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郭洪涛 > 全文图书 >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铁路工作的片断回忆*

郭洪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铁路回到人民的怀抱。解放战争中，东北铁路为支援前线，夺取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东北铁路除圆满完成各项军事运输任务外，还锻炼造就一批铁路管理人才，为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全国铁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45年底至1949年初，我在东北铁路工作，那段岁月至今难忘，现将片断回忆献给读者。 　　到东北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城立刻沸腾起来，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分享了胜利的喜悦。此刻，许多同志意识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新的斗争在召唤，大家纷纷要求到新区去。阎红彦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少奇同志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到晋东南129师工作，还动员我离开陕甘宁边区。我即向组织部长彭真提出这一请求。正值中央陆续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很快我也接到去东北工作的通知。 　　从延安去东北的干部已经走了两批。我是单独去的，要偕同爱人史秀芸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长途跋涉，一路的麻烦是不会少的。我们仓促地整装，备马。9月下旬，我们全家同公务员李志远、郭高奎等一起踏上行程。经过延河，我抬头眺望宝塔山，和培养锻炼了我的延安告别，不由得心潮澎湃。延安，使我懂得革命斗争的艰难复杂，无论到哪里，我将永远铭记你的养育之恩，百折不挠地为革命奋斗到底。 　　往北经过故乡米脂，我们在老家稍作逗留告别乡亲后，东渡黄河插到兴县。在那里换上棉衣，和其他同去东北的干部一起由我军护送通过还在日军控制下的同蒲路。这时，大孩子生病，高烧不退。路上无法求医，只能雇辆马车，让孩子躺下，我们随车踽踽而行。到浑源县城后。遇到原北方局秘书长赵品山，他单独探家赴东北，正好我们作伴。经丰镇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廷杰同志给我们一些路费。罗瑞卿同志又派汽车从官厅送我们到延庆。那里群众生活非常艰苦，以土豆和酸菜当饭。八年抗战，我们的人民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我们想尽快赶赴东北，于是经古北口赶到承德，在那儿等候开往阜新的火车。这时遇到杨国夫同志率山东一个纵队出关去东北，他给我派了警卫员张吉如同志。火车要等坐满一列车去东北的干部才能开。好不容易上了火车，虽然是棚车，席地而坐，但比一路骑马步行不知强多少倍。火车时走时停，整整一夜才到达终点——阜新。 　　第二天，我和何德全同志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见到林彪，他指着墙上的地图简略地介绍当时的军事形势说：“国民党已派三个军出关，还增调美式装备的新一、新六军企图抢占东北这块战略要地。根据我们的兵力，沈阳看来是保不住的。长春、吉林是苏军占领着，梅河口是吉林、抚顺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东北局准备迁到那里。”他要我们也去那里。去东北工作的七八百名干部组成干部队，让我担任干部队政委，待到梅河口交东北局分配工作。我们到梅河口已是阴历年底。屈指算来，从延安出发到东北落脚共走了四个多月。 　　草创东满铁路局 　　东北局派组织部长林枫到海龙，分配我们这批干部。组织上让我担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开始我有些犹豫，自己对铁路一窍不通，转而又想，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我决心尽快熟悉铁路业务。 　　