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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谢觉哉传》编写组

发扬校训精神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从兰州回到延安不久的谢老，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 　　会议期间，几位饱经战争风霜的战友，怀着敬佩之情，同谢老合影留念。贺龙左臂搂着谢老，右臂搂着徐海东，嘴里噙着旱烟斗。罗荣桓则紧靠在谢老的左胸，肖克、关向应，罗瑞卿、杨尚昆和肖劲光也团团围在一起，个个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如沐春风。事实正是如此，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党、我军的事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很快兴旺发达起来。 　　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最后又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谢老用一个从兰州带回的小笔记本，记录了这些报告和各领导人的重要发言的内容。由于这个小本本纸质好，书写顺手，在条件困难的解放区难以得到，他倍加珍惜，将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件、心得和资料，用米粒大的字体，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本，其中还有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总结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这个本子—直保留到全国解放以后。会议结束后，谢老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毛主席在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领导人材”，“但是，现在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①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谢老就是带着这个六中全会精神到党校任职的。他认为，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一所重要场所，决心大力改进党校工作，使党校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新党风、新学风，为我党造就了一大批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的党员干部，以至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的骨干力量。 　　此时，党校的经费极其困难，教学设备很差，学员的生活标准极低。谢老经过调查了解，便将这些实际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向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写了一封长信。据校务部秘书任钧回忆，信中恳切地说：“党校因停发经费，如大旱之望云霓”，盼望中央能在财政上予以支援。过了几天，陈云给谢老写来亲笔回信，讲了当时整个的财政形势和边区的经济困难，说目前“库空如洗”，要办好党校只能靠自力更生。谢老看完陈云的回信后，决心带领党校教职员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双手来建设自己的学校。 　　他在校务会上以大量的事实向干部和学院阐述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和效果。他和负责校务工作和总务工作的方仲如、牟泽衔、王朝禄等同志商量决定，在延安北门外先办了一个中山合作社，自己生产一些日用品，对外营业。这样既方便了学员购买生活用品，又补贴了党校经费的不足。谢老亲自给办合作社的人员讲解有关政策。当时学员吃饭，不论春夏秋冬或日晒雨淋，都是在露天场地，几人围在一起，蹲着吃。谢老看到此种情景，决心盖座食堂。于是，他发动学员，上山伐木，进沟烧砖，自己动手盖起七间大食堂，解决了学员的吃饭困难。后来，为了扩大中山合作社的经营服务范围，校务部的同志建议再办一个校外营业的中山食堂。谢老对此事非常支持。但建食堂没有砖、瓦等建筑材料。谢老于是出主意说，可以发动全校学员、职工，利用晚饭后到延河滩散步的机会，往回拣鹅卵石，一人一天拣一块，积少成多。果然，没有几天材料就备足了。学校又组织学员中的能工巧匠参加修建，一座宽敞的中山食堂很快便在山坡下落成了。营业后，受到各机关单位和群众的欢迎，所得盈利又用来补贴了党校经费的不足。 　　为了改善党校生活，增强学员体质，谢老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在远山区种粮食，在近河滩种蔬菜，还养鸡、喂猪，以增加副食生产。他还常常抽出时间，帮助党校炊事员杜老汉给小猪喂食，打扫猪圈，又到菜园协助党校生产科干部黄理德松土、施肥。在谢老的培养教育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黄理德后来被选为边区的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经过全校学生和教职员的艰苦努力，生产收入不断增加，很快使党校的生活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谢老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诸如蔬菜、木炭的生产，不仅能自给，且还能帮助别机关。”从而，成为中央机关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之一。他鼓励学员们说：我们今后在生产运动中，应该更前进一步。 　　党校的校址，是在延安城西的一个小土沟里，除了土窑洞外，设有一间宽大的房屋可作教室和开会娱乐之用。教员备课，学生看书写字，就把窑洞窗口的土台子当桌子用。这是打窑洞时特意留作的“土桌”，再从河滩扛来一块石头，立在桌旁，就是椅子。学员听课、开会、娱乐，都在露天的山坡场地，不避风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谢老和有关负责干部研究，决定自己动手，建造一座大礼堂。他亲自参加设计规划，选择地址，要求不占用耕地，又能百年耐用。他组织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大家齐动手，上山伐木材，下河扛石头，能干土工的干土工，能做木工的做木工，日夜备战，终于在一片河滩荒地上，建起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这是延安最早的一座大建筑，可以说是“延安精神”的象征。它为中央当时的财政困难，节约了大批资金，作出了解决经费困难的榜样。大礼堂落成时，毛主席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实事求是”这个作为我党指导思想的名言，第一次就出现在这里。从此，“实事求是”便是中央党校的校训。这个礼堂既是党校培养党的人材的重要场所，也是延安各机关干部开大会、听报告和文艺娱乐的中心。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之风从这里吹向全中国。 　　中央党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校精神，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和鼓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特拨给党校一笔资金，作为奖励。 　　经过长征之后，我党有了一个落脚点，虽然国民党时时伺机进攻，但相对来说，环境比较安定。于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发扬的同时，贪图安逸和享受的思想也在一些党员中冒头了。党内个别干部和少数党员，有的“有了剥削别人来使自己发财”的现象，甚至“竟因醉心于发财而失去共产党员立场”；有的个别党员和个别干部“开始发生阶级地位的蜕化”；有的“只顾自己生产与做生意而对工作怠工”；有的“直接违反群众的利益以利自己”等，贪污腐化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为此，谢老在《新中华报》上先后发表了《向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和《防止贪污与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文章，深刻论述了这种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他指出：这些现象是党脱离群众的现象，它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我们党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克服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就要用教育的方式，进行毫不留情的思想斗争，必须发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工作，并把这个斗争扩展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意见，依靠广大群众，进行检查和纠正。