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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步进退求胜机

赵一平

——在运动中歼敌的法则 　　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 　　——拿破仑 　　运动战，是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大量歼灭敌人的主要战法。彭德怀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大量歼灭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惟有运动战，舍此别无选择。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较长的战线和较大的战区上，从事战役和战斗的速决进攻作战。其特点是战役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流动性。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样式，利于自己在总体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谋求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在急剧变化的复杂战局中，保持主动灵活的进攻地位，掌握行动的自由权。我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了独具人民战争特色的运动战理论。彭德怀作为这一理论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之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发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法则。 　　一、在高度机动中创造战机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歼敌于运动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以造成我之各个歼灭的战机。彭德怀认为，调动敌人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善于兵力机动。机动是创造战机的有效手段之一。“应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①。克劳塞维茨曾指出：“就机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来说，它有一种诱使敌人犯错误才产生的效果。……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着棋……其目的是造成取得成功的有利机会，进而得用这种机会造成对敌人的优势。”②在这里，克氏对机动的作用已有了深刻的认识，但他只是将机动作为打破战场上“均势”、“平衡”僵局的战术手段而提出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更加宽广范围上认识和运用兵力机动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特别强调在弱势情况下，“要利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③。也就是通过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兵力机动，使敌人产生错觉和不意，造成我之有利战机。 　　(一)诱敌深入 　　所谓诱敌深入，是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避免与敌人打硬碰硬的阵地战，在战略或战役上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待敌分散、疲惫和不意，诱其至预定地区加以歼击的作战方法。孙子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加迂直之计也。”弱军要想战胜强军尤需懂得迂直之计，先退后进，以退为进，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将取之，先予之。它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最早是毛泽东于1930年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夕提出来的。这一方针在其酝酿和讨论之初，就得到了彭德怀的坚定支持。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彭德怀同样主张实行诱敌深入，才保证了这一方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的执行。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大军入赣，向江西苏区扑来。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持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之中。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罗坊开会讨论迎敌之策时，毛泽东阐述了这一方针，并具体提出了红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内退却集结，“待其疲惫而歼之”的作战方案。但是前委委员中对此认识很不一致。特别是三军团的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十分激烈。身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觉得毛泽东的主张与自己不谋而合，因此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的这一立场，对于确立“诱敌深入”战略的方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④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正是由于正确执行了这一方针，才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彭德怀在此后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成功地将诱敌深入的战法运用于抗日战争中的华北敌后战场、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战争的朝鲜战场，创造了不同条件下诱敌深入的一系列新战法，实现了歼敌于运动之中的战略或战役目的。其基本之点是： 　　其一，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疲惫与分散敌人，使我获得运动战的“天时，地利、人和”。古人将天时、地利、人和视为战争致胜的三个根本条件。彭德怀认为，诱敌深入，正是获得这三个条件特别是“地利”与“人和”的最好途径。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八路军反“扫荡”作战的经验时指出：“敌军进入我根据地内后，找不到群众做向导，得不到情报，又陷入我‘麻雀战’四面包围袭扰中，如深入迷雾，得不到喘息机会，经过一定时间不得不撤退。”我之主力则可“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⑤1947年他在阐述我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时指出：“我采取诱敌深入，扰疲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敌主力，才能收复失地，保卫边区，发展西北。只有此方针才是积极的。应动员党政军民团体积极拥护这一方针，立即进行各种战斗部署，立即动员与组织人民拿起土枪、梭镖、手榴弹、地雷杀敌和袭击敌人，封锁敌人消息，扰敌人，捉敌探与掉队落伍的。在预计敌可到之处，进行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增敌困难，饿敌肚皮，饱自己肚皮，这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方法之一。”⑥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一方针，才使得胡宗南的20多万大军被彭德怀2万子弟兵各个击破。 　　其二，着力营造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上歼击敌人。彭德怀在论述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指出：“敌人来了，分兵把口子以拒敌，这就是被动，这是在敌后进行战争所最忌的。”⑦而要避免这一点，这必须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放敌前进，以次要兵力“节节抗退”，钳制、消耗、分散敌人。主力大部则避敌锐势，或集结于内线机动位置隐蔽待机，或乘敌之隙转至外线待机。使敌人对我主力之行踪或揣测不定、或以虚为实，犹如盲人骑瞎马，找不到目标。而我则对敌之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从而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同什么对象作战的主动权完全操在我之手中。待敌人在我内线军民不断袭扰打击下，已疲惫沮丧、战斗力受到削弱时，抓住有利战机，选择敌之一路，以战役战斗的袭击战歼灭之。 　　其三，切实在“诱”字上作文章，牵着敌人的鼻子按我之意图去行动。彭德怀认为，诱敌深入，决不是单纯的退却，而是要以主动的动作引诱敌人步入我之圈套。如果说，战略上的诱敌深入，在敌人进攻初期我之退却主要是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话，那么，在战役、战斗上的诱敌深入，则是已经布好了口袋让敌人钻。此时，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诱敌”的文章做得如何。如在援美援朝战争中，由于作战地域、地形的限制，不存在国内战争那种战略上诱敌深入的条件，但彭德怀利用敌人恃强轻敌的心理，在战役上成功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法。志愿军入朝后，彭德怀根据敌已占领我预定防御地区的实际，当机决断：“我军为避免被美帝吸引，妨碍机动和隐蔽，企图诱敌深入，各个歼灭伪军。”⑧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因敌收缩不便歼击，彭德怀又决定：“下一步作战，我们仍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⑨。