除了东满铁路局，当时还成立了北安铁路管理局(局长陈大凡)、西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马钧)，管理从伪满手中接收的东北铁路。那时的铁路是个烂摊子，破败不堪，运输濒临瘫痪。许多线路被拆毁，涵洞被毁坏，通信、给水、站台、机车、车辆等设备也都有严重损坏，恢复铁路运输难度相当大。 　　1945年底，东满铁路管理局在梅河口成立，副局长是孙鲁光。不久，何长工带领“抗大”学员到来，听说学员中有搞过铁路的，我们要了几个，陆续配齐了十几个人。其中有运输处长耿异豸(现名耿一凡)，工务处长李泮铭，工电处长武可久，副处长于磊，经理处长赵品山，副处长石林，电务处长赖萍，秘书长刘英才，秘书科长王维恭，党委组织部长宁友玉，科长范辉，工会主任孙光，护路司令万毅，我兼任政委，副司令何德全，护路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群。 　　东满铁路管理局的管辖范围包括吉林、图们、牡丹江、四平、长春、沈阳和鸭绿江边的通化、辑安、临江。路局机关设在梅河口车站的七八间平房里。白天当办公室，晚上做宿舍。国民党军队进攻沈阳，东北局和总后勤部撤到梅河口。总后勤部长叶季壮、副部长贺诚、政委杨玉诚都住到铁路局，同我们合署办公。因为铁路全部是军运，经商定，东满铁路局划归总后勤部领导。 　　为加强管理，东满铁路局还向通化、敦化、图们派出办事机构，分别由李泮铭、蔡明远、康礼(现名金玉成)主持各办事处的工作。 　　东满铁路局从成立到1946年4月北撤，时间不长，工作非常紧张。既要支援梅河口以西、四平等地前线战斗，运送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又要把沈阳、四平一带几个日本军火、军械仓库的武器弹药往后方紧急疏运。而当时路局运输瘫痪，恢复运输困难很大。一是线路、设备破坏严重，机车没有一台完好的，燃料、配件、器材奇缺；二是铁路员工素质差。接管铁路后，日籍人员撤出梅河口一带，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又多数是外行。三是群众基础差。东北人民长期受日伪的欺骗宣传，对我们的党很不了解。同时又没有牢固的地方政权，工作很不容易开展。面对重重困难，我们下定决心，既然接管了铁路，就一定要管好用好。 　　恢复运输的当务之急是机车。原有的好机车都让苏联红军以“战利品”的名义开走了，剩下的全是“死机车”。我们发动机务段的工人群众想办法，提建议，千方百计搞“死机车”复活。梅河口机务段老工人陈志久技术很高明，他奋勇当先，东拼西凑零配件，修好了一台。这是东满铁路局组建后的第一台机车，大家非常高兴，以后又陆续修好了几台。我们还先后派张铁铮(现水电部顾问)、于磊两同志同旧吉林局联系，有位姓袁的局长愿同我们合作，并送给我们几台机车，这样才有八九台机车。 　　当时由赖萍同志负责器材和燃料的供给，而伪满的器材库和煤矿都被苏军接收。由于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条约，同我方不往来，严守中立，我们就同苏联方面讲道理：“共产党之间应当互相支援。”苏方人员点头赞同，但又示意上面定的，他们没办法。煤供应不上，我们的机车只好烧一根根劈柴和大袋大袋的黄豆。这种情况逼得我们采取了非常办法。我们摸清苏方人员的规律，趁他们不在的时候，闯进抚顺煤矿，把矿里的日本籍管理人员捆绑住，搞回7列车煤。器材同样是花钱买不来的，我们就来个“走后门”，给器材库站岗的苏军战士送些烟酒，他们索性让我们进仓库，挑急需的器材、备件运回来。 　　我们针对铁路员工素质差的情况，首先抓领导干部的业务学习，组织能者为师，边学边用，学用结合，主要让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向工人和留用人员学习。有的不愿意教，我们的干部通过聊天的办法来学习。尽管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干部能力提高还是比较快的。另外，我们还充分发挥旧职员管理技术方面的业务专长，本着团结原则和用其所长，教育改造的方针，多数人工作很认真负责，如原伪梅河口铁路监理所主任韩凤超在运输最紧张繁忙时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现场指挥。我们通过韩做工作团结了一批旧职员。 　　由于铁路接管的时间很短，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骨干队伍，反动分子又利用我军撤出沈阳蛊惑人心，群众对我们有疑虑，抱观望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抓紧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挨门串户访贫问苦，帮助工人群众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树立主人翁思想，加上干部的苦干精神和朴实作风，很快就赢得群众的支持。