他强调指出：要认定共产党员不可能且不应有特殊享受，不要忘记传统的艰苦作风，“有饭吃不要忘记没有饭吃的时候，这是古训。”最危险最困难的岗位，是共产党员站的；最痛苦最辛勤的生活，是共产党员过的。谢老在这些文章里的精辟论述，不仅对党校学员，而且对整个边区的各级干部，都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谢老担任党校副校长后，为了改进教学工作，连日和各部、班谈话，以求对校里各方面情况深入了解，作出规划，准备提交校务会研究讨论。他首先提出：应按各班学员特点定教育计划和教材标准，并随时检验实际效果，加以修改。鉴于当时许多青年学生缺乏实际锻炼，谢老经常组织学员分批到农村进行实习。他还经常亲自带领实习团，半年为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使学员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反复实践，把所学的理论溶化到实践中去，以提高和加深认识。这是对党校的教学方法的一项重大改革。从而改变了过去一般化的教学，从实际出发，按照学员的程度高低，制定教材标准，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谢老主张：“多吸进新教员，边学边教。”他认为，这是从党校的实际状况出发，迅速扩大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措施。当时的党校学员，有的是各解放区送来的在职干部，其中有的文化高，有的文化低；还有从白区送来的学员，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有的相差很远。因此，在教员的人才十分缺乏、教员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只凭党校现有的教员，是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多吸进新教员，边学边教”，以尽快的速度培养人才。 　　谢老不仅担负着党校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而且还亲自抓教学质量，编教材，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程。晚上，在窑洞昏暗的油灯下，他伏案精心备课，力求把讲稿写的深入浅出。他还结合各班学员特点，分别情况（例如文化程度高低不一）进行讲授。他所讲的“党建”课程，深受学员的欢迎。他从革命实践中深切地感到党风问题的重要，讲课时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党风，而党风的好坏又关系列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把“现时的实际任务与将来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具有牺牲、苦干、硬干，百折不挠的精神”，“反对说漂亮话的革命空谈家，不做实际工作，或做得不够的现象”，反对“自高自大，摆老资格，不肯做下层艰苦工作的现象”。他特别强调：“只了解与相信共产主义，还不能是党员；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也还不是好党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长期苦干，除死方休，将此三者完全做到，才是好党员。”②谢老除了在党校讲授这些党员应有的重要品德之外，还经常被邀请到行政学院、女大、抗大、延大等在延安的各干部学校去讲课或作专题报告。 　　谢老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通过和各班部学员个别谈心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方案和计划，提到校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例如，当时党校缺乏民主管理的制度和作风，有官僚主义现象存在，因此有些教学方面和生活管理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影响了教学的进度和学员的学习效果。针对这些问题，谢老提出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措施。谢老指出：发展民主，克服官僚主义，是我们党校的重大课题。而不能发展民主的根源，在于独断独行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残存。他根据党校的实际状况，提出发展民主的三个具体方法：一是以亲切和蔼态度，接近学生，尤其是班主任应该做到这点。二是注意听取下面意见，虚心接受，立即改进。三是不随便处理人，尤其反对惩办倾向。谢老认为，一种作风的转变是逐步的，不可性急。性急，不是转不动，就是转到另一方向。所以，党的作风的转变，以及党员个人意识的转变和提高，是极其复杂艰巨的，是需要相当过程的。他强调说：一个人才的培养是不易的，期望每个学员都努力学习，养成将来做大事业的人才。 　　在这方面，谢老本身就是榜样。方仲如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一九三九年初，谢老和我在一次闲谈时说，他从四十岁以来，还没有真正给别人发过一次脾气，也没有和别人争吵过。只发过一次脾气，还是假的，因为不发脾气问题解决不了。那是为了解决两个同志的团结问题。当时校务部的秘书和管理科长为了工作发生了争吵，都在火头上，劝谁都劝不住。谢老装作生气的样子，叫我过去问明缘由，然后要我先让他们停下来，都回到住处去，各自好好想一想，过一星期后，再来解决争执问题。我便按照谢老的意见办了。果然，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一谈，矛盾解决了，各自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情给师生印象很深。    　　谢老提出，改进总务处工作，对于学校的民主管理非常重要。而且，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更好地改进总务工作。他认为，总务工作，好比管家的主妇一样，要有条有理，事事关心，对学员、教职员、工作人员，在生活上要处处关心，从政治上认识自己的责任，消除不恳切和漠视的态度，以至洗澡、洗衣、训练伙夫、巡视各灶等等，都应做好做细。这样，才能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职员工的身心健康。   　　谢老自己也以身作则，从不特殊化。他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学员对待，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时时事事体现着民主作风和勤务员的精神。他经常和学员围在一起同吃一锅饭，同坐一块石头学功课。学生自己生产的蔬菜，送给谢老一点，要他在家里做饭改善生活，但他又将菜送交大灶，要大家改善生活，管理员见他有病，身体虚弱，特地炒了一点油菜送他补养身子，而他却转送给生了孩子缺奶的女同志。他总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对于刚进校的青年学员，他更是关怀备至，有的学员没有被褥，他设法找来送到床前，而他自己的床上却铺着麦草。他的服务员王书义，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常常贪玩将他床上的铺草散落在地上，过几天就得另换铺草。谢老觉得这种浪费太可惜，当时麦草又很缺，于是便将他自己床上用粗布包着草的“褥子”送给服务员小王铺，将麦草拿来自己铺，从此以后小王再不用三天两天换铺草了。 　　在谢老的民主作风和他的平等待人、不搞特殊化以及艰苦朴素的精神带头下，使党校的面貌和风气焕然一新。 　　建设“三三制”政权 　　陕甘革命根据地，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正式定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一九四〇年十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此时谢老离开中央党校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并担任边区政府机关党团书记。一年后，一九四—年九月，谢老又调到边区参议会工作。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召开的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副参议长，直到一九四七年春撤离延安。他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这整整六年的任期里，为建设“三三制”政权，献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这时，他住在边区政府上边的窑洞里。这一排九孔窑洞，整齐地排列在半山腰，砌着石面，粉刷一新。右起第一孔是边区主席林伯渠的办公室兼住宿，第二孔是会客、开会的地方，第三孔是谢老的办公室，第四孔是他的宿舍。在他办公室窑洞的窗前，放一张简易木桌，窑中的左侧放张木床，谢老为了夜里能安静地工作、写作成阅读，晚上就单身睡在这张床上。这个院子，又长又窄，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谢老和林老工作之余就在这个院子里散步、谈笑、下棋或吟诗赋词。院子中央还放一块旧石碑截成的方石桌，四周放四个石墩。有时下午，他们就在这个石桌上看书、谈论国内外大事或讨论“三三制”政权的建设问题。