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涧起义
    “九二六”会议之后，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首先在驻守陕北清涧的井岳秀部第十一旅内加紧展开。
    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后，即密谋在共产党员活动频繁的第十一旅中清除共产党员。井岳秀要该旅旅长石谦交出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员，被石谦拒绝。于是，井岳秀决心除掉石谦。他以自己50岁生日为由，请石谦赴榆林参加祝寿活动。石谦先以种种借口推辞，后在同僚的劝说下，仍然前往榆林。石谦到榆林后，于8月22日被井岳秀杀害。第十一旅的官兵得知石谦被害的消息后，一片哗然，军心不稳。井岳秀任命其亲信康子祥代理旅长，随后又指使第二师师长高双成调第十一旅李象九营由清涧换防延安，调谢子长连由安定到清涧换防，企图分而歼之，消灭由共产党员掌握的这支武装力量。为了安抚人心，井岳秀还下令将石谦灵柩运回其家乡白水县，准备厚葬。
    井岳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石谦旅广大官兵的愤慨。谢子长和李象九决定，李象九营暂不离开清涧，而谢子长连借故移防，向清涧方向移动，以形成合力。唐澍则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行动方针。唐澍于9月底返回清涧后，立即组建了由唐澍任书记，白乐亭、李象九、谢子长为委员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开始部署起义行动。
    10月12日清晨①，在唐澍、李象九、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下，驻清涧的第十一旅部队以“为石旅长报仇”为号召，毅然发动起义，从而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先后占领了清涧县警察局和县政府，缴获了一批枪械。当天下午，起义部队离开清涧县城，沿清涧河川道向延川县城推进。当天黄昏，起义部队抵达延川县城，与驻守延川的共产党员王有才率领的第一营第四连会合。10月13日，起义部队又赶往延长县城，击毙了驻守延长的第一营营长齐梅卿，并收缴了驻军两个连的枪械弹药。随后，起义部队又经雷池、云岩等地，于10月15日抵达宜川。在共产党员李瑞成领导的一个连的策应下，起义部队占领了宜川县城。这时，起义部队已拥有1000余人，步枪1500余支，短枪200余支，战马百余匹。
    清涧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引起井岳秀的极大恐慌，急令驻防延安的高双成部围攻宜川。
    这时，起义部队仍沿用原第十一旅番号，由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辖3个营，营长谢子长、韩子丰、李瑞成均为共产党员。由于与李象九在部队发展方向和任用干部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唐澍遂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李象九则率部队驻守宜川。
    高双成率部队抵达宜川附近后，采取麻痹劝降的办法，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高双成在麻痹劝降产生效应后，即组织部队向宜川城发起进攻。驻守凤翅山的连长雷进才在战斗打响不到20分钟时即叛变，凤翅山阵地失守。驻守虎头山阵地的一个排也发生叛变。在失去这两处外围主阵地后，李象九只得命令部队仓促向城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经大岭、白马滩等地抵达韩城后，仅剩以谢子长营为主要力量的三四百人。李象九接受了韩城驻军首领王保民的改编，将部队改编为独立旅，李象九仍任旅长，驻韩城西庄镇一带。
    中共陕西省委十分关心清涧起义所保留下来的部队。11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延安高双成(师长)向宜川进攻，初败，后来又增加兵力，李②乃退至韩城，与杨虎城部之王保民联合，徐图发展，此亦为预备之计划。”③
    同年12月初，唐澍和阎揆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韩城西庄镇，随后开始整训部队。12月30日，部队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帜，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部队编为4个分队，共100余人。为了保证党的领导，部队中成立于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然组成的新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陕北军委决定将部队重新开回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1月1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离开韩城，向宜川方向前进。在进攻宜川城时，部队严重受挫。随后，部队北撤到延长，在交口镇遭敌袭击，再次受损。之后，部队经延川、安塞、保安④等地，来到甘肃省陇东地区的豹子川一带。在转移途中，部队屡遭国民党地方武装袭击，损失严重。在此情况下，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辗转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分散隐蔽。至此，清涧起义最后失败。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三个多月，转战十多个县，给国民党陕北地方军阀以沉重打击，点燃了革命武装斗争在西北的希望之火。由于起义领导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主观指导上的某些失误，同时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但是，这次起义却为后来建立和发展西北红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其他各地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
    (二)渭华起义
    渭华起义是继清涧起义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武装起义。渭华地区即今渭南市临渭区、华县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是陕西党、团组织建立较早，群众基础较好，革命活动开展较为集中与广泛的地区。