结果，志愿军待敌深入后，乘敌之隙从侧后进行包围迂回，取得了重大战果。 　　(二)敌进我进 　　所谓敌进我进，即当敌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方进攻。彭德怀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一般都采取诱敌深入，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即敌在外线，我在内线。“但不应为这种情势所束缚”⑩。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恰恰是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敌人和分散敌人，达成被动中的主动、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歼敌于运动之中的有效方法。 　　察彼度己，把握敌进我进的时机。敌进我进不是盲目地强调进攻，而是在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为夺取战争主动权而采取的一种行动样式。是否实施敌进我进，完全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因此战争指导者必须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敌我态势变化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分析判断，“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防则防，当攻则攻，时刻掌握主动，避免被动。”(11)以敌进我进的方针调动和歼灭敌人一般在下列时机实施：一是当敌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我根据地时，我内线作战难以打破敌之作战企图，不能实施有效的战略退却，那么就应该考虑敌进我进。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当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彭德怀曾积极建议中央“集中一、三、七、九四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威胁南京、上海、杭州”，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二是在敌人兵力过大，且猬集一团，步步为营，我军不能各个击破敌人时，就应该集中主力，敌进我进，一举突破敌之包围圈，转至外线。三是当多路敌军向我军分进合击时，必须乘合击之势尚未形成之际，主力转移至外线，或以一部兵力出击外线，调动敌人，以伺机打击敌人较为薄弱的一路。彭德怀在论述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反“扫荡”的战略战术时指出：“当敌人进行围攻‘扫荡’时，我们采取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原则。我们虽居于内线作战地位，但不应当为这种情势所来缚。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我们的目的是使敌人分进合击。扑一个空，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12)四是当敌战略进攻开始减弱时，应选择敌人进攻正面较为薄弱的方向，果断实施外线出击，将战争引向敌占区，为我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悉心研究敌之阵势的弱点与“要穴”，正确选择敌进我进的目标与方向。敌进我进要达到预期的战略和战役目的，最关键的是选准我之出击方向和攻击目标。只有窥破敌之阵势中的弱点与要害，以我之力量攻其防护薄弱的“要穴”，方能奏效。通常敌进情况下之我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敌人力量薄弱之处。由于受到进攻地形、道路和不同部队任务区分等条件的制约，任何强大的攻势中均存在着相对薄弱的部位，如两支敌军之间的结合部等。在敌已经形成大的包围圈的情况下，采取敌进我进以跳出敌之合围，其方向必须选择在敌之战线间隙或力量薄弱之处。二是敌人的后方与侧翼。如彭德怀在解放战争中北西战场上的挺进西府战役，就是攻敌后方之敌进我进的典型战例。1948年4月，彭德怀为调退攻占我延安、洛川的敌人，寻机各个歼敌，指挥西北野战军大踏步向胡宗南的后方西府进军。彭德怀在部署这一战役时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迫使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找战机消灭它。4月26日，西野攻占了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宝鸡市，全歼守敌一个整编师，缴获如山。延安和洛川守敌弃城南撤。被敌人占领了一年一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彭德怀以外线进攻敌后方，逼敌自撤的战略意图顺利实现。三是敌人的战略重地。战略重地是在战略全局中居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地区，在敌之进攻面前，以我之主动的外线出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是打乱敌人作战部署以瓦解其攻势乃至实现战略转折的重要手段。又如在解放战争中，在敌人的全面进攻的势头正盛时。彭德怀于1946年11月就提出了“来年初或初夏向中原出击”的问题。并协助毛泽东就进军中原这一国民党统治区之战略腹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出了极富远见的部署。后来，正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拉开了我之战略反攻的序幕，成为我之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的一着妙棋。当然敌进我进的方向远不只是这几个方面。战争指导者应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地理等方面的条件，灵活地选择出击方向，以达到粉碎敌人进攻之目的。 　　从具体情势出发，确定敌进我进的规模和作战样式。彭德怀认为，敌进我进的实施规模和方式，应视敌战场态势和我之作战意图而定。可以是一部牵制，主力跳出外线，进攻敌战略后方，以从根本上改变敌战略布局，如西府战役；也可主力阻击敌人，以一部跳出外线在敌占区左冲右突，以在敌人回援时配合主力内外夹击，陷敌于腹背受击的不利态势；此外敌进我进还表现为敌对我某一根据地进攻时，我相邻的其他根据地军民则对当面之敌展开进攻，以牵制敌人，策应被攻地区军民打退敌之进攻。 　　(三)巧妙周旋 　　敌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进攻地位时，往往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寻求与我主力决战。而我既要避免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又必须创造各个歼敌的条件，就必须善于与敌巧妙周旋。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八路军粉碎日军的扫荡与合围，在解放战争的陕北战场上战胜10倍于己之敌的重点进攻，正是靠着与敌巧妙周旋的功力。在与敌周旋中的“巧”与“妙”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善于以小牵大。这就是以分散的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采用牵牛战术，拖着敌人大旅行，而主力部队则隐蔽、休整，待机破敌。彭德怀在1947年陕北三战三捷中，抓住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用2个营的兵力，配备电台，装成野战兵团主力机动，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千沟万壑中辗转奔波，陷敌于极度疲惫和缺粮之中，而我主力则以逸待劳，当出现有利战机时，以突然猛烈的动作歼其一部：先是以一部兵力诱敌主力北上安塞，主力伏击歼敌第三十一旅于青化砭。继之以一部兵力吸引敌主力于西，主力伏歼敌第一三五旅于羊马河。进而又以假机动调动敌人远涉绥德，我主力乘虚攻歼敌一六七旅于蟠龙。以小牵大其精要在于：其一，正确确定机动方向和路线。它必须既是主力隐蔽待机相反的方向，又是我主力可能攻取敌敏感部位或敌预计我之机动的方向，这样敌人才可能信以为真。其二，合理确定诱敌部队的规模和编成。诱敌部队的特点是以小示大，究竟小到何种程度，应取决于以下因素：欲显示主力的大小、敌人侦察能力的强弱、隐蔽条件的好坏、部队示假手段的多少。既要尽量节省诱敌部队的兵力，又要有适当抗敌能力。其三，逼真地显示大部队行动的迹象。以小牵大能否牵得住，关键看装得像不像，大部队行动与小部队行动有许多明显不同的外部特征，如缩营地域的大范围、电台功率的大小等等，小部队把大部队的行动特征逼真地模拟出来，敌人才会深信不疑。 　　第二，掌握好“利害变换线”。在与敌周旋时，我诱敌部队甚至主力被敌形成合围之势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旋的功夫在于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安全脱出。彭德怀指出在敌多路重兵合围时，主力从敌人合围的缝隙中突围转移至外线的成功在于掌握“利害变换线”，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行动过早转移不到敌后，行动迟了，又突不出去。最好的时机是敌人准备接近其预定合围圈而尚未合拢之时。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军常常能在敌人多路重兵“围剿”时跳出圈外，其成功的秘诀即在于此。如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当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命所有的兵力采取大包围的态势接近红军，企图歼灭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红军遇到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红一方面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在敌包围圈即将合拢之时，以罗炳辉率第十二军向东佯动，一路扬旗鸣号，引敌追堵。彭德怀则率红三军团同红一军团主力偃旗息鼓，从蒋光鼐、蔡延锴、韩德勤部和陈诚、罗卓英部之间一个10公里间隙大山中偷越过去，进至兴国枫边地区集中隐蔽休整，待机歼敌，待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已经转移，再转向西进时，红军已休整半月，而敌人已被拖得苦不堪言，士气急剧下降，无力再战。 　　