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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以治为胜

赵一平

——统兵治军的方略 　　以治为胜。……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 　　——吴起 　　军事对抗中的胜败，不仅取决于战场上调兵遣将、设谋用计的高下，而且在于对军队的治理是否得法。因此治军之道在历代兵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彭德怀以严于治军、善于治军而闻名中外。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在创立、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而富有特色的治军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治军方针、原则和理论。 　　一、治军治心，教育领先 　　任何一支军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这种凝聚力来源于军队成员的共同的信念、统一意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勇敢献身精神。因此，治军首先要治心。彭德怀指出：“我们应当承认技术装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更要重视政治因素的决定作用。没有政治上的团结作为基础，装备技术是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而要达到政治上的团结，就要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以启发和提高全体军人高度的政治觉悟。”①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把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军队建设的领先位置。彭德怀在湘军任职时，他就利用士兵会组织在部队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正是首先从唤起广大士兵政治觉悟入手，开始了对这支湘军队伍的内部革新，从而为平江起义及其红五军迅速成长为红军的主力部队奠定了基础。平江起义后不久，彭德怀即在龙门对红五军进行了以政治建军为主要内容的整训。在部队中建立政治机关和政治教育制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军队建设和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中心环节。除了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带有普遍性教育外，着眼于人民军队的特点，特别突出了三个方面教育。  　　(一)启发阶级觉悟，坚定为工农阶级而战的信念 　　军队作为一定阶级和政治集团实现自己政治任务的工具，治心首先是向军队成员灌输服从和忠于其政治目标的思想。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由于军队中的广大士兵来自于被压迫的阶级，因此尽管它们对军队中教育具体内容和方法各有不同，如中国封建阶级和近代的军阀都将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作为军队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重视“武士道”精神教育，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掩盖教育的阶级实质，淡化模糊士兵的被压迫阶级意识，用反动思想麻痹和愚弄士兵，使广大士兵能为其维护统治和侵略扩张服务。彭德怀认为，作为人民军队，军心的凝聚，最根本是启发官兵的阶级觉悟。因为人民军队“它和一切反动的军队固然根本不同，就是和历史上有过一定进步性的军队也有本质的区别。……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解放自己，消灭阶级剥削制度，保卫人民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军队的成员，包括军官和士兵在内，都是来自劳动人民，他们的根本利害和奋斗目标是相同的”②。所以当他们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之后，就会真正懂得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从而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彭德怀自始之终把启发军人的阶级觉悟作为治军治心的根本之着。1947年11月下旬至1948年的2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领导下开展的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正是这一教育最富创造性的表现。 　　从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以来，西北野战军经过九个月的作战，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俘虏兵)。平均在70%左右，有的连队达80%多。加上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战斗频繁，政治思想教育跟不上，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情绪极不稳定。在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些人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人贪生怕死、打“滑头仗”，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为此，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需要整训，需要普遍深入地进行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随即做出了冬季整训的计划安排。要求营以上领导干部深入连队具体指导。 　　针对有些人对解放战士教育缺乏信心和办法的问题，彭德怀指出：“解放兵可要而不可怕。……只要能注意及时加以教育，就能改正他们的落后思想，他们就会变得很好。”③他深情地说：“解放兵多数是劳动人民……可以说解放兵约百分之九十的数目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不过是武装了的、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过若干反动教育的影响，在生活上也受过若干影响，如欺压群众、打人骂人及耍赌等。从社会现状来看……帝国主义与大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使许多农民沦为破产或无法生活的境地，所以他们的痛苦最深，觉悟容易提高，革命性强，容易改造。”④ 　　冬季整训首先是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士兵诉苦，提高阶级觉悟。我军大多数战士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亲自遭受过地主与富农、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给予的各种痛苦。他们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经过诉苦，挖穷根，算剥削帐，再从大量典型事例中，归纳出问题一层一层深入讨论，搞清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怎么回事，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啥是一家，等等。讨论具体深入，有情有理，使广大指战员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成阶级仇恨，知道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了“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极大激发了官兵的求战情绪。在诉苦讨论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阶段，以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坚定斗志。然后转入第三阶段，即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通过练兵，使勇敢与战术、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指挥能力。关于这次运动，彭德怀在整军报告中总结道：经过诉苦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党在部队中威信大大提高了，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被阶级友爱代替了。它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组织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群众创造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在听取西北野战军进行诉苦三查汇报后，把它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在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进行推广，对促进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学习革命理论，掌握作战与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 　　彭德怀认为，我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军人仅有朴素的阶级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革命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只有在掌握了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之后，才能真正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明确的奋斗方向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提高干部战士思想政治觉悟的根本指南。彭德怀说：“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经常地按照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军队进行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全体军人的社会主义觉悟。”⑤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真正认清工农阶级的阶级使命和前途，认清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克服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政治眼光的狭隘性和由此产生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不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不行的。彭德怀曾批评一些单位在作战中执行命令不坚决、打滑头仗的根源时指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若不经过改造，则与服从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党内军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相当数量，是值得注意的。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战士则是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途径。他在指挥西北解放战争时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前委、纵队、旅的领导干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修养也不够，……我们要加强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在中国已具体化了的、中国革命经验已总结成条文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我军需在前方成立流动图书馆，把中央指示要读的书搜集几百本。……这个图书馆在打仗时就放在后面。今年冬季我们将准备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干部学习的地方，抽调从连一级到纵队一级的军政干部来学习。”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干部战士提高认识能力的锐利武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改造思想意识、提高政治觉悟的科学世界观，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改造思想方法、提高认识能力的科学的认识论。是我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彭德怀指出，要使全军将士对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并在作战中和军队建设中自觉地运用它，没有一定理论基础也是不行的。只有当广大干部战士不但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而且有基本的理论知识，才能极大地推进军队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提高部队作战和工作的效能。彭德怀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这些著作，一直是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行动指针和战斗纲领。”⑦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彭德怀强调军队的革命教育必须从军队的实际出发。对不同对象要有不同的要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习重点。要把向书本学习和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结合起来。