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8月10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将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不到天亮,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即传遍了延安各地。人们拥上大街,欢呼雀跃,互相拥抱,互相祝福。正当人们在庆祝抗战胜利之际,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一连三次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26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说“我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3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以争取“两党合作,和平发展新阶段”的到来。第二天,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的有关问题。一些与会的同志从毛主席的安全考虑,不同意毛泽东去重庆。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有巩固的解放区和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作后盾,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也必须去。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蒋介石的内心正希望我们不去,作为发动内战的口实,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对于毛泽东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人们无不心悦诚服。但对毛泽东要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去和反动头子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人们能不悬心吗?况且蒋介石刚刚下了命令,不准和日寇苦斗了8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他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这对充满胜利欢乐的延安来说,凭添了一股忧虑和愤怒的气氛。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要去重庆了。8月28日,从早晨8时起,延安的人民从枣园、王家坪、桥儿沟、杨家岭、新市场等地便涌向新修的延安东关飞机场。10时左右机场周围早已站满了层层人群,有的拿着标语和彩旗,有的荷着步枪、红缨枪。人们面带严峻、忧虑的神情来为毛泽东送行。整个机场上气氛严肃,犹如一场战斗将要打响前的一刹那。
山嘴那边传来了清晰的汽车马达声,人们一齐转过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驰入机场,车上跳下周恩来和王若飞,后边跟着的是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接着又一辆吉普车驰来,从车门跳下的是一个美国人,戴黑眼镜,叼着纸烟,瘦高的个头、金黄的头发,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不一会儿,又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人们不由自主地朝大路望去,一辆戴篷子的中型汽车朝机场飞驰而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朝前涌去。汽车停住,车门打开,毛泽东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一身新布中山装制服,戴一顶深灰色的盔式帽,象出门做客一样。机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在车边站定,望着全体送行的人,向人们点点头。
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然后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在飞机的舱口前停了下来,回过身来,右手把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地举过头顶,象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样,然后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这一刹那似乎是在作出一个重大的决断。
送行的人群象疾风卷过江面,朝飞机涌来。人们不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的挥手。
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螺旋浆转动起来,卷起了地面上的尘沙,蒙住了人们的视线。人们顾不得擦去面上的尘沙,只是拼命地挥手,瞪大眼睛,仰望着将要离地而起的飞机。毛泽东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把手放在机窗的玻璃上,向人们告别。
飞机从跑道升至空中,在头顶上盘旋了一周,向南飞去。机场上的人群没有立刻离去,他们注视着飞机,直到它消失在南方的天空。
(二)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以为毛泽东决不会到他的统治心脏来。所以只顾放心地发邀请电报,对于谈判却丝毫不作准备。用陶希圣的话来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但是,毛泽东居然来了,这实在出乎这群人所料,难怪他们手忙脚乱。一面准备应付谈判,另一面又动员了在重庆的所有特务机构监视毛泽东的行动。
8月28日下午3点多,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着陆。国民党只派了周至*(上矛下衣)、邵力子、雷震等几个人到机场欢迎,而当时在重庆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人早已云集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被安排住在座落于群山之中的林园。园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戒备森严。
毛泽东坐在下榻的房间,一边翻着当日的报纸,一边解开了上衣的几个纽扣,以便舒缓一下旅途的劳累,显得十分平静和沉着。突然,从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警卫员齐吉树立即高度警觉起来。在来重庆的飞机上毛泽东问他:“这次去重庆你怕不怕?”他坚决地说:“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毛泽东点点头说:“是的,用不着怕。我们到重庆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要是坐牢,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另一个可能,反动派畏惧人民力量强大,不敢冒险,谈判可能有成果,我们胜利回来。”莫非毛泽东说的第一个可能性将要发生,齐吉树的心不由紧张起来。脚步声由远而近,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已经冲进屋来。
齐吉树连忙靠近毛泽东的座椅,用自己高大的身躯贴住毛泽东的后背,右手紧紧地握住腰间的枪把,注视着来人。
“你出去!”一个军官随后走进来,不客气地指着齐吉树。齐吉树站着不动。他不能出去。