第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敌周旋，是要打乱敌人的预定作战部署，使其步入我之步调。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在作战时机、作战方向、作战对象上使敌听命于我而不被动地应付于敌。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正是获得这种主动权的有效途径之一。1929年10月，彭德怀率领去井冈山的部队和坚守在湘鄂赣边的部队汇合后，敌军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共四个旅向红五军进攻，第一线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红五军夹击；第二线以一个旅为策应。当时红五军只有2300余人，要对付几倍于己之敌，硬拼显然不行。彭德怀带领部队从敌军间隙中进至莲花县城东约40里的潞口沙潜伏。当晚，敌一个营进至该地宿营，红五军伏兵四起，猛烈冲杀，只用半个小时就消灭了敌人。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继续采用避实就虚，攻其必救的战法，与敌周旋，调退进攻之敌。遂率领部队迅速北进，攻占宜春、分宜，消灭了地主武装，进逼樟树，进一步威胁南昌。进攻湘赣边之敌极度恐慌，连夜退回吉安，被迫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 　　二、“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 　　运动战之所以成为我军以劣胜优的基本作战样式，其根本之点在于它有利我军形成局部的优势，在每一次作战中以优胜劣。而其实现的诀窍则在于正确地选择作战对象，坚决地贯彻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因此彭德怀特别强调“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13) 　　(一)拣弱的打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战争力量的强与弱是战争胜负的基础，强胜弱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我军在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并不是对强胜弱败规律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灵活运用，即通过争取局部的优势来实现的。彭德怀指出，正因为敌人军事力量占有优势，特别是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所以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和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14)。而要取得这种局部的优势，就必须贯彻先打弱敌的原则。即在多路运动之敌中，“应当先找弱一点的消灭，如此强的亦将变成弱的，倘若先攻强的，就是攻得下，损失也必大；攻不下，则弱的也变为强的，更难攻了。”这就是说，拣弱的打，容易使我军形成绝对优势，实行四面包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先消灭了弱敌，强敌失去了羽翼，受到削弱，就会出现有利于我继续歼敌的新形势。同时有利于我军迅速转移兵力，连续歼击他部敌军。 　　弱军是当面敌军之间相比较而言的。彭德怀指出：“所谓弱，指的是敌人的兵力上比较弱，配备上比较弱，素质上比较弱，或者处在不利地形下的敌人。”(15)因此，在选择作战目标时，通常应首先选择以下目标。 　　第一，分散孤立之敌。一是为控制其占领区和交通线而分散守备之敌。如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后，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军团进攻武汉。在军团前委会上，彭德怀分析认为，武汉有敌重兵据守，且有坚固的城防工事，长江又正是涨水季节，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通向城墙的大堤。国民党钱大钧部的13个团驻守岳阳，罗森部驻守新阳。红军如进攻武汉，钱、罗两部必然尾追而来，红军前有坚城，后有重兵，侧有长江，背有南湖，前后受敌左右无路，处境十分危险。只有先打弱敌，使强敌失去羽翼，才能战而胜之。因此，决定先消灭鄂东南6县(鄂城、埔圻、咸宁、通城、通山)国民党地方武装，相机占领岳阳。红三军团即分兵向鄂城、通山攻击前进，并作出进攻武汉的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先后攻占通山和崇阳县城，并控制了宁县的大部地区。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急调岳阳钱大钧部的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岳阳守敌仅剩1个旅的直属队和1个团的兵力。彭德怀认为岳阳城内兵力薄弱，防务空虚，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攻占岳阳。7月4日，彭德怀指挥红军避实击虚，向岳阳守敌发起总攻，经过2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岳阳城。为此后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创造了条件。可见，正是拣弱敌打这一作战原则的灵活运用，才使处于弱势的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二是分路向我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失去协调之敌。如在抗美援朝一次战役中，针对敌人对我军入朝作战估计不足，分兵冒进的情况，彭德怀决定采取分途歼敌的作战方针。当时西线南朝鲜军第六师先头营进占楚山，第八师和第六师主力进至熙川地区；第一师主力进到云山地区；美军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分别进至龙山洞、博川地区。先打哪一路最为有利呢?彭德怀分析认为，美第二十四师、英第十七旅和南朝鲜第一师虽然分散，但相距不远，我如打这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有胶着的可能，于我不利。而熙川南朝鲜军孤立冒进，属于好打之敌，遂决定集中6个师首先歼灭西川南朝鲜第六师、第八师各一部。从而确保了首战告捷。二是进的脱离主力，或位置突出，不能及时得到其他部队支援之敌。如彭德怀在陕北战场上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及此后不久沙家店战役，均是这种情况。 　　第二，战斗力较弱之敌。如武器装备差，训练素质低，内部矛盾深，指挥官无能，非嫡系杂牌军，新组建的部队等。在朝鲜战场上，南朝鲜军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无论武器装备、技战术水平，还有指挥员的素质，都相对较弱，因此彭德怀在抗美援朝的各次战役中，都将南朝鲜军作为首先攻歼的目标。第一次战役中，主要歼击对象为南朝鲜军的两个师；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又将主要反击方向选在南朝鲜第二军进占的德川、宁远地区，结果一举打开了战役突破口。第三、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彭德怀亦主要以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为目标，这样，一般都能迅速打开缺口，造成整个敌军战线的溃乱，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也不得不随之败退。 　　第三，处于不利地形条件之敌。地形的好坏，对于战斗力的发挥有很大的影响，军队战斗力虽强，处于不利地形亦将变弱，而战斗相对较弱的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亦可使战斗效能倍增。因此在区分强弱时，要将地形条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二)击要害处 　　以我之积极的作战行动创造各个击破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之作战行动能对敌人产生我所预期的影响。然而敌人是依其自身的战略利益来采取相应对策的。如我之行动不足以影响其根本利益，就很难使他们改变既定的作战部署。因此彭德怀认为，运动战中选择攻击目标时，最优先考虑的作战方向应该既是敌之薄弱环节又是敌之要害部位。这样不但能歼灭敌人，而且能更有把握调动敌人，瓦解敌之进攻阵势或防御体系。击要害处的基本作战方向是： 　　第一，袭其战略、战役中枢。战略、战役中枢即在战略、战役的全局中处于核心枢纽地位的地区和部位。它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争或战役的胜负。因此以我之行动攻击或威胁敌人的战略、战役中枢，如果得手，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敌人的整个作战部署、动摇其军心，给我各个歼敌创造条件。即便由于敌人加强了防范而未能获得歼敌和据地的战果，也能使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和兵力转到对其中枢的保卫上，从而起到打乱敌人部署的作用。1948年初，陕北战场上的敌我兵力对比由一年前的10﹕1转变为这时的5﹕1，我军具备打更大歼灭战的能力。彭德怀决定西北野战军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作战。并将战略进攻的第一仗选在胡宗南的战略中枢宜川。采取围城打援战术，调动敌人来援，先歼援敌，再克宜川。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西北野战军进攻宜川，胡宗南果然慌了神，一面令宜川张汉初部据险坚守，一面急令刘戡率四个旅的兵力由洛川、黄陵前往救援。结果援兵守敌全部被西北野战军歼灭于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五个整旅共2.9万多人，军长刘戡被击毙。创西北战场空前大捷。 　　第二，捣其补给基地。我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一支军队，粮、弹的供给保障是其战斗力的基础。一旦断绝了供给，就陷入坐以待毙的绝境。因此补给基地乃军队作战之要害。尤其我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取之于敌，攻占敌补给基地确是“一举两得”。彭德怀在作战中，对敌人的补给基地特别“关照”。1933年彭德怀率东方军东征作战中，其第一仗就是夺占当面之敌的补给基地——泉上。东方军入闽后，彭德怀根据敌情，决定先取泉上。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储备大批的粮食、食盐等物资，是敌人重要补给点。