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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文革”风雨急风满楼，诬“上贼船”处境困难 诬“上贼船”

张洋

一次党委扩大会开了“两年四季八个月”。“四人帮”一起出动，从幕后到幕前，赤膊上阵，立逼萧劲光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 　　所谓“上贼船”，是20世纪70年代，批陈(伯达)、批林(彪)整风运动中的一个特定用语。1971年初，一位追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实为林彪，当时林尚未被揭露)的犯了严重错误的高级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毛泽东主席在其检查报告的批示中有一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意思是说，该人与陈伯达等人搅在一起，陷得很深，和他们划清界限、改正错误不容易。此后，特别是在粉碎林彪集团后的一段时间里，“上贼船”成了“林彪死党”、“林彪集团追随者”的代名词。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更把“上贼船”当做排斥异己的大棒，到处乱舞，肆意整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也对萧劲光挥起了这根大棒。 　　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海军于1972年7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除海军党委成员外，另有师以上领导干部200多人，会议由萧劲光主持。原定海军党委扩大会由叶剑英领导，但张春桥自行派了联络员，并不断私下了解会议进展情况。会议的进展情况使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就与江青勾结起来，以汇报工作为名在毛泽东面前搬弄是非，说海军的会议不是批林而是算历史旧账云云。毛泽东在他们“汇报情况”时插了几句话，张春桥、江青如获至宝，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请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 　　在江青、张春桥的一再催促下，周恩来不得不于9月21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请萧劲光和海军的其他领导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列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周恩来刚读完，江青抢过来说：“还有，毛主席说‘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张春桥见江青讲了一通后，其他人仍不发言，便忍不住放肆地把憋在心底的话倒出来。他当面再次指责萧劲光无组织无纪律，解放60名干部这样大的事情事先不报告。萧劲光不得不再次作解释，借机向大家说明情况。周恩来知道再拖下去也难有什么结果，只得以海军党委扩大会不能结束，要按照主席指示精神继续进行为结论，宣布会议结束。 　　11月29日下午，军委召集海军党委常委和按照军委首长指示赶来参加海军扩大会议的沿海几个军区的负责人开会。开始，大家以为是讲一讲扩大会议结束和下一步贯彻的问题，没有料到传达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28日开会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认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纠缠历史，走偏了方向，第二阶段，颠倒主次，没有抓住重点，仍然没有把握住方向。中央不能批准海军党委关于会议的总结报告。一句话，海军扩大会议第二阶段又错了! 　　对此，萧劲光不解，海军党委其他常委更不解，但军委领导是明了个中原委的。原来张春桥知道自己在军委办公会上势单力孤，即使说了话也难得有人赞同，所以，军委研究海军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时，他冷面相对，一言未发。会后，他便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串通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横生枝节，最后否定了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真可谓荒唐岁月的荒唐事!12月4日，军委再次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扩大会议下一步怎么开下去。这次会议有点特别：军委办公会议10个成员多数没到会，相反，不仅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姚文元出席会议，连不久前刚从上海调到中央机关见习、职责不明的王洪文也大模大样地坐在会场上。后来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一手策划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型会议”开了30多次。逼迫萧劲光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张春桥、江青不仅派了联络员，定期听汇报，还多次跑到会上，亲自启发、诱导，具体操纵着会议的进程。 　　萧劲光对张春桥抛出的几个问题逐一作了说明，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自己与林彪集团在所谓“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和斗争，也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及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缺乏明察，但不认为自己上了林彪的贼船。因而，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总也过不了关。转眼1973年春节就要到了。半年多的会议使与会人员都感到说不出的腻烦。这时，萧劲光已被排除在党委扩大会领导之外，只是由于周恩来亲自过问，才得以在领导小组中保留了一个名字。他会上接受批判，会下作检讨，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心脏病频繁发作，从精神到肉体都几乎崩溃了。但张春桥、江青仍然不肯罢手，一边频频在会上施压，一边在毛泽东面前告状，说萧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至今不认识，要从海军司令员的位置上彻底调开，云云。 　　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失去对张春桥、江青的信任，但他是了解萧劲光的，几十年风雨与共使他对萧劲光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毛泽东说：“萧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什么贼船?