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紧密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并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孤立反共顽固派，避免“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边区的“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他说，“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已决定的“三三制”政策。 　　谢老依据这一方针和原则，对“三三制”政权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在党内有些同志埋怨说，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为什么要让出三分之二，不能理解。谢老针对这些思想认识，指出：我们不要沾染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邪气，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为人民获得政权，而不是为了少数党员做官当皇帝。他认为：“三三制”实施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由于有共同敌人需要有各阶级共同出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各阶级都有力量，互相制约，不能不产生各阶级的联合政权。他说：三三制主要任务之一，为争取群众孤立反动集团。一切打倒，没有统一战线，结果是孤立自己，甚至不只是‘孤’，且没有‘立’。建立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或使之中立或不积极反对我们的人，结果是反动集团孤立，而我们成为人民向往的标帜。三三制为统一战线具体事业，成功之大，将会无与伦比，这是首应认识的。 　　有些当外人士认为，“三三制”不过是说说而已，故弄玄虚，非党人士当议员，参加政府，只会摆样子，不会有什么实权。谢老则以李鼎铭先生为例，说明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是真心实意的，而不是什么“故弄玄虚”。党外人士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批评了政府机构庞大，提出“精兵简政”议案，边区政府认为这个议案很好，马上采纳了，成为边区行政的标帜。事实胜于雄辩，不少党外人士的疑虑解消了，端正了观望的态度。 　　一个新事物出现，不是那么顺利的。谢老通过调查，了解到有些地区政府里选进的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实权，有的党员干部不虚心考虑人家的意见。另外有些人说选进政府和民意机关中的非党分子应该慎重，总想把共产党员多选一些，仍然想依靠党的优势来把持包办。谢老针对这些情况，指出：对非党人士的慎选是必要的，但进步分子不同于共产党，中间分子又不同于进步分子，他们剥削阶级意识浓厚，对革命认识尚模糊，少勇气，只是反帝反封建，要求独立和民主的大体上与我同道，不能拿严格的尺码去量，否则就不是统一战线而是在同一战线了。又说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共产党占优势的地区，共产党本着“天下为公”的意旨，约束自己，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管理政权，才能团结一致，才有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谢老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领导是带路的意思”。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走有好处。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就会在后面跟着，这就叫带路。如靠人多强迫人家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因此，他指出：必须是“三三制”，才能显得出党的领导。     　　谢老一贯主张干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不然，你是治者，人民是被治者。你自认为的“明主”，远离人民的“民主”，那“明主”就会变为“昏君”。他指出边区各级政府因久未改造，不少地方已发生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现象，人民敢怒不敢言。他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劣性，诸如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互不信任等，都是权利欲或领袖欲的表现。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又必须克服，然后“三三制”才能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要有包涵同中之异的度量，和发现异中之同的见解。谢老直接领导了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各级政府进行了改造，建立了较完整的“三三制”政权机构。 　　“三三制”政权组织，主要体现在各级参议会。它是代表人民来议事立法的机关。但是，如何使各级参议会起到它应有的职能作用，当时在人们的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谢老为了建设好“三三制”政权，对于怎样做好各级参议会工作，作过许多论述和实际的指导。 　　一九四一年九月，谢老调来边区参议会工作。他一到任，即积极筹备召开第二届边区参议会议。一天，毛主席来到谢老新迁住的窑洞里，和他商谈有关二届参议会的筹备事宜。毛主席对谢老说：做政权工作的规律，不易摸得的，要从实际中总结经验。过了几天，毛主席又写信给谢老说：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边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毛泽东在另一封写给高岗、陈正人转谢老的信中说：边区、县级的参议会候选人，应行竞选活动，否则选民不知其人，投票流于形式，这是民主有成与否的主要关键。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信件，对于谢老做好参议会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他依据这些精神和原则，紧张地进行着筹备工作。筹备会议由谢老主持，参加的人有，高岗、高自立、南汉宸、刘景范、雷经天、李景林等，大家就召开参议会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由谢老执笔向党中央写一书面报告。正如谢老在西北局一次高干会上所指出的：这次参议会是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共同管理国事的开头，过去有民主的实质，但民主的形式不够，因为形式不够，使民主的内容受到损失。我们应当倾听非党人士的意见，不要轻视他们的意见，从而做到内容和形式的一致。 　　筹备会还请谢老为即将落成的参议会礼堂题字。谢老用毛笔书写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十个大字，秀丽苍劲，雄浑潇洒。正如毛主席称赞的那样：“谢胡子是个写字匠。”然后，谢老要王定国拿来一碗小米，他用这土方法将这十个字放大成二尺见方的匾额，雕刻在通称延安大礼堂的正门上方。一九四七年胡宗南侵占延安后，砸毁了这个匾额，直到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六年六月，谢老重访延安时，延安地区党政领导人又请谢老重新题写了“延安大礼堂”五个大字的匾额。当年的第二届参议会会议，就是在这个礼堂举行的。 　　二届参议会一次会议，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开幕，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结束，整整举行了三个半月。谢老在《关于参议会的工作总结》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伟大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党二十年来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几十年来多少革命人士所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民主，而这样的民主，今天在我们这届参议会中实现了。这个民主，是各阶层各党派都有的民主。二是这届参议会对全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自从去年提出“三三制”政权体制以来，全国人都赞同，但要看共产党是否实行。这次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既是全边区实行的纲领，也是全国解放区的纲领。 　　谢老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提出将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的问题。他认为，这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上是个转折点，是人民民主制度发展为更高阶段，将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毛主席看了谢老的报告后，给他立即写来一封长信。