真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支军队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它的政治方向。军队建设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则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核心。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军队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正确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彭德怀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胜利，首先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历史证明，离开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军就招致严重的失败”，“革命军队要取得胜利，避免失败，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领导。否则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⑧。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党的政治任务是通过其路线方针政策来规定和实现的。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军队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因此，深入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战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彭德怀强调，必须把各个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教育作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措施抓住不放。1953年12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就是要在全军开展对党的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使全体军人都明了我国目前是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军光荣的任务，就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因此，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技术、文化的水平，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⑨他提出“必须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哪怕是微小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要求“全军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对党中央的一切政策、决定和指示，都要贯彻执行，成为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⑩。 　　二、苦练出精兵，训练为中心 　　战争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剧烈的对抗活动，它所赋予人们的各种客观要求，必须通过训练来达成。军队的战斗力，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其内部诸要素中人和武器装备，在训练之前，只是一种潜在的战斗力，经过训练，才能实现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成为现实的战斗力。因此彭德怀把组织军队的刻苦训练作为治军的经常性的中心任务。他指出，加强军队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军队人员的训练”(11)。“要建设一支优良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还必须正确地解决人与技术相结合的复杂问题”。“只有把人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军队才能有高度的战斗力。在我军实行这种结合，……必须有严格的组织和训练”。“并且通过切合实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使军队中的成员能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提高军队的战斗技能，提高各级军官的指挥能力和业务能力，使军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民战士”(12)。 　　(一)要把训练摆到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总是利用一切战争间隙组织练兵。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一直处于非常险恶的战争环境，即便如此，彭德怀仍抓住短暂的间隙训练部队。据张平凯回忆，1929年10月彭德怀率部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区，在打退了敌人2个师4个旅的进攻之后，除派出部分分队进行清除地方地主武装的作战外，大部队即在永新城进行军事训练。当时部队中的一些人由于习惯了几乎天天行军打仗的战斗生活，转入每天从课堂到操场的军事训练后，反而有些坐立不安，纷纷要求上前线打仗。彭德怀给大家动员说：“仗是要打的，而打仗必须要有本领，训练，正是为了打更大的仗，打有把握的胜利仗。磨刀不误砍柴工，不学习、不训练怎么能打仗呢!”他还亲自授课，亲自到训练场给大家讲要领做示范，传授组织训练的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各个历史时期，彭德怀所领导过的部队战斗力都特别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苦练出精兵”的治军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更加重视部队军事训练问题。明确提出了军事训练是“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1953年12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如果我们今后不注意加强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就不可能使部队的战斗准备打好基础。”(13)迅速在全军掀起了群众性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练兵热潮。1953年他在辽东军事演习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提高部队各种技术水平。现代战争要求军队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通晓各种兵器的战术和技术性能。任何正确的战役计划都要通过战术动作去实现，而技术又是战术的基础。……没有熟练的技术，就不可能完满地完成战斗任务和战役计划。”(14)在彭德怀的主持下，全军部队从1953年6月开始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 　　(二)必须突出军官训练这个重点 　　军官训练和士兵训练是整个军队训练过程中的两个方面。由于军官不仅是作战的指挥者，而且也是部队训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干部不会或学得不好，当然就不能训练好士兵”(15)。军官在整个军事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比士兵更加重要，战争对军官赋予的客观要求也更高，通常讲强将手下无弱兵。因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重视突出军官的训练，我国古代有练兵先练将之说。拿破仑的名言则是“狮子统率的绵羊军队比绵羊统率的狮子军队要强些；而一支由鹿统率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恩格斯指出：“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士兵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法来造就的。”(16)彭德怀将历史的经验和现代战争特点的客观要求相结合，从我军建设的实际出发，深刻地指出：“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将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因为现代化战争比之过去的战争，无论是兵员、兵种、装备、技术都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非常复杂的现代战争组织与高度的技术动作，平日没有修养锻炼和全套熟练，战时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有些干部满足于过去的战争指挥经验，对于现代战争的学习不很热心，不参加战役集训，不参加战役军事演习，这是不了解，我军的战争经验虽然是很宝贵的，在将来战争中虽然仍有很大用处，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连朝鲜战争的经验在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光靠过去的一些经验，不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的规律知识，不认真学习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并把它们熟练地掌握起来，是不能指挥现代的军队打胜仗的。”(17)因此明确提出了干部训练是中心工作的中心思想。他说：“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复杂多端的，军队的编组、制度的建立、条令的制订、国防工程的建设都是重要的工作，但最主要的、长期的、经常的工作则是训练干部。因为，虽然有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组织编制、制度，现代化的工程建筑，如果没有坚强的、现代化的指挥干部和专家来掌握使用，则上述一切均成废物。而要把我们现有的干部变成坚强的、能够掌握现代装备技术的干部，比之解决装备、组织编制、工程建设、建立制度等，其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因此，应明确规定，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18)在干部训练中，又特别强调加强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的训练。他要求：“为加强各级司令机关，使其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注意下列工作：一是有计划地组织各级司令机关的干部进行业务学习，使之十分熟悉和熟练地掌握本身业务，并能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二是经常地注意挑选有才干的、能够把业务推向前进的、优秀的干部，来充实司令机关，不断地提高司令机关干部的质量；三是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19) 　　对于如何搞好干部训练，在彭德怀的具体领导下，军委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和办法。1954年的训练计划大纲规定，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通常由教学法集训、首长作业、首长——司令部演习和诸兵种合同实兵战术演习几个环节组成。指挥员训练为司令部训练打下基础，首长和司令部训练又为部队训练和实兵演习作好准备，指挥员和司令部的训练又是在部队训练和实兵演习中完成的。三部分训练构成完整的训练体系。 　　彭德怀认为，训练干部，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坚持在职训练和院校训练并举。当时院校处于初创阶段，在职训练则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干部训练和部队训练同时进行，为不影响部队训练，干部的在职训练一般采取短期集中或轮训的形式，师每月或每个训练阶段组织一两次，每次两三天训练一个科目，军以上根据需要举办各种类型的轮训班。1954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在北京军区组织全军高级干部集团军战役防御集训，参加集训的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及其他人员200余人，通过集训，提高了学习现代战争的兴趣，增强了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信心。依照此集训，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普遍进行了战役法集训。这期间干部训练强调“首长教育部属”的原则；要求按级地学，按级地教，防止一揽子包办代替和放任自流两种倾向。首长亲自备课任教，在提高部属的同时提高了自己，既有利于平时搞好训练，又有利于战时胜任指挥。通过训练，使干部掌握了军事技术，提高了组织训练的能力。促进了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 　　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将院校训练干部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指出，院校培训，是系统全面训练干部的主要方法。为了尽快使更多的干部到院校深造，他用了很大的精力指导全军创办各类院校的总体规划和组建工作。到1959年，全军院校总数已达129所，总人数为25.3万人。另外还有预备学校54所和文化学校73所。在抓创办院校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对院校工作的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要求配齐院校领导骨干；改进院校训练方法，提高训练质量；培养教学骨干，改善教员的待遇，妥善解决知识分子的入党、参军、评衔等问题；按编制定额选拔收录学员，扩大收生范围；调整学制，使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相一致。军队院校系统的建立，“培养出来不少合成军队的军官和专业军官。