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跟随彭总转战陕北的日日夜夜，他老人家那一个共产党员的耿耿忠心，一个革命战士的铮铮铁骨，一个人民军队指挥员的大智大勇和崇高品德，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鼓励着我们永远前进!
    彭总教我标地图
    我于1946年10月随南京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做机要工作。1947年，胡宗南调集重兵，疯狂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同年3月，我随三支队(中央机关代号)撤出延安。我们由王家湾转移到小河时，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小肖，组织决定派你去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当机要秘书。有意见吗?”
    我顿时又惊又喜，心想：彭总一向严肃认真，在他身边工作是个很好的锻炼和提高，于是我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叶参谋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好!你要注意多学习，好好工作。但也不用担心，彭总是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他很关心和爱护在他身边的每一个同志。”
    第二天，我来到靖边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报到。王政柱副参谋长把我领到彭总住的窑洞。只见彭总中等身材，背微驼，穿一身灰粗布军衣，披着带补钉的灰军大衣，正在聚精会神地查看着地图。屋内只有两个破旧方凳，炕桌上放着文件，墙上挂满了地图。
    王副参谋长向彭总喊了声“报告!”彭总转过头来，我赶紧向他立正敬了个礼。他默默地望了我一眼，未加理睬，又继续用红蓝铅笔点划着，并不停地查看地图，扳着指头在计算着什么。我看到他那两道又粗又黑的浓眉下，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有点红肿。
    过了片刻，他才离开地图，面对着我高兴地说：“好哇，欢迎你来这儿工作!”他的声音洪亮而且亲切。我不那么拘束了。
    彭总示意让我坐到他身边的凳子上，爽快地问：“你离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我这里工作，愿意吗?”
    “愿意!”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好!”彭总满意地点点头，“你当机要秘书，首先要把电报承办好，不要误事!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随到随译随送，一刻也不能耽误；我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请示电，督促机要科、电台及时发出，并告电台随叫随到，力争及时看到党中央的指示。”他接着深进一步：“军情千变万化，贵在抓住时机，我们早一分钟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早一分钟了解敌情，早一分钟调动部署好部队，就能为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夺取胜利，赢得成倍的时间和把握性。我再重复一遍：承办电报，不能误事。另一个任务是，每到宿营地，你要帮助作战参谋尽快地把地图挂好；毛主席来了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你要帮助我把地图标好，如城镇、山川、公路，我军与敌军的位置等等……”
    接着，彭总直率地问我：“你会挂地图吗?会标地图吗?”
    我红着脸答：“不会。”
    他严肃认真地说：“司令员的秘书必须懂得如何挂图，如何标图，这是基本的知识。你今后要多向作战参谋学习。来，我先教教你!”
    “平时，分析部队整个形势，敌我战略意图，用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战时，如现在行军打仗，主要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挂图时，以一张为中心，看清楚上下左右各接什么地方，把相接的一面叠好，并对准线路，逐张铺开挂起来。”彭总边说边把地图摆来摆去。挂好地图后，继而又教我如何标好地图。他说：“你看，地图上标写的城镇、村庄的字太小了，你就用笔把它写大些，醒目好看!我军位置和进攻方向用红笔划个箭头，敌军的用蓝笔划个箭头，敌我双方的行动和作战意图就一目了然了。在打仗过程中，我军每占领一个山头、村庄等等，就要立即插上一面小红旗，以示我军进展情况……”
    这时，王副参谋长已因事离开了。我和彭总肩靠着肩站在地图前，他教得是那样认真和一丝不苟，我睁大眼睛仔细看着，用心地默默记着，紧张而又谨慎地比划着。
    最后，他挥挥手说：“好了，今天就学到这里吧!你还比较聪明，以后还要用心学习，不要不懂装懂。”又说：“你是机要秘书，我的生活不用你管。现在环境艰苦，工作紧张，经常行军打仗，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当我离开彭总的窑洞时，泪珠情不自禁的从眼角溢出来，“彭总啊，您是属‘暖水瓶’的，外表冷，里而热啊!”从我和他接触的第一天起，这种严肃、豪放、淳厚的情操就如磁石般地吸引住了我，我由衷地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彭老总真是我们年青一代革命者的“严父和慈母”啊!