信中说，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这一点以及此次会议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信中对于人民的各项权利，还作了具体说明，指出这些权利在解放区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有些还谈不到，有些还在走头一步，还是理想，不是事实。谢老将毛主席在给他的信中所谈各点，传达给与会人员，并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毛主席在闭幕式上还作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会议通过了名扬中外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议选举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高岗为参议长，安文钦，谢觉哉为副参议长。这次参议会使“三三制”政权更趋完善，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是全国民主政权的榜样。 　　谢老对于边区、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和怎样工作的问题，也作过具体的阐述和规定。他指出：参议会的常驻会对参议会大会负责。大会的任务的全部完成要靠常驻委员的经常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常驻会可组织参议员考察团，到各县各乡去考察工作，了解人民实情，并督促政府的工作。常驻会还应该分工到各县去指导县参议会的工作，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在《县参议会怎样开会》、《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关于参议会的经常工作》和《边区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工作》等文章中，对有关工作都进行了详尽指导，使各级参议会的工作更加健全和完善，工作更有成效；使参议会的民主制度，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关系更为充实。 　　和党外人士交朋友 　　团结党外人士共同抗日，这是建设和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所在。谢老在他的日记中记着毛主席说过的话：不能团结党外人士，不算共产党员；共产党有无存在的必要，在能否团结党外人士。还说，对党外人士要“讲真话，不装，不吹”。谢觉哉对待党外人士态度，就遵循着这些原则。他对党外人士以诚相待，热情相处，克己助人，关怀备至，时时处处体现着我党博大胸怀。为此，他也曾受到极左思潮的攻击和排斥。康生从延安到北京，就曾经几次讲过“谢老是老右倾”，谁是谁非，历史已经作出了最公正的判断。 　　一九四一年秋，为了工作方便，谢老迁居到参议室礼堂上边的山坡上。这里将一排土窑洞用土墙隔成几个小院。谢老住在靠南边左角的一孔。窑洞里，中间用纸隔开，内顶放张木板，窗口是个小木桌。窑的后角是条通道，通到右边的作为卧室的窑洞。窑的地面都是土的，为了防潮湿，谢老抽空从山下拣来碎砖块，亲手一块一块拼成砖地，这在当时来说算是相当讲究的了。从这个窑洞门口俯视山脚下，便是参议会礼堂的屋顶全貌。要到礼堂和边区政府办公室去的话，得沿着又窄又陡的土坡路，拐两个弯才能到达。谢老从这时起，便日日月月跋涉在这条山坡上。在这个新居里，他常常同党内许多同志纵谈现状、筹划未来；也同许多党外朋友促膝谈心，共商政事。李鼎铭，安文钦、李丹生、续范亭、贺连成，霍子乐、霍祝三等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他这孔小窑洞、土炕上的常客。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届参议会闭幕之后，谢老拖着疲劳的身子，处理完会议的收尾事宜，又完成了几篇论述各级民意机关的性质及其如何工作的文章。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他又以边区党团书记之职，搞调查研究和组织学习，天天忙到深夜。由于过于劳累，本来多病的身体实在不能再支持了。中央决定，要谢老再次休养。 　　这年六月二十八日，谢老来到枣园。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的山脚下，依山傍水，林木茂密，颇有几分景色，夏季更为宜人。一排排窑洞，依地形高低，分布在山腰和沟谷间。其中有几座后建的瓦房，在果林中隐约可见。这里，从一九四三年春季后，便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谢老同续范亭先生是知交。一天，枣园梨花如雪，谢老同任弼时、王震、李富春等一起赏花。这时，名震中外的抗日民主战士续范亭，顺口吟了他作的两句诗：“百树艳梨开老干，半园枯柳发新枝。”谢老正在赞赏续老诗句甚好，大家却要谢老为“延园”作副对联，谢老沉思了一阵，却只想出一个下联：“梨花满地不开门”。一时还想不出一句确切的上联。夜里躺在炕上，仍在想着这联，忽然想到吴敬梓词中似有“风雪漫天仍作客”之句，可作“梨花满地不开门”之对。他解释说：“梨花满地不开门”，是言其静，门也当然是园门或院门；“风雪漫天仍作客”，有些乡思在里面，也颇合乎我这个人。续范亭称赞这幅对联既是景物的描绘，也是心情的写照。他与谢老是有同感的。 　　续范亭刚到延安，谢老就在桥儿沟会见了他。续范亭在一首诗中赞扬谢老的品德说： 　　识面最早是谢老，桥儿沟上初一遇。 　　座中微笑秘不语，开口痛骂汪精卫。     　　爱憎分明是本色，疾恶如仇不宽恕。     　　先生理政务精敏，具体详尽最可贵。   　　身体力行三三制，把握政策与主义。 　　我于先生印象深，最难忘者参议会。 　　谢老与续范亭在枣园休养期间，早晚相伴，同桌用饭，早起作操，练八段锦，互相勉励，益寿延年。七月一日这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日，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要召开庆祝大会，来人邀请谢老出席讲话。他将他想要讲的意思说给续范亭，要他提提意见。续范亭说：“王阳明临死时，说‘此心光光地’，可‘光光地’是不易做到的。”谢老快活地说，“好，我今天去讲的题目就叫《此心光光地》”。这天，谢老还为左权烈士写了幅挽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续范亭看着谢老苍劲秀丽的书法，缅怀烈士的英绩，深情地说：“我们活着的人总想延年，但长生不老，不是永生不死，比较活得久一点，且到死时仍健康，即不老。”他随手书赠谢老一首诗： 　　每欲自杀不自杀，也想杀人羞杀人。 　　荆轲计左屈原小，鲁迅文章百万兵。 　　谢老看了续范亭的诗说：“鲁迅先生说，‘我也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却都不实行。’续先生是自杀过的③。那时，您对当局是痛恨极了，对革命前途是漆黑一团，想不出办法，只好自杀在中山陵前，希望以自己的血刺激那自命继续中山者的天良。然而，现在续先生不愿死了，而且很想把自杀过的衰弱身躯，多活几年。” 　　谢老感伤地接着说：“你如当时左手用刀(据说自杀要用左手，用右手常常杀不死)，也许死了，效力如何?也许被反革命利用做幌子，假惺惺哭悼一回，反正你自己不能说话了。” 　　续范亭听了谢老这番肺腑之言，甚为感动。他说：“那时我正沉溺佛学。如果做得了前进的革命理论，就不会这样。” 　　七月三日，他们又在一起散步，忽然有人将一封信递到谢老手中，打开一看，是林老写来的。信中说，“七七”过后，朱总司令讲将去南泥湾休养，约谢老和续范亭同去。看完信，他俩由衷地笑了。 　　七月间，林伯渠、谢觉哉、续范亭陪同朱老总来到南泥湾休养。在一座两层高的小红砖楼里，谢觉哉和续范亭住在楼下的一个套间里。在这里，他们结下了更深的情谊。每日间，学马列，论抗日，吟诗词，无所不谈，无所不议。有天午后，他俩沿着沟中的小路走着，路边战士们开荒耕种的庄稼，绿油油随风飘动，山坡上树木茂密，空气格外新鲜。谢老和续范亭边走、边看、边谈。谢老说：“我离开江南已很多年了，今天倒享受着陕北的江南风光。您作首诗留念吧。”续范亭兴致颇佳，沉思片刻吟道：“山静如太古，日长似小年。”谢老说：“这颇切休养况味。”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是续范亭五十寿辰。这天上午，谢觉哉陪同邓小平、林伯渠到光华农场续范亭休养的窑洞里，向续范亭祝寿，吃寿酒。续范亭噙住热泪，紧握谢觉哉手说：“您总忘不了我这个日子!又惊动邓、林二位也来了。”谢觉哉风趣地说：“您不是讲‘的确看见共产党是三头六臂’④吗?‘三个头’还会忘掉您的生日嘛!”他们谈笑风生，亲如兄弟。晚上他们回到边区政府交际处，留邓小平吃过晚饭看延安行政学院表演秧歌。吃饭中邓小平说：蒋介石有打共的决心，但无打共的决策。谢觉哉将这句话写在当天的日记里。 　　胡宗南进攻延安，谢老和续范亭都先后转移到山西临县。这时，续范亭的肺病发作。在这转战途中，生活条件极其困难，他俩又不是住在一个村庄，但谢老三天两头都要徒步去看续范亭，几乎每天都要知道续范亭的体温下降或是上升。他听说下降就高兴，一听上升就不快。直到续范亭逝世的前四天，他还特地请李鼎铭亲自来给续范亭治病，竭尽心力，想要续范亭同他一起看到全国解放，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那天谢老闻知续范亭病危，便赶去探望。续范亭挣扎着紧握谢老的手说：“大处我看清了，我很乐观，望各首长珍重!”谢老哽咽着说：“您放心养病吧!人民解放的日子快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前线都很健康，仗打得顶好，您放心养病吧!”这晚，谢老心情沉重地不能入睡，作诗一首，想待续范亭病情略有好转时即送他一阅。不料未及送阅，续范亭便去世了，谢老至感悲痛。