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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孤立顽固派，打击投降派

郭洪涛著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一到山东就在泰安南上庄召开的省委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牢固掌握我党的领导权，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建议。会议决定要主动地积极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经过分析，省委确定争取张里元，打击投降派秦启荣，孤立顽固分子沈鸿烈的方针。张里元当时担任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原与我党我军就有联系，为争取他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7月，我和张里元面谈了几次，商定将我党于鲁南创建的抗日义勇队，在不改编建制、不变更人事、仍归我军指挥的原则下，改用张部番号，成为他的直辖第四团，由其供应给养。还派刘其仁等几位共产党员到张部去做政治工作。我们曾要求他委派我方人员担任沂水、蒙阴县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他老奸巨猾，始终没有答应。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未能搞成。我离开山东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张里元逐步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继续争取石友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党就派张友渔等一批同志去做石友三的统战工作。1938年4月，石部进驻沂蒙、泰山地区。6月，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来电指出：“石友三部队中有我党的组织，并有许多民先队员，望你们去联系。”7月，又发来《关于对石友三要继续采取争取态度的指示》。9月，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同志再次电示我：“要根据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石友三商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纲领，逐渐恢复鲁中南的秩序。”遵照中央的指示，省委负责人多次与石友三交谈关于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和反“磨擦”问题。同时通过当时分别担任石友三69军(后扩编为第十军团)政治部正副部长的张友渔、匡亚明两同志去影响石友三。由于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如秦启荣等地方武装制造事端与我军搞“磨擦”，省委通过张友渔同志建议石友三于1938年7月下旬在新泰、龙廷召开了山东军政人员会议。龙廷会议之前，石友三司令部驻莱芜，张友渔同志来信谈到石友三提出，有些问题要求和我商谈。我与郭子化同志即前去，由张友渔同志陪同会见了石友三。大家交换了对山东抗日局势的看法，一致认为要召开一次会议(即龙廷会议)以协调各部分部队之间的关系，共同抗日。至于会议内容，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向石友三提出：为了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由石友三负责协调山东境内各个抗日部队的活动和建立山东共同抗日根据地；应成立联合政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划分各方面的管辖区域；成立联合司令部，负责协调山东境内各个抗日部队的活动。同时，石友三还让我给他谈了谈辩证法的道理，据此，张友渔，袁也烈两同志制定了“龙廷会议”的议程。与会的有我方代表林浩、廖容标、郭子化、孙陶林四位同志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龙廷会议讨论中间，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上述意见未能实现。会议达成口头协议：各部队必须团结抗战，不得互相磨擦，不得互相瓦解部队，不得向友军防地扩张地盘等；并成立了联合参谋部。会议期间，我方代表还与石友三达成协议：由我方供给石部粮食，石部支持我四支队在鲁中活动。从而争取团结了石友三，挫败了顽固分子沈鸿烈、投降派秦启荣把我军赶出沂蒙山区中心地带的企图。省委还决定刘居英同志到国民党第十军团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担任教导大队副队长，主持教导大队的工作；并担任新建立的中共新六师委员会书记。我与高树勋将军谈过统一战线问题，得到了他的赞同。经过多方努力，石友三部队与我军配合作战，打击了敌伪，有利于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在此期间，我们曾向石友三建议，委派我方人员担任沂水、蒙阴等县的县长，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他只派了共产党员张克威担任新泰县县长，他离开山东时也将张克威同志带走了。后来，石友三率部到河北省，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勾结，积极反共，与我军搞磨擦，张友渔等一批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石部。最后，石友三投靠日寇，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被部下处死。 　　坚决抵制沈鸿烈的限共、反共行为。1939年2月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召开全省军政会议，推行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派张经武、林浩、郭子化三位同志为代表出席会议。沈鸿烈在会上提出四条反动措施：一是“统一划分防区”，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以限制和借日伪力量来消灭我抗日部队。二是“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我地方武装和限制我党扩充军队。三是“统一行政，军不干政”，企图阻止我党我军进行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民主政权。四是“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张经武等代表在会上严厉驳斥了沈鸿烈的反共主张。