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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向应对我的教诲

马丹

我第一次见到关向应同志是1937年冬天。那时我在山西第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总会)所属妇女团工作。太原失守之前，我们随总会撤退到晋西北离石、临县一带。团部设在临县城内一个老财家的东厢房。一天总会武装部程子华部长带来一位身材瘦小留有小胡子的军人，看上去大约三十五六岁，一双眼睛炯炯发光。程部长介绍说：“这就是120师的关政委。”后来我们都叫他关委员。关委员文雅和蔼，很少说话，总是看着我们微笑。程部长告诉我们团长，今后的工作要向关委员请示报告。关委员虽不喜欢多讲话，但一讲起来就很幽默和实际，常常使我们发笑而他不笑，大家都喜欢他的到来。 　　1938年春天，我调到岚县动委会组织部任副部长。此地是120师师部和总会的驻地，但不久总会即迁到岢岚。我第一次去请示关委员的时候，他和贺龙师长住在一个房里，同睡在一个大炕上。当时师部住在岚县城内一个小教堂里，他们见到我来，都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还叫警卫员(当时叫特务员)倒水给我喝。我向他们说明我的来意后，师长就问我：“你是四川人吗?你家住在那里?”当他知道我是四川人后，就热情地用四川话和我讲他在四川的活动情况，说他对川南一带很熟悉，还说他认得我的姨父(国民党的元老和将军)。关委员则细心地问我们县动委会工作情况。后来他又向我介绍了岚县的社会情况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说：“晋西北的上层政权仍在阎锡山手里，他十分害怕我们发动的农民减租减息运动，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如果农民发动不起来，抗战就得不到胜利。同时还要注意维护统一战线，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来参加抗战。”他使我第一次知道抗战和减租减息、农民、统一战线的关系。临走时，向应同志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这两本书都签有他的笔名“始炎”。我十分喜爱这两本书。 　　岚县动委会和师部同在一条街上，每天吃过晚饭后，贺、关首长(他们二人常形影不离)喜欢到各单位走走或到城外看战士们打篮球。那时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开始建立，各方面都很困难。同志们病了，只能吃草药、喝红糖姜汤水或拔火罐来治疗。贺、关首长对地方干部很关心，常要我们到师卫生部去看病。群众得了难治之症，多由卫生部治好了。因此，群众总是挺起胸伸出两个指头说：“八路军好!”     　　就在这年夏天，我突发高烧数日不退，同志们怀疑我是伤寒。昏迷中得知贺、关首长来看过我，还为我请了师卫生部有名的老中医来诊治，使我病体渐渐地好转。我真没想到当时指挥晋西北抗战的最高统帅，会在百忙中来关怀我这个女兵，使我更加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那时我才刚刚入党半年多一点。 　　1938年10月10日，我和向应同志在延安结婚了，仪式非常简单，只在城里一间小馆子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都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首长和军队干部都没有参加。因为那个时候，党中央正忙着在桥儿沟党校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所长为我们腾出一间小房子做了我们的新房，被子还是我从前方带来的，招待所只为我们加了一床白粗布的新棉被。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党校开会去了。不久，我进党校学习，和他在这里共同住了几天。会开完后，他又急着回抗战前线的晋西北。临行前，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从感情上讲，我这次很想带你回前方的，但为了你的前途，你需要好好学习。你是党的干部，我不能只把你看成是我的妻子，我们只好暂时别离了，你同意吗?”停了一会，他象是想起什么，接着又说：“此次回去可能还要去比晋西北更远更艰苦的地方。我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你不用担心，你在后方要多自尊重，不要给我任何刺激。”我当时确有些想跟他一同回去，听了他这番话后，我只好忍泪和他告别了。送别路上，他还再三嘱咐我：“有了困难可以找某某同志，他是我的老朋友。”我遵照他的意见，在延安度过了一年半的学习生活。 　　1939年，他随贺龙师长转战于冀中和晋察冀边区，我则由中央党校进入马列学院。这个时期他平均每月都有信给我，鼓励我要安心学习，团结同志，不要有任何特殊思想。他每封信写的不长，但字写的大而工整，言语简洁而无废话。他信中的深情厚意，我那时还体会不深，总嫌他写的太少，太原则了。 　　1940年春，120师由冀中回驻晋西北。5月初，我在马列学院结业后，经绥德驻军359旅旅长王震同志的帮助，我又回到了晋西北，在兴县城外李家湾师部见到了向应同志。他非常高兴，把我留在师部住了两个星期。贺龙师长和周士弟参谋长住在上房，我和他住在东厢房。他房里除了一铺炕，一张台椅和一个洗脸盒架外，再无其它物品了。他每天十分忙碌，只有吃饭和睡觉时才能见到他，我们交谈，也只能在夜里。白天，常常是我一个人在房里看书或到秘书处李少言和陈梦还同志那里坐坐，当时他们都是司令部的秘书。李少言同志爱好木刻，他总是一边木刻一边和我说话，或将他的作品给我看。他是一个很刻苦、善钻研的好同志，现已成了有名的版画家。一次约在深夜11点多钟，向应回来了。在静默中他突然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这些天来我考虑了我们两人不少问题，我们不但在年龄上相差十七八岁，我们的经历和锻炼也差了几个阶段，有的同志担心你不能理解我，你说对吗?”我干脆地回答：“如果我不理解你，又怎么会同意和你结婚呢?”他微笑着说：“你要能理解我，就要从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做起。我们的爱情基础只能建筑在共同的理想和革命事业上，现在需要你在这方面提高，不是要我退回去过年青时候的恋爱生活来迁就你，那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我似懂非懂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工作认真细致，生活艰苦朴素。