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日
    张闻天
    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占领华北，蒋介石出卖华北与中国的时候，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蒋介石的卖国，显然的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斗争的群众的与社会的基础。现在不但更多的更落后部分工人、农民、士兵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也卷入了革命的潮流。甚至许多商人、资本家、中下级军官，以及某些军阀官僚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革命，或直接参加斗争。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的宣言，就是要团集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要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哪一个社会团体，哪一个武装队伍，愿意去抗日反蒋的，那我们可以同他们联合行动，可以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宣言是不取消1933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关于三个条件的宣言，但联合行动的范围，却是大大的扩张了。现在我们不但愿意同任何武装队伍，在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同所有抗日反蒋的人民、社会团体、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因此这个宣言，是在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入的情形之下，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所采取的新的步骤。
    这个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有些人，甚至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认为这一宣言又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借此以取得民心的。难道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真的想同他过去认为反革命的派别，与军阀官僚等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不成。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一切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采取恶意中伤的帝国主义者与汉奸卖国贼，常常这样宣传，以减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与主张，在全中国人民心胸中所产生的伟大影响与意义。这种恶意的中伤的宣传，影响到了真正同情于革命的或自己是革命的分子，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宣言的发表，不但是为了要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同时即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我们不应在宣言发表之后被动的、消极的等待人家来找我们，同我们谈判抗日反蒋的联合行动，而且还要主动的积极的到处去活动，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奋斗。不论是过去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的军阀，或是过去是坚决反对我们的政治派别，只要他现在在抗日反蒋上同我们有共同之点，那我们可以完全不念旧恶，同他们联合一起。就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的个别的法西斯蒂分子，一旦觉悟到中国人民非团结一致，急起抗日，不足以图存在，并愿意脱离卖国的法西斯蒂组织的时候，那我们也决不拒绝他们参加这一运动的，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利益，我们欢迎一切人民到抗日反蒋的运动中来。即是对于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也是如此。不论是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的中立，那我们即可以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我们并不否认而且根据一切过去世界的与中国革命史的经验，我们预先已经知道，在目前愿意参加抗日反蒋的“同盟军”内部，正因为内部成份的复杂，所以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个人团体、派别与武装队伍，他们参加斗争，各有他们的动机与立场。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有的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而且我们知道，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基本群众，依然是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乡村与城市的贫民、士兵群众，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但我们决不因为这个缘故，而拒绝一切那些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与动摇的、与不可靠的。正像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现在如果同情于我们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那我们虽是知道他们这种同情有着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与动机，然而我们决不因此而拒绝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因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在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以十二万分的诚意欢迎一切愿意最后忠实于民族革命的最优秀的革命家，不论他们的出身是资本家或是军阀，这些人应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就是那些最坏的家伙，他们参加抗日反蒋的斗争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一时的另一反革命的目的，但是他们的参加必是削弱了反革命方面的总的力量，客观上依然是帮助了革命。革命的群众的领袖，不但应该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且应该知道如何去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冲突、每一矛盾，以促进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把反动统治内部或把所有军阀都看做清一色的东西，看的是一个透明的结晶体，这实是一种最错误的观点；或者像列宁所说的，这是一种“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
    所以不论谁，只要他愿意同我们联合，我们就胜利了。这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主张的胜利。
    同时要使得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拥护，那单靠宣传煽动是不行的。列宁同志说得好：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连取得胜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这离胜利还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励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左派”幼稚病》96页)
    问题是很明显的。现在是全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时候，而几千万几万万群众，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没有在我们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他们的觉悟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还在各种各样政治思想与政治派别的影响之下，他们还团集在各种名称的政治的社会团体与组织之内，或者他们是反动武装内的一分子，要争取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了解共产党主张的正确，那单靠宣传煽动，单靠在思想上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武断宣传是不够的。这里就要靠着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就要善于寻找过渡到或趋向于我们的基本主张的实现的各种形式与方法。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一主张，即是目前争取抗日反蒋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只要谁愿意在那些条件之下向我们联合，那就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胜利。因为在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中，群众最容易看到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假的抗日的，谁是勇敢坚决的民族英雄，谁是动摇消极的坏蛋。在实际行动中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经验，会了解到过去他们领袖的政治的面目，把他们的领袖所说的所做的同我们共产党所说的所做的来一个比较，而最后抛弃欺骗他们的领袖们，团集到我们领导之下。因为在那些联合的组织内，我们更有可能把我们的积极主张，传达到被其他的人、其他的社会团体、其他的政治派别的领袖们所自己“鼓动”起来的群众中去，而取得我们自己主张的胜利。
    完全可能在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中我们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的代表占着极少数的位置。这对于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在那里完全有宣传我们全部主张的自由，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提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在每一时期内的行动纲领，可以公开的批评一切动摇不彻底与叛变的企图，而我相信只有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纲领与批评，是始终如一与唯一正确的。因此我们必然会取得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拥护，实现我们的全部主张，我们主张的最后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以苏维埃政府与军委的这一宣言，是为了要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而同时也即是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在我们手里的具体步骤。这也就是怎样去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模范例子。