同时，严厉打击个别反动分子以争取多数群众。如有个叫王小个子的段长，是维持会长，此人很反动，我们组织群众大会斗争他，揭露他反动面目，擦亮多数群众的眼睛。经过细致的工作，逐步形成一支骨干队伍。如前面提到的机修工人陈志久，还有司机徐振海，哪里危险，哪里需要他就挺身而出，把火车开到哪里。徐是我们在梅河口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工务段的老师傅王焕有，不顾敌机狂轰滥炸，带领工务队抢修线路。可以说，在东满铁路局恢复运输和军运中，工人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间，苏军撤出长春、吉林后，民主联军从伪满“铁石部队”手中解放长春、吉林。东满铁路局受命接管两地的铁路，路局机关一分为三：我带领机关部分人员随总后勤部进驻长春；孙鲁光带领部分人员接管吉林铁路；耿异豸主持梅河口留守处搞军运。 　　短暂的长春铁路工作 　　到长春后，我们住在中长铁路理事会，管理东满铁路。同来人员有运输处长甄陶，财务处副处长朱成烈，秘书处副处长王维恭，长春分局副局长张铁铮，长春站长韩力平，护路大队长唐恒等。 　　那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很紧，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向我东北解放区实行战略进攻，主攻四平，再夺长春。铁路的任务是：支援四平战争，阻止敌人前进；向后方紧急疏运重要的工厂设备和仓库物资；保证长春市民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做好随时撤离长春的准备。 　　梅河口在支援四平战斗期间运输相当紧张。除运输支援四平战斗军需物资外，还要疏运大批日军仓库的军械弹药。据当时的军事代表周恒同志回忆，那一阵共发出二千至三千节车皮，有200多列车，平均每天要发出十几列车。不久，敌人飞机轰炸梅河口车站，满载弹药的车厢接连爆炸，延续17天，炸毁300多节车厢，房屋夷为平地，全站只剩下孤零零的水塔。我军撤出四平后，5月28日留守处人员也撤出梅河口，到了吉林。 　　在长春的工作要比梅河口困难得多。这里国民党的影响还很强，反动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暂时的战场优势，造谣惑众，制造混乱搞破坏。如长春附近一个小站堆放准备运出的很多弹药和停靠的一列军火被炸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离城出走，铁路几乎无人上班。任务又很急，我们不得不采取上班“发一元钱、管一顿饭”的办法。但还有司机把车开到半路，人就溜走。我们只好每列火车派部队押运，那时军管对维护铁路运输起了不小的作用。还应当提一下在我们人员最缺的时候，经我们和日籍机务段长商定，由他们派四五班机组，驾车到梅河口执行任务。 　　在长春时间不长，但铁路胜利完成了军需和民用物资的运输任务。 　　为准备撤离长春，我们留了个心眼，把哈尔滨、吉林和西满来的机车扣下19台，其中有装甲车一辆。5月19日，四平附近车站的军代表报告，四平方向炮声停止，经侦察我军撤出四平。东北局立即决定铁路的同志，连夜随同东北局、总后勤部北撤到哈尔滨。东满分局撤到吉林，西满干部和物资撤回西满。当时有些单位和人员涌到车站，争要机车、车皮。我在现场指挥整整忙了一个夜晚，发出18趟列车。凌晨6时，我留下张铁铮等同志接应掩护撤退的部队乘轨道车撤出，我才登上装甲车离开。 　　原派驻梅河口、吉林的东满铁路局干部也相继撤到图们。 　　成立东北铁路总局 　　5月20日，我们到哈尔滨。原北安铁路管理局从北安迁到哈尔滨，人也不多，加上我们东满铁路管理局合起来叫北满铁路管理局，机关设在中长铁路某办公楼内。那时国民党军队已占领四平、长春、吉林等地，进逼松花江，同我们隔江对峙。 　　我们铁路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破坏松花江南面的铁道线路和桥梁，包括双城、长春间的松花江大桥。二是继续往佳木斯方向疏运物资，把中国医科大学、长春电影制片厂等重要单位迁到鹤岗。不久，我军在吉林市以东的新站消灭敌人一个团，国民党部队被迫停止北进，形势就稳定了。 　　那时东北解放区铁路通车里程已有4600多公里，占全东北的40％，由各地党组织建立并领导的铁路部门各自管辖。有我们北满铁路管理局下属彭敏领导的绥化分局，唐恒领导的林口铁路办事处，还有马钧、黄铎领导的西满铁路管理局，孙鲁光副局长领导的图们东满铁路局。