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对革命事业进行科学总结和理性思考之后于1942年5月得出了这条结论。毛泽东在陕北的岁月里，为建设这支“有文化的军队”付出了巨大心血。
    赠词丁玲《临江仙》
    支持作家上前线
    1936年初冬，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丁玲，在结束了数年囹圄生活后，辗转千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
    丁玲是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第一位作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丁玲的到来非常重视，中宣部在一间大窑洞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亲莅参加。早在湖南时，丁玲曾积极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张敬尧运动，对毛泽东非常敬仰，却无缘相见。她绝没想到，初来乍到，就能见到毛泽东，而且是在欢迎自己的大会上。
    毛泽东非常关切地问她：“你打算做什么?”
    “上前线去，当红军!”丁玲爽朗地回答，言语间透出几许豪气。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不久，丁玲梳着齐耳短发，身穿灰军装，飒爽英姿，出发到陇东前线。南下途中，她意外地收到毛泽东用电文发来的赠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喜出望外，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表示感谢，并请求把此词手书给她以便收藏。她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在战乱年代里，丁玲为了保存这一墨宝，曾请胡风代为珍藏。几多周折，直到1982年才完璧归赵。
    1937年2月间，毛泽东又特意写信给军委后方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委派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丁玲颇有感触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这一个月的经验，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丁玲激愤不已。她同吴奚如向中央提议，联合抗大的演员及青年共30余人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很快得到中央批准，丁玲被任命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8月14日，毛泽东专门找丁玲和吴奚如谈话，充分肯定他们的做法，并叮嘱：“你们下去后，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宣传上要作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要对抗战有利”。还特别关切地说“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肖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在次日延安各界举行的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在祝辞中再次充分肯定：“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指出：“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带着毛泽东、党中央的关怀与嘱托，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到山西，辗转3000里，巡回演出，宣传抗战。在深入革命实际的过程中，丁玲的文艺观有了很大进步，她拿起搁置了几年的笔，饱醮喷涌的激情，先后写出了《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杂文、话剧，为新天地、新人物而讴歌。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44年盛夏，即便是在延安这块北国高原，空气中也弥漫着灼人的暑热。7月1日，天将破晓，从窗棂吹进一阵凉风，挥汗工作通宵的毛泽东这才稍稍舒口气，深深地吸了口黎明前浸润着田禾清香气息，却没有一丝睡意，有两篇报告文学在深深地吸引着他，即刚刚发表的丁玲的《田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
    毛泽东一口气读完了它们。他为两位作者新的作风而高兴，而激动，立即伏案给2人写信，直抒胸臆：“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非常客气地说：“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下午，丁玲、欧阳山如约而至。毛泽东又鼓励丁玲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以后，毛泽东还多次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肯定丁玲新的创作方向，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遵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丁玲积极与工农兵结合，到1948年参加华北土改运动之后，终于创作出驰名中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回顾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丁玲不无感慨地说：“在陕北我曾经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其中，毛泽东对丁玲乃至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关心爱护又是多少话语才说得清呢?
    夜听仲平诵长诗
    特批“很好”、“快发表”
    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清凉山上汽灯通明，印刷厂的工人文艺小组在山上石岩洞内举行文艺晚会。毛泽东在百忙中抽暇赶来，坐在观众之中，兴致盎然地观看。晚会一直进行到午夜，最后一个节目是柯仲平朗诵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他捧着一厚摞诗稿，操着浓厚的云南腔朗诵着。有的观众感到很新鲜，但也有人对这种新的形式感到陌生而提前退场了。这时，柯仲平感到时间已晚，便边擦汗边不安地问坐在前排的毛泽东：“毛主席，时间不早了，还朗诵不朗诵?”
    “你的诗还有多少?”毛泽东回头看了看会场，问。
    柯仲平翻翻手中的诗稿，摇了摇头说：“不行，还有一大半。”
    “朗诵下去。”毛泽东和蔼而又肯定地说。
    柯仲平受到鼓舞，继续绘声绘色地朗诵着。他深知，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而且是伟大的诗人。两年前领袖那阕《沁园春·雪》，以其磅礴恢弘的气势，曾经深深震撼了多少诗人年轻的心。“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千古绝句，只能出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之手。而现在，这位伟人就坐在台下，而且专心致志地听他朗诵尚嫌粗拙的诗。柯仲平一时激情喷薄，挥动着手掌，完全沉浸在诗境之中……
    朗诵完毕，毛泽东站起来，紧紧握住柯仲平的手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让我拿回去看完，可以吗?”
