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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筹办骨灰安放仪式

刘树发，王小平

找到贺帅的骨灰，筹备工作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办公室设在三座门，由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吴庆彤、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中办政治部主任于光组成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组、悼词组、警卫组、后勤保险组。我和刘振杰同志在秘书组。对我们来说为首长办丧事属正常的工作范围，责任非常明确，按常规各组办各自的事。以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了不叫“讣告”，而叫“通知”的“讣告”。“通知”：“定于1975年6月9日下午三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贺龙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届时请参加。” 　　“通知”发出后，从军内到地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北京市等各方反应强烈，值班室电话铃声不断，有表示哀悼送花圈的，有询问家属子女情况的，有要求参加的。许多单位反映分配参加安放仪式的名额太少，要求增加人数。特别是国家体委，庄则栋和徐寅生分为两派，在人数名额分配上相互争执，要求增加名额。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给国家体委增加10个名额，包括一些著名运动员。徐寅生要出席。” 　　刘振杰将周总理批示电话通知庄则栋。庄则栋说：“游泳队一个，体操队一个，田径队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一个，你看够不够。”刘振杰说：“你是主任，增加谁由你定，徐寅生要去。” 　　原计划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是800人，现在已经安排了1500人。贺帅的老部下，凡有要求参加者，查明身份后尽量满足。薛明推荐来的生前好友，也保证他们参加。在追悼会现场室内站不下可站到室外。京外的人员不安排来京，但是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特别被请来参加。 　　当时军内的老将军大多数受审查刚刚被解放，有的则刚从监狱出来，有这样一个机会见面，实在太难得了。大将谭政，刚从监狱出来，中央组织部把他从山西接回北京，我们派人找到他，看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参加了。他说：“这样的事我盼了多年了，只要我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去参加贺帅的追悼会，乘机看一看多年未见到的老同志。”后来，我在礼堂里找到他时，见他正与总政一位首长站在一起。我真的不敢认，他就是当年经常见面的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只见他衣服破旧，弯着腰，穿一双布鞋，气喘吁吁。工作人员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不坐。 　　“通知”到礼堂里的人，安排有休息室，他们都来得很早。老将军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呀!”大家互相道贺、泪流满面。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将军们的第一次大集会。 　　6月9日的贺帅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个不叫追悼会的高规格的追悼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委给予了大力支持。骨灰安放仪式的程序为：一、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开始；二、默哀(放哀乐)；三、请周总理讲话；四、王洪文为骨灰盒覆盖党旗；五、向遗像三鞠躬；六、骨灰安放仪式结束。从参加人员来看，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也堪称国家级丧事。周总理、小平同志、先念同志、纪登奎同志、徐帅、聂帅、叶帅、王震，在京的大将、上将、中将全部参加，军委在京的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同志和机关群众代表1500多人参加。毛主席、党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军委、军队各大单位都送了花圈。花圈从室内排到室外。这是军界向“四人帮”的一次大示威、大声讨，是对贺老总的隆重悼念。会后，江青污蔑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张春桥说在6月9日贺的祭日安放骨灰是迷信。而受贺案株连的众多人家，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