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他在，海军司令不易人。”毛泽东的话，给了张春桥、江青当头一棒。他们明白，完全打倒萧劲光是不可能的。 　　1973年2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出席海军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江青、张春桥自恃得势，目空一切，未等主持接见的周恩来讲完开场白，便你一句我一句地插话。他们巴不得置萧劲光于死地，但又明白打不倒，因此发言中“又打又拉”，丑态百出。 　　2月24日，中共中央全文转发了经过张春桥精心修改的《海军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萧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这一“莫须有”事件，经过张春桥、江青“两年四季八个月”别有用心地炮制、导演，终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了全党。 　　逆境中，萧劲光忍辱负重，一边倾心竭力稳定部队，抓部队建设；一边关注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投入与“四人帮”进行的最后决战。 　　由于毛泽东“海军司令不易人”的明确态度和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审时度势的巧妙斗争，“四人帮”彻底打倒萧劲光的阴谋虽然没能得逞，但也“名正言顺”地给萧劲光加上了“上了林彪的贼船”的罪名。接着，萧劲光由海军党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再次被剥夺了主持全面工作的权利。 　　与此同时，“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却扶摇直上。通过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还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由张春桥推荐、经毛泽东批准到中央机关见习的王洪文，一路飙升，成为仅居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一个当然的接班人。至此，张、江、姚、王，个个大权在握。“四人帮”羽翼越发丰满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张春桥、江青就深为自己手中“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不安。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越发感到了枪杆子的重要。于是，江青公开提出要“放火烧荒”，在部队打出自己的“地盘”，要掌握武装。海军，所属部队绝大多数驻守在沿海重要城市，始终是他们最想控制的部队之一。萧劲光被扣上“上贼船”的帽子后，“四人帮”认为有机可乘，便拼命往海军插手。他们今天给某一位领导写信，明天给部队送学习材料，又打又拉，丧心病狂地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江青还亲自到青岛等地的海军部队活动，借以制造新闻，扩大影响，笼络人心。对他们的卑劣伎俩，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1973年3月，由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改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等党委绝大多数成员都心知肚明，但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所处的位置，不得不虚与委蛇。萧劲光，作为“四人帮”排斥、打击的主要对象，动辄得咎，处境十分困难。 　　逆境中，萧劲光没有消沉。在扩大会议闭幕式上，他违心地作了检查后曾坚定地表示：“有的同志可能担心我会撂挑子。我向大家表示，既然主席和党中央信任我，还要我在海军工作，我一定放下包袱，改正错误，轻装上阵。海军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虽然年过 70，愿将我的余年贡献给海军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几年的时间里，萧劲光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1973年夏天，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稳定部队的需要，向各大单位提出，要调研部队组织体制、作战、国防工业和军队装备、干部工作等四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正值批林整风的高潮，大量的时间是学习批判，军事训练无法系统进行。萧劲光是“上了贼船”的人，抓运动自然不妥当。于是，他主动提出亲自主持这项调研工作。年过70高龄的萧劲光不顾天气炎热，与机关干部一起上高山，下海岛，从高级机关到舰连基层，逐级考察，分门别类地进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到1974年2月，由萧劲光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海军组织体制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海军主要装备七年发展规划(1974～ 1980)》3份文件，经海军党委讨论上报了军委。关于作战问题，也在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海军部队兵力和装备实际，拟订了应急作战预案和措施，并向军委作了汇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势多变。邓小平经毛主席批示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大刀阔斧地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整顿。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技教育等各方面，曾一度出现好转的局面。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在这期间，萧劲光头脑是清醒的。同年底，他与主持海军工作同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苏振华一起参加了军委会议。会上，传达了攻击邓小平的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听完传达，萧劲光预感到一年来军队建设在邓小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又将被否定掉，心情异常郁闷。在调门越来越高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萧劲光一边努力做稳定部队的工作，一边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萧劲光大将画传/张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