    “当然可以，只是太乱了，不好看。要么我抄一下再送来。”柯仲平激动的面庞泛上了一层红晕。
    “不必了，先睹为快!”毛泽东爽朗地说。
    次日，稿子就送了回来，上面赫然批着几个大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毛泽东”捧着这沓稿子，这位蓄着络腮胡子，已开始谢顶的中年汉子动容了。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解放》破例在第41、42期上连载了《边区自卫军》。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柯仲平接连创作了《延安与中国革命》等诗篇，他和田间、林山、邵子南等诗人，发起了延安街头诗运动和诗歌朗诵活动，推动了延安的诗歌创作。
    提倡大众艺术民族气派
    捐款创办民众剧团
    1938年仲春的一天，陕甘宁边区工会举行晚会，上演秦腔《升官图》等剧目。坐在大木头上看戏的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会主席毛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看来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毛齐华指着毛泽东身后的柯仲平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
    毛泽东回头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柯仲平点头称是，沉思良久：要发展，就应该成立一个剧团。当晚散会后他便去找毛齐华商量。
    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剧团白手起家。毛泽东曾多次给剧团送钱，使剧团很快办了起来，取名“民众剧团”。在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的支持下，团员们爬山涉水，把抗战的、反映现实的戏送上百姓的门。群众亲切地称他们“咱们的剧团”。毛泽东在看了剧团演出的《中国拳头》后，亲笔题了“简单，明了，动人”6个字；看了话剧《国魂》后，建议改为秦腔，并更名为《中国魂》。
    1943年秋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电话通知民众剧团：“毛主席请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3同志到枣园一见。”3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握手，诙谐地说：“请来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3人会意地笑了。他们明白，杨醉乡常扮演老太婆，象妈妈般照顾团员们，有杨妈妈之美称，‘佘太君’之桂冠自然非他莫属了；而‘美髯公’的雅号则属于大胡子的柯仲平和马健翎。
    3人落座后，宾主亲切地交谈起来。毛泽东说：“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象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毛泽东继而对柯仲平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毛泽东对文艺团体的工作了如指掌，他时时关注、大力支持文艺团体的成长。民众剧团在毛泽东的关怀下，8年下乡巡回演出1475场，观众达270万人次。在边区文教会议上被授予特等奖旗。
    支持艺人张金奎培养杂技人员
    毛泽东非常重视挖掘各种文艺形式，使之为抗战为人民大众服务。
    1940年的一天，延安马列学院举行迎新年联欢会。二向默默无闻的炊事员张金奎表演了一套绝妙的小戏法《三仙归洞》，在原地连翻20多个旧宗子翻。四座皆惊。原来张金奎参加革命前是流落街头的艺人，曾在亚、欧数国卖艺为生。张金奎的名字一时轰动，被当作传奇人物传诵着。时值新年，各单位拜年队到杨家岭向党中央拜年。毛泽东听说张金奎也来了，高兴地说：“我要看张金奎表演。”
    人们立即打开场子，从杨家岭大礼堂里把延安唯一的大地毯搬出来铺上。张金奎使出平生的绝技表演了钻地圈、火圈、刀圈，地滚刀、板凳面、拳头顶等杂技武术节目，博得阵阵喝彩。
    在一片掌声中，毛泽东走到张金奎的身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演得很好。”并亲切地询问他是哪里人，何时学艺的。张金奎一一作了回答，说：“我5岁开始跟父亲学艺。”
    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说：“找几个学生跟你学艺，你教他们，一不能打，二不能保守，这是革命工作，我们坐机关写文章是革命，你演杂技也是革命。”
    张金奎激动地说：“毛主席，我记住啦，这是革命工作。”
    毛泽东又对身旁的马列学院领导人说：“他的工作费体力，要营养好，每月给他补助20斤白面，3斤肉，大灶随便吃。”
    毛泽东对杂技工作的支持，为发展边区的杂技艺术指明了方向。不久，张金奎被调到青年俱乐部担任专职杂技教员，开始培养延安第一批杂技学员。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专业杂技团在延安正式成立。
    发起创办鲁艺  培养文艺人才
    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既要普及，又要提高，需要有专门的艺术学校，来培养抗战急需的文艺干部。1938年初，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得到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欣然同意，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星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联名发出《成立缘起》，为纪念鲁迅先生，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4月10日，开学典礼在延安城内大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大会祝贺，并与师生合影。学院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到该校同师生交谈、给师生讲话，号召师生走出小鲁艺，到工农兵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中去，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1939年5月鲁艺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毛泽东在百忙中参加并且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二年，毛泽东又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8字校训。毛泽东等人还把自己作为国民参政员的薪金捐出约2000元给鲁艺买剧装。毛泽东时常观看鲁艺的演出。鲁艺举行第一次音乐会时，成功地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冼星海在日记中写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毛泽东还赞扬“百听不厌!”从此，《黄河大合唱》成为延安集会必唱歌曲，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和音乐家的歌曲创作相结合，使延安成为充满歌声的欢乐的圣地。
    有求必应  题写刊名
    1938年夏，在抗大政治部工作的奚原、郑西野等人倡议创办一个文艺刊物，得到广泛赞同。随即，由边区文协出面，与各学校、团体的文艺写作者和爱好者联系，很快完成了具体的筹备工作。9月17日，奚原根据大家的要求，执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报告了出版这一刊物的计划，并写道：“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楣……希望你马上替我们挥成。”
    令大家兴奋的是，毛泽东于当天就题好字，落款时间也是“9月17日”。毛泽东谦虚地在原信上批道：“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同信附有一小片宣纸，上面题了3个“文艺突击”，以供选用。
    那时抗大政治部住在南门外的山里面，毛泽东住在北门外的山里面，遥遥相隔20余里，毛泽东收到信当在下午或傍晚了。时值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毛泽东非常繁忙，但他及时满足了文艺工作者的请求。毛泽东先后为延安的《中国文艺》、《大众习作》等许多文艺刊物题写刊名，推荐稿件，提出办好刊物意见，鼓励和支持群众性的文艺创作。
    《文艺突击》是当时边区唯一的纯文艺刊物，油印出版了两期后，人们强烈要求铅印。然而在那战争环境中，经济极端困难，纸张十分紧缺，要改铅印很不容易。这时，又是毛泽东带头捐了钱。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许多党政军领导人也捐款资助。