他含泪挥笔，将这首诗题于续范亭灵前： 　　敝履形骸久自知，为群生故强支持。 　　艰难百万皈真理，爱智双修见睿思。     　　高瞻云端清似鹤，留言榻左吼如狮。 　　凌晨一握缠绵甚，两眼明明气属丝。 　　谢老挽灵送殡。他还代毛主席为续范亭写了挽词：     　　为民族翻身，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眼睛亮得很，骨头硬得很，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九月二十六日，在敌机轰炸声中，为续范亭举行了追悼会。谢老在悼词中追述了续范亭在延安说的话：“看得清，站得稳，抓得紧。”称赞续范亭先生对于抗日大业看得清，紧要关头站得稳，革命工作抓得紧。 　　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陕北的知名士绅。谢老是边区政府秘书长，后来是副参议长，对李鼎铭总是诚恳协助其工作，热情关心其生活。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怀着李鼎铭的安全和生活，李鼎铭逝世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人提出不开追悼会，但谢老坚持要开。他说：“毛主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只要他是做过一写有益工作的，我们都会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他还强调说：“不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我们还要不要‘三三制’?”毛泽东很支持谢老的意见，并说：“开不开追悼会，你们定，但我是要送花圈的。”于是，由谢老负责筹备，为李鼎铭开了追悼会，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 　　李丹生是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也是陕北的一位知名人士。谢老和李丹生也是亲密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谈心作诗，互相勉励。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李丹生八十寿辰那天，谢老和王定国同去祝贺。他还写了饱含情谊的贺词，高度评价了李丹生的为人道德，以及他在“三三制”政权中的作用和贡献。贺词说：“有老人在，我们不能不兴起，老人那里有供我们取之不尽的学习榜样。敬老尊贤，国之大典，……。”他对党外人士如此尊重，且谦逊地说：“龄少二十岁的我，很愧不如。”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李丹生逝世了。他在弥留之际，将两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儿叫到病床前，紧握谢老的手说：“她俩是我的女儿，也是您的女儿。我死后就交托您了!”谢老含泪答道：“您放心吧，她们会长大成人的!”在追悼会上，谢老沉痛地讲述了李丹生的事略和他临终的嘱托。此后，李丹生的女儿春香和春先两姊妹就生活在谢老家里。谢老和王定国对待她俩就象亲生女儿一样照管。在撤离延安的征途上，他们竭尽心力，不使这俩姊妹受到委屈。全国解放后，原给谢老做过秘书的吴缣，为了减轻谢老的劳累，将小女儿春先带去济南由她照管，春香仍留在谢老身边，一直到大学毕业，成了家才独立生活。 　　安文钦是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是党外人士。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极“左”错误盛行时期，有些人提出要撤销安文钦的副议长职务，交群众斗争。这时，谢老正在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他对毛主席说：“安文钦是副参议长，要撤得召开参议会全体会议才行。”他又强调说：“也不能交群众斗，一斗就打，一打就死，我们怎么向党外人士交代?”他指出：“这是有关统一战线和‘三三制’的政治影响问题，不是安文钦一个人的问题。”毛主席赞成谢老的意见，说：“不能撤，也不能斗!”谢老坚定地捍卫了党的统战政策，赢得了党内外的称赞。安文钦在临逝世前，赠言给谢老说： 　　享耆年六十三龄，代表舆论，赢得士农曰善，工商曰善，僚属曰善。     　　举边区数百万户，共祝公寿，的是富贵中人，儒雅中人，神仙中人。 　　这就是党外人士对谢老的情感和评价。谢老不仅重视与党外高级人士交朋友，搞好团结，而且对于普通的党外群众，也很注意团结他们，联系他们。他每居住在一个地方，对周围的住户群众，都能主动上门拜访，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掌握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困难问题，和他们谈心，相互了解，建立感情。所有他在延安所处过的邻居，都和他们全家大小有着深厚的情感，象亲戚一样互相往来。他在南关边区参议会旁边居住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周围的群众都来向他拜年祝贺，还送些民间小礼品以作纪念。每年春节期间，群众组织的秧歌队、高跷队，一队接一队来到他居住的院内，给他表演节目，请他到他们家吃年饭，共度节日。他的邻居有一家是富农成份，起初还不敢和他接近，怕说阶级路线不清。谢老发觉后，便主动到这个富农家里去谈心，给他们一家大小讲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并同他家与其他邻居一视同仁地来往，从而消除了这家人的顾虑，年节之日也一起同大家来向谢老拜年祝贺，谢老也到他家去吃年饭。这家人感动地说：“要不是谢老和我们住邻家，我们和共产党隔的这道墙还拆不掉哩!”所以，谢老对党外人士的团结友爱，对普通群众的亲密联系，真正以实际行动起到了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作用，增强了党外人士和群众对党的信赖。 　　为改善边区经济献策 　　谢老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任职期间，通过广泛的调查了解，深深地认识到，边区的经济能否改善，关系到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经济是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     　　谢老不顾身体衰弱，一九四一年七月间，带病日夜伏案疾书，赶写《花定盐池运销的研究》。因为“运盐问题”，已成为当时边区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时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军事经费和财政收支的平衡，运盐问题如得不到正确解决，抗日民主政权，也将难以巩固。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却众说纷纭。谢老指出：任何一件事情，不一定都能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对于运盐问题，也是如此。他认为，最易懂的道理，在某种环境下常变成似乎很难懂—大家不懂。在群言淆乱中把握真理，是不容易的。而事实的教训，并不一定能教训人。谢老以顽强的意志，不辞劳苦地查阅历史记载，收集运盐资料。他在查考《延安府志》中，发现第七十四卷上记载着清朝时期的盐政问题。文中说：“议驮盐为延属之最苦征课，非经国之讦谟。谨酌两便之策以拯五属之剥肤，以垂盐政之永利事。”可见，运盐问题，早在明清帝王时代，就是延属一带的大事了。 　　谢老为了慎重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多次和毛主席通信，研究探讨。常常还亲自去毛主席住处，或者毛主席来到他的窑洞，长时间交谈着运盐方面的各种问题。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和县、乡来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士绅，了解运盐情况，交谈疑难问题。有次固临县来了几位干部，报告当地的运盐工作。他便详细询问了有关运盐的细节，并谈了他自己的主张。他热情地向基层来的同志解释运盐的目的，除了有利于群众的生活之外，主要还是为着军事经费有所着落。因此，凡是不愿意运盐的县，可加销公愤，以解决民困、军困问题。一天，三边几位士绅到延安参观，谢老便特地来到交际处访问了这几位先生，请他们谈了延池的历史和产盐的情况。     　　经过初步调查研究，谢老提出了一个解决运盐问题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被人理解。他深有感触地说：“‘吃一堑，长一智’，不是任何人能做到的。必须原来智的人，才能于吃堑之后，长出智来。”因为，运盐之事，不仅在领导机关内部有人反对，而且，区乡干部也多不了解，“颇露出对运盐不十分赞成的意思”，“乡村青年逃避运盐，早晨赶着牲口躲向山沟”。面对这种情况，谢老认定，“盐是边区最大出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军队是抗日政权的支柱，军费开支是政府预算的头一宗。”因此，谢老仍然日以继夜工作着，终于完成了长达数万字的专题报告和说明材料。     　　当时，运盐问题既是陕北根据地经济重要环节，也是中央领导和边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对谢老关于运盐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视。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特意派汽车接谢老来到杨家岭。夏末秋初的杨家岭，格外清凉。在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两人促膝深谈，直至深夜。