    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就陕西工作问题发出《中央陕字第九号公函》，对陕西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信中指出：“省委应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反对新军阀战争，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⑤指示信还提出政权问题，明确要求陕西省委：“须以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工农群众中利用广东两湖继续不断的暴动事实和陕西省内统治军阀的暴横剥削作广大和经常的宣传，务使工农群众坚强的组织和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苏维埃政权的决心在群众中经常地发展起来。依陕西现实主客观上的情形说自然还没到一个总暴动时期，但乡村中斗争已经开始。而且许多地方又有我们的军队驻扎，果使农民群众已实际地参加日常斗争，农民群众有了坚强的组织，城市工人亦有相当工作，党的领导亦相当健全，则工农暴动割据的局面，至少农暴的割据局面必可在陕西出现。因此，政权的宣传和工农群众对于实现苏维埃政权的决心更须在经常的斗争中培养出来，乡村政权归农协的口号应改为乡村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⑥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月12日发出《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⑦《通告》提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的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⑧“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⑨、陕北三区。汉南、陕北两区，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有一特别委员会，根据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代表省委执行职权，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党外一切工作。”⑩《通告》还决定将关中地区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1)省东区，以华县、渭南作中心；(2)渭北区，以泾阳、三原作中心；(3)省西区，以乾县、礼泉作中心；(4)中区，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以蒲城、固市(11)作中心。《通知》指出：“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12)
    省委第二十六号通告发布之后，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加快了陕东地区武装暴动的进程。
    位于渭南县城西北槐衙村的宣化高级小学，是当地农民自建的一所学校，也是中共渭南县城关区委机关的所在地。2月28日，当地劣绅刘铭初及反动分子薛明璋、田宝丰、王武轩带领四五十名暴徒，捣毁了宣化高小，将学校师生强行逐出校门，并打伤数人。事件发生后，渭南党、团县委于当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以暴力驱逐反动势力。2月29日清晨，二三百名学生和四五百名农民冲进宣化高小，当场打死了刘铭初、薛明璋，打伤了田宝丰(后因伤重毙命)，将王武轩投入水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宣化事件”。
    “宣化事件”发生后，渭南地方当局和当地军警立即展开血腥的逮捕和镇压。渭南中学、渭南东关小学、渭阳中学等学校被封闭，共产党员、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宗和教师冀月亭被残酷杀害，4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着渭南一带。
    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通报了“宣化事件”的全过程，并指出：“宣化斗争有日渐扩大深入，一直发展到渭南全县大暴动的趋势与可能。”(13)《通告》指出：“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的勇敢的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并不断的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动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这固然不是一天两天急切所能做到的事，可是这是由此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形成的，决没有什么阶段可分，亦决不容许徘徊观望而有所等待的。”(14)
    3月16日，前往上海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省委代理书记潘自力和省委常委张金印、王松年向中共中央做了《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潘自力等陕西代表出席。会议做出《陕西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西的反动统治已在崩溃之中，因此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决议案》分别对陕西的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军事工作、党的组织、全省工作的布置和反国民党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陕西省委一方面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使之成为真正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坚强组织机构。会后，由于党的六大延期举行，张金印留团中央工作，潘自力和王松年将中共中央作出的《陕西工作决议案》带回陕西，予以传达贯彻。
    3月20日，中共中央向许权中发出指示信(15)，信中指出：许旅寄生在李虎臣下面不是出路，要随时准备脱离。目前主要工作是肃清内部，发展壮大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明确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16)要求许旅或开赴陕中，帮助并发展农民暴动，相机形成割据局面，或开赴豫西，帮助河南农民暴动，或开赴鄂北，准备与两湖革命势力连贯起来。(17)
    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固市县为陕东暴动区，并成立陕东特别委员会，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准备暴动。陕东特委于4月1日在华县成立，书记由省委常委刘继曾担任，组织委员为渭南县委书记萧明，宣传委员由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李昌英)担任。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加紧部署陕东大暴动之际，时任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宋哲元与陕军渭河以南总指挥的李虎臣在潼关一带发生战事，许权中旅奉命开赴潼关。许权中旅的调动为渭华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5月1日，渭南县崇凝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这是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点燃了渭华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揭开了渭华起义的序幕。5月3日，渭南县阳郭具暴动群众抄没和分配了土豪的粮食财物；华县薛家村暴动群众武装袭击本村大恶霸，没收分配了他们的粮食、财物。5月4日，渭南县三张镇暴动群众收缴了警察分局的枪支，处决了税务所所长；华县高塘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5月5日，华县东王村宣布成立村苏维埃政府。固市县暴动农民组织特别武装处决土豪五人，成立了信义区和隆兴区苏维埃政府。旬日之间，在南起秦岭，北至西(安)潼(关)公路，东起少华山，西迄临潼200多平方公里的关中大地，武装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