有敌一个团驻守。彭德怀认为进攻泉上，就可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消灭当面之敌七十八师。但以项英为代主席的中革军委主张集中力量打大城市，认为泉上只是一小堡，弃之与否，无关紧要，反对攻打泉上的部署。要求东方军即使不打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彭德怀据理力争，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下，东方军得以按彭德怀的部署行动。7月上旬围攻泉上，果然调动了敌之七十八师驻归化、清流等部驰援泉上，乘敌调整部署之际，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于9日袭占归化，10日于延洋歼灭增援泉上之敌5个连，在马屋附近击溃敌1个团。14日，占领清流城，19日，攻克泉上，全歼守敌。从而扫清东方军东进的障碍，为开辟新的苏区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彭德怀在同胡宗南较量中，在撤出延安不久即袭取胡宗南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一年后，即1948年4至5月，又指挥西北野战军大踏步向敌战略后方挺进，攻占了胡宗南在整个西北的最大补给基地宝鸡。这对于转变战略态势，由被动转入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扼其咽喉要道。中国武术，有一个招式叫锁喉术，在比武打斗中，能将对手的咽喉卡住就必胜无疑。通道在战争中犹如人体的血管、气管一样重要。部队进退、各部之间的战斗支援、后勤保障等均须有畅通的道路为前提。一旦通道被切断，就会进退无路，供给无望，阵脚大乱。而扼其咽喉要道正是切断通道厉害的手段。彭德怀认为，对于驻守防御之敌，我应尽可能通过进攻其咽喉要道而调动敌人，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对于处于进攻、退却或调整部署的运动之敌，则应派主力部队迅速地攻占敌进退之必经要点，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1933年彭德怀率东方军东征中，当东方军攻取泉上之后，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从北向南攻打连城。彭德怀认真分析了连城地区的敌情、地形，认为按中革军委的作战部署行动，红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难以完成任务。提出了攻打连城地区之敌，应以咽喉要道朋口为突破口，调动莒溪、连城敌人出援，歼敌于运动之中。经彭德怀的一再坚持，此方案得到批准。 　　朋口在连城南50里，莒溪北20里，位于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处，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7月30日，东方军集中兵力前后夹击，据守朋口的一个团和从连城出援的一个团全部被歼。东方军占领了朋口，为夺取连城创造了条件。连城守敌之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得悉所部两个团被歼，急电十九路军总部请示对策。十九路军总部惟恐七十八师被歼，急令其弃城，撒向永安，东方军紧追不舍，急行军160里至小陶，再歼其1个团。不但不费一枪一弹收复了连城，同时开辟了泉上、清流纵横百里的新苏区，胜利完成了东方军第一阶段闽西作战任务。 　　彭德怀在对运动之敌实行包围迂回时，无不在锁喉上作文章。如在解放战争的扶眉战役中，当胡宗南发现自己的五个军已被西北野战军包围时，立即组织部队抢占撤退的咽喉要地罗局镇，但为时已晚，因彭德怀已派重兵迂回至此，先胡宗南一步卡死了这个口子，从而达成了全歼胡宗南主力4.4万人的战役目的。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亦是派第三十八军迂回抢占敌南逃北援的要点三所里、龙源里，才取得了二次战役的辉煌胜利。 　　(三)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 　　彭德怀认为，由于我所面临的敌人是反动的阶级，他们尽管在反共反人民上目标一致，但其内部各集团之间，又有着各自的私利，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因此，要各个击破敌人，还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我之因敌而异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使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不断加剧，离心离德，为我各个击破创造条件。 　　彭德怀在解放战争时的西北战场上，对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的作战，就表现出了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高超艺术。 　　西安被我解放之后，蒋介石急令胡、马联合，向西北野战军反扑。彭德怀分析认为，此时胡宗南元气已伤，想要借二马的力量来保住西北；而二马尚未受我之大的打击，还气势汹汹，企图与我一决高下，并借此取代胡在西北的地位，变“胡西北王”为“马西北王”。我要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打破胡马之间的联手非常重要。而达成此点的关键在于利用他们都想保存实力的心理，扩大其矛盾。为此连走了几着妙棋。 　　第一步是咸阳“炮吃马”，逼青宁二马保存实力离胡回防。当胡马联合向西北野战军反扑时，彭德怀摆出了一个孤军背水守咸阳的态势。这时十九兵团已从禹口西渡黄河入陕，先头部队已达富平、三原一线，彭德怀命其于三原按兵不动，又把西北野战军主力收缩到渭河以南，而命六军北上礼泉担任防御，命六军十六师离开咸阳，沿西北公路北上，节节抗击从郴州方向来犯之马匪第八十二师及第十一军之一六三师。胡宗南为了借马继援之手反共，特意向马通风报信说，共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渭河南岸对付李振兵团，只有孤军一支背水扼守咸阳，以此煽动马匪大胆进攻咸阳进而反扑西安。马匪得到情报，又见我十六师节节后退，真以为是进兵的大好时机，因此全力向咸阳突击。而彭德怀这时却命令六十一军以1个师的兵力星夜兼程秘密进入咸阳，又命令十八兵团三个炮兵团、六军1个炮兵团、总部1个炮兵团，一共五个炮兵团加上六十一军一八一师的轻重火炮，共计400多门火炮隐蔽在咸阳城外围。马匪果然上当，他们以为咸阳城内兵力空虚，当到达咸阳城下后，命令部队下马徒步攻城。彭德怀一声令下，所有火炮来了个射人先射马，一八一师则从城内杀出收拾离开了马背的“骑兵”，使这支凶猛剽悍的马家军伤亡惨重，狼狈向西南逃窜，退守彬县。他们认为此次损失是胡宗南为保存自己实力而以假情报鼓动马家军替其送死造成的。 　　马匪吃了苦头，不敢轻举妄动，胡马联防遭到了破坏，这时彭德怀走出了第二步棋：钳马打胡。以十九兵团之一部逼近“二马”，形成将要对其展开进攻之势。而集中3个兵团向胡宗南集团发起扶眉战役。在胡遭到突然猛攻之际，急向二马求援，但鉴于咸阳“炮吃马”的教训，二马没有听从胡的调遣，按兵不动。使得一野得以全力攻击胡宗南集团。仅用四天时间就消灭了其四个军4.3万人。胡宗南集团主力受重创，残部退守秦岭。二马彻底孤立。至此，胡马联盟被完全粉碎。 　　于是，彭德怀走出了第三步棋：追歼二马，先马后胡。在扶眉战役后，彭德怀分析说：“现在放一放胡宗南，对全局、对局部都有好处。因为胡宗南背靠四川，如果我们打紧了，胡宗南会过早逃到四川，那样对二野不利，这是大局。如果将两个拳头分开来，一个打胡，一个打马，力量不集中，打也打不痛，因而两个拳头合起来打，打得才有劲。”进而组织了兰州战役，一举歼灭了青马的主力，继而解放了整个西北。 　　三、“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 　　迂回、穿插，包围、分割，是运动战中重要的战术手段。迂回是绕向敌人后方的机动。其目的是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协同正面部队包围围歼敌军某一集团。穿插是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或薄弱部位，插入其纵深或后方的作战行动，是夺占敌纵深的要点、分割和打乱敌人部署，使敌无法组织集中有效抵抗的重要手段。彭德怀认为，在运动战中要达成歼灭战，就必须“以相当强大兵力迂回至敌深远后方，阻击逃敌和战役二梯队之增援，威胁敌战役供应线，使敌阵势发生动摇”(16)。运动战的作战企图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对于处在运动之中的敌人，一般都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被攻击地位时，或“知难而退”，或夺路而逃，如不断其退路，就不可能达成歼灭战。迂回或穿插至敌后，则是实现对敌包围的最基本的手段。同时，对被围之敌，也只有将其割裂成若干小块，才能使其失去有效的指挥和联系，以利我之各个歼击。而穿插则是割裂敌人的惟一途径。特别是在敌军拥有装备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只有紧紧贴住敌人，与其短兵相接，才能使其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无用武之地或减杀其威力。进行穿插分割正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实现优劣转化的高明之着。因此彭德怀论述对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就明确指出：“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17)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进一步强调“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18)。 　　(一)依据敌之薄弱环节和地形特点确定穿插、迂回的路线和样式 　　穿插迂回方向和路线，对于穿插、迂回部队的行动有着极大的影响。方向正确，路线对头，可以较易到达指定的位置。否则，不但会给穿插迂回部队的行动增加难度，而且有可能完不成任务。因此彭德怀认为，在确定穿插迂回方向路线前，必须准确查明当面和纵深的敌情、地形，在此基础上，依据我之作战企图和担任穿插、迂回部队的行动方式的特点来选定穿插、迂回方向和路线。 　　敌之暴露的侧翼是我实施迂回最为理想的选择。当我预定的歼击对象存在暴露翼侧的弱点时，从敌侧翼迂回至敌后，较易实现包围。因敌之暴露侧翼便于我大部队隐蔽行动，出敌不意达成对敌合围。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军对敌大兵团的迂回包围，由于战场地域广阔，一般都选择敌之侧翼。如1949年7月的扶眉战役，即是我大兵团从敌侧翼迂回以消灭胡军主力集团的典型范例。