目前在部队中，已有相当数量久经战斗锻炼的军官经过学校深造，尚有一批经过战斗锻炼考验的骨干在校学习。”(20) 　　(三)“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军队训练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因此，彭德怀一向主张按照战争对训练提出的实际要求进行训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即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他曾教育部队说：“我们练的是真工夫，真本领!不是摆样子，给人家看的!平时大家多流点汗，练就一身硬工夫，战时就能过得硬，冲得上!我彭德怀的主张历来如此，反对那些怕苦怕累、怕流汗的熊蛋兵、豆腐兵!”(21) 　　必须根据作战任务来安排训练。彭德怀指出：“要把平时的军事训练和战时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战术演习、战役训练着重现地作业，特别要根据各军的战时任务进行演习和教练。例如，守岛部队则应演习战时守岛的各种动作，上海附近部队则演习和教练上海附近作战预定方案的动作……以便战争来到即能很熟练地进行作战。”同时还“要把军事训练与部队平日担负的任务结合起来。……应根据不同的任务，规定不同的教育内容与实施计划，不能千篇一律。凡有特殊任务的其他兵种，都应照顾其特点”(22)。学用必须相互结合。 　　训练一定要从基础抓起，打牢技术、战术基本功。在战争年代，彭德怀就十分重视部队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单兵战术等基础训练。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时，他经常深入练兵场，检查训练情况，亲自给大家讲解各种技术的动作要领，有时为了使部队熟练掌握一个动作要领，要求反复练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彭德怀更是强调基础训练的重要性。他在辽东军事演习干部会上讲话指出：现代战争要求军队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通晓各种兵器的战术和技术性能。任何正确的战役计划都要通过战术动作去实现，而技术又是战术的基础。在现代战争中，各兵种在战术上的协同动作，多半是依靠对技术的掌握来实施的。步炮协同是通过炮兵的准确射击来实现的；陆军空军的协同动作是要通过空军的准确轰炸来实现的；防空军和空军的协同动作是要通过雷达的精确侦察、探照灯的准确照射、地面高炮的准确射击和空军迅速而准确的歼击来实现的。没有熟练的技术，就不可能完满地完成战斗任务和战役计划。从难从严，首先要严在打基础上。“以便迅速把我军的射击技术和其他各种技术水平提高一步”。他在论述军事训练中课堂教学和野外训练的关系时还指出：“军事训练包括‘训’与‘练’两个范畴，‘训’就是课堂作业，‘练’就是操场动作与野外演习，我们要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练’多于‘训’，特别是在我军干部和兵的文化技术知识低下的条件下，‘练’就显得更为重要。”(23) 　　彭德怀特别重视组织部队进行近似实战的不同规模的实兵实弹演习，通过演习，检验部队训练成果，提高部队整体素质和战备水平。人民解放军进入正规化训练之后，曾举行过多次不同规模、不同方式不同战役战术背景的军事演习。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训练特点的是1955年11间举行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陆军4个军、1个机械化师，空军2个军，海军旅顺基地等18个师以上指挥机关，32个建制团。参演飞机262架，舰艇65艘，坦克和自行火炮1000余门。全军中高级干部800余名随演习部队参观见学并一起作业。彭德怀在这次演习的干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军队训练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通过演习，训练了参演部队、机关和见学的高中级干部，提高了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机关组织抗登陆战役的能力，检查了部队的训练情况及其他战备工作。 　　要建立奖优罚劣的训练奖惩制度。彭德怀要求：“对于勤学苦练而获得优良成绩的人员应该予以奖励”(24)。“因此，今后考核哪个军队有无战斗力，应以那个军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考核哪个干部有无指挥能力，应以那个干部对军事学习与指挥实兵演习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25)“要在军事训练中建立一定的教学奖惩制度。对领导部队军事训练或领导学校教育有优良成绩的军官和教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升级、发物质奖励或奖章、勋章。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的军官或学生，毕业时应提升级别。对训练部队与领导学校教育成绩低下的军官应给予惩罚，考试不及格的学员则不予毕业或降级使用”(26)。 　　三、纪律严明，赏罚分明 　　(一)明令建制，军威所依 　　严纪律，明号令，是千军万马进行有序的训练和战斗的基本前提，是一个军队有军威、有战斗的重要保证。因此它是古今中外治军所遵循的普遍原则。彭德怀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战斗任务的武装组织，因此，高度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可少的。”(27)因为，只有建立铁的纪律，才能保证作战决心、计划的坚决贯彻执行。战争是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由于军队成员在思想觉悟、心理意志、思想方法、认识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没有统一的法纪规范去约束军队的行动，就不能有效地贯彻指挥员的决心和部署。就可能各行其是，形不成整体作战的威力。彭德怀在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兵种指挥员服从合成指挥员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时指出：“在统一指挥下的各兵团首长、各兵种首长、前方或后方的首长，不论军衔高低，也不论资格新老，都必须执行和服从统一指挥的命令……必须认识，指挥与被指挥，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是有关作战胜败的重大问题。”(28)同时也只有执行统一的号令和纪律，才能激励军队士气。因为军队的号令法纪，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在军队中严明法纪，实质上是以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为杠杆，通过对军人的物质的、精神的赏与罚，来规范军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所以以法治军赏罚激气，是历代兵家作战的主要手段。 　　彭德怀认为，要严纪律、明号令，首先要制定科学、严谨、系统的军事法规，使之一切行动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而他特别强调从人民军队特点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军情出发，建立起完善的军事法规。当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时，注意根据本部的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贯彻军委总部所颁布的各种军事法规具体规定，无论是战斗纪律还是群众纪律，都有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 　　50年代，当他执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帅印后，即把军事法规建设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建设的根本依据，摆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彭德怀指出，军队要实现正规化，就必须有成龙配套的军事法规，“必须正确地认识，正规化就是要把全军的各方面用正式的规格，即条令的规定彻头彻尾地统一起来，主要的就是统一装备、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把这些制成条令，作为每个军人遵守的法典，以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29)1953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统称共同条令，此前于1951年起试行，此次是在彭德怀的主持下经过修改后正式颁发)。全军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军事法规的立法步伐，国家和军队先后颁布的主要军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与物质保障条例》和《合成军及各军兵种战斗条例》等。彭德怀十分重视用这些军事法规规范全军的行动，他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各种军事条令。共同条令是建立我军正规生活、巩固军队纪律、保证部队训练的根本法典。贯彻执行共同条令，是我军走向正规化的重要关键。各兵种战斗条令是平时训练军队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战时组织与实施战斗的基本依据。学习与执行各兵种战斗条令，对我军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科学，具有重大的意义。”(30)这些军事法规的制定和贯彻，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调整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保证全军上下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巩固和提高军队战斗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功必奖，有过必罚 　　彭德怀认为，要保证我军纪律的严格执行，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在奖惩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公正严明，实事求是，不循私情，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他在治军中正是坚决地贯彻这一原则。不论哪个部队，哪级干部，只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当面批评，而且“火力”很猛，毫不客气，该处分的也决不留情。特别是对高级指挥员，谁要是不考虑全局，不执行命令，玩忽职守，打滑头仗，更是绝对不能容忍。而对于功劳突出的部队和个人，则会受他大力的表彰。对与每一次战役总结讲评，彭德怀都是功过分明，即使是打了胜仗，也不放过作战不力者的批评，受了挫折，对作战有功者同样予以表彰。如解放战争中对西北野战军四纵、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三十八军的批评与表彰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1948年4月上旬至5月中旬的西府战役中，当西北野战军攻占了宝鸡之后。胡宗南、马步芳共11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野战军扑来，彭德怀决心在机动防御中再歼敌几个旅。但由于四纵未能坚决地执行作战命令，造成战役上的被动和不应有损失。5月2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会议，总结西府战役，会议对失职的干部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让四纵指挥员在会上作了检讨，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处分。彭德怀对四纵领导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他说，四纵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已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受到压制，发展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他在历数了一件件失职行动后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说，是应该砍老壳的。”为了帮助犯错误者提高认识，他剖析了在部队存在的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出其本质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个人安危出发”，“以致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于不顾”。他特别强调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的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土基镇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四纵，会后从上至下查找部队中思想作风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吸取教训，全军决心以英勇作战的实际行动挽回损失。以后历次作战都打得很出色。尤其是在1年以后的扶眉战役中，二兵团四军(即原四纵)担任战役迂回任务，一昼夜前进140多里，插入敌后，在罗局镇顽强抗击胡军2个军轮番冲击10余次，四军指挥员号召全军官兵，“寸土不失”、“坚决堵住敌人”。完成了堵敌重任，使胡宗南的4个主力军被西北野战军全歼。对此彭德怀给予了热情的表扬：四军这次打得很出色，立了功，为夺取战役的全胜起到了关键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决战役，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初次交锋，即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打回到清川江以南，稳定了朝鲜战局。在一般人看来，这次战役在仓促入朝、情况不明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战果，实在难能可贵。但当各军指挥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一次战役总结和二次战役部署会议时，发现气氛并非预料的那样轻松。