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0日
    张闻天
    目前形势的展开，完全证实了中共中央最近政治估计的正确性，以卖国贼宋哲元为头子的冀察政委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华北第二满洲国的傀儡政府。绥远、山东、山西正循着冀察政委会的道路前进。日本帝国主义就是采取这种方式以首先并吞华北五省以建立它的“华北国”。39万3千平方里面积的中国领土，将这样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8千万中国人民，将这样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更加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促使他们走上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全中国人民中间正沸腾着抗日反卖国贼的愤怒情绪。全中国现在好像一个充满爆炸物的火药库，而这个火药库必然首先在华北五省爆裂开来。平津学生抗日斗争的发动，曾经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侵入中国本部的一个有力的回答。然而这还不过是事情的开始。接着来的将是震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大事变，即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大规模的与强有力的发动!这将是扫荡一切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人民的怒吼!这将是东方最大的被压迫民族反抗东方唯一的反动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的战争。
    在这种紧急的关头，发动与组织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援助与响应全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应该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目前最中心的与神圣的历史任务。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要达到抗日的目的，曾经率领中央红军以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达了抗日前进阵地的陕甘苏区，汇合了红军25、26、27军，彻底粉碎了敌人对于陕甘苏区的三次“围剿”；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与抗日主力军。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要扩大抗日战线，又发表了抗日宣言，主张联合一切抗日的人民与武装队伍，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抗日主力红军一方面军的东征，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抗日的主张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发动与组织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援助与响应全中国首先是华北的8千万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红一方面军东征的中心任务。
    所以，第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不是避免，而是为了要争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机，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红军是要同日本打仗的。这是我们所说的，也是我们要做的。为中华民族自由而战，为四万万同胞的解放而战，是红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光荣任务。实践这一任务的整个时期已经放在我们的前面了。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正是迎接这一新时期的到来。只有卖国头子蒋介石才会在中国无力抗日的鬼话之下，到处避免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到处撤退自己的军队，把中国的大好河山让给日本的强盗。我们则不但要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破这种鬼话的无稽，而且要以红军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去开始抗日战争，以红军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中国的有力抗日。
    所以，第二，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不是为了等待，而是为了要创造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有利条件。苏维埃与红军过去长期抗日的主张与行动，曾经取得了全中国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号召，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在现在亡国灭种大祸前面，只要苏维埃与红军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自己最坚决最积极的抗日先锋队，我们就能够取得全中国人民的拥护爱戴与信仰，大大的提高自己在民族革命中的威信与地位。没有像现在苏维埃与红军的行动方向，带有这样重要的全国性的意义。红色的义旗究竟将指向何方，是全中国人民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全中国的人民也要拿红军的行动方向，来当作测量苏维埃与红军抗日的是否出于诚意的尺度。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最明显的表示了苏维埃与红军抗日的立场，适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因此，这一行动，必然会更有利于扩大抗日的统一战线，更有利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产生。
    所以，第三，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不是为了保守现土，而是为了开辟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的发动中，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产生中，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将使我们在事实上(我们不争名义)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那时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红军的扩大，将采取突飞猛进的速度与新的方式；广大的华北将是苏维埃与红军纵横驰骋的地区；红军将以千倍百倍的速度扩大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能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力量，显示中华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不可战胜的。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就是要开辟这样的一个新的伟大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到来，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东征行动的当前的作战对象，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出卖山西、绥远、进攻抗日苏区的日本走狗阎锡山。自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余年剥削山西民众无微不至；而最可痛恨的，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密约，出卖山西、绥远。日本特务机关与浪人在山西、绥远境内已经到处都是。日本的武官与浪人在山西、绥远境内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上十万的军队，不但不到山西、绥远的东部与东北部的边疆布防，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国”军队的前进，却密集黄河东岸几百里堡垒线内，并一部深入陕北苏区，以拦阻红军东下抗日的去路，捣乱苏维埃与红军抗日的后方。显然的，山西、绥远在卖国贼阎锡山统治之下，不久将变为河北、察哈尔第二，而阎锡山又是宋哲元的候补!
    首先消灭卖国贼阎锡山的军队，正是为了扫清抗日道路，为了胜利的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的分析，我们认为战胜卖国贼阎锡山是有完全把握的。阎锡山媚外卖国的一切事实与行动，是使阎锡山部队内部瓦解，失去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而我们抗日讨逆的鲜明的旗帜，不但鼓舞着我们的全体同志、全体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奋勇杀贼，而且山西、绥远等白色区域的广大群众，也将在我们的号召之下闻风而起。关于阎锡山的部队缺乏和红军作战的经验，惧怕红军。长时期内没有打过大仗，当然也都是我们能够制胜的重要条件。但估计到阎锡山在山西的长时间的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他的直接援助，我们也不能轻视他的力量，而且这一战役的胜利，是苏维埃与红军转入新的有利形势的主要关键。因此，集中全力，争取东征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目前一方面军全体同志、全体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严重的与负责的任务。
    显然的，阎锡山在一度重创之后，必将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是必然到来的。这自然使我们讨伐卖国贼的战争，迅速的转变为直接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新的历史阶段。
    因此，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即是要在实际行动中，把国内战争提高到民族革命战争，把土地革命提高到民族革命；因此，红一方面军东征，亦即是要在实际行动中，把扩大与巩固现有苏区根据地的方针，符合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基本要求，以创造有利于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新局面，而不是为了放弃或脱离现有的根据地。
    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我们某些同志中间造成了一种恐怖心理。所以像惊弓之鸟一样，一听到红军要向新的区域行动，就立刻怀疑到这或许又是新的长征的开始。他们说：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给了红军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吗?诚然，红军没有苏区根据地，曾经给了我们许多痛苦与许多困难，但这并不是说红军应该守苏区，同苏区寸土共存亡。而过去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与保守主义的错误，却就在这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教训告诉我们：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巩固与扩大原有苏区根据地。这就要求我们及时的同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做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验教训更告诉我们，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红军还能克服一切的困难，最终的胜利的到达了自己的目的，那末在目前新的有利的形势之下，他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以开辟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新局面。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的不是吓怕了我们，而是锻炼了我们，坚强了我们的自信心与敢作敢为的勇气。红一方面军东征的决定，就是根据这种自信心与勇气出发的。黄河过去不曾能够阻止我们在他的西岸创造广大的陕甘苏区根据地，自然也不能阻止我们的东进，也不能阻止我们在东岸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使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动员他的力量，向我们围攻的困难大大增加了。当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蒋介石还能在红军捣乱抗日后方的名义之下，向我们进行数次“围剿”。现在呢，我们到了抗日的前线了。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向我们进攻的行动，必然要遭受到全中国人民以及他自己的官兵的唾骂与反对。同时我们东征的行动，更将扩大各军阀内部的矛盾与分裂，而便利于我们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灵活应用。这些难道不是对于我们的巩固与发展苏区的方针非常有利的条件吗?
    因此，红一方面军东征的决定，是党中央根据于目前形势的分析所得出的唯一正确的决定。我们主要活动的方向是在东方，我们要在东方创立我们的勋功伟业。因此我们的主要的人力兵力应该向着东方输送，而我们大家的决心也是在东方!
    原载《张闻天文集》(二)第73—7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