陕中战役后，胡宗南将其5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而在彭德怀看来，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翼侧暴露，而且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而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当我之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迅速渡河增援。如我能在扶风、眉县地区将敌主力分割包围，必招致其全军覆没。因此决定集中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主力。即以许光达之二兵团由集结地礼泉附近出发，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敌侧后迂回，断敌西逃退路，从敌背后攻击，以周士第之十八兵团附一兵团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王震率一兵团之一、二军，沿渭河西岸向南进攻。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特别强调：“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遇到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到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敌向宝鸡撤退。”7月11口上午，二兵团3个军主力部队到达敌后指定位置后，彭德怀一声令下，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起总攻，使胡宗南集团猝不及防，只用一天多时间已从东西北三面将敌之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一一九军包围于扶风、眉县地区。12日午夜，一野第二、第十八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益门镇等地，共歼敌4.3万人。 　　选择敌之部署中的较大间隙实施迂回穿插。彭德怀认为，穿插迂回作战，还必须善于“钻空子”。因为任何军队无论在攻防作战中，由于受到地理、兵力等条件的制约，部署上均会有一定的间隙。特别是处于运动中的军队，由于不同兵种对道路有不同的要求，不同部队有不同的前进目标，其间隙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指挥员在选择穿插迂回方向、路线时，应悉心研究敌人各部队行动小兵力不能所及或兵力甚微的位置所在，把我穿插迂回部队行动方向选在敌部署间隙较大而利于我隐蔽快速行进的部位上。从敌间隙中穿插迂回，亦应尽可能地在攻击发起之前行动，当敌之进攻一线或防御前沿间隙较大，而又对我即将发起的进攻作战毫无察觉情况下，从敌人“眼皮底下”穿插迂回至后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从蒋鼎文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军“约二十华里之间隙穿至莲塘、良村，进行挖心战。第一仗于莲塘歼灭上官云相师，第二仗于良村歼郝梦龄师，第三仗歼灭毛炳文师于黄陂”。(19) 　　从敌战线的薄弱处撕开口，尔后实施迂回穿插。在有的作战中，当面之敌正面形成了较为连贯的战线，而侧翼又不利于我之兵力机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迂回包围，就必须乘敌立足未稳，在敌战线薄弱部分首先打开战役缺口，再实施战役迂回。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朝鲜战场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作战正面小，基本上不存在攻击发起前以大部队从敌暴露的翼侧或间隙秘密突然地穿插迂回至敌侧后的可能性。因此，彭德怀从实际出发，采用了先从敌战线薄弱处打开战役缺口，尔后再实施穿插迂回的样式。在第二次战役中，使用两个军选择敌人翼侧薄弱的德川、宁远首先打开战役缺口，然后乘势以迅猛的动作向敌后穿插迂回，出敌不意攻占了敌南逃北援必经之地三所里和龙源里，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整个布势，造成我正面四个军对敌人进行战术上分割的有利态势，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同样是在从正面突破敌人阵线后，命令左纵队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向济宁以南石长里地区穿插，切断南朝鲜军第二师退路，右纵队三十九军一一七师迅速突入敌防御纵深12公里，占领东豆川东山，将南朝鲜第六师的退路切断，从而取得了全歼南朝鲜军第二师二个团、第五师一个团大部、第六师一部的胜利。 　　(二)以插得到、堵得住、啃得动为前提选择迂回的终点 　　在迂回穿插行动中，不仅有个方向和路线问题，而还有个终点问题。彭德怀认为选择战略、战役迂回的终点，应根据歼敌的目标大小和敌军战略、战役部署纵深的长短而定。其基本要求是： 　　插得到，即迂回部队在充分发挥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在预定时间内能够达到的地点，这不仅要考虑到距离，更要考虑可能遇到的敌情和天候、地形、道路等制约因素。如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彭德怀选择战役迂回的终点，一般内层迂回或单层迂回离正面战线约在15～30公里，这一距离恰好是“联合国军”第一梯队师的后方，兵力比较空虚，同时也有利于志愿军部队在一个夜晚最多一昼夜即可达成迂回。如第二次战役的德川作战，选择南朝鲜第七师的后方遮日峰和去云松里，价川、军隅里地区选择美第九军后方三所里；第三次战役左路选择南朝鲜军4个师的后方上南里、美山里等，均距离敌正面约15～30里，实际迂回距离最远70余公里，如第一一三师从德川向三所里的迂回距离为145华里。由于距离适当，一般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堵得住，即迂回的终点地形条件应是易守难攻，一旦抢先占领，即可卡住敌人的脖子，即使在敌人疯狂反扑和敌援兵拼命相援手的情况下，亦能在预定时间内坚守阵地。不使敌被包围部队同其救援部队汇合。抗美援朝的一至五次战役，志愿军的迂回终点一般选择在战役歼击目标纵深内的交通要点上，即“联合国军”撤退逃跑和后方部队增援必经之路，并有可依托的阻击地形。如第二次战役一一三师的迂回终点三所里，位于价川至顺川公路中点，是敌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坚决阻止了美第九军部队南逃和顺川、平壤美、英军各一部经此向北救援，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啃得动，对敌的迂回包围的目的在于全歼敌人，在选择迂回终点时，还应取决于被围之敌能否为我军所拥有的兵力、火力所承受。“贪多嚼不烂”，有把握吃掉敌人是选择迂回终点的前提条件之一。1948年彭德怀在总结沙家店战役胜利后追击战时讲到：“岔口一仗，开始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结果越打越多，打出来五个旅。二纵队又想一吞，生怕敌人跑了，把敌人出路一堵，结果啃不动，只好放开一个缺口，让他跑掉。”(20)在进行力量对比时，不仅要考虑敌我兵力对比，而且要考虑敌我火力、机动力、突击力等技术装备对比多种因素。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敌我技术装备虽有差距但并不十分悬殊，且国民党军部队在士气勇敢精神上与我军相差甚远，因此一般兵力上有3倍优势即可达成围歼。然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敌我技术力量相差十分悬殊，在兵力上取得了3—5倍的优势，也很难在火力上压倒敌人，即使将敌围住，也没有能力将其吃掉，只能打成击溃战。如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七军在战役发起的当夜，即按计划将美陆战第一师大部和美步兵第七师一个多团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的三个点上。但是由于“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强，坦克多，被围之后，夜间由坦克组成环形防御掩护步兵，充分发扬火力，固守待援；到了昼间，被围部队在其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接应下，以坦克为先导，由炮兵火力开路，组织突围。敌人虽遭歼灭性打击，仍能突出包围逃跑。如果胃口太大，就有可能为敌所乘，给自己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必须从作战双方的综合战斗力对比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把迂回的终点选择在作战目标能为我所全歼的范围内， 　　(三)从具有高度独立作战能力的要求出发选派穿插迂回部队 　　穿插迂回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孤军深入敌后，没有友邻部队的支援，在穿插迂回途中还会遇到敌军后方部队的阻拦、穿过深山密林、逾越江河障碍等各种复杂情况；到达终点后，要准备两面作战甚至三面四面作战，有的还要担任会同正面歼灭被围之敌的任务。因此，选择执行穿插迂回任务部队时应该考虑以上的特点，并以此为着眼点充分作好各种准备工作。这是穿插迂回作战成功最重要的保证。 　　使用精兵强将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由于穿插迂回在战略和战役中既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又特别艰巨，因此彭德怀强调执行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必须具有攻守兼备的作战经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特别是其指挥员必须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和极强的临机处置的能力。他向来都将所属部队中的拳头部队和智勇双全的战将用于执行穿插迂回任务。如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实施迂回的第一一三师、第三次战役左纵队的第一二四师、右纵队的第一一七师、均是主力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因而较好地完成任务。在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役迂回时，为加强其领导，还派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随第三十八军行动，直接指挥该军的迂回作战行动。迂回部队的规模，依据作战目标的大小和其战斗力的强弱而定。彭德怀认为敌我装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迂回部队的兵力与敌军之比一般在l：3左右即可完成任务。