此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扫列(列宁主义)大队”；在鲁东南各县、区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顽固推行其反共措施。山东分局遵照中央关于“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的指示精神，于2月下旬作出了《对苏鲁工作的决定》，对沈鸿烈反共、限共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一方面以多种方式促沈进步；一方面坚定党的立场，拒绝接受其无理限制，既得政权决不放弃；我军防区要有扩展，行政人员不能让其随便调换；在我军防区内均按原决定尽力组建民主政权；我军的粮款可以自筹。各级党政军部门根据中央及山东分局的指示，对沈鸿烈的反共、限共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争取东北军中立，发展常恩多入党。1939午4月，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51军、57军进入鲁中、鲁南。5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山东分局为争取东北军中立，以便更好地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对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经过张经武、黎玉同志对于学忠做工作，争取到于学忠不介入我军对沈鸿烈和秦启荣的斗争。当时，在东北军中有我党的组织，除着重对基层军官和士兵进行工作外，还做上层人物的工作。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进驻山东后同我方人员来往，互通情报。通过接触，彼此有所了解，他要求我党派负责干部去，有事面谈，57军党组织派赵志刚同志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前去与常面谈。常恩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强烈不满，认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已四分五裂，完成抗日重任只有依靠共产党。因此，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分局讨论决定，吸收常恩多为特别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与分局单线联系。后来，常恩多同志率3000多人的部 　　队起义，加入了八路军。 　　召开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1939年3月，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召开了统战工作会议。我和郭子化同志在会上分别作了报告，总结了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并作出了具体部署，促进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抗日战争以来，山东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大量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的工作。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作家、艺术家先后来到鲁中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例如：教育界进步人士赵笃生(中学校长)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我到省委工作后留他在省委做统战工作。长山中学校长、进步人士马耀南，参加了黑铁山起义，后任八路军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经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教育界进步人士李人风等参加组建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该团后加入了第三支队。原在鲁南从事抗日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在1939年6、7月间反大扫荡胜利后，来到鲁中根据地，继续做了大量抗日工作，他们是：范明枢、李澄之、刘民生、梁竹航、姚尔觉、耿光波、田佩之、杨希文等。还有作家白刃，木刻家王绍洛，有名中医陈毓山，以及曾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官员的爱国人士，如孙玺风(威海专员)、韩文一(文登县长)、牟宜之(乐陵县长)、张伯秋(旧省政府官员)、周耀南(东海县国民党党部成员)和来鲁中参加抗日的辛葭舟(山东“平市官钱局”局长)一家六口等。同时，还争取团结了部分开明士绅如万春圃、宋鲁泉、刘佛缘等合作抗日。会后，各地党组织根据本地区情况，贯彻会议精神，加强了统战工作。 　　打击国民党投降派。1938年6月下旬，我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受到驻滕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七游击纵队司令申从周部及一些反动地方武装共3000多人的围攻，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组织部队将申部击溃，在战斗中第一总队政委何一萍同志壮烈牺牲。其后申部准备反扑，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要求省委支援。我与林浩同志商定，由我和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参谋长王彬带领四支队第二团、第三团的三个连从费蒙边界出发南下滕县一带，支援苏鲁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道路。我们与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合后，确定了战斗部署。首先攻打滕峄边界的东江土顽刘广田，由于敌方凭借高大寨墙死守，我们部队又缺乏攻坚战的武器和经验，未能打开。接着两个团攻打冯卯申宪武(即申从周)部，经过四昼夜围攻，被我击溃逃窜，我军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 　　这个地区除开明地主李有肃统治的长城地区对我军友好外，靠长城附近的东江以东的峄县，北边靠近费县的白彦地区是地主武装孙鹤龄部，滕县冯卯西北及邹县地区都是申宪武、秦启荣的势力范围，而且形势于我不利，处境困难。我军在这个狭窄地区发展是困难的。省委及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创建沂蒙根据地。因此，决定省委及四支队离开这个地区，返回沂蒙山区。拟途经邹县、泗水。我军夜行军路过八里沟，走到费县白彦境内时天还未亮，遭到反动地主孙鹤龄部伏击。