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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造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吴序光

彭德怀决定整军 　　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从第二次攻打榆林未克，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搞起来的。根据彭德怀的要求，一、三、六纵队在停止攻城打援、撤围榆林之后，以10天时间进行检查整顿，发现部队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于是又延长时间，再整训20天。随后发展为冬季整训。 　　就这样，在彭德怀和前委的领导下，从1947年11月下旬至1948年2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清涧、绥德、米脂、靖边地区(第二纵队在山西曲沃地区)进行冬季整训。整训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解放军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同我们党正在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相结合，同当时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相结合，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以充分肯定，在全军推广，被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撤出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已经经过9个月作战。9个月频繁的战斗，以少吸多，以弱胜强，牵着敌人推磨，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并相机攻城夺镇。部队得到了扩大和锻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胡宗南进攻陕北后，在大部分县城沦入敌手的情况下，野战年的兵源补充一直是个重大问题。早在青化砭初战告捷之时，彭德怀就指出争取俘虏兵的重要性。此后，尽可能地多捉俘虏，以补充自己的部队，几乎成为每个指挥员作战时注意的目标之一。这样，部队新成分就不断增加，特别是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俘虏兵)，有的连队达80%，平均在70%左右。以第三纵队为例，1947年该纵队的独二旅补充子弟兵1545人，独五旅补充335人，共1880人。而补充的解放战士独二旅是4371人，独五旅2783人，共7154人。二者约为1:4。其他纵队的比例可能不尽相同，但在解放战士占绝大多数这一点上，第三纵队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据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党代会的统计，“从1947年3月到1948年11月，21个月战争中，全军争取9万多的俘虏补充，占当时全军人数的80%以上。俘虏中的成分，贫农占70%，中农雇工及其他贫民占25%，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占5%(俘虏军官与二○三师的学生军除外)”。 　　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战斗频繁，部队缺乏全面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工作较弱。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存在“吃谁家的粮就当谁家的兵”的雇佣思想，情绪极不稳定。在部队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惧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普遍不爱惜公物与民物”。个别干部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贪生怕死，不负责任，不能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上述情况在第二次攻打榆林时集中地暴露出来，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许光达在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三纵队的整训情况时，说过：干部中有怕苦、厌战、怕死的情绪，有的公开要求到后方去；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是严重的；打人、骂人、贪污、发洋财的思想行为相当多。打高家堡时，即发生严重违反纪律事件。打清涧时，有个连长搞到1万元法币不上缴，全连干部瓜分，互相包庇不讲。又如六纵队教导旅一团有个会计，在日记里写下了充满悲观厌战的顺口溜，说什么：“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青春没少年；革命未得啥好处，不如回家把仇报。” 　　彭德怀素以治军严明著称。他一手抓军事指挥作战，一手抓政治工作，发扬民主，注重教育。他严于律己，严格治军，发现问题就及时揭露和解决，不迁就、不护短。对当时部队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彭德怀察觉后，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妨害军民团结与军队内部应有的团结，妨害进步与战斗力应有的提高”，毅然决定进行整训。 　　但是怎么解决，怎么进行整顿呢?当时各解放区正进行轰轰烈烈的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翻身解放与诉苦斗争激励着主要来自农民的解放军指战员。客观条件对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在11月27日，彭德怀和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半年的激烈战斗，连排班干部伤亡很大，营级亦不少。新提拔者指挥能力弱，对调皮的俘虏兵难驾驭，缺乏信心。部队需要有一个时期整训。需要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以增强阶级团结，加强干部统帅指挥能力，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的恐惧心理。 　　整训于11月下旬先从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开始。彭德怀亲自掌握，及时交流情况，指导运动。11月29日，他召开这3个纵队旅长、政委以上干部会，检讨第二次攻打榆林的经验教训，总结过去10天的休整工作，安排了今后20天的整训计划。 　　根据部队休整情况和会议研究的问题，29日，彭德怀致电在晋西南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并报中央军委，要求第二纵队也利用冬季时间抓紧整训。电报说：“最近10天中，一、三、六纵队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进行检查，发现部队许多严重问题。在战斗作风上，有些干部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甚至有个别地主出身的干部，对平分土地不满，在战斗中进行破坏，致受损失。在深入检查中，战士坚决反对这样的坏干部，对全军教育意义很大。” 　　电报提出今后20天的整训计划是： 　　“(1)提高阶级觉悟。办法是，普遍深入地开展诉苦运动与土改纪律教育。” 　　“(2)轮训各级、各种干部。办法是：营以上军政干部，由纵队负责，召开各次战斗的检讨会，总结经验，进行演习，连、排由旅负责，班由团负责，进行同样的内容。另外，供给、卫生、通讯、侦察及各技术兵种，分门别类，全部动员起来，进行民主检查，表扬优点，揭发缺点，总结过去，策划将来。清洗个别隐藏在干部中的反动分子。” 　　“(3)扩大党的组织。办法是：在上述整训运动中，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平日勇敢、守纪律的模范战士，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经全连民主评议，支部通过，上级党委审查，举行庄严入党仪式。战斗连队，须发展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党员。” 　　中央军委对上述意见非常重视和肯定，于12月1日将20天整训计划和彭德怀的意见批转各地：“此电发给各地参考。”此后整军运动便在全军逐步展开。 　　这个运动是彭德怀治军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和发展。