而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则迂回兵力就应相应加大。如在抗美援朝时，我迂回兵力与预定围歼之敌兵力对比一般为1﹕1强，即预定围歼敌一个师，志愿军的迂回部队一般不少于一个师。二次战役第三十八军围歼德川地区南朝鲜第七师，则用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三师两个师的兵力从两翼实施迂回，第三次战役左纵队围歼南朝鲜第二师，则用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一个师迂回。预定围歼敌军二～四个师，一般不少于四个师，第二次战役西青川江志北地区作战，预定围歼美第九军指挥的二～三个师，并在美第一军南撤时予以追击和侧击，则用两个军实施双层迂回。 　　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必须针对任务特点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彭德怀向来强调打有准备之仗，他指出，作战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是否充分。穿插迂回作战情况较之一般作战任务更复杂、更艰巨，因此准备工作要细致、更具体、更充分。是在装备的配备和编成上：既要求轻装，又要有较强的火力，“组织精干炮兵伴随向纵深猛插”；一梯队、二梯队的兵力火力同等编组，一旦一梯队受阻，则二梯队立即变为一梯队，继续前进。在给养和器材的准备上：要完全依靠自带，“尤需充分带足干粮”；要充分考虑部队行进路线上地形和自然条件，保证部队穿越密林、渡涉江河、攀登山崖有便利的器材。在应变方案的准备上：要尽可能地把穿插迂回途中可能遇到各种情况都设想到，并研究出相应的对应措施。在作战动员和战前训练上：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及战术技术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果断灵活处置穿插迂回过程中的情况。彭德怀强调，执行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在途中遇到预料之中的敌情时，应坚决地按预定方案执行，遇到预定方案之外的敌情时，应迅速判明敌情，以保证部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为总的原则，灵活处置。要尽快摆脱敌纵深部队的纠缠，“切忌恋战”。一般的处置原则是：遇到小股敌人则以小部队将其歼灭或驱逐之；遇有设防敌军，则以尖刀分队采取迅猛动作，打开通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若遇敌较大兵力攻击，而前进受阻时，则不必恋战，而应以小部队牵制、监视敌军，主力绕道通过。彭德怀还特别强调，在穿插迂回过程中。要“紧紧掌握指挥员靠前，火器靠前，敢于使用主力向敌纵深猛插之原则”(21)。 　　(四)讲究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穿插与迂回、穿插迂回与正面突击的整体配合，以实现围歼敌人的战略、战役目标 　　在战争中，任何一个胜利的取得，都是多种战略战术手段综合运用协调发挥作用的结果。彭德怀在运用穿插迂回作战样式时，注意强调以下手段。 　　建立多重迂回部署。彭德怀认为在敌突击力、机动力和应变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为确保实现战役迂回的目的，断敌退路，形成大量歼敌的有利态势，还应建立多重迂回部署。如在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中，彭德怀即采取了多重迂回的部署。一是以第三十八军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迂回；二是以第一一三师向三所里方向穿插；三是以第四十二军向顺川、肃川方向迂回。因为这次战役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英军，其战斗力较强，装备技术远优于我，尤其是他们具有很强的机动力，在南撤道路较多的情况下，志愿军如仅采取单方向单层迂回的方法，将很难奏效。而建立上述三个方向、三个层次的战役迂回部署，不仅将使北犯之敌四面受到威胁，而且便于志愿军各路迂回部队相互配合，有利于战役迂回目的的实现。战役的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向敌侧后实施多重战役迂回，使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一一三师到达三所里、龙源里后，敌人更加恐慌，开始全线溃退。而有的部队尽管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迂回到预定地点，但牵制了北援之敌，对达成战役迂回目的也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大部队的穿插迂回与小部队的渗透相结合。彭德怀指出，不但要重视组织大部队迂回穿插作战，同时，要组织若干侦察分队、游击部队和尖刀分队对敌阵地和敌后进行渗透。“各兵团(军)插到敌后之侦察部队，应于发起攻击前一夜，寻敌间隙，秘密渗透敌后各预定地点隐蔽，不被敌先期发觉，待我正面攻击开始时配合之，才可起重大作用。如情况不许可，则于发起攻击同时由缺口猛插过去。”在正面攻击发起前，要“以精干的小部队(即称尖刀连、营)利用夜暗、地形险要处出敌意外，突然渗透至第一线纵深，以勇敢的战斗动作，首先袭击敌火力阵地和指挥所”(22)。混乱敌之部署，乘胜全面猛攻，使敌自顾不暇。 　　战术上的分割与战役上的迂回相配合。彭德怀认为，战役迂回只是为我军在运动中歼敌提供了条件，要歼灭敌人还必须进行战术上的分割包围。只有以战术上的分割包围与战役上的迂回相配合，才能最快实现战役迂回的目的，大量歼灭敌人。特别是在敌占有强大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机动速度快，当其处于不利环境下容易组织撤退或重新部署，改变其不利态势，使我难以达成将其歼灭的目的。因此在实施战役迂回的同时，须组织正面部队迅猛突击，对敌实施战术上分割包围，紧紧抓住敌人，不使逃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要求“各部必须紧紧掌握……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不但要以“相当强大兵力迂回至敌深远后方，阻击逃敌和战役二梯队之增援，威胁敌战役供应线，使敌阵势发生动摇。我正面向敌进攻之部队，应积极割裂敌阵地，使之成为无数小块，隔离其联络。……上述迂回、割裂、渗透密切结合起来，明确分工，再以积极动作中求得互相协助和行动一致”(23)。 　　四、速战速决 　　运动战强调以“走”来创造“打”的机会和条件。一切“走”都是为了“打”。然而打的结果如何，也必然影响下一步的走。因此速战速决是运动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进行的运动战，大多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由此产生了作战的如下特点：一是在敌多路向我进攻时，其总兵力是占有优势的，我为了各个击破，必须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二是当我集中优势攻击其一路或数路时，如不迅速解决战斗，当其他各路之敌驰援赶至，我则不但失去兵力优势，而且可能被反包围；三是在敌拥有悬殊的技术装备优势时，敌具有很强的快速机动能力，空中和机械化部队的增援在很短时间内即可到达，如不能快速解决战斗，我则将陷入被动。四是在我军给养靠作战部队自行携带的情况下，其维持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如不在预定时间内结束战斗，则后续供给就无法解决。因此，彭德怀指出，为了保持我军的主动，在战役上必须实行速决战。“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口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空军、炮兵及其他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24)。彭德怀指出，在运动战中要达成速战速决，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隐蔽企图，达成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 　　彭德怀认为，敌之不意和无备，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我之能够取得局部优势，迅速歼灭敌人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运动战中的速决歼敌必须建立在隐蔽企图、突然打击的基础之上。 　　隐蔽自己的实力，使敌估计不足。彭德怀指出：“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较易获得胜利。”(25)例如，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即一再指示部队在战斗打响前，一定要利用敌人判断我出兵可能性极小或是象征性出兵的错觉，切实隐蔽我军的参战行动和军队实力，入朝时，选择黄昏和夜暗分路过江，不为敌空中侦察所发现。入朝后，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他指出：“我军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否则，就会过早被敌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龟缩回去。”(26)如在侦悉西路敌军继续向北冒进，估计数日南朝鲜第六师将经过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其第八师将进至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彭德怀当即命令部队向前开进中，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20公里的地区，以免过早被敌发觉。由于我伪装隐蔽措施运用得好，保持了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初战告捷，歼灭了南朝鲜第六师大部和第八师两个营，为尔后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隐蔽自已的行动企图，勿为敌察。在敌对我之总体实力已有了解的情况下，隐蔽我之行动企图，则是争取形成局部优势和达成战役突然性所必须的。彭德怀指出，战争指导者应“尽力隐蔽自己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制胜”(27)。如在解放战争的陕北战场上，彭德怀之所以能在10倍于己之敌劣势力下，出敌不意，各个分歼敌人，其取胜要诀之一是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作战企图。他在总结三战三捷的经验时说，撤出延安后，“一纵队将敌人主力引向安塞、高桥方向，使敌发生错觉。