    三书艾青促膝深谈
    深入调查明确方向
    在1941、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延河之滨、宝塔山下已荟集了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给文艺界带来了鲜活的血液。对此，毛泽东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随着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的到来，文艺界出现了生机盎然的新气象；忧的是，大批文化人到了根据地，并不就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文艺界还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关门提高，学用脱节，思想混乱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文艺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于是，他和有关中央领导人广泛同文艺工作者谈话，阅读文艺作品，观看文艺演出和整风墙报，请文艺工作者代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1年4月，沉睡一冬的小溪苏醒了，在消融的大地上欢畅地流淌；道旁河畔的红柳绽开苞芽，婆娑摇曳，如烟似云。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催人更新的季节。一天，毛泽东给在兰家坪文抗的艾青写了一短笺：“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
    兰家坪与杨家岭隔河相望。艾青过了延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简单寒暄之后，毛泽东便谈起了文艺问题：“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毛泽东微笑着问。
    “至少我是爱听的。”艾青不加思索地说。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艾青送去了第二封信：“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在“反面的”3字下面，毛泽东特意画了3个小圈。
    不日，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
    在杨家岭一孔窑洞内，毛泽东再次同艾青畅谈。他把文章交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文章第一页有几位政治局成员圈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艾青正准备记录时，因地不平桌子摇晃起来，毛泽东看到后疾步走出窑洞，抢先拣来小瓦片，把桌子垫稳了。
    事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认真修改，在文艺座谈会期间作了交流。
    不仅仅是艾青受到了毛泽东“三书数请”的礼遇，萧军、刘白羽等大批作家、文艺工作者也都受到了同样的礼遇。毛泽东谦恭随和，礼贤下士，延安文抗的丁玲、罗烽、白朗，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鲁艺美术系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鲁艺文学系的何其芳、曹葆华、严文井、周立波、姚时晓等数十位文艺界人士都成了毛泽东的常客，毛泽东也常去看望文化人士，频频与他们深谈。座谈会前如此广泛坦率的促膝谈心，使文艺界人土无拘无束地坦露了灵魂，接受了一次思想洗礼，也使毛泽东洞察到延安文艺界所存问题根本之所在。他不断地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思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座谈会春风化雨
    优秀作品百花争艳
    5月，绿肥红瘦，大自然舒展温暖的怀抱，催生出万木争荣的景象。一个革命文艺之春的蓓蕾也在这季绽开。
    5月2日下午1点多，温润的阳光给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这座仅有3层状似飞机的石砌楼房镀上了永久的辉煌。100多位文艺工作者手持署有毛泽东、凯丰名字的请柬步入会场，期盼着两点钟将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两点整，毛泽东来了。他穿着打补丁的布裤，迈着稳健的步子，和大家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作者公木时，他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着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说：“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欧阳万没想到，离开延安三四年了，主席还记着自己，这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心里热乎乎的。
    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以洪亮的湘音发表了那篇极富启迪意义的《引言》。他开宗明义说：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诙谐的比喻，引起场内阵阵掌声笑声。毛泽东提出了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与会者接二连三把心里的话全都抖露了出来。会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也暴露出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胡涂认识。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迅速地记录，时而点头，时而微微摇头，时而浅然一笑。会间休息吃饭时，毛泽东还边吃饭，边翻看记录，思考着问题。
    经过两次大会和一些小组会充分的讨论，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结论》。他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源和流、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浅出，鞭辟入里，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了方向。“到抗日最前线去!”“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成了文艺工作者的誓言与行动。
    首先来到的是大秧歌运动。“1943年，秧歌闹得欢。”春节期间，延安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面目一新的秧歌长龙蜿蜒在群山村镇之间，秧歌队所到之处，欢歌笑语撼山震谷。这天，鲁艺演出队来到枣园，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贺年、演出文艺节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前来观看。台上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场面，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毛泽东连连点头称赞：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正如领袖所期望的，大批新形式和新内容结合得较完美，为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文艺作品相继推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中长篇问世，民间艺人韩起祥的陕北说唱《刘巧团圆》受到欢迎，古元等美术家的木刻作品在重庆展出，并在美国的报刊上刊登，新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的创作和演出成功，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奇斗妍的新局面。延安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把大秧歌演到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人们扭着解放秧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张培林  宋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