他善于在紧张的作战间隙，结合当时解放区土改的有利形势，在部队进行整训。这是在战争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 　　西北野战军的这次冬季整训，首先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群众进行诉苦和诉苦运动。用广大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事实，启发教育群众自己，弄清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提高阶级觉悟，在许多营、连的诉苦大会上，诉苦者悲愤控诉，痛哭流涕，参加的指战员为一件件悲惨痈苦的事实而激愤，多数泣不成声，留在心中的是苦和恨。 　　解放军大多数指战员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他们亲自遭受过地主、富农、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所给予的各种痛苦。有的家里卖儿鬻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家几辈子给地主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帐。经过大小会诉苦，挖穷根，具体算剥削帐，如：“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为什么地主老财不劳动反而穿好吃好住好?”“国民党的军队、衙门、官老爷，为什么都是专门整治穷人的?”再从大量被压迫被剥削的典型事例中，归纳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一层层一步步深入下去，搞清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怎么回事，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啥是一家?等等。讨论具体深入，有情有理，生动实际，紧扣人们心弦。一些争论热烈的单位，“饭也不吃，冷也不觉，非把问题辩清不可。”(第一纵队独一旅的总结)干部战士的阶级恨、同志情一齐迸发出来。 　　关于诉苦运动，彭德怀在《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一文中概括说：掌握“群众路线与民主讨论的方针，具体指导与通过群众相结合”，“善于在酝酿过程中发现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全面进行诉苦运动。”这样，通过诉苦这个深刻而实际的阶级教育，广大指战员普遍认识一人的痛苦就是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为阶级仇恨。了解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肺腑地喊出了“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战场上报仇。”彭德怀指出：诉苦运动还清算了地主、富农思想影响，“大体地划清阶级与敌我界限”，“达到挖穷根坚定斗志”，“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建立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同时在诉苦与开展讨论过程中，形成了核心，培养了骨干，教育了解放战士。 　　当时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的忆苦三查搞得较早，彭德怀非常重视，亲自指导。一天，他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到三五八旅，直接听各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汇报，参加了控诉大会，看到了指战员为亲人报仇、杀敌立功的请战书，还找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情况。当时七一六团通讯队指导员刘传喜，介绍了解放战士于德水在家受尽剥削压迫，被国民党抓丁当兵后，又备受反动军官欺凌的悲惨遭遇。这使彭德怀心情非常难受。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扭过头来，对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为什么有阶级，什么叫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这次调查，彭德怀印象很深。事隔20年之后，在《彭德怀自述》中他曾这样写道：“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地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彭德怀写得如此真切动人，因为他对劳动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始终和被压迫群众、和战士心连心，因为他深入实际，熟谙并亲自领导了诉苦三查运动。 　　第一纵队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和旅长黄新廷，在酝酿过程中及时发现与运用典型，发动诉苦，成为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法。彭德怀肯定了他们的经验。回野司前，他亲切地对余秋里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要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还通知附近的纵队组织团、营干部去参观学习，从而推动了西北全军的诉苦运动。在1948年9月的西北野战军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还指出：“去年我军整训中诉苦运动与群众运动的开展，是把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挥了。对此一问题，前委起了批准作用。起带头作用的是三五八旅，又以七一四团为最突出。” 　　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四团有个姓路的解放战士，在刚补入部队时还想开小差，发给的解放军帽子和津贴费，他避着人用脚踩或撕毁。经过7月间三边战役后宁条梁的10天整训，思想上认为“吃谁家的饭，不打谁家的锅”。到冬季整训诉苦运动之后，明显地提高于阶级觉悟，他说：“我拿这杆枪，现在才知道是为什么人干的。将来不论解放哪一个地方，遇到地主老财，我一定要报仇。”三五八旅解放战士高家凯，是个在诉苦三查中提高阶级觉悟的典型。瓦子街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顽强不屈，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像这种明确了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解放战士，有成千上万。 　　在诉苦和进行讨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接着转入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阶段。一般是先查思想和斗志，再查成分。群众开门见山地说：“查查你的斗志强不强。”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的还主动地查工作、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形成了党内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称“三查”运动是“过秤”(看你够不够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照镜子”(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彭德怀指出：通过三查，揭露了思想作风上的不纯问题，检查了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事件和有关人员，批评了个人主义享乐思想、贪生怕死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揭发出了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清查出混进党内的坏分子；撤换了一批斗志不强，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的干部，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的目的。从一些纵队的事例看，基本上是清查出了三类人：一是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二是兵痞流氓特务，三是贪污蜕化变质分子。