第二天，任弼时又接谢老去他的住处谈了三四个小时。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今天谈话算有结果。因为我们对以前各种不同见解主要归咎于政府负责者，没有很好很详密有远见的计划。”谢老既反对一些人不顾人民群众利益的过“左”做法，也反对一些人怕这怕那的畏难情绪。任弼时当时对他的见解给以了支持，使他感到非常欣慰。第三天，他将这几天交谈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他写的研究论文。毛主席看到他的信和研究论文后，便于当日晚上驱车来到边区政府，与谢老又谈到深夜一时方回。    　　毛主席给谢老来信说，唯吃饭大事，须求干才。他对边区经济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发展经济，平衡收入两点上。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为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毛主席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这个问题。    　　谢老着力研究边区经济问题，除了和毛主席有数万言的书信来往与当面交谈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同时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拟定了一个改善经济的具体计划，提供中央讨论决定。谢老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指出：财政上要实行统筹统支即统一的原则，优裕时是这样，困难时更要这样；机关、部队应自己生产，以补充经费之不足；要想尽办法厉行节约，力争做到钱要用得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人要用得少，工作效率要比以前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谢老对边区经济的好转，军费开支的保证，以及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毛主席在信中说的，你有很丰富的经验。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位老模范 　　闻名中外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是中国革命史册中的一个光辉篇章。没有这个大生产运动，边区政权也难以巩固。谢老这时虽然年高体弱，政务繁忙，但也在革命圣地的泥土中撒下了滴滴汗水。他居住的小院里，左边靠着山脚的石崖，右边绕过礼堂门前是一大片空地。生产运动开展后，他这个小小院落，变成了养猪场、养鸡场和田间生产的“后勤部”。谢老既是“后勤部长”，农忙还得下地干活。他除了处理政务外，就是烧水、送饭，抽空还得看管鸡、猪，不让它们跑出院外。他生怕老鹰抓鸡，不时地掀开门帘，“公鸡、母鸡、小鸡……”点着鸡数。一天下午，他一时没有留意，一头大肥猪闯圈而出，跑向院外，他怎么也追赶不上。只好等王定国、高世文和陈道银(警卫员)下地回来，再去寻找。养猪是要交公的，猪跑了不是一家的私事。天黑了，大家一齐出动，找遍了附近的院落街巷，河滩草丛。没见猪的面。有的说也许狼吃了，有的说可能人偷了，大家怨声纷纭。谢老也深感心愧理亏，一夜都不能安睡，第二天一早，又分头去找，终于有了下落：是一个机关食堂当作他们自己的猪杀掉了。官司还一时打不清，最后只好剖开猪肚子，查验猪食，才证实是错杀了他们的猪，议价赔偿。王定国心疼这头猪还没有喂到最肥，少杀了肉。谢老也只好安慰一番。从此以后，谢老有了教训，严加看管鸡、猪，并力争下地多干活，以弥补损失。 　　一天，谢老和王定国、高世文都在礼堂门前的地里打土块，平整土地，备耕、种菜。忽然周恩来来了。周恩来看着谢老辛勤劳动的姿态，很觉敬佩。他一跃跳上地畔，边笑边走到谢老跟前，一把夺过谢老手中的镢头，笑着说：“谢胡子，还是叫我来吧。干这个我比你有劲!”周恩来边说边打起土块来，谢老伸了伸腰，微笑着揩擦了头上的汗水，跟在周恩来身后，拣拾地里的杂草，以备喂猪。 　　谢老对养猪颇有研究。根据他的经验养大猪最合算。他教给周围同志“相猪”的学问：肯长的猪相，要耳大、嘴短、肚大、身长、毛稀，脚不盘。肥猪要圈，乱跑不会积膘。他依据这些特点，协助王定国一同喂养，果然猪大膘肥。这年，他们杀的一头猪，除头、蹄、板油外，纯肉一百零四斤（系大秤，二十四两一斤），油二十四斤，而这头猪只喂了一百四十天。谢老高兴地说：“还是养猪利大!”在边区召开的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中央领导表扬了谢老和王定国的生产劳动成绩，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再接再励”的奖状。     　　对于种菜，谢老也不外行。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我到北方才感到这句话意义的重要”。他认识到，南方温热期长，虽然下种要及时，但迟几天同样可以成熟，而北方就不然。前一年种的西红柿、大辣椒，都未黄熟就遇到霜天，枯萎了。于是，他从《解放日报》上剪下黄理德写的《种菜经验总结》，贴在日记本上，随时学习。当年他种的蔬菜也获得了丰收。 　　谢老所在的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生产小组，召开会议总结生产经验，制定生产计划时，他都积极参加，出些主意，让生产小组多想办法完成规定指标。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封锁延安，没有油墨印书报、文件，这是个大问题。谢老听说边区政府生产科的同志正在试验用烟末子做土油墨，便在生产小组会上提出，咱们也可试试。他当顾问，并带领秘书、警卫员等同志一起干。于是，高世文、陈道银这些小伙子负责刮烟筒里的烟末子，谢老负责用筛子筛。要把烟末子筛得很细很细才行。每次筛时，满脸满手全是黑乎乎的，连那自胡子也看不清了，呛得他直咳嗽。谢老满不在乎，筛好烟末，就熬蓖麻油，熬油也不易，火大火小都不成，他站一边细心观察火候。油熬好了，对上松香，土油墨终于调成了。他是刻过腊板、搞过印刷的人，知道油墨里绝不能有一粒粗末子，否则，就会把腊纸磨坏。每次，他都亲自试验，用扞面杖薄薄地涂上一层土油墨，然后铺上一张腊纸试验，直到合格了，才让生产小组的同志送到物资局。这种土油墨对当时延安印书报、文件很有用处，解决了不少印刷上的困难。 　　谢老担心生产小组完不成任务，他个人也订了一个个人计划，以保证小组计划的完成。他的计划是：一、小毛驴加入生产。小毛驴是陇东分区送给谢老作纪念的。他决定将这头毛驴参加到生产活动中去，以保证计划的完成。二、每月供给的十盒待客香烟，全部交公使用。三、除衬衣外，衣服、鞋子、床单一概不领。四、包种一分地：西红柿二十株、茄子二十株、秋白菜一百颗。五、晒腌小菜一百斤。他这个小计划，到年终不仅全部实现，而且还超额完成。从而使这个小组的生产任务也大大超过了指标。 　　谢老和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经常交谈陕北的灾荒史实，研究气候的规律。李鼎铭生长在陕北，给他提供了许多历史资料。他了解到，陕北大灾为光绪三年，死人过半。而光绪二十五年的灾情并不小于光绪三年，但却未饿死人。其原因是人民有了教训，有了准备。这年洋芋种得多，糠秕不抛弃。他同李鼎铭从研究历史中得到一条度荒经验：“救荒之道，宜多种洋芋。”因此，他极力推广和宣传这一做法，并且得到了实效。 　　一九四四年八月，谢老再次到南泥湾休养。同去的还有李鼎铭夫妇和刘景范等人。南泥湾既是休养圣地，又是边区生产运动的大本营。谢老来到这里，既可休养，也能考察生产情况，学习经验。于是，他常常爬山越岭，到部队农场去查看庄稼。八月十一日这天，他同刘景范、李力果，步行十数里，到边府农场去看秋田的长势。他将这里的稻田同部队种植的相比，发现两处有些差距，便从中找原因，总结经验。在沿途的梢林中，刘景范还帮他认识了好几种药苗，他采回几株黄连作为标本。谢老将他亲眼所见的生产情景，在休养所里写成诗篇和文件，带回延安，报告给党中央。 　　延安精神的热情传播者 　　延安，虽说是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有较浓的火药味，但却也到处洋溢着赋词吟诗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联名宴请在延安的老年诗人，其中有革命老前辈和一些党外知名人士，即席成立了怀安诗社。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为战乱中能有诗社的诞生而欢欣，而庆贺，有的吟诗，有的填词，倾吐夙愿展望未来。“怀安”是取老者能安，少者能怀之意，这也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谢觉哉以他很少出现的铜铃般的笑声，称赞这个名字风雅和深厚。 　　谢觉哉回到家里，心潮起伏，情绪激动，久久不能入睡。他又伴着小油灯，写了《从怀安诗社谈起》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一类名词来命名诗社，很难找到先例。这不止诗社社虽多数是六十以上的老者（有少数几位年轻的），诗社的成立，也反映边区敬老慈幼政策的实际，表明边区政府竭力创造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也证明，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们乐于在团结抗日的共同目标下携手前进。这个局面只有在日益高涨的整顿三风的舆论声中才有可能出现。 　　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中华报》特地开辟了《杂感》专栏，邀请谢老撰稿。