长戴炳南的出卖，起义夭折。黄樵松和徐向前派进去的参谋处长晋夫、侦察参谋翟许友一起被阎锡山逮捕，送往南京。黄樵松、晋夫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翟许友被判无期徒刑。出卖起义的戴炳南在太原解放后被抓获，予以枪决。 　　三十军的起义行动，虽然未能成功，但它像一颗无声的炸弹，震动了阎锡山的“碉堡城”。 　　1948年11月11日夜，敌八总队司令赵瑞在解放军占领淖马大部阵地后，拒绝阎锡山叫他亲率残部作孤注一掷的命令，与参谋长曹振中，率500余人火线起义。此外，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阎军中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动摇，由零星逃亡发展到整班整排乃至整连整营的投诚。罕山守敌“雪耻奋斗”八团团长李膺率全团投降，即是一例。 　　至11月底。就有阎军5470人投诚和起义。 　　在太原战役中，徐向前指挥的这场政治“攻心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夕，达半年之久，先后瓦解敌军3万余人。同时，相当数量的敌军在太原攻城战斗打响后，因受解放军政治宣传的影响，不作抵抗即乖乖交枪，因而大大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加速了阎军的覆灭，收到了仅靠军事打击所不及的良好效果。 　　二、做上层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为促成全民抗战，曾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剿匪”反共军对垒10年的徐向前，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高级军事将领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 　　早在抗战前夕，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中共中央就向红军高级干部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曾以个人名义致书国民党将领王均、毛炳文等人，规劝他们顾全大局，与红军联合抗日。据内部情报，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曾私下对张学良流露怨言“剿匪是无期徒刑”；还说徐向前是他的同学，待打一仗再讲和。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徐向前根据中央指示，于1936年10月18日，以黄埔同学的关系给胡宗南写了一信。全文如下：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忆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前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已，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敝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弥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觉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兄弟徐向前手字 　　十八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在冀南工作期间，由于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方面成绩斐然，当地的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聊城专员范筑先、临清专员韩多峰、直南专员丁树本等，都慕名专程前来拜见。徐向前亲切会见了他们，遵照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向他们分析全国的抗日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后，这些人多同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成为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 　　徐向前尤其重视同范筑先老先生的合作。 　　范筑先是鲁西北著名的爱国人士，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过师长。在徐向前开进冀南之前，中共山东省委就已经派张霖之与他联系，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并先后派去张维翰、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袁仲贤、任仲夷、朱穆之等数10名共产党员，在该部工作。徐向前来冀南时，则把联合范筑先，将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作为八路军推进冀南的任务之一。 　　6月中旬的一天，朱穆之陪同范筑先来到冀南，徐向前特地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徐向前在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辛苦与敌人艰苦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的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听到徐向前这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范老先生心情异常激动。他在讲话中慷慨陈词，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⑥欢迎大会上，人们为两位抗战将领的精彩讲话热烈鼓掌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感人。 　　次日，徐向前和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人同范老先生正式会晤，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双方达成了互通情报，八路军帮助范部培训干部，冀南归八路军驻防和鲁西北归范部驻防，以及互不收编对方防区的杂色武装等协议。晚上，范老先生兴致勃勃，与徐向前剪烛夜话，谈得非常投机。范表示对坚持鲁西北抗战很有信心，并向徐向前请教游击战的方法，徐向前便向他讲了这方面的战术和发动群众的问题。 　　范筑先果然不负人民和八路军的重望，最后，当聊城遭到日寇侵略时，范老先生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冀南打开局面后，中央又调徐向前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山东敌后存在着敌、顽、我之间复杂的三角斗争关系，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关系，也就成为战争指导者在用兵上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大问题。徐向前十分注意把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贯彻到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去，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势力，巧妙地利用矛盾，争取对我有利条件。面对山东顽固派接连发动对八路军进攻的严重事件，在打击顽固派的同时，徐向前非常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于学忠是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他原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与蒋介石有矛盾，又不愿与蒋割断关系；不反对八路军抗日救国，但又怕八路军发展壮大；在八路军和国民党之间持中立态度。对于这种中间派，徐向前认为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于是他亲自出面，与于学忠谈判，争取说服他与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地合作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徐向前提出共产党要在根据地内建立政权，于学忠不赞成。经徐向前有理、有节地反复解释，于不得不同意八路军可以在根据地内搞政权，但又说要“合乎法律”。意思是要经过省政府核准与委任。尽管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因考虑到于学忠是我们的争取对象，因此在谈话中徐向前始终注意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这次接触后，徐向前在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于学忠：一般问题经解释后，尚不坏，于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但思想太旧，与沈鸿烈有矛盾。 　　由于徐向前对于学忠的团结和争取，使其在八路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保持了中立立场。面对八路军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与其避免了更多的磨擦，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毛泽东给徐向前通报消息说：“重庆来电称，山东方面于学忠始终没一电来攻击和告发我们，顽方颇不满，最近似加强对于之压力，故有小磨擦云。于已成东北军之孤臣孽子，处境艰困。对于应极力争取，于我有利。”