每天早晨和上午多和师长、参谋长在上房厅里共同看电报或办公，下午他们则分别外出了。晚上10点以后回房来还要看电报和文件。看的时候总要用红铅笔划线或加批，第二天很早又起来了，我总是看不见他睡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必须醒来，醒来后就要思考白天的工作和问题，已形成了习惯。他用的被子，还是土地革命时期在苏区分得的一条黑斜纹布套着的旧丝棉被，已经板结了。他没有枕头，只有一个用灰布包着换洗衣服的包袱当做代用品。虽然那是战争环境，晋西北处在日寇三面包围之中，有的人也能从敌战区太原等城市购得好的被褥，或从战利品中取得这些东西，但他从不考虑这些。他穿的衬衣、衬裤，都是灰色或草绿色的士兵服。我问他：“为什么不领几件白细布的衬衣穿?”他却说：“那种衣服小鬼洗起来多难洗呀!”他就是这样处处关心和体贴勤务员和警卫员。我一到师部，他就嘱咐我：“你住在这里要尊重他们，你要知道他们内心是不喜欢侍候首长老婆的。早晚洗脸水要自己动手到厨房去取，不要等着他们给你送来，不要使唤他们，有的人不注意这些，就遭人家背后议论，我们要注意影响。”有时早晨，我若是睡着起不来时，他总是催我起来去厨房打水。他的身体很瘦弱，但是他从不关心自己，从未主动去卫生部看病。一次我劝他去检查一下是否有肺病，他反而很有信心地说：“我不会有肺病的，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就怀疑我有肺病，被我批评了。”其实那个医生的怀疑是对的，如果那时就发现他有肺病，注意休息治疗，他不会那样早就离开人世的。 　　在谈到我今后的工作时，他总是要考虑我的独立性。他说：“师长和林枫同志都要把你留在师部工作，我考虑你性格坚强，有独立工作能力，我愿意让你独立发展，不要因迁就我而妨碍了你的发展。我已经要求党委将你仍分配回地方工作。”于是我于1940年5月底被分配到兴县妇女救国会工作。临离开师部的前几天，他嘱咐我：“师长和我是很亲密的战友，他一贯很关心我，听说你要回地方工作，怕你来回路远，想给你一匹马，如果他真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最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你不要有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此后，无论我的工作单位离他有多远，无论在白天或黄昏，我都是用两条腿带着一根打狼棍走回师部去看他；他也从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来看过我。我们这种朴实的与普通人一样的夫妻关系，在当时120师和地方干部中都留下了好影响。 　　在一次敌人的残酷扫荡后，我从黄河西岸回来见到他时。他说：“我很担心你们过黄河时会出危险，因为听说最近水流很急。”他说完这些话好象才放下沉重的心。接着他又说：“我们这次才危险哩，师部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差点冲不出来，我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最后，由于师长亲自指挥带领突围，今天才能见到你哩!”虽然当时战争频繁紧张，他还是抓紧时间读书，除了抽空看马列书外，最喜读文学书籍。他的桌子上总是摆着两部书：一部是《鲁迅选集》；一部是瞿秋白译的精装《海上述林》。此外还收藏着《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春秋列国传》等书。他很崇敬鲁迅，说鲁迅全身的骨头都是硬的，说鲁迅的杂文写得深刻、尖锐和幽默。他很欣赏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名句。常把它写成小条幅放在桌边。由于他一贯勤奋自学，所以在文学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上海监狱时，狱里发给的手纸都是线装的唐诗或古籍书，他总是把纸上的诗文熟读后再使用。因此，他能背诵很多唐诗和讲解历史故事。他曾说过：“文学，艺术和政治相结合，是伟大的力量。”还把这话写在他赠给我的一个厚厚的日记本上。 　　1941年春天，他真的病了，党组织强迫他在黄河西神府县彩林村后勤部休养。那时我已调到晋绥党校工作。我要求陪他养病，他怕肺病传染给我，坚决要我每星期日去看望他一次就可以了。他虽在病中，仍不停地阅电报，看文件，对前方战况非常关心，常常给在前方的贺龙师长写信，提出建议让师长参考。师部有人来时，他总要问师长身体怎么样?外出是谁跟着去的?带了那些警卫员?用的是那匹马?……样样都要问到。他休养的地方是在彩林的一个小山坡上，国民党时代留下的旧碉堡改成的一间小屋。每天除了警卫员、勤务员外，很少有人能去到那里。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说，寂寞时就躺在床上细细观察破旧的墙壁，竟把墙上的点线和疤痕组成一幅一幅的画面。他常指给我看，还解释说：“这里是苏武牧羊，那里是赵子龙战长坂坡呀!”当我认真去看去想象时，也确实有点象哩!他善于冷静思考和深思熟虑，从不见他大声大气地、粗暴地发脾气或正面批评人，总是耐心地诱导别人，因此他很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当他发现我存在小资产阶级清高自负的思想时，不是直接批评我，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你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评上‘三八’先进妇女呢?”我没有想到他会知道这件事，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一个革命者不能脱离党，脱离群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只读了几年书，就跑出来做事，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气。如果不是得到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及培养，我是什么事业也做不出来的，更活不到今天。”这些发人深省的话，实际上是在教育我。由于我当时年青幼稚，并不十分理解，但是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能忘怀。他是教育我、鼓励我不断前进的导师，他高大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供稿)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