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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狱中党支部

郭洪涛著

1931年春，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派省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高举(高克亭)与第一监狱政治犯联系。高举同志接受任务后，以我“表弟”的身份由郝辅汉(与我同时被捕放出的同情者)领到狱中探视，与我接上了关系。我将狱中党员情况向高举作了介绍，并提出要在狱中建立党支部，以便领导对敌斗争。不久，高举以姓魏的看守(同情政治犯)朋友的身份，到狱中与我联系，转交了刘天章同志的一封密信。信的大意是：山西特委对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同志表示慰问；并希望我们利用监狱这个特殊课堂，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政治觉悟；锻炼好身体；要善于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高举同志传达刘天章同志的指示：狱中成立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赵秉彝、侯丰利、杨高梧等为委员。并且指示狱中党支部的具体任务是，团结政治犯，有条件时可以开展一些斗争，争取改善待遇。狱中党支部只准和高举同志发生关系，决不允许第三人知道，绝对不能暴露狱中的党组织。高举同志传达了这些指示后，狱中党支部就正式建立了。在建立党支部时，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只吸收经受住考验、政治上可靠的党员到党支部来；对一般的同志不轻易发生组织关系；对那些动摇分子采取教育帮助的方法；对写反动文章或言论反动的人，则提高警惕，甚至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狱中党支部成立后，我作为支部书记，一直与高举同志直接单线联系。后来，高举同志曾几次到狱中了解情况，有一次还送去了第三国际批判立三路线的远东来信，供狱中党员阅读。1931年6月，高举调北平工作后，山西特委派马子敬同志与我直接联系。 　　1931年秋，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宣传委员李来宾被敌探发觉，跟踪抓获。李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高举同狱中党组织发生关系，胡说狱中党组织负责人是郭挺一、赵秉彝、张勋，高举对此最清楚。1931年8月，高举重返太原被捕，高举同志虽遭敌人严刑拷打，逼他说出狱中党组织，但他坚不吐实。敌人叫来李来宾与高举同志当面对质，高举坚决否认；敌人又提审郭挺一、赵秉彝、张勋，并与高举同志对证，三人均称与高互不相识。敌人无奈，最后判了高举同志的无期徒刑。由于高举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狱中党支部得以保存下来。高举入狱后被囚禁在“恭”字监，第二天，乘放风的机会，我偷偷到他囚室的铁窗下与他打招呼，悄悄告诉他，狱中党支部已讨论决定恢复其党组织关系，参加狱中党支部的活动。 　　李兴堂(即黎玉)等同志被捕后，关在监狱内的未决犯监牢里。侯富山同志(即侯丰利)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坚持立场，坚持斗争，决不能牵连别的同志”。这封信被看守搜出，上交典狱长。因此，伪典狱长把侯送到法院，将原判刑七年加刑为无期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侯富山同志经组织营救出狱，先后在天津、广州工作，现已去世。 　　狱中党支部一直坚持斗争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去伪反省院后，相继由赵秉彝、侯丰利、高举任党支部书记。 　　1931年冬，山西特委遭到破坏，刘天章等同志被捕，狱中党支部与山西特委的联系中断，但仍坚持斗争。直到王文良(狱中党支部发展的党员)出狱后，又恢复了与山西特委的联系。 　　狱中党支部成立后，在山西特委的领导下，我们在狱中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