果然，敌人以为我们在安塞、保安方向，集中五个旅向安塞扑了一个大空。而我主力则在青化砭，后将一纵队亦调到青化砭，一仗消灭了敌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打了三十一旅，敌知道了我们在东面，便将主力从安塞转向东，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东，乃扑向延川、延长，又扑了空。于是以为我们在清涧地区，又向清涧扑了一空。又以为我们在瓦窑堡、永平地区，再次扑了空。而我们实际在蟠龙附近地区。……敌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我们埋伏在羊马河(离瓦窑堡30余里)，一仗将其全歼。……此后敌人又以为我们向东转了，故以九个半旅赶到绥德，想把我们撵到黄河以东。就在此时，我们又打了蟠龙一次胜仗，歼敌正规军地方军七千余人”(28)。这充分说明了，即使在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只要真正做到了隐蔽自己的作战行动方向和作战企图，同样完全能够达成战役的突然性。 　　示假欺敌，出其不意。在战场上要出敌不意，不仅在于“隐真”，而且在于“示假”，即通过设置假目标、组织佯动等手段，造成军队部署与行动的假象，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其要义是以此示彼，在对立的两极中反示意向，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一极，而自己的用意却在另一极。进而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其主要方法有：方位之变——示形于东，攻击于西。即在我不准备攻击或机动的方向示之以攻击或兵力机动，使之转移兵力以对应，而我则在其相反的方向窥其弱点突然一击，使其猝不及防。如上所述，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彭德怀以一部兵力装成主力向延安之西北安塞方向撤退，使敌主力向西北方向扑去，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延安之东北青化砭地区隐蔽待机，取得了青化砭伏击敌之三十一旅的胜利。远近之变——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采取这种方法，即可掩盖我真实企图不为敌所知，又可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顾此失彼。这样我就可以乘敌兵散势虚之机，在我所选定的作战地点，出其不意，突然攻击，奇袭歼敌。如彭德怀为了攻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镇，则在百多里以外的绥德、米脂以东黄河渡口示形，造成我军欲东渡黄河的假象，当敌九个半旅远涉绥德之时，彭德怀乘机攻克了孤立无援的蟠龙。虚实之变——实而虚之，虚而实之或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如以小示大，佯攻牵制等。 　　(二)集中优势兵力突击，运用近战夜战歼敌 　　在达成战略战役的突然性，使速决歼敌成为可能，但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仍有赖于作战过程中战术手段的正确运用和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为此彭德怀强调各部队必须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 　　集中主力和火力于突击方面。彭德怀指出，“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29)力量的压倒优势是速战速决的物质基础。在战场上，要迅速地突破敌人的战线，不但要求在战役总的兵力对比上具有数倍的优势，而且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又将主要力量在同一时间内用于主要突击方面。这就是既要求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又要求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如果把集中的时间过程拉长，就变成逐次增兵，变成添油战术，不能实现在一定时间内的压倒优势，也就不能实现速战速决。在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就是在对敌实施攻击时，应将其主要突击力量用于最易突入敌阵和动摇其作战部署的方向上，而不能多方向平分兵力，如果同时多方向、多地段、无重点的使用兵力，同样必然减慢作战的进程，乃至攻而不克。在打开敌人的突破口后，不要顾忌当面的敌人没有完全解决，而敢于向敌纵深猛插。“积极割裂敌阵地，使之成为无数小块，隔离其联络。”(30)这样，敌人就会失去有效的抵抗，便于我之迅速将其各个歼灭。 　　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优势。扬长避短，以长击短，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战斗效能而减杀敌之作战威力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争取速战速决的重要途径。我军在武器装备上一直处于劣势，不但没有制空权，而且重武器数量、射程也远不如敌人。实行近战夜战，是发扬我之勇敢精神和减少敌之火力优势对我杀伤的传统战法。彭德怀指出：在敌“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击，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31)。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拥有空前强大的火力，在空中轰炸和炮击的单位火力密度都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最高纪录，彭德怀强调：我军无空军，必须利用夜间进行战斗(手榴弹、白刃战)，……乘敌立足未稳，火力未展开时，予以猛攻。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将近战和夜战作为歼敌的主要手段，将传统夜战之战术手段发展为战役规模。运动战阶段，几乎一切行动都在夜间进行，在夜间开进机动，在夜间发起进攻、打乱敌军布势，在夜间包围歼敌，在夜间进行物资补充等等。一般是黄昏开始运动接敌，集中主力于一个夜间突破敌军防御，插入敌军战役纵深，断其退路，完成战役包围，动摇其整个战役布势以利战术上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次日拂晓，乘其混乱继续攻击，或转入防御，巩固胜利，待黄昏后再行攻击。这样，一个夜间或几个夜间完成战役作战任务。实践证明，在没有制空权和武器装备落后非常悬殊的条件下，扬长避短，实施战役规模的夜战和近战歼敌，是达成速战速决的有效战法。 　　(三)适时果断结束战役行动，快速转移战场 　　速战速决，是发起战役的突然性、进攻动作的勇猛性和结束战役的果断性与转移战场的快速性的统一。适时而果断地结束作战行动，快速而隐蔽地转移战场，是运动战中贯彻速战速决作战原则的一个重要环节。彭德怀认为，在战役的发展与预期作战行动方案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一般较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关键是在作战进程出现预料之外的新情况时，及时果断地做出正确的决断。 　　在战局发展有利时保持清醒头脑，适时结束战役行动。在战争进程中，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自己的作战意图已基本实现，而战场仍呈现某些有利于我连续作战扩大战果的态势。是结束作战行动还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彭德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尤须头脑冷静，从保持战略、战役全局主动着眼，当打则打，当停则停。当战局确实有利我扩大战果时，当然要敢于连续作战，不放过夺取更大胜利的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利害相杂，表面的有利因素背后隐藏着实质上的不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果断而迅速地结束作战行动才是上策。如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清川江以北敌军主力在遭志愿军突然而猛烈的打击败退到江南后，志愿军而临着的是渡江继续进攻还是停止进攻结束战役的选择。彭德怀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分析认为：其一，我军已取得部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达到了制止敌人进攻，初步稳定战局的战略目的；其二敌已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占领了沿江阵地，我已失去在此歼敌的机会；其三，我军所携带的粮食弹药消耗将尽，作战持续时间已达到了最大限度，如再渡江继续进攻，就将陷入被动；其四，这次战役歼敌主力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尚有诱敌深入以利歼敌可能。因此果断地结束了战役，从而保持了战场的主动权，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进展不利的情况下切忌蛮干，坚决执行“打不赢就跑”的方针。1947年4月6日(即青化砭战役十天后)，彭德怀部署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永坪地区伏击刘戡的第二十九军，由于敌行动速度较快、且途经水坪时迅速占领阵地，一时难以将其吃掉，只消灭了敌600余人，彭德怀就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避免敌人“咬住”我主力决战。 　　在实现了对敌围歼的情况下亦要尽快撤离战场，防敌火力报复。当对手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和制空权时，其空军和远程火炮在我与之近战，双方部队混战在一起时，因顾忌自己部队的安全，在救援时往往会有劲使不上。但当其得知被围部队被歼之后，则会尽全力进行火力报复，以杀伤我有生力量，并摧毁其被我缴获的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因此，在部队没有撤到安全地带之前，还不能算全胜。但在此时，由于剧烈作战行动部队已十分疲劳，胜利后容易松劲。而思想上的懈怠和行动上的迟缓，可能造成遭敌火力杀伤的巨大损失，甚至有可能使到手的胜利得而复失。因此，指挥员必须组织部队快速打扫战场、快速抢运战利品、快速撤离战场。同时也只有快速转移和机动部队，才能使敌对我军兵力机动的方向和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使我军在后续作战行动中保持主动。 　　