一九四—年九月，《新中华报》改为《解放日报》后，将《杂感》改为《小言论》专栏，继续由谢老撰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几十篇短文，这些短文的题材范围极广，涉及到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改版前夕，毛主席和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央办公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参加。当时，谢老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山席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要利用报纸来推动整风运动。许多同志对报纸改版提出意见，谢老也提了建议，他以厨师做菜来比喻，不应总是一碗肉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脸孔说话。为了配合整风运动，他不顾身体衰弱，在报纸改版不久，就开辟了专栏《一得书》。这些文章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匕首投枪。 　　《一得书》热情地宣传“实事求是”精神，传播了延安作风，使之吹向全中国。首先，这些文章提倡联系实际，熟读深思整风文件，以领会整风的伟大意义。遵义会议虽然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但在长征途中，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批判他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因此，全党同志，对于王明路线错在那里，没有清楚的认识。党内认识不一致，步调不一致，领导革命，就很危险。所以整风运动非常必要。开始，党内有些同志对此并不了解，不重视中央发的二十二个文件。为此，谢老在《一得书》中著文宣传领会、熟读、深思整风文件的重要意义，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明。旧书如此何况党的文件。”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要“心地光光地”，心上没有毛。因为共产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部分，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带来社会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不足怪，比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等，是毛的现象。整风就是思想革命，就是要整掉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把心上的毛拔掉，才能做到心寸地光光地……能够负起改造社会和人类的伟大任务。《一得书》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把颈骨硬起来》。这篇文章是由于看到《解放日报》登的一则消息有感而发的。消息写的是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市府的职权低弱，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府的职权。谢老在文中首先讲了个故事：汉朝有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有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屁股。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召京兆尹谴责之，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你虽然没有错，但是你得罪了贵人，也应该磕个头。”这个京兆尹不肯磕头，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怕对不起姐姐，就说：“原来这个家伙有病，颈骨硬了。”谢老说：“皇帝时代尚可‘强颈’，何况乎民主的延安!”他认为有法必依，“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它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这不但提倡维护法制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是提倡敢于维护真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三风，同样需要“硬起颈骨来”。 　　《一得书》用充沛的感情，痛斥王明宗派主义，以正党风。它指出了王明宗派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结合当时尚存有的宗派主义残余，阐明宗派主义的危害，提倡同志间，党内外的精诚团结，特别是新老干部的团结，他指出：“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青年人的朝气，是社会可宝贵的东西，没有他，不能前进，老年人的经验、持重，也是可宝贵的东西，没有它，社会没有基础，同样不能前进。”《忆叔衡同志》是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也是对宗派主义的抨击。谢老称叔衡同志：“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的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由于他受到王明的“左”倾错误的打击，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后来在瑞金到汀州路上牺牲了。谢老说，“‘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他说，毛主席曾说过：“何胡子感情一堆”。谢老说：“不是一堆骨和肉，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它感动。”文中没有一句批评王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话，但全篇都灌注了这个精神，令人深思猛省。 　　《一得书》痛斥主观主义，以正党风。鉴于王明把马列主义当教条，不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几乎把革命事业葬送的教训，它指出克服主观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同群众相结合，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他认为那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他很欣赏一篇德国牧师写的文章。那个牧师是从江西苏区出去的，他在文章中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们讲这些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讲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交地主多少?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就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削去。农民在这样简单的宣传下，懂得了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了。”谢老看后，在《随记》中写道：“把我们的决议，不仅变成共产党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变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的东西，注意这个‘变’”。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推进革命事业。 　　一九四六年，谢老又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案头杂记》，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延安作风。他说：“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我们有的没有去求，有的求而未得，有的得了而未全，有的则求的不是‘是’，而是非—实事求非。”因此，要搞清楚，是“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念错了”。或者“是否原来经就错了。”他在九月的一篇《案头杂记》上说：“原则定要把握住，不是在言词决议上把握住，而要在具体的事实上把握住。”因为从原则到事实，“中间尚隔一段颇长的路程。满口原则，且只停止在原则上，这叫空谈家，空谈家不会真懂原则。” 　　《一得书》、《案头杂记》等专栏文章，朴实生动，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娓娓道来，平易近人，毫无党八股的气息，可以说，这些文章本身就是以新的文风，向党八股挑战的，为我党提倡新的文风树立了楷模。 　　《六十自讼》 　　延安雅风运动，曾在一些部门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谢老在自己负责的单位里，抵制了这一错误，保护了不少好同志。他总是从实际出发，从思想教育出发，不是从整人出发。他强调指出：由于不正之风，产生不正之果，看清不正之果，更能认清不正之风。