由于铁路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不利于集中指挥，配合我军作战。因此于1946年7月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统一领导。东北局决定陈云兼任总局长兼政委，李富春、陈正人兼副政委。不久东北局又决定吕正操任总局长，我和陈大凡、马钧等是副总局长，政治部主任李明哲，护路司令苏进，副司令何德全、王光文。总局领导分工由我协助吕正操同志主持全面工作，马钧管运输。这时总局撤销北满铁路管理局，在哈尔滨成立了拉滨铁路局，图们的东满铁路局改为办事处。总局下设：经理部(部长廖诗权)、运输部(部长周侠平、副部长甄陶)、材料部(部长赖萍)、厂务部(部长叶林)、工电部(部长武可久)、总务部(部长钱应麟)。总局成立后，即派苏进代麦总局视察各地铁路，传达东北局归口领导的指示。 　　铁路总局首先抓的工作是整顿运输秩序。那时铁路很乱，多次发生持枪拦车事件，严重影响列车正常运行。路内纪律差，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事故也不少，不扭转这种无政府状态，铁路无法完成军运任务。总局决定由护路部队组建军事法庭，惩处破坏铁路秩序的不法分子。此后路局秩序开始好转。 　　第二件事是健全规章制度。因为时间短来不及制定完整的规章，我们采取拿来主义，组织人员把伪满铁路半文半白的条条，结合我们的情况改写成通俗的条文，虽然粗糙，但是开始有章可循了。 　　新建牡丹江铁路管理局 　　1946年9月，东北铁路总局决定新建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其辖区：一面坡以东至绥芬河，向南至图们，向北至佳木斯。由陈大凡兼局长，我兼政委，副局长孙鲁光、苏梅。机关人员有工电处长于磊、运输处长甄陶、副处长牛渚、材料处长石林、运输处副处长兼机务处长耿异豸、经理处长孟子厚、公安处长姜文阁、总务处长孙佩臣、副处长董歧、工会主席孙光、党委组织部长范辉等。 　　1946年10月，我去牡丹江接任路局工作。记得我是随同陈云同志一起坐火车到牡丹江的。陈云同志后由陈大凡同志护送经图们到通化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委。行程中曾遇到一次意外的险情，列车途中停靠老爷岭山下的斗沟子车站时，突然山上停放的部分车厢脱钩下滑，冲向陈云同志乘坐列车的停车线。眼看要发生恶性重大事故，扳道员临危不惧，冲上前去拼命扳动道岔，把下滑的那组车厢扳到另一条铁道线上，才避免了撞车。事后，陈云同志接见那位扳道员，赞扬铁路工人高度的负责精神，还奖励他几袋面粉。我到牡丹江不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随刘亚楼、朱瑞两同志到绥芬河同苏联谈判贸易。我方用苏方急需的小麦、大豆换取苏方的棉花、布匹和其他急需物资，以保证解放区军民必需品的供应。贸易问题由刘亚楼和朱瑞两同志谈，我同苏方商谈货物交接、车辆过轨等具体办法。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协议。 　　要确保外贸运输，困难很大。牡丹江地区土匪拦劫火车，破坏线路，活动很猖獗，座山雕匪部就在这一带出没。后来佳木斯军区司令员带领部队剿灭了座山雕匪部，消除了当地一大祸根。国民党地下组织也很活跃，苏军撤出后，由维持会掌权，后台就是他们。铁路有国民党外围组织，伺机进行破坏，尤其是电气信号破坏得更为严重，直接影响进出车站的列车。 　　为顺利开展外贸运输，我们着重组织骨干队伍清理内部的敌人，由孙光、范辉等同志深入发动群众，摸底调查。通过思想工作，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发现了一个叫“电友会”的国民党反动团体，有500多人，是国民党的地下外围组织，为首的是电务段段长和电务科科长。以后电务科科长交代较好，我们对其从宽处理，仍留其在原岗位。电务段段长很顽固，因此送交铁路公安处逮捕法办。电友会的一般人员也分化瓦解，这就清除了通信信号等电气设备破坏严重的根子。从此，铁路运输顺利地开展了。 　　还有少数职工作风散漫，纪律松弛，工作马虎，造成事故比较严重。为此，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同志来检查指导工作。我们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正面教育，提高职工的组织性纪律性；另一方面严肃处理玩忽职守的典型事例。有一个绥芬河机务段的司机，不遵守规章制度，造成机车严重损坏，致使列车停到半路上，妨碍其他列车的运行，妨碍了外贸运输。经李立三同志建议，送牡丹江省公安局局长严佑民同志处理，后被宣判枪决，引起很大反响，基本煞住了这股歪风。 　　