对这些人都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 　　在三查过程中，也存在着运动发展不平衡。如有的过了火，个别单位曾发生捆绑吊打等过火行为和逼供讯的错误，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天就纠正了，但全军共打死了隐藏在部队中的恶霸地主、组织叛逃的奸细分子等十几人。彭德怀指出：这种错误“造成某些部队中的恐怖，使真正的奸细不易除根，被打死的奸细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还有的认为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都要斗，不考虑他的实际表现。也有怕揭发自己的问题而压制民主的，如有的干部一受到批评就变脸，说：“三查运动时民主权力是你们(指士兵)的，这是暂时的，三查以后权力是我们(指干部)的。”有的则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追查成分上，忽视思想教育。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明确指出：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是有联系的。查阶级查思想，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斗志，提高战斗力。过分地强调成分，就会走上唯成分论的偏向。 　　在整训中，还大胆把干部把党员交给群众审查。先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解释，说明共产党干部与人民事业的关系和入党条件，增加群众对党员与干部的正确认识，作为审党审干的准绳。同时，号召每个党员与干部要经得起群众审查。群众既表扬了表现好的干部和党员，对一些有毛病的党员也提出中肯的批评。经过诉苦、三查、审党、审干后，自由主义现象少了，部队学习情绪、遵守纪律自觉性大大提高，军政干部更加团结了。过去长期存在着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相互争时间，以致闹不团结，现在一致认为政治思想搞不好，其他一切工作也搞不好。 　　在三查之后，彭德怀和野战军前委决定在西北野战军中采用推荐干部的方法，以解决连续战争中所需要的大批班排级干部。这种“发动与经过群众推荐和反复评议、互相比较，不仅涌现了许多新的可当干部的积极分子，而且弥补了领导者从上面挑选干部的缺点。”被推荐的“绝大多数是坚决勇敢的优秀分子”。到1948年11月，西北野战军共推荐班、排级干部及连级干部3000余人。 　　1948年1月上旬，彭德怀和前委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各纵队首长汇报了前一阶段诉苦、三查运动的开展情况，交流了做法和经验。会后，部队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陆续转入了第三阶段，即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干部战士都积极主动地勤学苦练，“人人皆兵，个个都练”。普遍开展官兵互教，新老战士互教，进行技术和战术的训练。军事训练要求很严格，后勤人员都要练打枪。通过练兵，使勇敢与战术、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指挥能力，为转入外线进攻作了思想上、军事上的充分准备。 　　在整训中还进行了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纪律教育，以提高政策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最后，各部队召开了团结大会。全军士气旺盛，求战情绪高涨，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打到蒋管区，解放全中国。 　　关于这次运动，彭德怀在整军报告中总结道：经过诉苦和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被阶级友爱代替了，感情融洽了，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它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坚定了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群众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群众创造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大大发扬了民主作风，部队中的管理教育方式，亦有很大改善。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是继承了古田会议的精神，放手的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是我军新的整军方式。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阅了西北野战军一些纵队和旅关于阶级教育的汇报材料。1月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部队进行诉苦和三查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和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宜川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就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4月2日，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说：“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摩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周恩来赞扬诉苦和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说：“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和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中产生的政治工作，应该受到称赞。”他在1月11日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三查运动大家做得有成绩，做得很好”；认为这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彭德怀对这次整军运动的方法和经验很为重视，不仅在运动中亲自抓，而且以后还经常回顾和消化这次的经验。1948年9月，在西北野战军民运工作会议上，他总结了前一年的工作，再次谈到“在整军问题上继续了‘古田会议’精神，抓住了‘整风运动’中打通思想，‘领导方法决定’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心环节，实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土地改革中以诉苦运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办法，以及在放手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作风的领导原则下，打破了以前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旧的公式。”“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坚持与继续。”彭德怀始终非常明确地把这些重大成就纳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范畴。当新式整军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后，彭德怀没有拿成绩来掩盖问题。他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在总结1948年工作时，认真检查了“运动发展不平衡”和“有某些过火行为”等两个问题。说这是前委对运动的巨大作用没有足够的估计，缺乏应有的预见和具体领导造成的。这表现了他谦逊和实事求是的伟大胸怀和风格。 　　新式整军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篇章。20年之后的“文革”中，彭德怀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端的诬蔑，处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勒令交代“罪行”的境遇中。他在所“交代”的材料里，回述了诉苦与三查运动开展的情况，对一些诬蔑不实之词作了义正辞严的反驳，对新式整军再次给予充分肯定。