因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在总结中表扬了担任正面攻击的三十九军、四十军及时捕捉战机，打得勇猛顽强。四十二军2个师在东线顶住了敌军多次猛烈进攻，完成了牵制任务。而对三十八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三十八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功卓著的主力部队。在抗美援朝一次战役中担任向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穿插任务，就其在作战中歼敌人数来说，仍是较多的，但由于他们对敌情判断有误，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被围之敌由此逃脱。会上彭德怀严厉批评三十八军领导人对敌估计过高，不敢大胆截断敌人退路，使这次可能歼敌两三个整师的作战计划未能完成。说到气愤处，将右手重重往桌上一拍：“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怒声震动会场。解放军高级将领都知道彭德怀治军甚严，但入朝部队多是原第四野战军的，多数军的领导人对彭德怀要求之严格没有亲身体验。这次看到他对三十八军这样的“王牌军”都如此不留情面，才真正知道彭德怀的“厉害”。特别是三十八军领导人更是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心以在今后的作战中“洗清一次战役作战不力的耻辱”。在二次战役中，彭德怀仍把事关战役全局的穿插任务交给了三十八军。三十八军不负厚望，打得积极主动、英勇顽强，胜利完成了阻击和歼敌任务。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12月1日，彭德怀以志愿军领导人彭、邓、洪、韩、解、杜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嘉奖电并通报全军。电报写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在电报稿最后写上了：“三十八军万岁”几个字。有人说；“在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喊那个部队万岁的，这样写不好吧?”彭德怀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三十八军起了关键作用，打得好，就可以喊万岁嘛!”当嘉奖令一传到该军军部，军的领导立即分头到各师去传达，一级传一级，很快传到了全体指战员，大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表示：“一定要用生命和鲜血来保持这个光荣称号，不打败美国侵略者，决不回国!”有力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这支部队均创造了突出的战绩。记者李庄写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作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均是描写他们的英雄业绩。从此，三十八军被称为“万岁军”名扬天下。这充分显示出了彭德怀严格治军的巨大魄力和威力。 　　(三)重教善导，启发自觉 　　是否将军队纪律的执行建立在官兵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这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治军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军事法规是统治这支军队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在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由于广大士兵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因此，其军事法规的实行只能依靠强制手段。彭德怀指出：“旧的军阀部队是地主阶级的工具，……他们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权利和地位，必然驱使士兵进行战争。而这些战争又是非正义的，与广大士兵利益相违背，所以一般军官对士兵只有采取多种强制和镇压的办法。”(31)而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军队的法规体现包括广大官兵在内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我军严格的组织制度，不是单纯依靠行政强制的办法，主要是在官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依靠集中和民主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只有这样，我军严格的组织制度和各项任务的完成，才有牢固可靠的保证。也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残酷的战争考验”(32)。由此可见，重视教育引导提高官兵的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人民军队以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一个显著特征。 　　启发官兵严守纪律的自觉性首先是靠教育。因为我军的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全体成员政治自觉的基础上。“为了提高全体成员的政治觉悟，解决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施行管理教育的办法，主要是依靠有领导的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33)。一方面，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使它的基本内容做到人人皆知，明确军人的行动规范。另一方面，要经常结实际，组织部队进行严格组织纪律与履行军队职能军人职责关系的教育和讨论，“通过教育，使全体成员认识到军队的命令和纪律体现着革命事业的共同利益，代表着党和全体人民的意志，从而愿意自觉地坚决地服从和遵守，而绝不是盲目的服从”(34)。 　　启发官兵严守纪律的自觉性，还必须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处理好赏与罚的关系，坚持以奖为主。奖励和惩戒都是维护纪律的手段，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历代兵家都主张赏罚相依，恩威并施。在两者中，是以奖励为主，还是以惩戒为主?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实行以惩罚为主。通过重罚来强制军令军纪的执行。而人民军队的特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必须坚持以奖励为主的原则。彭德怀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革命军队，我们的事业是进步的事业，因此，我军绝大多数同志是愿意积极上进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我们工作中虽然有消极的和落后的一面，但是，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总还是主要的。领导干部就要善于发挥和诱导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依靠群众的努力和创造来推动工作。”(35)“对于违抗命令和纪律行为，我们绝不能迁就放任，应该给予必要的惩戒。但是，对于犯了一般性错误性的同志，主要是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坚决反对惩办主义……过重过多的惩戒，会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和改正错误的信心；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会使群众情绪消沉，疲疲沓沓。这样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36)。在治军实践中，彭德怀特别善于运用作战和部队建设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来教育官兵。每次作战总结，都要大力表彰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即使是对因执行命令不力的部队，也注意分清责任者，充分肯定其中的有功人员。如1948年西府战役后，他在对四纵队执行作战任务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严肃尖锐批评时同时指出：“四纵有很多好的同志，有不少英勇事迹。”在对违犯纪律人员的处理中，批评十分严厉，但处分却十分慎重。 　　要处理好严下与严己的关系，坚持从领导干部严起。彭德怀认为领导干部的自身的表率作用，是教育士兵、启发士兵执行纪律自觉性的重要的因素。一个部队的军纪、军风是否严整，号令能否得到全体官兵坚决迅速的贯彻执行，最关键的要看上级是否给下级作出了好样子。因此，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严，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是有口皆碑的。在对部属的统御中，则是从高级干部严起。50年代在抓军队条令条例贯彻时他说：“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和警备条令，这是军队的共同条令，在所有部队中都应贯彻此种条令的教育，按照条令的规定办事。尤其是各级首长应成为执行条令的模范。”(37)“为了贯彻执行条令，各级首长必须从本身做起，以身作则，带动部属”(38)。并且要注意经常检查各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以实际的事例教育部队，使大家自觉自愿地执行条令。 　　四、选贤任能，造就强将 　　纵观古今中外军事历史，其军队的强弱无不是与将帅的高下联系在一起的。选将用将历来为中外兵家视为军队建设的头等大事。古人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说。人民军队建设中，亦将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任用摆在战略地位加以重视。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彭德怀对这一点同样有着远见卓识。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要以最大的力量艰苦的培养干部。”(39)抗日战争中他一再强调要广泛争取知识分子，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充实到八路军的干部队伍中来。解放战争中，他指出提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作战指挥能力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个问题视为建设现代化军队必备条件，指出：“为了完成国家的建军任务，需要大力培养干部和继续提高干部的质量。‘干部决定一切’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今后的建军工作具有严重的意义。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和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干部，这是不可能的。”(40) 　　(一)坚持德才兼备选拔标准 　　确立正确的标准，是选拔、培养、造就优秀军队指挥员的前提。德才兼备是我党我军选拔干部的一贯标准。彭德怀指出：“必须正确地挑选干部，大胆地提拔新的干部。选拔干部的原则和标准，应当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这些干部必须是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马列主义思想基础，有现代军事科学的知识，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能够钻研业务，富有朝气的人”(41)。 　　“德”主要是指人的政治觉悟、思想道德和意志作风。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干部作为这个集团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其实质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因此，军队干部的德是最重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彭德怀在论述我军干部政治品质时，强调最多的是要有阶级观念，有为无产阶级打江山、保政权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要有党性观念，坚决服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有共产主义信念，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在思想道德上，他强凋人民军队的干部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必须有公道清廉的品格，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意志作风上，彭德怀认为我军干部应该具有果敢、坚韧、顽强，不被一切艰难困苦和挫折所动摇的心理素质，具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具有敢于机断专行、敢于承担责任的气魄。 　　“才”，主要指人的知识和能力。干部作为战争活动的指挥者，必须具有作战和军队建设的学识和能力，这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保证。彭德怀认为，人民军队的干部，要担当起自己的重任，必须有真才实学。通观彭德怀对干部才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他说：“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军官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战争规律知识”，不懂得这些，就不能指挥现代战争。二是强调有能力。即能够把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作战与治军的实践中去，善于观察分析问题，善于集中群众意见，善于作出科学的决策，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管理部队的能力。三是有胆识和魄力。在战时敢于主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在平时工作有创新精神。善于从被动中脱出，取得作战和工作的主动权。 　　彭德怀指出，衡量考察干部，必须把德和才统一起来。