当时，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在攻打冯卯时负伤；我军即在钱钧同志统一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经过激战，击退了孙鹤龄部。这时天已经亮了，部队继续向北行军，走到费、滕、邹边界的一个山上，准备与接应我们的四支队一团汇合(以后得知四支队一团在泗水被阻击，未能到邹县与我部汇合)。四支队参谋长王彬发现邹县秦启荣部已在山下布置堵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部队不宜连续作战，决定返回长城。后由郭子化同志派人找张里元联系，我军经过费县返回沂水。在途经费县时，召开了鲁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我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及苏鲁豫皖边区当前任务》的报告。另外，省委决定义勇军一总队也须由抱犊崮的西部转到东部的临、郯、费、峄边地区活动。这个地区我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对我发展有利。同时还决定义勇军一总队改用张里元部番号。如上所述，这个战略上转移是正确的。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消灭了白彦的孙鹤龄地主武装和峄县、邹县的一些反动地方武装后才开展了这个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9年3月下旬，罗荣桓同志来山东分局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批判和清算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路线，促进了山东分局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期间，向我提出：115师刚刚到山东，筹集给养十分困难，希望山东分局帮助。我和张经武、黎玉两同志商量后，决定将山东分局从胶东筹到的35万元中，拨给20万元，以表示对115师到山东抗日的欢迎和支援，罗荣桓同志十分满意，并表示感谢。 　　正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制造了“太河惨案”，指使其所辖王尚志部，在博山太河镇伏击我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在受训干部62人和210人的护送部队中，除护送部队营长吕乙亭等两位同志当场牺牲、6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被囚禁。我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邓甫晨等同志先后被杀害。惨案发生后，罗荣桓同志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负责同志立即研究分析情况，决定坚决反击反动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召开了山东各界群众大会，悼念太河惨案中死难的烈士。并通电全国愤怒声讨秦启荣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祸首秦启荣，以平民愤。“太河惨案”是国民党反动派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暴露了我们对反动分子让步过多，打击不力的问题。在“太河惨案”发生后不久，党中央给山东分局发来了关于消灭汉奸秦启荣等问题的电示，指出：“山东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攻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况不加改变，山东创建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到挫折的。”为了严惩制造太河惨案的投降派，罗荣桓同志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一、三、四支队主力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在讨论作战部署时，有些同志提出，如果沈鸿烈掌握的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和于学忠部出兵援秦，将会使局势复杂。罗荣桓同志当即表示，为配合反击作战，在鲁西的115师可向津浦路靠拢待命，如果沈、于出兵，115师就开过来参战。4月上旬，罗荣桓、张经武、黎玉三位同志和我都亲临前线，率部队向秦启荣部发动了攻击。经过激战，夺回了淄河流域这块山区要地，解救了全部被俘同志。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秦启荣部逃窜去了安邱县。 　　1939年8月9日，秦启荣率所部九支队袭击我驻莱芜以北雪野村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后方机关，我干部、战士死伤20余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由张经武同志指挥山纵一、三、四支队对秦启荣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再次给予国民党投降派沉重打击，迫使秦启荣率部逃窜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和胶济路以南地区。 　　为了扩大沂蒙山区根据地，我们除了打击秦启荣以外，还采取了孤立沈鸿烈的方针。当时，沈鸿烈的省政府驻在沂水北面的东里店，其所属的一个旅吴化文部驻在鲁村。为使沈部不敢轻举妄动，张经武、黎玉两同志和我商定，把已调来鲁中的七、八支队从胶东移驻沂蒙，增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沈部的北面南麻、悦庄有我七、八支队驻防，南面的沂水县城也是我部驻防，沂水的夏蔚、王庄和蒙阴的坦埠，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占据，这样布局就对东里店和鲁村形成了包围形势。并对沈鸿烈提出的废除防区，企图逼我军全部集中邹县、滕县、泗水汉奸地区，取消地方武装，不准筹给养，禁止我军进行民运与干政，限制扩军等无理要求，予以坚决拒绝。我军各部队仍驻原来地区，供给自筹，从而使我山纵二、三、四、七、八支队坚持在沂蒙山区各地活动。以后115师也到达鲁南，增强了我军对沂蒙广大地区的控制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沈鸿烈的反共气焰，促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除沂蒙山区外，我党我军在其他各个地区，对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孤立顽固派，打击投降派，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