他写道：“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诉苦这种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胜利之中莫轻敌 　　冬季整训部署开展以后，1947年12月5日，彭德怀和张宗逊一起赴米脂县杨家沟村，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从12月8日开始的预备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报告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所需要解决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土地改革中需要遵循的一些重要政策，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准备。 　　彭德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联系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偏向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他在26日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很有必要，对解放区，对解放军都是一个很大的兴奋，对争取蒋管区中小资产阶级很有力量，使蒋介石更加孤立。在贯彻中央指示时，要注重调查研究，区别对待。比如国民党这个机构是腐烂透顶的、反革命的，一点也不应有其他怀疑。而其中的组成分子，就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坏。不能把概括的东西，当作完全具体的东西来看。彭德怀明确谈了克服错误倾向问题，说：“具体斗争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时易于怯敌，军事上如此(如蟠龙战役后的陇东战役)，地方工作上也是如此。”作为指挥员，对此要有预见，要掌握好。 　　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是当时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也是这次会议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对此，彭德怀说：“土地问题已上轨道，为防止重复苏维埃后期错误，现时很需要这个文件。团结中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贫雇农分地以后，很容易使中农负担过重。”“新区的敌人物资应该早分，但分地则不必过早，以免站不住脚时群众遭殃，以后更难发动。”不如把分地的准备时间延长一些，进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其次是富农多负担，中农少负担，部分贫农轻微负担，赤贫户不负担。这样做实际对农民是有利的。 　　对于城市工作，彭德怀强调：“城市工商业一定不要破坏，即使政治上必须没收的，也不必性急。” 　　他特别强调发扬民主问题，指出“有许多部队对应有的民主还不敢放手，一纵队三五八旅在这方面较好，故虽伤亡数已超过了原有人数，但战斗力仍是最强，部队也愈打愈大了。”部队要放手发扬民主，政治教育要靠民主，军事上也可以民主。蟠龙战役就是证明。战后检讨也必须充分民主化，何以胜，何以败，让大家说，这个教育最有效。 　　根据党的12月会议的精神，并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1948年1月间，彭德怀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 　　11日彭德怀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指出，9个月来我们是怎样打败敌人的呢?“这是由于人民的积极拥护，指战员的英勇，前后方同志的努力，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在简要回顾从延安以南抗击战到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历程以后，他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以下4点认识，即：“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这“是下决心的根据”；“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兵不要太大，只要齐心；要练得好，用得法”。当时新式整军运动正开展中，彭德怀通过对9个月来作战经验的系统总结，进一步统一了部队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各级指挥员驾驭战争的能力。 　　彭德怀在这个总结报告中用的是“几点认识”，这是因为他对“经验”二字很慎重，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轻易提什么经验。他说：“什么是经验?它必须是千百件事反复证明准确之后的真理，不然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每当他看到司令部的通报上写了“经验如何如何”，往往把经验二字划掉，然后启发说：“什么经验!自己一点不成熟的感觉就说成是经验，不但误了自己，又误了别人。不提经验二字别人还有思考的余地，供别人参考使用总误不了大事。”彭德怀的实事求是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会上，周恩来作了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任弼时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毛泽东也到会讲了话。他号召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他，吃他，不让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彭德怀再三强调要执行好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按照人民解放军宣言的要求，努力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要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他明确指出：“哪个部队违反政策把城市搞乱了，就要哪个部队及其首长负责!”还响亮提出，在农村“宁肯饿肚子也不能动中农”。要求各纵、旅党委必须切实注意纪律教育。 　　前委扩大会议提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一是建立根据地。会议对灵活地坚决执行十大军事原则问题，对于进入蒋管区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军队筹备给养，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从方针政策上为在西北开展新区和城市工作，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前委扩大会期间一次会上，为研究解决个别旅内部的干部团结问题，彭德怀情深意切地说：这个旅领导人工作、生活在一块，但谁也不和谁讲话，闹不团结，我们很担心。我们要打败敌人，主要的是靠团结。我们现在只有这几个旅，周围的敌人比我们大得多。强敌当前，我们不团结一致是不行的。希望你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在他的督促推动下，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干部团结。 　　张文舟回忆道：我军经过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军事上攻坚能力有了新的创造，政治上阶级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兵员有了补充，组织有了调整，作战地区已作了充分的侦察，对敌军工事也作了分析研究。最重要的是各级指挥员对于新区的政策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明确了。比如：筹粮、建政、对地方武装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都有明确的规定，统战工作上团结一切反蒋的力量认识上都趋于一致；宗教、会道门应如何对待等，前委也有明确规定。如无准备，思想上不明确，就会使新区工作受到损失而影响战争的胜利。这样就可以打出去了。作为当年的野战军参谋长，他的这个回忆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的。 　　 决战大西北/吴序光著.—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