德，是才的方向和灵魂，是才的发展的内在动力；才，是德得以发挥的凭借，是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因此，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德才兼备。但两者又不是平列的，德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它是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因此政治上不能和党保持一致，思想道德品质不好的人，一个也不能用。然而，有德而无才的人也难当大任，平时不可能带领部队开创新局面，战时不可能带领部队克敌制胜。甚至可能贻误战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在选拔使用干部时，一定要兼顾德才两个方面，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二)坚持从有实践经验者中选拔干部的正确途径 　　军队干部中高级干部，一般都是从初中级干部中晋升上来的，这是现代军队所共同的。基层军官的来源，则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优秀战士骨干中选拔，一是从地方青年知识分子中招募。西方国家军队基本都是采取第二条途径。彭德怀从我国和我军的实际出发，主张主要应从优秀的战士骨干中选拔基层干部。 　　在战争年代，一方面，由于地方知识分子的来源极为有限，我军只能走从战士中选拔干部的路子；另一方面，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一直较低，战争的现代化程度也不高，从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中选拔在专业知识上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军队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多，现代化的水平越来越高，技术军官和技术研究人员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因之用来培养这类干部所需要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日益增加。然而我国目前知识青年的数量又很感不足，这就使得军队中知识青年的来源成为一个问题”。“军队干部的来源和选拔问题，有彻底加以解决的必要”(42)。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彭德怀认为我们不应盲目照搬别国的路子，而是要从我们的国情军情出发，找出一条最有利于国家和军队建设的路子来。这就是将军队中的优秀士兵的文化加以提高，以满足现代化军队建设中的干部来源。他在论述其可能性时指出，“我们每年从服役一年至两年的义务兵中，挑选几千或者一万初中程度的士兵，将他们的文化程度加以必要的提高，然后转入军事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成为技术军官或技术研究人员，应当说是可能的，没有多大困难的”(43)。并进一步指出，采取这种途径，对于军队和国家建设都是有利的。 　　一是可以按照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和部队需要的数量进行严格挑选。二是他们经过士兵生活锻炼，在思想上、感情上都和军队有了一定的联系，有利于保持我军的传统作风。“陆、海、空军的基层军事指挥干部，应坚持以工农成分为骨干，从经过士兵生活锻炼的班长或副排长中选拔。连队的政治工作干部，应当从政治上比较优秀的排长中选拔。……事实证明，这样选拔干部，不仅在平时和战时都可以充分保证部队的需要，而且对于保持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军优良作风，是三十多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培养起来的，同时也是从无数的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干部身上继承下来的，它已经成为我军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作风这个问题”(44)。三是有利于激发战士的进取心，调动他们献身国防、钻研国防的热情。“只要我们坚持从士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的办法，广大士兵群众，就会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有了奔头，因而就会大大提高他们对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学习热情。士兵学习情绪高涨的结果，反过来就又为军队选拔干部开辟了无限的源泉”(45)。四是可以为国家挤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用于其它建设。所以这种办法，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成为军队解决知识青年来源问题的主要办法。 　　在50年代的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正是由于坚持了从优秀士兵骨干中选拔培养干部的途径，较好地解决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干部知识化与革命化的矛盾。使人民军队在通向高级阶段的道路上，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使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之一。 　　(三)坚持全程全面培养提高干部方针 　　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军队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战略战术、作战指挥手段的不断变化，这就要求军队干部的专业知识水平、管理部队能力和作战指挥能力应随之不断提高。同时一些干部的职务不断提升，对其能力水平也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采取有效的手段培养干部，使之不断得到深造和提高，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彭德怀认为，这种培养提高应该是全程的和全面的。所谓全程，就是对干部培养要贯穿其服役的各个阶段，不能一劳永逸；所谓全面，就是培养干部要重视其全面能力的提高。既要懂作战指挥，又要懂管理部队；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能力；既要军事上、专业上精，又要政治思想上强。 　　贯彻这一方针，一是要办好军事院校。彭德怀指出，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正规的培养，主要依靠办好军事院校。军队中的初、中、高级干部，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在任职前，一般都要经过院校的学习，使其具备相应的知识。“认真地办好学校，应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任务。为了办好学校，各部队应该选调最优秀的战士和干部(特别是志愿军中的三十万英雄模范)到各院、校去学习，坚决纠正过去那种舍不得把优秀的战士和干部送去学习的偏向；应该抽一批具有战斗经验、又有教育能力或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来加强各院、校的领导骨干，有步骤地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军教人员的轮换和合一”(46)。他要求军委和各大军区都经常地注意对各院校进行检查和帮助，及时地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困难。二是要组织好干部的在职学习。院校深造，只是阶段性的，并且在较短时期内不可能将所有的干部都送到院校去深造。因此必须大力组织好干部的在职学习。在职学习，主要采取短期集训和经常性学习两种形式。短期集训分级分类组织，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经常性学习由上级领导机关统一安排学习内容，个人利用工作之余自学，学习时间每周不少于3小时，三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组织和领导部队的工作建设中增长才干。彭德怀强调，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一切书本上、课堂上的、理论上的知识，只有经过实际运用这个环节，才能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上级要注意对下级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变为部队的共同财富；应“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以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打一仗提高一步”(47)。 　　(四)坚持用其所长，人尽其才的使用原则 　　识别干部和使用干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善于识别干部是正确使用干部的前提，而正确使用干部则是识别干部的目的。因此，善于使用干部，是干部队伍具有活力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要用其所长。彭德怀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的优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用其所长，则有的是人才；而求全责备，则将无人可用。因此用人要善于扬长避短，使其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特别要发挥干部的专业特长，“从各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该分配到与其所学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岗位，使学用结合，发挥其专长，不许分配其改做非本行以内的工作”(48)。另一方面要注重能力，不论资排辈。彭德怀认为一支部队要出干部、出人才，就要大胆培养，提拔和使用年青干部。对德才兼备、出类拔萃的优秀干部，敢于破格使用。高级领导干部应把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职责。当然，资历也是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但照顾资历也是服从德才这两个标准的，“因为一定的革命历史，可以表示一个干部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所受的考验。孤立地提出一个资格问题，那是不正确的”(49)。 　　五、官兵一致，甘苦与共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官兵关系的协调，是军队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数的战争经验证明，官兵团结是巨大的战斗力，是军队巩固自己战胜敌人的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兵家就认识到了“师克贵和”“三军一心，天下无敌”的道理。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历代兵家和官爱兵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将尊而士卑、帅智而卒愚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爱兵往往是对兵施之以恩使其感恩戴德而效忠，蔽之以目，使其愚昧无知而盲从。只有人民军队才具备了从根本上密切官兵关系的阶级基础，毛泽东从人民军队的特点出发，提出了官兵一致的原则，彭德怀在治军实践中，对官兵一致的原则作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阐发，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密切官兵关系的举措。 　　(一)尊重战士，发扬民主 　　彭德怀认为，干部尊重战士，以政治上平等的地位去处理官兵关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这是密切官兵关系的前提，也是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所要求的。他说：“剥削阶级的军队……在它们内部，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或者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军官，和来自劳动人民的士兵之间，总的来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克服的。它们为着控制士兵群众，在军队中采用了极端野蛮专制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绝对地盲目服从，强调军官的个人权威，……以便驱使士兵去作剥削阶级欺压人民和向外侵略的驯服工具。”(50)而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制度，保卫人民国家的独立的工具。军队的成员，包括军官和士兵在内，都来自劳动人民，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是相同的。因此，官兵一致，“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上级关心下级，下级尊重上级；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友爱合作，团结一致，这就是我军内部关系的特点。”(51) 　　尊重战士首先要尊重战士的人格，彻底废止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彭德怀在革命军队中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而且一直把它作为处理官兵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反复加以强调。 　　早在1928年，当已成为共产党员的彭德怀在湘军中升任团长时，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了两项命令：第一条，全团所有军官今后一律不许打骂士兵；第二条，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和士兵一起吃饭。旧军阀部队，军官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废除打骂，使士兵有了做人的起码尊严，深得士兵之心。可以说彭德怀改造旧军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这种几千年军队中形成的军阀作风，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铲除的。