⑦ 　　为了争取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抗战，徐向前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洛川会议后，跟随周恩来在岭口、太原、大同等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谈判等活动。在谈判前，徐向前协助周恩来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徐向前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同乡，很清楚阎锡山的历史。他向周恩来提供了阎的一些情况，认为，阎锡山对付共产党的手腕，不亚于蒋介石。周恩来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在谈判中，否定了阎锡山要一二九师在忻口正面堵击敌人的意见，表示只能在敌侧后协同游击。 　　在此期间，徐向前曾随同周恩来到大同与编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傅作义作过长谈，帮助阎锡山疏通关系，争取他与阎的配合，搞好大同会战。经过做工作，傅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拥护阎锡山的统一调动，同时，在阎锡山的要求下，徐向前还与周恩来、彭德怀一夜之间草拟了第二战区作战计划，使阎锡山对共产党人不得不另眼相看。 　　这次同阎锡山的谈判，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在谈判中，周恩来、徐向前对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及“守士抗战”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经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会，进行动员民众的工作，并答应为八路军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提供方便，以及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徐向前回到久别的山西后，利用他和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关系，努力多做统战工作。他和周恩来一样，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曾陪同周恩来去作过有关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讲演，而且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台下的群众始终不肯离去，于是，他们的演讲直到深夜，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徐向前还曾经应老同学武尚仁、郑季翘的邀请，到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给一批平津流亡学生演讲。他向学生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徐向前说：“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⑧青年们听了，都很受启发。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是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听说徐向前回到了太原，专门约见叙旧，徐向前也欣然前往。赵问徐向前：“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徐向前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赵点头赞同，事后，还向阎锡山转述了这个意见。赵戴文当时兼任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针对这一点，徐向前还着重谈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现在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是采取抓夫、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这不叫组织群众，也不符合动员委员会的要求。”徐向前向他介绍了红军的经验，说：“组织群众，要有真正的思想动员，要把群众武装起来，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赵戴文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一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这些“自卫队”有相当一部分转到八路军中，成了坚持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 　　此后，徐向前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离太原去五台山区，派一个工作组去阎锡山的军队做统战工作(当时，五台山地区也有从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撤下来的阎军)。当时正值阎锡山准备打忻口战役。徐向前在小豆村、分怀镇、东冶镇等地，陆续会见了杨爱源、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等阎军军官，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带兵经验。在小豆村，他与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讨论了雁北局势。他对杨爱源说：“你们最好不要用那种死守阵地的消极打法，还是打游击战，打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去”。又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要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杨爱源点头称是，说：“希望你们到山上走一走，也给弟兄们讲一讲。” 　　徐向前除了会见阎军一些师团长官外，还注意做下级军官的工作，举行下级军官谈话会、演讲会，分析战争形势，介绍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发动民众抗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阎锡山部队的军官们很愿意听徐向前演讲，有的当场表示要向八路军学习，多打几个像平型关那样的胜仗。 　　太原失陷后，蒋介石怕日军向河南推进，派汤恩伯率三十一集团军支援山西。徐向前奉命率八路军三八六旅配合汤恩伯部，在和顺西部山区截击由正太路南进之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徐向前对汤恩伯也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其军队纪律败坏，刚开进山西，老百姓就尝到了苦头，怨声四起，阎锡山也抱怨他。同时，由于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汤率部进到榆社即裹足不前。在榆社同汤恩伯会商协同作战事宜的谈判中，徐向前和刘伯承一方面向汤指明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八路军正是由于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才能屡屡克敌制胜；另一方面劝汤不要退往黄河以南，鼓励他从大局着眼，共同支撑山西的抗战局面。随后，徐向前又和赖际发同汤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希望他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与八路军互相配合，搞好山西抗战。汤恩伯表示愿意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但又说，要服从军令，上面如果让撤，也没办法。结果没过多久，他便率部跑到河南去了。 　　抗战前后徐向前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对八路军在冀南、山东开辟和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三、建立两面政权 　　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离不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徐向前非常注重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又十分注重建立两面政权。 　　在徐向前到山东之前，山东地区曾一度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的影响，在建立政权等问题上未能坚定地贯彻独立自主方针。中共中央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 　　徐向前到山东后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政权建立的不够。当时各县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它们大多听从于学忠、沈鸿烈的指挥，而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不仅不供应八路军粮食、衣物等，还威胁群众，限制群众同八路军接触。它们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利用苛捐杂税压榨老百姓。有的还与日寇、汉奸暗中勾结，袭击八路军。由于没有自己的政权，八路军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供给等问题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如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部队一走，群众就散了。