    军帽的故事
    彭总面对十倍于我之敌，指挥若定，创造性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撤离延安的45天里三战三捷，歼灭了胡宗南主力部队3个旅，缴获了大量的美械装备和其它各类军用物资，并收编了大批解放战士。
    6月份，我军向陇东、三边转移。在日夜行军途中，彭总总是把马让给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一道步行，边走边和战士们“唠喀”，了解战士的情绪。
    一天，彭总发现一些刚解放过来的战士们情绪异常，有的聋拉着脑袋不吭声，有的嘟嘟嚷嚷地发牢骚。彭总向身边的老战士一了解，原来这些年青、纯朴、阶级成份好的解放战士，对于没有立即发给他们新军帽有意见。他们被解放过来后，自愿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但是衣服一时换不下来，还得穿着国民党军队的黄军衣，戴着国民党的黄军帽。打仗时，有的解放战士牺牲了，打扫战场的同志还误认为是国民党兵，不但不管，还要骂上几句或踢上一脚，其他解放战士看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解放战士纷纷对彭总说：“我们也是为人民打仗的，为什么两样待遇呢?军衣一时发不下来，那么应该先发给我们一顶解放军的军帽呀!
    彭总听了很激动，连连点头说：“对!对!”答应尽快解决军帽问题。
    当晚到达宿营地后，彭总马上给后勤部部长刘景范同志写了一份电报，命令他连夜赶制军帽，做好一批，送一批。电报交给了我，命令机要科和电台立即译发。
    不久，一批批军帽运到了前线。那些解放战士们戴上了解放军的灰色军帽，胳膊上也佩带上了印有“解放”二字的解放军臂章，个个兴高采烈地说：“彭老总最了解我们战士的心，他老人家说到做到，可真是我们的好司令员啊!”
    事后，彭总又让我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请来，专门为此事交换了意见。他说：“解放战士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被胡宗南抓壮丁当了国民党兵。我们从青化砭、羊马河解放过来的战士，经过短暂的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在打蟠龙时敢打，敢冲，不怕牺牲，表现不错嘛。今后，我们应当更多地关心他们!”以后，甘主任对于如何加强解放战士的工作，专门作了研究和布置，一方面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强调了对他们生活上的关心。从此，新老战士更加团结一致，亲如手足，整个部队的士气日益高涨!
    水葫芦
    7月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下，彭总率领我西北野战军进入陇东地区，追击马鸿逵部，激战半月余，重创敌军，收复了陇东分区。
    盘踞在三边的马家军，犹如惊弓之鸟，企图沿长城向西逃窜。为了大量杀伤敌人，彭总突然挥师向北，直奔沿万里长城的三边地区。
    陇东位于沙漠边缘，地势高亢，人烟稀少，水源困难，饮水成了进军三边的最大难题。部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处向老百姓购买葫芦，但往往需要奔波数十里，才能买到几十个，灌满好不容易找到的混浊的淡黄色饮水。最后，竭尽全力，也只能每两个战士分到一个水葫芦，供在高原行军之需。
    彭总原有一个水壶。我和警卫员设法又为彭总搞到了三个水葫芦，满心高兴地带回住处。 
    当晚，彭总视察部队归来，看到墙上挂着三个水葫芦，严肃地说：“这里买葫芦和找水都很困难，我们不能多要!”
    我辩解说：“彭总，我们是三个人，一人一个并不多。
    彭总脸色一沉，生气地说：“我有一个水壶了，留下你们用的，多的水葫芦立即送交部队!”
    我不敢违令，只好把一个水葫芦送交了警卫连。同时，我和警卫员商量好，我们两人留一个水葫芦，另一个水葫芦打下“埋伏”，偷偷地留给彭总备用。
    部队开始向三边沙漠地区行军，象似进了“八百里火焰山”。沙漠气候变幻无常，早晨寒风刺骨，冷得发抖；中午烈日炙灼，汗流浃背，口鼻生烟；傍晚往往是风雨交加。最难熬的是极度干渴。不少同志鼻孔淌血，嘴唇肿裂，呼吸困难。每一滴水胜似珍珠，成了维系生命的甘露。我们每人每天的平均水量也就是“三口水”。
    彭总指挥整个部队，工作非常劳累。但是和我们一样，晚上常常同睡在风沙弥漫的“沙窝”；白天一道步行，强咽着干硬的干粮。他嘴唇肿裂，消瘦异常。我们劝他喝口水，他总是拒绝。经过多次的要求，才勉强喝上一小口水。他总是说：“我不渴!”反过来劝我们：“你们年轻人更需要水。这水又不是我个人的，你们喝呀!”