    教育我们的同志，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关门主义者往往以背诵共产主义的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为满足。不论在何种具体环境下，关门主义者就是只有那一套法宝，一切合乎他那一套的，就是好的；一切不合乎他那一套的，就是要不得的。因此，他的活动范围就非常狭窄，同时他的活动方式也只能限于抽象的共产主义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的宣传鼓动。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
    党曾经同意与赞助民族武装自卫会所提出的基本纲领，目的是通过这些纲领团结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周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这些纲领一到了关门主义者的手里，就变成死气沉沉的教条，变成了只是宣传鼓动的资料。对于过去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也是如此。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如不克服，就根本无法去取得对于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
    列宁同志说：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立场上来，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也要善于在这些群众接近和转到新立场上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没有完全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解决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末，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完全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解决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的新立场。”(《“左派”幼稚病》97页)
    群众的觉悟程度是如此的不整齐，群众斗争的方式与方法是如此的复杂，发动斗争的要求是如此的不相同，只有我们的同志抛开一切教条与法宝，而投身到群众中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同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条件的联合与妥协，活泼的运用下层的以至上层的统一战线，依照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取得我们的领导权。
    比如这样的一个例子。由于群众觉悟程度的低落，与改良主义者的领导，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时，群众要求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我们是不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去讥笑群众的愚蠢与落后，表示自己的清高呢?不是的。却正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这一请愿运动，使群众以他们自己的皮肉去了解请愿的无用，消除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懂得共产党所说的关于国民党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话的正确，并且把这一请愿变为直接的群众示威与群众的革命行动。
    再比如，群众一开始并不赞成我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作为对日作战经费的宣传，而要求抵制日货。我们是不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说这一口号不是共产党的口号而拒绝参加呢?不是的。却正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这种运动，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到运动中来。由这种运动转变到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是最容易不过的。这样，抵制日货变成了实现我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的口号的最好桥梁。
    不论斗争开始时群众抗日反蒋的要求是怎样的平凡，不论斗争开始时的领导者是怎样一个反革命的坏蛋，我们的同志都应该积极的去领导群众，在一定条件下同领导者联合，真正为这一平凡的要求的实现而斗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表示我们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真正肯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揭破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欺骗与叛变的行为，这样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
    一切这些例子都是在说明：想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我们的教条之内，处处符合于我们的法宝，这实是一种最可笑的儿童的幼稚思想，这种思想，除了使自己同群众脱离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左”的关门主义者实际上表示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是不相信的，他们不但惧怕群众，而且惧怕反革命分子。他们怕一到群众中去，就会同流合污，失去了自己共产主义的清高与纯洁。他们怕一同反革命分子接触，立刻会受他欺骗与愚弄，而遭受惨败，他们把反革命分子描写得五头六臂，神通广大，绝对不应该同他讲一句话，更不该同他妥协以争取对群众的领导权。只有在自己同志的范围内，只有同少数先进分子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再背诵其共产主义的符咒，关门主义者方觉得有恃而无恐。所以这种关门主义，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分别的。
    必须在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教育我们的同志去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不但是下层的，而且也可以是上层的。不论是下层的或是上层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反对目前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取得党对于最大多数基本群众的领导权。
    以为下层统一战线或是上层统一战线就是取消或削弱党的组织，放弃或模糊党的主张的这种观点，只是充分表示出对于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完全不了解。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取消或削弱自己的组织，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党在任何时候，都不但不放弃或模糊自己的主张。而且统一战线的策略正是为得要使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使他们为了党的主张的实现而斗争。一切以取消党的组织、放弃党的主张来作为换取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条件的企图，应该受到党的最严厉的打击!
    现在是革命与战争的时期，特别是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广大中国人民卷入革命思潮，造成了我们党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从我们自己的力量方面说来，我们也“今非昔比”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创造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所不能战胜的坚强的铁的红军，建立了广大的中国苏维埃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已经是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因素。他在全中国人民中间，有着极大的影响与威信，他是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惊心动魄、日夜不安的巨大的力量，正因为这个力量的存在，使我们更容易的实现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且我们的党也已经不是幼稚的党了。我们的党在长期的困苦奋斗的过程中，已经有着极丰富的革命的经验。因此在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中，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的去取得自己的胜利。
    当然我们还要虚心的学习。更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学习怎样从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转变到统一战线另一种形式，怎样经过一些必要的过渡的环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革命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这就要求我们以最高度无产阶级的政治的警觉性，把握住各种不同的情况，而提出各种不同的策略。党的战略方针在一个时期内是不变的。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策略，则应该是变化无穷的，只有“把极端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热忱同必要的纵横捭阖的手段曲直进退之才能融合起来”(列宁)我们才能始终同群众在一起，率领群众进入新阵地，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向敌人坚决进攻，一举而扑灭之，以取得决战的最后胜利。
    原载《张闻天文集》(二)第22—3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