    渭华起义爆发后，中共陕东特委于5月4日在渭南县城南的望岗岭召开群众大会，宣告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陕东赤卫队共150余人，枪支50余支。其中28名成员是在许权中旅进行过专门培训的武装骨干。李大德任大队长，副大队长薛自爽，党支部书记冯义生，副书记孙敬堂，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大刀队。陕东赤卫队成立后，即在渭南塔山一带构筑工事，使塔山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堡垒。
    5月10日，许权中旅由潼关一带赶至华县瓜坡镇，参加渭华起义。5月16日，起义部队定名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刘景桂)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军委委员包括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王泰吉、高克林、许尚志、赵雅生等。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参谋主任，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政治部副主任，许尚志任秘书长。全军编为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雅生，第二大队长武培谋，第三大队长谢子长，第四大队长雷天祥。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发出了由军委主席刘志丹、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联名签署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西北工农革命总司令部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要账手提光光子，打人不论亲弟兄。于今穷人要睁眼，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起干，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
    切切此布!
    军委主席刘景桂    总司令唐澍    政委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18)
    西北工农革命军与农民暴动紧密结合，打击反动民团，惩治土豪劣绅，先后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府48个，处决土豪劣绅60余名。渭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渭华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动摇了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基础。为此，6月初开始，冯玉祥先后调集三个师的重兵，在宋哲元指挥下，向渭华起义部队发起血腥围攻。面对敌人的强大进攻，唐澍、刘志丹等指挥部队展开浴血奋战，但终因敌强我弱，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廉益民、吴浩然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6月20日晚，唐澍、刘志丹等率领起义部队撤离渭华地区，进入秦岭山区。部队先后撤至洛南县的两岔口和保安镇一带。7月1日，李虎臣派方少海率五个旅向保安镇发起进攻。驻守两岔口的唐澍率部100余人增援保安镇，被敌人包围。激战中，唐澍英勇牺牲，年仅25岁。
    保安镇之战后，起义部队余部200余人在刘志丹、刘继曾率领下转移到蓝田山区。7月15日，刘志丹和许权中分别率领的起义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会合。当天，刘志丹、刘继曾主持召开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番号，并决定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起义人员分散离队，坚持地下斗争。余部由许权中率领，与共产党员尹耕辛领导的蓝田地方民团合编，争取暂时编入李虎臣部刘文伯师。此后，许权中部被刘文伯收编，改编为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后来，第九旅向河南确山转移时，在邓县被当地反动武装红枪会打散。许权中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至此，渭华起义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武装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重要性，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继曾在1959年6月总结道：“渭华起义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要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扩大了革命影响，也取得一些经验。这对推动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有巨大作用。”(19)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潘自力在1959年7月回忆说：“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20)，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它虽然失败，但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的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西北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1)
    (三)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及围城斗争
    在部署和领导发动渭华起义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先后在关中地区领导发动了旬邑、淳化等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
    旬邑起义是关中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吕佑乾于1927年冬前往旬邑，整顿中共组织。1928年初，吕佑乾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他和曾担任过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的许才升等人一起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抗粮“交农”，准备发动旬邑农民暴动。5月初，吕佑乾在旬邑安仁村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部署农民暴动计划。随后，许才升前往清水塬，在郝村药王庙召开中共郝村支部会议，决定以抗粮为导火线，发动全县农民暴动。
    5月6日傍晚，许才升以击鼓为号，召集清水塬郝村、班村、蒲社等18个村庄的140多名农民，手持农具首先起义，并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在行进途中，队伍扩大到400多人，进逼旬邑城下。7日拂晓，在吕佑乾、吕凤岐等组织下，旬邑城内的学生和贫苦民众砸开东城门，农民起义队伍随即攻入旬邑城内，首先打开狱门，营救出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王廷璧、王日省、王子健等人。起义队伍随即又攻占了粮食局和旬邑县政府，处决了县长李克宣及恶差数人。随后，起义队伍控制了全城及附近村庄。