    有一天，烈日喷火，沙地滚烫，使人干渴窒息。我看见彭总大汗淋漓，嘴唇血肿，气喘嘘嘘地走着。我含着眼泪劝他：“彭总，喝口水吧，你的身体要紧!”
    他把我递过来的水壶推到一边，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小肖，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呀!二纵队有的战士因干渴牺牲在沙漠里了……司令部的同志要尽可能地节省一口水，送给更需要的战士们!”
    我不服气地说：“你看你的嘴唇都肿得多高了!”
    他风趣地答道：“你这个秘书怎么当的?你怎会不知道，我原来就长着个厚嘴唇嘛!”一句话说得我破涕为笑，周围的同志也跟着哈哈地笑了!
    彭总勇于赴汤蹈火的革命意志，以身作则的革命精神，爱兵如子的阶级感情，鼓舞和激励着大家。整个部队毫无怨言，斗志昴扬，以五六天时间横穿千里高原和风沙带，进逼三边。
    我军在彭总指挥下，经过十余天战斗，收复了三边分区。
    三根黄瓜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我西北野战军没有足够的粮食吃，经常吃野菜和榆树叶面。更吃不上盐和油。彭总以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求自己，坚决拒绝特殊照顾，和战士同甘共苦。
    三战三捷后，彭总工作过于劳累，肠胃又不好，再加上日益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恶劣，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来。我们都替他老人家的身体担心!我每次劝他，都挨了“克”；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也都劝他注意身体，结果也挨了“克”。没办法了，我们只好以党支部的名义，批评他“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的表现。”他当时敷衍了一下，会后就狠狠地批评我，说我不站在他一边说话，总为四科科长帮腔，责问我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以后，他在绥德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亲自明文规定：从司令员开头，纵队以上干部一律不准开小灶，战士吃什么，领导干部也吃什么!
    正值盛夏，部队来到了三边地区。一天，司令部来到一个小镇上。管理员看到集市上有新鲜黄瓜，就悄悄地找我商量想买几根给彭总改善一下生活。我怕彭总发脾气，左右为难。管理员生气了：“沙漠行军，他够苦了!这几天胃病复发，瘦的不象样子，难道你没看到吗?”
    我听了，心里也发酸了。于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嘱咐管理员：“咱们试试看吧，要是彭总问起来，就说是照顾病号的。”
    管理员买到一些黄瓜，拿出三根来，高高兴兴地炒了盘素黄瓜菜。
    开饭时，彭总见我们吃的是山药蛋，唯独自己面前摆了盘黄瓜菜，脸色骤然一变，把管理员、警卫员和我都叫到跟前，连珠炮似地问道：“这黄瓜多少钱一根?一共买了多少?今天炒了几根?战士吃到黄瓜了吗?”
    管理员结结巴巴地回答了彭总的问话后，小声补充了一句：“这是照顾病号的。”
    彭总一听更火了，大声说道：“一根黄瓜相当一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我一顿菜就吃了一个战士三天的伙食费，我能吃得下去吗?”他继续逼问：“伤病员都吃到黄瓜了吗?”
    这时，我们二人面面相觑，心里“突突”直跳……
    彭总见我们惊呆了，态度才缓和了下来，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同志，乐于吃得今日苦，方能换得明日甜。你们要知道，老百姓在吃苦，战士在流血，我们必须和大家同甘共苦，才能万众一心，打败蒋介石!……”
    最后，这盘黄瓜菜还是由管理员端给了一个重病号，彭总和我们一起吃山药蛋。
    彭老总啊，您戎马倥偬功盖宝塔山，生活却清如延河水，您不愧为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楷模!“三根黄瓜”事虽小，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要做人民的扫把”
    彭总经常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我们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象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崇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又说：“菩萨看起来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是小物件，躺在屋角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在沙家店战斗以前，我西北野战军沿长城一带休整。一天晚饭后，我和警卫员陪彭总在外边散步，看到一个约十来岁的小姑娘，只穿了一件可能是她妈妈的破布衫，没有穿裤子。警卫员看到后，笑着说：“这么大的姑娘不穿裤子，不怕丑。”小姑娘听到警卫员的话后，羞得哭着跑回家去了。
    彭总听了警卫员的话，又看到小姑娘哭了，气得瞪了警卫员一眼，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什么思想感情?不象话!”说完，转身就往回走，再也没有心思散步了。
    我们难过地跟在后面，那个警卫员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脚步都放得很轻很轻的。回到屋里，我满以为彭总又要发一通脾气，狠“克”我们一顿了。谁料想，一进屋彭总就屈膝上了炕，叫我们坐在他的身旁，态度和蔼地问我们：“你们知道她为什么没穿裤子吗?这是由于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太重了，再加上胡宗南、马鸿逵的抢劫、盘剥，缺吃少穿，穷得衣不遮体呀!你们不但不同情她，反而恥笑她，这就是没有阶级感情啊!”