在人民军队中，这种军阀残余的清除仍需做艰苦的教育工作。彭德怀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精神。1929年10月，红五军在江西永新整训时，训练中三纵队的一个战士枪走火差点伤了人。毕业于保定讲武堂的纵队长吴迪芬为罚一儆百，对这个战士作了打30竹板屁股的处罚。彭德怀知道后，集合全纵队的干部对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我们是红军，不是湘军和反动派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官兵之间是阶级兄弟，出了事故要进行教育，战士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打人不仅违反了纪律，同时也不一定使他真正认识错误。另外我们都是贫苦出身，人民把子弟交给我们，为的打土豪劣坤，打反动派军队，解放穷人，可我们竞打自己的兄弟，这让他们的父母知道了，能放心吗?”(52)彭德怀的话使三纵队的干部深受教育。 　　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为什么在我们革命部队里禁止打人》，这是1943年8月13日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干部会上的讲话。背景是警卫连的一个战士偷了老百姓的东西，违反了群众纪律，警卫连长打了这个战士。在这个讲话中，彭德怀说，禁止打骂，早已成为我们部队必须遵守的一种制度。而且十几年来还经常不断地进行反对打骂的教育。但直到现在这种打人的现象，在我们部队还未彻底肃清。为什么这样难以纠正呢?他分析认为其根源是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受中国其他军阀部队的影响。而对革命军队的内部关系的本质缺乏自觉的认识。指出：“我们八路军是属于劳动阶级的，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所领导，……我们部队的每个成员，都是为了共同的政治信仰，从事共同的革命事业，彼此更应该看做是亲密的战友，爱如兄弟，哪里还能容许有打人这种不平等的封建落后的行为呢!”(53)他批驳那种认为打人是为了维护纪律提高战斗力的错误观点，深刻地阐述了它的危害性：首先是造成指挥员与战斗员的隔阂，涣散部队的团结；其次是模糊了战斗员对部队阶级性的正确认识，阻碍其觉悟程度的提高。使之不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部队是由劳动阶级的先进分子自愿组成的，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因此打人会影响到战斗员对部队的爱护和纪律的自觉遵守，使其战斗意志受到削弱；最后，打人的结果和指挥员的最初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部队的战斗力反而削弱了，也必然打击了指挥员的情绪和信心。他强调，为了吸取这个教训，要抓住这件事，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教育，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务求每个指挥员都能深刻了解。 　　尊重战士，还必须尊重战士的民主权利，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彭德怀认为，革命军队中官兵一致的原则，需要有根本制度来保证，这个制度就是人民军队中的民主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军队，又是一支有高度民主生活的军队。我军从创建开始，就彻底摧毁了军阀军队的专横制度，采用了广泛的民主措施，在1929年古田会议以后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了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军队是要打仗的，历来军队都强调高度集中和纪律，这一点人民军队也不例外，高度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我军成员是有政治觉悟的，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愿意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这就为我军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建立自觉的铁的纪律，提供了政治基础。”(54)彭德怀同时强调，我军不但能够实行民主，而且必须实行民主。因为革命战士是革命军队的主体，只有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因为“我军所执行的任务是用战争方式摧毁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绝非少数人的智慧所能办到的，必须依靠全军成员对革命事业的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55)。 　　人民解放军民主制度的内容，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彭德怀对这三大民主的内涵和贯彻执行的基本要求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军队中政治民主，就是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允许从团结愿望出发的相互批评，相互监督。”(56)“为了工作，不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士兵也可以批评军官，军官必须虚心倾听下级官兵的意见和接受正确的批评，绝不容许有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行为，对于不适当的批评和意见只能进行解释”(57)。“军队中的军事民主，就是军事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只要条件许可，领导上应该通过思想动员，发动全体成员对于如何完成作战、训练任务，改善管理工作的方法等进行讨论，使领导的意图变成群众的决心，吸收群众的合理建议，使领导上提出的计划进一步得到完善。军队中的经济民主，就是伙食单位的经济公开，士兵参加伙食管理，在可能条件下改善士兵生活，防止发生贪污浪费的现象”(58)。 　　彭德怀总结人民军队实行民主的经验，提出了发扬民主的基本措施：一是一切较重要的工作计划，只要条件许可，都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充分思想动员。并通过有领导的自下而上的讨论，提高群众对当前任务的认识和信心。二是在一切工作中，领导要注意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采用群众的合理建议，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群众智慧，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对于犯了错误有缺点的同志，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某一带普遍性的严重错误倾向，组织群众性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批判和纠正错误。四是用表扬先进典型和充分的政治动员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集体创造精神，以组织群众向先进人物学习的运动和革命竞赛运动，来推动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 　　彭德怀特别强调指出：军队中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军队中实行正确的民主，要注意克服一两种倾向。一是要注意克服以军队特殊为由而不愿意发扬民主的倾向。彭德怀针对一些人将民主与下部的威信、和部队的纪律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经验证明，实行这样的民主并不损害干部的威信，相反地，用民主领导形成起来的心悦诚服的威信，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威信。我军纪律的维持，也主要采取民主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上级约束和监督下级，而是采取群众的自我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的办法，自己约束自己，大家约束大家。这种自觉纪律，有上级的监督固然可以维持，没有上级的监督同样可以维持。在平时固然可以维持，在战时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维持。另一方面，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由于我们军队担负着用战斗来保卫祖国的重大任务，我军就需要有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所以我军的民主又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59)。 　　(二)热爱战士，为兵服务 　　彭德怀认为，密切官兵关系，关键是干部对待士兵的感情和态度问题。干部只有真正认识到战士是革命军队的主体，认识到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从内心里热爱战士，才能自觉摆正自己与战士的关系，关心战士，为战士服务。而一支部队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必然形成亲密无间的官兵关系，形成无隙可楔的巨大凝聚力。在这方面彭德怀强调三个必须： 　　必须充分认识战士在战争和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以建立起爱兵的思想基础。彭德怀经常告诫军队中的各级指挥员，应该首先把作战胜利归功战斗在最前线的革命战士。他指出：“我们要提倡为战士服务的作风。我们打一个胜仗，是集中全军体力、智力与人民的一切努力才打胜的，绝不是几个首长打胜的。……打胜仗是全体努力致胜的。”(60)他要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向人民学习、向战士学习。学习他们的“正气和坚决勇敢、自我牺牲精神”。他说：“有些同志为着完成爆炸任务，身绑炸药，爬至敌人碉堡前，自身与敌人碉堡同时粉碎。这类英勇事迹，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完全出于自愿自动的行为。这些战斗英雄为了人民的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干部在思想上确立了这种认识，爱兵就不只是一种上级的要求和规定，而将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必须与战士打成一片，倾听战士的呼声。彭德怀认为，只有到战士中去，与战士在一个锅里吃饭，一条战壕里作战，才能真正了解战士，与建立深厚感情。彭德怀最看不惯干部脱离战士的行为。每当发现这种行为，总是要给予严肃而耐心的批评。张平凯在《忆彭大将军》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行军，一位军官骑着马，挥动着鞭子，把马打得四蹄腾空，从行军的队伍中一闪而过。骑在马上的军官不停地呼叫，“跟上!跟上!快跟上!”此情此景被彭德怀看到了。到了行军宿营地后，特地集合有关干部进行爱兵教育。他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带兵须爱兵。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当兵过来的嘛!不爱兵，我们过去那几年兵就白当啦。”彭德怀绘声绘色地把那位催马扬鞭命令战士跟上军官的做法讲述一遍之后，诙谐地说：“我看这位领导同志应该同战士换个位置，让战士骑马催促他‘跟上!跟上!’，看他是否能跟得上，又有何感想。”彭德怀还指出，与战士打成一片，不仅是增进与战士感情的需要，也是向战士学习、发现和集中群众创造性的需要。“我们应该了解，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才能找出克服困难和解决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条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确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们的根据。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和亲自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才能把群众的零散的无系统的新创造集中起来，把实际中取得的经验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61)。 　　必须关心战士疾苦，诚心诚意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彭德怀要求干部应时刻想着战士，切切实实为战士服务。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习仲勋在《彭总在西北战场》中写道：行军中，彭老总有时静静地走在战士的行列里，听着他们的各种议论，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在进军陇东途中，看到战士过河不方便，他就从水里搬石头垒起石头堆，让战士走过。在通过沙漠渴死人的时候，他把分给他的水让给战士喝，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先看战士们住好了没有，有时他和参谋长挤到一个房子里，把房子腾出来给战士们住。看到饲养员没房子住，他把司令部四科科长叫来，说：“白天我们骑马走，他走路，晚上我们睡觉，他喂牲口，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他们?眼里只看见首长，那是中国人过去给皇帝当奴隶当惯了，养成这样一种恶劣气习!”他对参谋、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所有在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平等相待，和蔼可亲。彭德怀强调，作为一个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为战士服务，尤其是要精心指挥每一次作战行动，以减少战士的流血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与彭德怀一次交谈中请他传授战争经验，彭德怀说：“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就少流一分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那痛苦和悲伤都是难以忍受的。”(62) 　　(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彭德怀从红军时期起始终坚持的八个字。