    5月12日，吕佑乾和许才升等在县城宝塔小学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佑乾为秘书主任。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程永盛任委员长；土地委员会，程百印为委员长；经济委员会，蒲玉阶任委员长；交通委员会，程国柱任委员长；宣传委员会，王浪波任委员长；外交委员会，王日省任委员长；革命裁判委员会，程雨顺任委员长。会议还宣布：将起义队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路，下辖三个连，程永盛任总指挥。会后，吕佑乾、许才升、程永盛等分别前往张家村、马家堡、职田、土桥、张洪等村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邻近的彬县、淳化、永寿以及甘肃省的宁县、灵台等地。
    旬邑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面调动部队准备围攻起义队伍，一面指使逃亡豪绅在起义队伍内进行收买、瓦解活动，并任命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5月30日拂晓，混入起义队伍内部的巡警刘兴汉和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人被敌人收买，策动所掌握的两个连武装发动叛乱，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等起义领导人。随后，刘兴汉等又窜至张家村，将许才升用长矛戳伤后逮捕。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将吕佑乾、许才升等人押至张洪镇。5月31日，旬邑县代理县长李焕章下令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王廷璧、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等七名起义领导人杀害于张洪镇。旬邑起义至此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率领起义队伍余部，成立了旬邑游击队，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旬邑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由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武装起义。旬邑起义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影响深远。尤其是起义后宣布成立的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不仅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而且政权内部机构较为健全，职能分工较为明确，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县级红色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28年4月，根据省委指示，王泰吉在麟游发动起义。王泰吉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毕业后，王泰吉先后任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学兵营排长，陕军甄寿珊部教导营学兵队队长、教导团第一营营长等职。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王泰吉于4月在麟游驻地率本营军官队、军士队、学生队及营部部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处决了反动军官，并于起义当晚离开麟游县城。在经崔木镇到达礼泉县南坊镇时，起义部队受到甄寿珊教导团和南坊镇反动民团李世龙部的夹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人员有的失散，有的被迫缴械，麟游起义失败。王泰吉脱险后前往渭华地区，参加了渭华起义。
    1928年四五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中共三原县委发动了农民“交农”斗争和武装围城行动。4月24日清晨，三原县武字区农民汇聚起来，手持农具向三原县城进发。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在武字区农民向县城行进的同时，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的“交农”大军也一起向县城进发。当天中午，两三万“交农”大军将县城团团包围。农民群众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并焚烧了一些农具示威。三原县县长马润昌被迫答应免除当年的粮款。“交农”大军方始离去。
    5月1日，中共三原县委决定组织农民武装围城，并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指挥部。5月3日，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爆发。在第一次攻城时，由于驻军早有准备，攻城未克。随后又发起第二次攻城。在第二次攻城时，参与武装围城的地方武装马仙舟叛变，缴了武字区农民武装的枪支，并扣押了围城总指挥黄子文。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遂告失败。
    4月26日，中共泾阳区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发动农民“交农”围城。当天，在总指挥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等人的领导下，1万多名农民手持大刀、铁矛和农具等，从崇文、鲁桥、永乐、口镇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当天傍晚，起义农民将县城团团包围，并开始攻城。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警巡守严密，攻城未克。27日黎明，国民党地方当局调动三原驻军骑兵连等部队前来镇压围城农民，起义农民被迫撤退。泾阳“交农”与围城斗争即告结束。
    4月29日，中共礼泉县委书记秋步月主持召开礼泉县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发动礼泉起义，决定由秋步月担任起义总指挥。当时，礼泉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已近300名，各级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的成员达6000多人。5月1日，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带领下，礼泉县18000多名农民手持农具等器械，分别从南路、北路、东路和东北路拥向礼泉县城。农民们高呼口号：“免粮免款度饥荒!”“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围城农民攻城遇阻。5月2日下午，秋步月等组织工匠制造云梯，准备于当晚再度攻城。此时，礼泉县长朱家骧指示城内军警和民团武装冲出城外，向起义农民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烈搏斗。起义农民奋勇抗击，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秋步月等为避免农民遭受更大损失，下令撤退，礼泉农民围攻县城斗争即告结束。(22)