不论批评别人或反省自己都不是给人看，而是为了检讨本部门工作及每个同志的工作与思想，发扬其成绩，纠正其错误，巩固党内的团结，创造正确作风。他严于解剖别人，更严于解剖自己。 　　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天，伍修权夫妇来看谢老，王定国要留他们俩吃午饭，于是他们有机会在一起畅谈一场。他们回顾了当年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期，为了联合抗日，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斗争”的方针，使革命形势有利于我们的党的工作的开展。他们认为，在当前的延安，同样应该采取这个方针，而不能只搞斗争，不搞团结。谢老说：“毛泽东同志讲得有理、有利、有节，刘少奇同志将斗理、斗力、斗法，这都是团结中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规律。”他还饶有风趣的说：“团结中的斗争要大方，要有充分的道理。小脾气眼办不成大事，道理不高出人一层，不能叫人心折。”伍修权很赞成他的看法。于是，谢老又将自己的一个想法讲给伍修权听。他说：通过这次大整风，我想来个“总检讨”。今年满六十岁了，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走的怎么样，应该检讨一下子。他为自己的“总检讨”想了个题目，叫《六个自讼》。 　　林老生日时，谢老写了一首贺寿诗。诗中说： 　　节厉孤松直，心空万马雄。 　　人生贵有志，吾道不终穷。 　　他向林老又谈了《六十自讼》的想法。林伯渠给他的和诗中写道:  　　崎岖犹健在，风雨定攸同。 　　耐事心更热，知变道不穷。 　　一天，他俩去看毛主席，谢老向毛主席谈了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和看法。毛主席说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不久，谢老和林老到几十里外的川口去休养。这里是延安县政府的所在地，地处两山之间的小川道，虽然缺少树木，但也还寂静。一连八孔石面土窑洞，整齐、宽敞、明亮。他俩各居一室。谢老就在这里写作着他的《六十自讼》。他想起一句古话：“俯而读，仰而思”，即“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于五一劳动节这天，完成了《六十自讼》的文稿。他追溯了自己所经历的六十个春秋的艰苦岁月，自谦地感到：“站在今天的我，来检查我过去的六十年，很荣幸，也很惭愧。”荣幸的是生在中国的历史大转折点，由一个自由民主派的人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做了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受到党的熏陶，难道这不是人生幸事吗?而惭愧的是，革命要求自己贡献一切，要求自己尽一切可能，而贡献的却太渺小，没有出色的建树。所以，在这“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之鉴，而自己却“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这就是谢老六十年的“总检讨”，也是他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实际收获。他期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实际效果，而不是“为反省而反省”，更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是他最为反感和极力抵制的。他在后来回忆起整风运动的情景时说，司马光说过：“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他认为反省是自己内心的事，人家不知道的，不是为着反出来给人看，而是反出来改正自己。这与指出一件事实要人‘招供’不同，那是承认，不是反省。因此，他严肃指出：“强迫人反省，强迫人作普遍的反省，是不适当的。”    　　谢老对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给予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他认为，这种人常常连普通人情都不懂，人情是属于感性的，但理性必须由感性洗炼而得，离开当前的感性的理性是没有的，否则，那就是教条，害死人的。他嘲讽这种人，就象《儒林外史》上强迫女儿死节的王老先生，他那“一阵伤心起来”是合于感性的理性透露，然而“他终被一种传统的所谓理性蒙住，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他指出，有的人故装着道学面孔，来抹煞人情之常，其实“凡是之不尽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忒。”他批评说，一搞肃反，就杀自己人，由党内斗争走向党外斗争。但一按平常道理，谁都可以知道的，他谈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时说：有些人动不动抓一顶教条大帽子压在人的头上，使人不敢说，也压在自己的头上，不再去想。这个害，不少同志还没感觉到，因此对这些人说的话，我们应该勇于怀疑，要弄得很清楚，才能当真的信。要倾听怀疑的话，从那里发现东西。有的人开口“思想”，闭口“立场”，而不能举出任何实际的东西，加以分析，结果“永远说不通，也永远搞不好。” 　　谢老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即提出了“安”的问题。他曾说：边区人民不怕苦，只求安一点。但是，这个“安”不容易，“都安”，更不容易。只有大家都感到切身碰到的事情很合理，才算都“安”。而这必须要求执行上要“铢两悉称”，能剂于平，要求执行的人要全无偏倚，考虑周到。他在整风运动的后期，讲到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某些人，经验不一定能教训人，能把经验融化，才能取得教训。他还特别强调指出，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懂得做一个真正的人要勇敢，敢于在某一时期提出人所不敢说的话。他认为，高明与幼稚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很有距离的。不高明，便幼稚；此事高明，彼事幼稚；一时高明，长时幼稚。这是我们常遇到的现象。而且，认错是不易的，要有勇，要无歪心。他还认为，在一个高潮时，能冷静考虑，不为所速，很不易。然而必能把握此，才能不闹乱子，鲜后悔。其实，要做到这点，也并不难，只要能运用常理推测，就可以正确对待的。大凡过“左”或过右，事后推究，都是不合乎一般情理之常。往往运动一起，必然“左”倾，而且会把特务估计过大，所以就指出防止逼供信，要分清是非轻重。他还沉痛地追忆了湘鄂西肃反时滥杀同志的情景。 　　谢老完成《六十自讼》文稿后的一天，就是他的六十寿辰。这天，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在祝寿会上讲话的有李鼎铭、李卓然、续范亭、徐特立、罗迈（李维汉）、柳湜、李丹生等。茶会上，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六十自讼》的深刻意义和对人们的启示。 　　林老也送来一首六十寿诗： 　　不分农历与新历，花甲欣逢属四三。 　　羞称作家乡特笔，是真寿者自宜男。   　　看花眼似隔云雾，止水心如老一龛。     　　我欲问公何能尔，四三决定已深谙。 　　林老这首诗被传到在敌区重庆工作的董必武那里。董老看到后，忽然想起谢老已经六十岁了!这时，谢老生日已过去两个月了。为了表达一片心意，董老从千里之外给谢老寄来一首补寿诗：     　　曾读林公贺寿词，我来补祝又嫌迟。 　　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枝。 　　屡有文章警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 　　流年算已周花甲，好学深思老不疲。 　　《六十自讼》洋溢着真挚的感情，包含着丰富的经验，贯彻全篇的灵魂就是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几十年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凡是继承与发扬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时，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我们的事业就饱受危难。谢老不但在延安时是延安精神的力行者，传播者，而是终生如此，不改初衷，把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孜孜不息，死而后已。后来者可以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兴延安作风的老前辈、一位实事求是的楷模而自豪，因为他值得后来者仿效、发扬，而这种仿效和发扬，足以把我们的革命事业卓有成效地推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①《毛泽东选集》四季合订本第492页。 　　②《怎样做个好的共产党员》。 　　③ 续范亭当年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示抗日决心，但被救未死。 　　④ 续范亭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中说，外面人形容共产党人是“三头六臂”（意即神出鬼没，不好对付），他来边区三年，的确看见共产党是三头六臂，三头即枪头、锄头、笔头；六臂即两个臂打仗，两个臂生产，两个臂写文作画，还拿汉奸。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