五、“追击是消灭溃退之敌 　　最好、最便宜的手段” 　　追击是对退却之敌实施的作战，是进攻的继续。对败退之敌实施快速、勇猛和不停顿的追击，可使敌人不能实施有效的抵抗而被歼于运动之中。彭德怀在《关于几个战术问题》一文中，对运动战中“追击战”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我军传统的战斗作风是‘猛打’、‘猛冲’、‘猛追’，不给败溃之敌以收容整顿机会。追击是消灭溃退之敌的最好、最便宜的手段，问题是如何追击，在追击过程中有些什么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32)在这里他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高级首长靠前指挥 　　彭德怀指出：“敌由战场败退是恐慌混乱的，我追击愈猛此种现象愈严重。此时，敌最无战斗力。我击败敌人后发起追击时，由横宽的战斗队形，再变为追击的纵队或并列纵队，开始时是不免会有混乱。但我军与败退之敌基本上是不同的，我气势甚壮，敌则相反。问题是在如何迅速调整缩短混乱时间，这只有高级首长赶至最前面，迅速调拨和区分追击部队。在直属上级未到前，应即向就近间接上级请示，并接受间接上级的指挥。在直接、间接上级均未到以前，同级指挥员应由资深者立即区分追击部署，继续追击，并一面报告上级。如同级无资深者，即按以先到的同级指挥员执行上述办法，以便迅速整顿混乱和调整部署，继续追击之。”(33) 　　(二)跟踪追击和平行追击相结合 　　追击的路线和方向，对于追击战的战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彭德怀强调，“在追击中不仅要跟踪追击，更要注意平行追击和绕至敌侧后截断敌退路”(34)。跟踪追击即紧随退却敌军之后的追击，它可使敌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失去机动自由，降低退却速度，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应战。但这种方法将遇到敌有组织的抵抗，追击部队所歼击的一般是敌军的后卫梯队，不易达成歼灭战。平行追击亦称“超越追击”，即沿退却之敌平行的道路、方向进行的追击，从敌一翼或两翼，取捷径猛插退却之敌侧翼或前方，抢占敌必经的隘路、桥梁、渡口与要点，切断敌退路，将敌分割包围，与正面追击部队围歼逃敌。因此，跟踪追击与平行追击相结合，才有利于围歼敌人。 　　(三)追击成功的关键是积极主动、快速勇猛 　　追击是进攻作战的继续，但它又是一种作战样式和军队的转换。在进攻作战中，作战计划通常应作出对败退之敌的追击行动方案，当发现敌人开始退却时，则应不等上级的命令，主动将进攻行动转入追击行动。如请示待命，必然延误战机。攻击时的战斗队形转变为追击的战斗队形，一线的指挥员应特别注意敌战场情况的变化，一旦觉察敌人有逃跑迹象，即向部队发出准备追击的命令，从而使部队尽快由攻击转入追击。彭德怀指出：“在追击时，应以迅速手段歼灭、攻击溃敌之掩护部队，以免延误继续追击的时机，使敌主力无法逃脱。在追击敌人时，要克服困难，要不怕疲劳。要知道败退之敌更困难更疲劳。但追击中遇到敌人强大预备队时，或改为有计划撤退，主力已占领预定阵地时，我即应以追击的先头部队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展开，转变为阵地攻击。在最前面的指挥者掌握这火候是重要的，否则，以追击姿态投入阵地，攻击不仅难于取胜，且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这是值得注意的。追击部队最好以主力军担任，通常以坦克、牵引炮兵和部分工兵加强之。”(35) 　　(四)在敌我机动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只做相机追击 　　彭德怀认为对败退之敌要实行坚决的追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追击规模包括追击部队的编成、追击的距离远近、持续时间长短等却要根据敌退却时的态势、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特别是机动能力和地形条件而定。战役指挥员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追击的“度”。既要不放过任何可以通过追击而获得胜利的机会，对已失去有组织抵抗之敌敢于穷追不舍，又要量力而行，避免劳而无功乃至陷入被动的过度的追击行动。追击能否获得较大战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战双方机动速成，而部队的机动速度又主要决定于机动形式。如地面追击中，徒步与摩托化、机械化的机动力是难以抗衡的。一般情况下，当敌我双方机动形式相同或近似时，进行大规模的追击较易获得大的战果，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军败退时，我军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役追击，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在敌我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时，则只能进行相应追击.如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彭德怀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出发提出并坚持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战争有着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一方面，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志愿军的两条腿难以追上“联合国军”的机械和摩托化，即便追上也难以将其歼灭，而自身徒增疲劳，并且追击过远，在遇敌反扑时易陷被动。彭德怀指出：“在朝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队，而我军无飞机和战车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36)另一方面，朝鲜战场南北狭长，三面环海，志愿军追击越远，侧后越加暴露，侧后的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加之志愿军后勤能力弱，追击越远，补给越加困难。因此，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未实行大规模的深远追击，而只是进行了相应的追击，适时决定战役的进止，第一次战役，当追至清川江时，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果断结束战役；第二次战役追至“三八线”时，彭德怀又命令部队结束追击，转入新的战役准备；第三战役将敌追至“三七线”附近时，即停止了追击。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亦只作了相机的追击。从而较好地掌握了战略、战役上的主动权。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② 《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1090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④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⑥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 　　⑦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⑧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⑩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1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1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1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1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0页。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1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1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1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1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1页。 　　(2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2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页。 　　(2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2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423页。 　　(2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2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26) 《抗美援朝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2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2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2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3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3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3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3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3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3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7页。 　　(3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