    在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相继发动后，中共淳化区委决定以“交农”，的方式，领导全县农民举行起义。5月9日清晨，在总指挥、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下，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附近的1万多名农民，手持农具等器械，拥向淳化县城，并包围了县城的北门、南门和东门。围城群众高喊口号：“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并提出了开仓放粮、县长段桂田和县保安队离开淳化等条件。围城农民的条件遭到拒绝。5月11日中午，赵新三、田望秀等指挥农民开始向县城进攻。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被迫逃出县城。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五六百人汇集淳化县通润镇。田望秀主持大会，宣布淳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赵新三任主席。淳化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慌与不安。6月30日，国民党当局调集军队和保安团队六七百人将淳化县城包围，并发起攻城行动。起义农民在田望秀、赵新三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抗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突围。田望秀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赵新三等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存在了仅仅11天的淳化县苏维埃政府就此夭折。
    5月16日，在担任暴动总指挥的中共长安县委组织委员李艮的领导下，100多名农民手持马刀、长矛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咸阳东张村。随后，李艮率领暴动农民冲进马家寨，准备处决横行乡里的大恶霸白辛太及其侄儿白云祥。暴动农民冲进白家后，适逢白辛太外出，白云祥又乘乱脱逃。愤怒的群众即将白辛太的3个侄儿当场处决，并焚烧了白家的契约、账簿等。暴动农民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气焰，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这次暴动，被史家称之为“咸长暴动”。
    在礼泉、旬邑等县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永寿县农民窦玉明、张策合、张文正等于5月18日发动5000多名农民群众，以“交农”方式拥向永寿县城。5月19日，“交农”群众将县城包围，提出：“粮款太重，我们不做庄稼，向县长交农。”“交农”群众还要求将恶绅李风清等交出，由农民裁决。慑于“交农”群众的斗争锋芒，永寿县政府不得不于21日答复群众：三年内不征不派，但却没有对交出恶绅李风清等条件予以明确答复。愤怒的群众于当天午后发起攻城行动，遭到县保安队的武装镇压。张文正等壮烈牺牲，攻城群众数人受伤。群众被迫撤退，永寿“交农”围城斗争失败。
    渭华起义爆发后，中共东府特委决定驱逐驻防澄城县韦庄镇的地方军阀赵桂堂。打入各地红枪会组织的共产党员王育真、吴卜亭、雷振东等人领导组建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问政总团先后指挥武装农民占领了酥酪、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地，对韦庄形成了包围态势。6月22日，武装农民逼近韦庄，澄城县城周围大荔、朝邑、蒲城等县数千农民也纷纷赶来参战。由于赵桂堂防守严密，攻城行动连连受挫。问政总团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终于将赵桂堂的主力部队歼灭。困守无望的赵桂堂于7月5日晚，利用出城求和之机，率余部逃走。澄城农民围城斗争宣告结束。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的以“交农”围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起义，除咸长暴动和澄城农民问政总团取得暂时的胜利外，其余斗争均告失败。这些起义和“围城”斗争，是尚处幼年时期的陕西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西劳苦大众所具有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对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①  关于清涧起义爆发的具体时间，历史文献与当事人回忆有所不同，另有10月10日、10月14日之说。
    ②  指李象九。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56页。
    ④  今志丹县。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88页。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89—190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4—195页。
    ⑨  即陕南。
    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11)  即五一县。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27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27—228页。
    (15)  史可轩遇害后，所部由中共党员许权中领导，先后改编为原国民军二军冯子明部独立第三旅、李虎臣部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这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指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进入许权中旅，以加强对该旅的领导。当时，许权中旅驻扎在商洛地区的洛南县寺坡、三要司(黄村)一带。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6页。
    (17)  《陕西通史》第10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20页。
    (18)  《陕西通史》第10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22—23页。
    (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36页。
    (20)  陕西三大起义，通常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28页。
    (22)  礼泉起义失败后，秋步月于5月3日主持召开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鼓励大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此后，秋步月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通缉。他先后前往西安和湘赣边界及武汉等地，希望与中共组织和工农红军取得联系。但都没有结果。1929年4月，秋步月回到礼泉。5月，他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取得联系。根据临时省委指示，秋步月开始积极组建地方游击队。1930年1月，礼泉游击支队成立，秋步月任中共礼泉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司令员。同年5月9日，秋步月在礼泉县张冉村驻地被礼泉县政府收买的土匪王振邦部逮捕。当天下午，秋步月被王振邦等匪徒残酷杀害，年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