也是他几十年治军有方的经验之谈。在抗日战争中，一些国民党的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同德深表钦佩，他们向彭德怀请教其中的秘诀。彭德怀说：“官长与士兵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63)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无论彭德怀的职务地位多高，在生活上他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分严格要求自己。如在陕北作战中，从延安撤出后，彭德怀就命令取消了司令部的小灶。他说：“大灶吃啥我吃啥。”司令部管理科的干部常因给彭德怀改善一下伙食而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进军三边，极为艰苦，当部队进驻靖边张家畔后，管理科的干部看到彭德怀辛劳过度，日益消瘦，都很焦急。一天，炊事员超过了伙食标准，以每条两千边币(相当于半斤小米)的价格，买了20条新上市的黄瓜，想给他增加点营养。彭德怀把管理科长高克恭找来，问道：“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着想呀!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64)第二天，他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吩咐把凉拌黄瓜送到参加会议的各小组。事隔五年之后，彭德怀在谈话中提及这件事时，还说：“黄瓜本是极普通的菜，黄瓜虽小，影响事大。在大家艰苦困难时，都吃苦没话说。可大家连饭都没得吃，你买几千元一条的黄瓜，事就大了。” 　　彭德怀认为，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无条件的，越是艰苦、越要坚持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使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194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三边战役。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部，大都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干早多风缺水。出发前，野战兵团要求各部自带饮水。6月下旬，部队由环肥向三边地区进发。时值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把浩瀚的沙漠烤得滚烫，部队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干渴成了前进路上的大敌。由于极度干渴，许多人鼻孔流血，嘴唇干裂呼吸困难。有的战士因中暑而牺牲了。彭德怀已是年近50岁的人了，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同睡在沙窝里，劳累缺水，嘴唇血肿。一次警卫人员从沟底提上一壶水，准备给他润喉。彭德怀看到路边有个战士渴得难受，让先给这个战士喝，警卫员不乐意。彭德怀说，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这水应给更需要水的战士，自己一口也没有喝，继续往前。经过新四旅四十九团，团里送来了一杯甜水给他，他仍然说，给战士喝吧!我到前边能找到水。一天，彭德怀又要警卫员拿水壶来给一个干渴得难耐的战士喝。警卫员急了，说：“都喝光了你喝什么?看你的嘴唇肿得那么高了。”彭德怀却风趣地说：“你跟我在一起，还不晓得我本来就嘴唇厚吗!”警卫员无可奈何，只好把水壶交了出来。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陕北地区遭灾，在沙家店战役时，部队粮食供应时断时续。有的团l天只能领到7斗黑豆。连队以黑豆、粗糠糊糊为食。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听说有个营没有粮食做饭，立即命令管理员把司令部仅有的4斗小米全部送去，自己和司令部人员却以一些粗糠和黑豆“钱钱”(压扁了的黑豆)充饥。有人实在不忍心让日夜操劳的司令员吃这样的饭。可是彭德怀却乐呵呵地说：“这就很不错了，长征时，要有它就好了!” 　　六、军民相倚，以民为本 　　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这是历来治军必须认识和处理的基本问题。历史上治军有方的统帅，已认识到“民心向背，胜利所系”，都把军队得到民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作为治军的核心问题来抓，提出了“兵民相洽，无敌天下”的治军主张。但由于军队所争取和维护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如抵御外族入侵，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农民起义军为推翻地主统治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才有其一致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他们关于争取民众的治军主张多是策略和方法上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问题。只有新型的人民军队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军民一致的政治基础。彭德怀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在其治军的实践中，从“我军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完全一致”这个人民军队的独有特点出发，领导部队建立全新的军民关系，真正实现了军民相倚，以民为本的治军目标。 　　(一)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彭德怀认为，人民军队的治军之道，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在军队确立和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军是来自人民，是为了和依靠人民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65)只要我们坚定地贯彻这一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就能与人民结成血肉联系，使我军获得人民的热烈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要深入进行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彭德怀在总结人民解放军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军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完全一致，跟人民的关系就如鱼和水一样密切。广大人民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我军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我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亲切地把我军看作自己的“子弟兵”。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成为军队兵源补充的源泉。在战争时期，经过充分的群众工作后，人民就自动地、踊跃地投入到我军中来。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自动成为我军军需、粮秣的供给者。每个家庭就成为我军的工厂、仓库和医院，保证了我军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在我党我军的领导之下，自愿地组成自卫队、民兵，配合我军作战，开展袭击、爆炸运动，清除奸细，侦察敌情，运送伤兵和粮弹，充当向导，使我军获得了作战的各种有利条件。(66) 　　在解放战争中，胡宗南以20万大军对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而边区的部队不足2万人，靠什么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的答案是：“发挥军民团结互助、军民合作，才能战胜敌人。”(67)历史证明，正是陕北人民的“群众战”，使得胡宗南的20万军队得不到消息、得不到粮食、得不到安宁，处处被动，被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一口一口吃掉。陕北人民为支援解放军作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国民党军抢劫，战争破坏，加上这年陕北先旱后涝，边区人民生活艰苦，不少群众以榆皮、野菜充饥，却把保存下来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供应部队。“宁愿饿肚子，也要让部队吃饱打胡儿子。”所以彭德怀常说，边区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如同父母。 　　彭德怀深刻地指出：也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我们才能在过去的长期的艰苦战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获得伟大的胜利。我军长期是和优势之敌作战，装备低劣，弹药困难，衣食不足，医药奇缺，既无薪饷，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整，长征中过雪山、草地，深入不毛之地的艰难情况，更是罕见罕闻。所有这些困难都未难倒我们，总是我们克服了困难。过去的历史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证明：任何威力巨大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内)，终究还是人们手中的工具，归根到底是人支配机械，而不是机械支配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军同志要牢牢记住这个真理，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68)。 　　(二)严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历代兵家学者论兵，无不论及民众纪律，历史上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军队，无一不是有严格的民众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的军队。彭德怀认为人民军队要坚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样需要有法规纪律的保障。他在抗日战争中论述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时指出：“部队纪律的严明，是保持部队和民众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在战争期间，一切决心在敌后方坚持的部队都应极度改善自己的纪律。部队内部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69)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是彭德怀治军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1938年3月，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沁县小东岭主持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会上，彭德怀在报告中针对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军民同心表示钦慕而自己找不正确的途径的情况说：“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70) 　　为保证部队贯彻执行我军规定的群众纪律，彭德怀在部队中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如在转战陕北时，彭德怀明确要求：每一个伙食单位要有纪律检查组，每班要有纪律值班员。连首长每日须有简短纪律生活讲评，营首长三至五天，团首长七至十天，旅首长半月须有一次讲评，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严守纪律的连队和个人表扬之，对违犯纪律严重者应处罚之。各部队每到一地都召开军民联欢会，进行社会调查，军政首长特别是政治机关要找地方干部谈话。 　　彭德怀强调，执行群众纪律，必须是不分时间、地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因此，无论解放区还是敌占区，无论是国内作战还是出国作战，他都始终如一地把严格群众纪律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抓住不放。而且越是环境复杂、敌情严重、战斗频繁的情况下，越是重视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的检查。如红军长征进行遵义战役前，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遵义东20里的一个叫懒板凳的村庄宿营，当部队离村出发时，发现部队宿营地还有一块门板，就亲自到老乡家中挨户询问，直到找到了门板的主人把它上好才离去。事后他对有关同志说：这里是新区，老乡还很不了解我们红军，他们还把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看待。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注意群众纪律。老百姓的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是怎么借来的，就要怎么归还。别看这是一块门板，它直接影响着红军的声誉。以后，一定要养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好习惯。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特别强调“出国作战纪律问题更为重要……，到朝鲜后，更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如在第三次战役发起不久，志愿军政治部就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对进入汉城的部队颁布了纪律守则。其内容如下： 　　(一)迅速肃清残敌，镇压公开反抗的反革命分子。 　　(二)维持城市治安，恢复革命秩序，严禁乱捉乱杀。 　　(三)保护工厂、商店、仓库资材及一切公共建筑。 　　(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名胜、古迹建筑及一切公共场所。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宗教团体一律不加干涉。 　　