    我们羞愧地埋着头，默默地用心听着。
    稍停片刻，彭总沉痛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身世：“我从幼年起，就给地主、资本家干活，担土、挖煤，什么重活都干，压驼了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摸索人生的道路，苦恼了前半生，后半生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真理。我们革命为了什么?为了人民。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我们就是要做人民的扫把，把蒋、胡反动派通通扫光，把剥削的根子通通扫掉，才能使千千万万的小姑娘有饭吃，有衣穿，过着幸福美满的好日子。这些道理，你们听懂了吗?”
    我们满含激动的眼泪，“嗯”了一声。
    彭总欣慰地说：“懂得就好了，夜深了，你们睡去吧!”
    我们告别了彭总，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彭总的话语久久地在我耳边萦绕……
    严于律己
    彭总对人严，对己更严，从不迁就白己的过错，姑息自己的缺点。
    记得在打蟠龙镇时，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开始我军伤亡较大，彭总急得紧皱眉头。他一边请示毛主席，一边亲自调整兵力，及时修正作战方案，改变进攻战术，形势马上有了好转，减少了伤亡，取得了蟠龙大捷。
    一次，一个侦察员严重违犯了群众纪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需要判罪。彭总非常生气，非常激动，他说：“群众养育了我们，恩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胜利，哪有今天?”“可是，战士犯了罪，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因为没有教育好自己的下属而内疚。
    8月初，部队在长城沿线休整时，彭总得知司令部有位副参谋长要求下部队工作，感到惊奇，不知是什么缘故。
    一天，他叫我把阎揆要参谋长和其他几位副参谋长都请来，叫他们上炕，围坐在炕桌四周。彭总叫我也参加，于是我就坐在对面炕的炕沿上。
    彭总诚恳、坦率地对大家说：“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我脾气不好，有缺点，有错误。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不顾情画地给我指出来，咱们赤诚相见，我愿意接受和改正。听说你(指那位副参谋长)想下部队工作，是吗?司令部的工作是需要你的。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战争的胜利，希望我们同心协力，继续在一起工作，共同把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担子担好。”
    我们听了以后，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参谋长们一致表示同心协力搞好工作，那位副参谋长也立即取消了调动工作的要求。
    彭总就是这样一位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耿直刚正，严于律己的革命者。为了革命的利益，他老人家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和割舍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和个人的缺点
    一份电报
    8月初，我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调动了胡宗南10万大军北上。敌兵分南北两路扑向榆林，妄图合围我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当时敌情严重，形势紧张，处于决战前夜。
    彭总指挥整个战斗，并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全。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昼夜工作。在我军包围榆林的战斗中，彭总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8月11日夜，彭总率领部队从榆林地区主动向乌龙铺以北一带撤退，到达驻地已是凌晨3点钟了。他在我们大家的极力催促下，才勉强躺下打了个盹儿。
     彭总刚刚入睡，电台收到王震司令员请示第二天行动电报。我收到机要科送来的电报后，请示王政柱副参谋长说：“彭总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刚睡下半个小时，是否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再者，和王震司令员的联络时间规定是早晨六点钟。”
    王政柱副参谋长看看正在睡着的彭总，说：“好，让彭总多睡一会儿吧!”就这样，我一直待在彭总身边，看着表，等到了四点半钟，才把彭总叫醒，把电报送给他。
    彭总一看电报收到时间和机要科译出时间，马上脸色一沉，问我：“为什么晚送了一个小时?”
    我赶紧回答：“你身体不好，胃病又犯了，打榆林三天三夜都没合眼。再说，与王司令员的联络时间……”
    彭总没等我解释完，便电闪雷鸣般地发作起来：“胡宗南10万大军压境，误了战机谁负责?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危谁负责?”
    这是我跟随彭总工作以来，第一次碰到他发这样大的火。我低下了头，沉重地说：“我错了!”