为了克服机车严重不足的困难，我们组织抢修死机车，分别以中国籍员工、苏联籍员工和日本籍员工组成三个小组，昼夜奋战，开展劳动竞赛。机车缺乏零配件，工人们就用拼装的办法，还派人沿铁路收购散落在群众手中的零部件。东北局还给了一笔资金用于修复因战争毁坏了的机车修理厂。经过大家的努力，陆续修好了“死机车”，至1948年5月，全局已拥有机车230台，基本满足需要。 　　对苏贸易运输到1947年春就完成了，全局职工经过辛勤劳动，运输了一百万吨的出口粮食和相应的进口物资。 　　加强东北铁路总局的领导 　　1947年二三月间，我回总局工作。这时余光生同志任总局第二总局长，黄逸峰同志任副总局长。 　　我军在东北战场转入反攻，准备发动夏季攻势。东北局要求铁路总局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为此陈云同志领导总局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干部政策、集体领导、整顿铁路以及民主改革等问题。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东北铁路建设有重大影响，与会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做出有关决定：一、铁路要进行民主改革，要整顿阶级队伍，巩固基层组织，扭转照搬农村挖浮财，搞清算的作法，不再简单提“工人当家作主”的口号。二、重视使用经过斗争考验也懂业务的干部，对留用职员要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三、强调党委集体领导。此后，总局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吕正操担任总局长，余光生任第二总局长，副总局长有我和黄逸峰、陈大凡，马钧任机务部长，政治部主任仍为李明哲，组织部长马培德，我分管政治和干部工作。总局下设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三个铁路局。 　　为配合我军反攻，我们要抢修线路、桥梁，对原有线路抢修养护，更新部分钢轨、枕木，捣固路基，提高安全性和行车速度。除搞好军运，还要开行客货列车，为恢复解放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同时，还加强对铁路职工的思想教育。北满铁路局已经成立过职工学校，培养大批骨干，由政治部主任李明哲兼校长。其他铁路局也先后成立了职工学校和党校，培养大批骨干，增强他们支援解放东北和全中国的责任感，并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员，逐步在基层站、段建立了党的战斗堡垒——党支部。我们还注意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留用职员，做好他们的工作，明确提出职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歧视他们，这部分人始终靠拢我们，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经过上述工作，加上东北战场我军捷报频传和农村开展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铁路职工的革命积极性。尽管职工待遇微薄，干部实行供给制，工人每月90斤高粱米和少许燃料，但是大家毫无怨言，坚守岗位，忘我劳动，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总局表彰两台成绩突出的机车，分别命名为“毛泽东号”和“朱德号”，成为大家学习的标兵。 　　在总局工作期间，东北局组织以伍修权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朝鲜，我和朱理治参加。我负责同朝方谈判铁路联运问题。访问期间金日成主席接见了代表团。 　　因煤炭生产不好，机车用煤供应不足。1947年冬，总局派我去铁路所属的鹤岗矿务局帮助工作。局长闵一帆是留德的老党员，他工作积极，作风正派。鹤岗主要问题是民主改革不彻底，以前搞过两次，但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因而把头的势力仍然很大。为此我们在全矿彻底进行民主改革，深入开展反把头斗争，摧毁封建把头制度，枪毙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反动把头，平息民愤。在斗争中组织工人阶级队伍，发挥他们主人翁作用，对原有职员一律留用，如矿务局的总工程师就是伪满时期的。