因此，即使山东的游击战争有较好的基础，但仍谈不上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徐向前首先同国民党苏鲁司令于学忠进行了谈判，明白告诉于学忠，共产党要在根据地内建立政权。尽管于不十分赞成，但在徐有理、有节的斗争下，也只好勉强同意，只是提出要“合乎法律”，要经省政府批准。徐向前不管那么多，先建起来再说。他认为把政权建立起来，批不批准就由不得他了。 　　徐向前在山东建立民主政权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 　　一是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民选政权。1939年夏季，敌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国民党的县长都跑掉了，政权垮台。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阳、宁阳、长清、泰安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40多个。此外，民选的各级政权还吸收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各界各阶层人士参加，山东省参议会议长就是由进步人士范明枢担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建立“两面政权”。即在敌占区、铁路沿线和中心城市，利用敌伪政权中的进步分子或秘密派人进去，进行抗战工作。徐向前曾回忆说，有一些名为伪政权，实际上是我们的人。有一些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八路军过铁路时，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哟!”迷惑敌人，掩护我们过铁路。⑨ 　　三是促使国民党控制的政权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化。办法首先是揭露那些政权腐朽、堕落、不民主的丑恶现象，公之于众，让民众去分析、鉴别，认识改革的必要。其次是要求开放民众，要求使用各党派的人才，要求减轻民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第三是发动群众组织宪政促进会，用以打破蒋介石长期“训政于民”的做法。1940年2月，山东全省宪政促进会成立，徐向前被选为执行委员。 　　人民军队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不是单纯地打仗，而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着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能。建立政权，正是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表现。上述三种政权形式，尤其是两面政权，是徐向前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进行抗日、以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有效手段。 　　四、反磨擦战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中国革命战争也具有特殊性。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旗之下联合起来，但国民党集团反共之心不死，不断地制造磨擦，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因此，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所进行的磨擦与反磨擦的军事斗争，就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磨擦和反磨擦斗争，也是检验人民军队勇敢领导的一个重要尺度。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在冀南、山东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战，粉碎了他们的反共分裂阴谋。 　　首先是在冀南同鹿钟麟的较量。193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入南宫。从此，在冀南掀起了磨擦与反磨擦的激烈斗争。鹿钟麟是奉蒋介石“收复失地”的使命而来的。他初到南宫时，徐向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宫的部队、各阶层人士和群众组织，组成欢迎队伍，迎接鹿主席的到来。鹿钟麟在城外数里，就看见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有数千之众，对这热烈的场面，他感到很满意。鹿钟麟来南宫后，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宫县政府召开了各方代表欢迎座谈会。徐向前、朱瑞、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几位领导，也都去鹿的驻地，一一向他介绍冀南的情况，表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同时，双方就合作抗战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在会谈中，徐向前提出，请鹿钟麟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惟一政权机构，并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已经选出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和各县县长正式加以委任，让人民群众更加增强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战的信心。鹿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但对“委任”这样的实质性问题未表示明确的态度。 　　对于鹿钟麟的这种态度，徐向前分析，他可能有难处，既有蒋介石交给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眼线”，身不由己。徐向前对宋任穷说：“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冀南平原建造“人山”的工程，没有因为鹿钟麟的到来而放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抗日政权、人民武装和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鹿钟麟对此深感不安，到冀南一个月时，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的一封电报中说： 　　“本省前以处特殊环境之下，党务中断已久，各地民运团体已领导无人，遂于无形中停顿解散。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其中，最关重要之组织、人民武装二部，皆为共产党分子把持，各县之民众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店员救国会，悉由该会领导，各民众团体县会之上，均设有冀南总会，以求集中力量。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实为各县动委会及冀南民众团体各学会之发号施令总机关。本部外察民情，内凛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磨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陈立夫的回电是：“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其组织方式亦只可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似不必拘定于形式。”⑩ 　　鹿钟麟接到陈立夫的电示后更加坐不住了。他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四处网罗地方反共武装势力，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也拉了过去。在他能指挥的队伍中，河北保安司令兼民政厅长、以反共起家的张荫梧的势力最大。这些反共武装势力在鹿钟麟的指使下，在冀南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9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1个连进攻，杀害战士13人，抢去步枪17支，后又指使“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声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 　　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对他不尊重为理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 　　11月中旬，日寇对冀南发动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杨秀峰的行政主任公署转移到广宗活动。“扫荡”被粉碎后，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徐向前当即采取了巧妙的回击方法，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以“保护”鹿主席的名义，保卫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装前来挑衅，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予以反击。鹿钟麟对此也无可奈何。 　　