    彭总的态度缓和了些，严肃地对我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了我们，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那就是对人民犯罪呀!……你们关心我，可现在不是我休息的时候嘛!”
    我看他慢慢息怒了，悄悄地退出了他的房间，让他安静地思考和工作。
    我虽然挨了顿批评，却愈加崇敬他老人家了。彭总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胜利，领袖的安全，是把个人完全置之度外的。
    沙家店战役中的“彭大将军”
    8月11日夜，彭总突然率领我军撤出榆林战斗，向东南方向的乌龙铺、葭(佳)县一带转移。钟松率领的敌整编三十六师，绕县城走沙漠，急行军赶至榆林时，我军早已转移两天了。
    当时，敌情严重，处境危险，我军和中央机关均已进入米脂、葭县一带，北面是沙漠，东西两面是黄河和无定河。敌我主力部队全部汇集在这个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地区内。
    彭总首先派出一部兵力掩护后方机关，佯装主力东波黄河，巧妙地吸引钟松敌军继续南下尾追。彭总当即命令我军主力8个旅从四面八方向沙家店一带运动集结，决心歼灭孤军冒进又疲惫缺粮的钟松部队。
    钟松自鸣“援榆有功”，利令智昏，兵分三路，调头南下，狂吠“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其实，他正在步步钻入彭总投向他的绞索中。
    彭总率领部队连续行军，常常是马不卸鞍，寝不着枕。每当途中休息或到达宿营地时，彭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立即命令电台架线，与党中央和各部队联络。他老人家密切关注着毛主席的安全，并及时掌握敌情，部署部队。这时，我们与敌军相隔很近，可是，愚蠢的敌人根本摸不清我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踪迹。
    彭总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专门派了许光达司令员率领第三纵队连夜赶赴乌龙铺一带，掩护接应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进入葭县以北一带。
    8月17日，野司到达前东元村，彭总白天爬上山头察看地形，并和参谋长们以及各纵队司令员研究敌情，探讨作战方案；晚上在窑洞里通宵站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点点划划，沉思静虑。8月18日深夜，他在地图前扳着手指头算来算去，似乎“胸有成竹”了，开始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起来。我赶紧端着蜡烛照亮，原来彭总在地图上清楚地标出沙家店战场、敌军钟松部队的态势和我军的部署。我激动地手都有些发抖了。
    彭总问我：“现在什么时候了?”
    我答道：“8月19日凌晨3点半钟。”
    彭总马上坐下来给毛主席草拟电报，请示毛主席何时动身?
    我把电报送到机要科，立即译发了。毛主席回电：“19日晨从杨家园子沿五女河西行，傍晚到达梁家岔。”
    我立即把回电送给彭总。彭总阅后，对我说：“天快亮了，你休息吧!”
    我和衣躺在炕上，朦胧睡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一看彭总的被子根本没有动，他仍在地图前踱来踱去，陷入沉思中。
    8月19日傍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机关来带了距野司20里的梁家岔。毛主席没有休息，立即来到前东元村，参加彭总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彭总和各纵队司令员听到我报告毛主席来了，都很高兴，立即拥出窑洞外，抢前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高兴地和大家一一握手，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
    彭总和纵队司令员们纷纷说：“主席辛苦，主席瘦了!”
    毛主席风趣地说：“瘦了走路方便!”
    回到窑洞，会议开始。首先，彭总根据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的电报指示，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打好这一仗的看法。他判断钟松于20日将继续东进，与其一二三旅在乌龙铺会合，而我主力部队8个旅已隐蔽集结在沙家店北面，提出了我军各部队于20日拂晓前进入阵地，黄昏前完成歼敌三十六师的作战任务。
    随后，大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一致通过了彭总提出的沙家店作战计划。
    毛主席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详细地查看着摆在面前的作战地图。他老人家坚定地挥着手说：“很好!”
    会议结束后，彭总把毛主席送到门外，再三请求毛主席注意安全。毛主席连夜返回了梁家岔。
    19日夜，彭总调兵遣将，通宵紧张工作。
    20日黎明，彭总立即与毛主席通电话。当彭总问：“你是李德胜吗?”
    毛主席回答：“是哟，我是毛泽东!”这使我们在场的人惊喜得几乎欢呼雀跃起来。这是自从撤离延安以后，毛主席第一次不用李德胜的代号而用了“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可见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太高兴了!
    彭总汇报了我军已将敌三十六师包围在沙家店一带的情况后，毛主席说：“好!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整个战局最有意义的一仗，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跑掉一个!”