经过整顿，生产很快上去了。后来鹤岗归东北经委煤炭处领导，又搞了第四次民主改革，清算斗争1000多人，连闵一帆也未幸免。由于陈云同志干预，才纠正了过火的作法。 　　配合解放全东北 　　1947年底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我军三次南下松花江，消灭敌新1、新6军部分主力，获重大胜利。冬季攻势中我军收复了四平、吉林市。主力部队消灭义县之敌后，就展开了辽沈战役，留了少数部队围困长春。东北局指示铁路总局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保证东北野战军的集结和军需运输。为此要抢修松花江以南的各条铁路。修路任务十分繁重，为加强这一组织领导，铁路总局决定撤销牡丹江铁路局，新组建吉林铁路局，派我兼局长，副局长孙鲁光、严子涛。 　　1948年四五月间，我到吉林接管铁路，组建新的路局。机关人员有工程处长于磊，财务处长朱成烈，运输处长耿异豸，人事处长蔡明远，总务处长董歧，政治部主任孙光，组织部长吴冶山，工会主任范辉等。 　　吉林铁路局成立后，首先是集中人力物力抢修线路，保证按时完工。工程处长于磊刚修好松花江桥，即调来修吉长线，其中主要工程是一个隧道和饮马河大桥。李泮铭、韩凤超负责抢修通化一带铁路。还派人抢修吉沈线和其他线路。工程材料供不上，特别是枕木缺口更大，有些线路地质不好，线路要架设在枕木垛上，加上技术力量薄弱，后勤供给特别是粮食保证不了，困难很大。路局领导深入现场指挥，给修路第一线做后勤保障，调运枕木、钢轨，检查落实粮、煤等生活供给，调集全局技术人员到工地解决技术难题，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保证按时完成抢修任务。广大干部群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分昼夜拼命干，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韩凤超同志就是在抢修通化铁路时积劳成疾，不幸染上风湿性心脏病去世的。铁路按时修通，对前线是有力的支援。吉长线上饮马河桥修复后，列车通过大桥把军需弹药不断地运到围困长春的前线，没几天就解放了长春。又派耿异豸到长春组建长春分局，任局长兼工委书记。 　　此后铁路总局为加强铁路的抢修，成立了铁道纵队，即铁道兵前身，由黄逸峰任司令，何伟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李重尔，第1支队队长于磊、第2支队队长刘震寰、第3支队队长彭敏。 　　我军攻占义县后，朱瑞同志到吉林对我说，他要去义县接收缴获敌人的大炮，弹药。当时只有军运列车，吉林没有车开到义县，我找了一辆轨道车专程送他，行前我请他吃西餐饯行。在义县他不幸牺牲，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纪念朱瑞同志。 　　东北铁路总局为把大批部队和大量军火及时、迅速、安全地运到目的地，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针对干部管理能力低的状况，组织学习中长路的苏联管理经验，借鉴他们的规章制度，组织我们的军运和施工，提高铁路管理的效率；二是充分发扬广大铁路职工的革命精神，进行教育，开展民主改革，打击一小撮反动分子，团结多数群众。同时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吉林铁路局有位司机标兵叫王祥，我们号召全局职工向他学习，做好本职工作。 　　广大铁路职工支援解放东北的积极性很高，为保证军运畅通无阻，不惜流血牺牲。梅河口至四平段是敌机重点轰炸扫射区，每天骚扰多达70余架次。只要线路炸毁，我们铁路职工就不顾敌机的袭击冲到现场，冒着硝烟抬钢轨，扛枕木，挑石子，填弹坑，抢修线路。 　　东北解放战争中，吉林铁路局运送我军10多万部队和大批军火、军运物资，有力地支援我军的战斗，为解放东北尽了自己的责任。 　　1949年2月，北京解放。陈云同志由哈尔滨南下，途经吉林时，我向他提出，关内急需铁路干部，希望调我到关内工作，陈云同志说，要请示中央。几天后，东北局通知我到沈阳，即介绍我到北京。中央军委任命滕代远同志为铁道部长，他分配我任北京铁路管理局局长，以后搬到天津，改为天津铁路管理局。从此我就告别了在东北铁路的工作，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 本文原载中共哈尔滨铁路局委员会党史研究室1990年编的《难忘的创业时代》一书，原名为《解放战争中的东北铁路运输》，收入本书时文字上略作校正。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