鹿钟麟还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合作反共，妄图合伙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是范筑先领导的武装，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成能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由于徐向前早已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的阴谋终未得逞。 　　徐向前对鹿钟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给予支持，对其取消抗日政权等削弱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其挑起的武装磨擦坚决回击。他的具体对策是： 　　动员群众造成反对解散救亡团体、收编八路军枪支和取消主任公署的运动； 　　加紧战事动员，各地开庆祝会，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 　　各专员、县长坚决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向省府请愿，等等。 　　经过冀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取消抗日民主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中共中央对冀南这段工作表示满意，指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 　　徐向前在山东同国民党顽固派所进行的反磨擦战，更加激烈，已经由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向以军事打击为主，成为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徐向前到山东不久，就接连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向八路军进攻的严重事件。1939年8月4日，胶东国民党顽固派郑维屏部，在文登西部葛家集杀害八路军办事处干部3人；国民党暂编十二师赵保厚部进攻八路军掖县根据地，捕杀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9日，国民党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率部在莱芜以北雪野地方，袭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部；5天以后，又在淄河流域围攻山纵2个营达10天之久。这就是有名的“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这之前，3月间，也是这个秦启荣，在博(山)、益(都)边的太和镇，伏击山纵第三支队过路部队，政治部主任鲍辉以下100多人惨遭杀害。 　　面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嚣张气焰，徐向前认为对于它们的军事进攻，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否则，根据地的建设将面临极大困难。他把情况报到延安。9月，毛泽东在一次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对八路军的进攻不是孤立的。徐向前很清楚，山东顽固派的首领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秦启荣和沈鸿烈，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一唱一和。他们打日本外行，反对共产党很内行。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还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口号，其反共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在冀南时，徐向前曾会见沈鸿烈，同他谈过抗日的问题。沈鸿烈对抗日表现不热心，只是反复要求徐向前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人数，划定占领地及防区。徐向前反问他：“你们在山东的部队限额是多少?你们的防区在什么地方?”沈鸿烈无话可答。徐向前还说：“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民加以限制吧!那次会谈无结果而散。 　　徐向前到山东后，沈鸿烈不仅唆使秦启荣等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进攻，而且以政府名义，勒令八路军撤销北海督察专员公署和北海、北宁银行，将诸城、海口交还政府，极力推行分化孤立、封锁给养、武装威胁、收买缴械等反共反八路军的政策。山东纵队有一个统计数字，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人，还扣押干部战士近千人。这就是说，山东纵队的战斗力，半年多就叫顽固派给消耗2000多人，而在这段时间里，山东纵队同日寇、伪军作战200多次，消灭敌伪4500多人，本身仅伤亡1200多人。 　　对于像沈鸿烈、秦启荣这样的顽固派，徐向前认为，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击。1939年8月下旬，徐向前亲自部署了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的反顽战役。这次战役，有一、三、四3个支队参加，连战几日，拿下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消灭秦启荣顽军一部，收编一部，缴枪2000多支，残部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 　　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反顽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在对顽固派军事打击的同时，徐向前还通过接受记者采访、发表演讲、赠画题词、发表通电等各种方式，大造舆论，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行径，提醒人们注意顽固派的投降妥协危险。 　　在反磨擦战中，徐向前十分注意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行事，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首先是把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徐向前进入山东不久就发现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认为于学忠是中间派，有团结争取的可能。因此在孤立打击沈鸿烈的同时，对于学忠则以争取团结为主，积极做他的统战工作。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于学忠在反磨擦战中，始终持中立态度，没有与顽固派合流来攻击八路军。在于学忠、沈鸿烈以下，徐向前又把秦启荣等顽固反共者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山东地区国民党军队为数众多，最多时大小达200多股，20余万人。这些部队的首领中，有倾向抗日的较进步者，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也有徘徊于左右之间的中立分子。对他们的政策分别为团结、打击、争取。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秦启荣。正如徐向前所说：“那时，同我们搞磨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九(国民党游击第十支队司令)和张里元(国民党游击第一纵队司令)等人。王洪九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九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们不能很好合作，但我们到他的防地里，他也不把你怎么样，你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至于对秦启荣，我们大家是比较一致的，非反击他不行。”(11) 　　徐向前在山东所领导的反磨擦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广大民众也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更加增强了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从而使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①《武经七书注释》，第13页。 　　②《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③《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④《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⑤《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⑥《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15页。 　　⑦《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⑧《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81～582页。 　　⑨《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645页。 　　⑩《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65页。 　　(11)《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徐向前兵法/江波，李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