    就在19日夜，钟松发觉自己被包围，急令正向乌龙铺一带进犯的一二三旅回援。待到敌一二三旅于20日清晨掉头进入常高山时，彭总立即命令我新四旅、教导旅将它团团包围。彭总亲临战场指挥，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了钟松这个前卫旅，活捉了敌旅长刘子奇。
    与此同时，彭总命令我三纵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分部队，阻击在葭县一带，迫使刘戡只能在黄河边上打转转。刘戡距钟松仅30余里，却无法靠拢一步。
    20日黄昏，彭总命令我各纵队、新四旅和教导旅，向敌三十六师发起猛烈的总攻。彭总威严、沉静地在山头指挥所里亲自指挥战斗。冲锋号响了，我军如天兵天将，凌空而降，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而来，直压敌群，尽管蒋介石派了几架飞机轰炸，也无济于事。经过两小时激战，逞凶一时，号称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师6000余人全部复灭。钟松乘着滂沱大雨化装逃跑。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
    8月20日深夜，彭总躺在炕上睡觉了。这是自从围攻榆林半个多月以来，他正经睡的第一个觉。
    8月21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到司令部参加纵队司令员会议。我吃罢早饭就兴致勃勃地跑到村头迎候，“三支队”叶子龙参谋长先来了，告诉我说：“主席马上到!”
    我立即跑回报告彭总。彭总乐呵呵地带领大家出来迎接。
    毛主席来到村头，老远就向大家摆手，高兴地大声说：“打得好啊!打得好啊!”
    毛主席、周副主席进到彭总的窑洞后，毛主席对大家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峁，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我军从此掌握了主动权。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但是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善战，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会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在彭总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村南制高点，观看了名垂史册的沙家店歼敌战场，毛主席连连点头称赞：“好!地形选得好!”
    当晚，毛主席、周副主席回到了梁家岔。
    8月23日，敌刘戡夺路南逃。
    沙家店大捷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敌人加雪崩似地垮了下去。到1948年4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春天的阳光再度照耀着几经战火硝烟的壮丽的宝塔山。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总率领我西北野战军，长驱万里，战胜了十倍于我之敌，歼灭敌军10万，一年就粉碎了蒋、胡匪帮对我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彭总啊，您的征战足迹，踏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您挥汗疆场，渗入了陕北的黄土高原，浇灌了每一朵盛开的红花和每一颗挺拔的青松。
    一盆面条
    10月11日，我们在清涧战斗中，消灭了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被俘。一天，彭总叫警卫员把敌师长带来，亲自谈话。
    廖昂一进门，显出高傲的样子，对他被俘不服。他对彭总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打胜了仗?你们是怎么把我俘虏的?你把我放了，咱们再战!”
    彭总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他：“多年来，我们军队与陕北人民血肉相连，150万人民就是150万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你们是永远也赶不上的。陕北的每个山头、河川、城镇和乡村，都有群众和游击队的内监视哨，你们只要一举一功，他们就立即发出信号，我们对你们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可是，你们要了解我们的情况是办不到的。我们必胜，你们必败!为什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你们就是不懂嘛!”
    廖昂目瞪口呆，无言可答。
    谈话中间，开饭了。当时，本想优待一下俘虏，警卫员特地给端来了一盆面条。彭总拿起大粗碗就舀面条。廖昂突然站了起来，惊讶地说：“我早就闻名彭副总司令员生活简朴，不过，万想不到你生活如此‘清苦’，竟然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鄙人敬佩之至!”
    彭总当即针锋相对地说：“怎么?这样的饭不好吗?我们人民军队与人民同甘共苦，常常连小米、包谷面也吃不上，就吃野菜和榆树叶面。我彭德怀能吃上白面条已经是高高在上了，特殊待遇了。”彭总随手把面碗放在桌子上，“你们这些达官显贵吃的是山珍海味，粗茶淡饭是堆以下咽的。这说明你们国民党，已经到了腐朽透顶的程度，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
    廖昂完全被彭总的浩然正气所压倒，刚进来时的那股高傲劲儿，一扫而光，只是呆头呆脑地连连点头，一口一个“是”字。
    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离开了彭总，重返中央机要部门工作。进城后，我在总参机要局工作，幸运地与彭老总同在国防部大楼办公，还能常常见到他老人家。不料风云突变，反右倾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彭总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英雄形象高耸云天的山峰，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