(六)不干涉守法的外侨，不侵入外国使馆，为了防止意外，对外国使馆可派部队加以看守。 　　(七)向市民宣传胜利，宣传防空、防特、防火，严格遵守纪律，不许随便进入民房。 　　(八)凡入城部队必须自带三至五天的粮食、蔬菜，严禁入城后抢购物资，乱买东西。 　　(九)注意军容、军纪及清洁卫生，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派出必要的巡逻部队外，严禁随便逛街。 　　(十)凡属有关政策性质的问题特别是对外政策，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 　　从上面这个纪律守则中，可见志愿军群众纪律之严格。 　　(三)体谅民众艰辛，减轻人民负担 　　军队是靠人民来负担的。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是取得人民对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古代军事家就提出了“惜民力”的思想。作为人民军队，更是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出发，合理确定兵员数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指出：“敌后根据地人民负担虽然比敌占区轻得多，但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必须及时深刻地去注意，求得适应的解决。抗日民主政府应力求减轻人民的负担。”(71) 　　精兵高效。在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就提出，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针对人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他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均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每人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50人左右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根据地人口为300余万。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号召中，即是按这个比例要求全党的。这凝聚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在军队中许多同志急切实现军队现代化的情况下，彭德怀却提出了精简军队问题。他指出，国防现代化水平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我们必须从全盘着眼来考虑我们现代化军队的逐步建设，不允许只顾局部而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 　　自力更生。彭德怀强调，一方面，军队要积极支援人民群众的生产建设。“能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关怀人民的痛苦：一有可能就帮助人民生产劳动，帮助人民克服困难”，“积极地帮助人民群众生产建设，救灾抢险”(72)。在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都要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动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参加助民劳动。特别是面对敌人对人民群众生产的破坏和劳动果实的掠夺，常常以相当的兵力投入群众抢种抢收。如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磨擦”问题赴河北，由陈庚部队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等候着他安全通过封锁线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路的时间筹划着一件大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向中央和总部发电：估计敌4月份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另一方面，军队尽可能地进行军工和农业生产，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满足部队的部分供给。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开展了著名的生产运动，对于解决军队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彭德怀解决敌后八路军供给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在前面提到的电报中彭德怀还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厉行节约。彭德怀历来把勤俭节约，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建军原则，作为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措施来加以强调。他说，军队的任何不爱惜人力、物力、财力的行为都是犯罪。军队只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特别是在群众生活处于艰难时期，军队更要带头节约以帮助解决群众的疾苦，共渡难关。1943年春，太行、太岳区根据地遇到严重春荒，一些群众断粮。八路军的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但为了接济群众，4月1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部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彭德怀又下令总部直属部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这样总部直属部队的下部每日口粮约合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野菜、树叶交炊事员与粮食掺做。从4月起直到秋收，彭德怀等八路军和北方局的领导人和总部机关一起，每日两餐菜粥、榆叶面条，或玉米、黑豆皮做的饽饽，个个面黄肌瘦。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由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和北方局的领导机关带头节粮救灾，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也纷纷仿效，军队与人民一起共同渡过了难关。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73)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9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9页。 　　⑥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 　　⑦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2页。 　　⑧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1、552页。 　　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页。 　　⑩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8、609页。 　　(1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页。 　　(1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页。 　　(1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 　　(1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55页。 　　(1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1～512页。 　　(1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9页。 　　(1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页。 　　(2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页。 　　(21) 张平凯：《忆彭大将军》，第122页。 　　(2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514页。 　　(2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2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2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2页。 　　(2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页。 　　(2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2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页。 　　(2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0页。 　　(3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3页。 　　(3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3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页。 　　(3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页。 　　(3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页。 　　(3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页。 　　(3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8页。 　　(3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页。 　　(3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 　　(3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4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487页。 　　(4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4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0页。 　　(4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1页。 　　(4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23页。 　　(4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624页。 　　(4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4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4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4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5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3页。 　　(5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3页。 　　(52) 张平凯《忆彭大将军》，第84页。 　　(5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174页。 　　(5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5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页。 　　(5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5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页。 　　(5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5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6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6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8页。 　　(62)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6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64)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6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 　　(6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页。 　　(6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6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613页。 　　(6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70)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7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7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页。 　　(7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