这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报纸,打量了一眼来人,挥手让齐吉树出去。齐吉树刚想说什么,毛泽东又坚决地挥了挥手,齐吉树只好退出房间。这时在厅院的走廊里已站满了荷枪的国民党士兵。在一群身材高大的士兵簇拥下,蒋介石披着一件军风衣,走进门来。毛泽东站起来迎接。这时保镖们已把房间围得水泻不通。之后,周围的灯全部熄灭,唯有毛泽东房间的那盏灯,被严严实实地关在门里。这是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第一次拜访,互相寒喧了一番。
屋门开了,一束灯光直射出来。蒋介石走出屋门,立即又被门口的人团团围在中央,穿过走廊,消失在夜幕中。毛泽东送走蒋介石,又坐下看起报来。对他身边的警卫齐吉树说:“你不出去,他们不放心,怕你害了他。”对于蒋介石在重庆拜访客人也如临大敌的样子,报以轻轻的神秘的一笑。
在谈判中,一开始,蒋介石提出了中国“没有内战”的谬论,妄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以铁的事实批驳了蒋介石的谎言。继而蒋介石又提出了“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议题,幻想在“统一”的借口之下,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毛泽东把“统一”这个口号从蒋介石那里接过来,注入革命的内容。建议首先实行在孙中山先生制定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上的“统一”,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然后由这个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国家去“统一”军令和政令。蒋介石对此又恨又怕,但慑于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而在实质问题上,却顽固异常。9月17日,以“居中调停人”面孔出现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责中国共产党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使谈判停滞不前,以他要“返国述职”,施加压力。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办!”使赫尔利无地自容,只好在9月23日溜回美国去了。后来虽然在解放区和军队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国民党还是被迫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三)
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久,即9月初,阎锡山便命令以搞反共摩擦而闻名的史泽波率领1万多人向山西省太岳解放区进攻。并密令进犯军“作饭无柴可拆房,牲口无料可割秋禾”。进犯军所到之处庄稼糟踏殆尽,民舍荡然无存,根据地人民惨遭大掳掠、大摧残。消息传到延安,延安人民无不为蒋介石这种两面三刀的鬼蜮伎俩气愤填膺。大家都在等待着远在重庆的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9月13日,毛泽东在重庆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正在进行中,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共产党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性。”但是蒋介石已经忘乎所以,把共产党的退让当成了软弱可欺。一天蒋对周恩来说:“盼告润之(毛泽东字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阎锡山禀承蒋介石的旨意进攻太岳解放区,无非是“警告”共产党,不按蒋介石规定的个人独裁式的“统一”就范,他就要武力解决。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沿津浦、陇海、胶济、同蒲、正太、平绥、北宁等铁路沿线节节推进,向华北各解放区“收复失地”,甚至把河北省的伪军改编为“北上先遣队”,山东省的敌军改编为“反共志愿军”,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但是蒋介石在这一问题上又大错特错了。一次他和毛泽东作单独长谈,毛泽东当面告诉蒋介石:“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敌三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鹿死谁手,未必如你所料。”又有一次一位记者问毛泽东:“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共产党有无胜利的把握?”他笑着说:“你看蒋先生的‘蒋’字,不是草头下边一个将军的‘将’字吗?蒋先生是个草头将军。再看看我毛泽东的毛字,不是手字的反笔吗,如果蒋先生一定要诉诸武力,毛泽东打倒草头将军是易如反掌的。”
毛泽东虽身在虎穴,但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通过红岩村的机要电台,指挥了全国解放区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击。9月中旬,对逼近张家口的蒋军以迎头痛击。10月间,又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的上党战役计划,把国民党两路进犯军38000多人,消灭了35000多,史泽波、胡三余等军长、司令当了俘虏,援敌总指挥彭毓斌,逃回沁县,畏罪自杀。接着在邯郸地区又消灭了沿平汉铁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蒋军7万余人。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军事冒险,也以失败而告终。
(四)
重庆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陪都,既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也是各党派和无党派头面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谈判之暇广泛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做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在43天当中,毛泽东会见过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如于右任、冯玉祥、孙科、白崇禧、戴季陶、吴稚晖、何应钦、陈立夫等;会见过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新闻界的人士,如宋庆龄、沈钧儒、张澜、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等;会见过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接见过在蒋管区坚持地下斗争的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党员;还会见过美英苏等国驻重庆的使节和外交人员;宴请过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甚至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3名士兵,也受到毛泽东亲切的接见。谈判之余的繁忙社会活动,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也是一种维妙的斗争手段,也留下了桩桩佳话。
有一次,毛泽东提出要去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一些人感到很意外。对这些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有什么好见的呢?这些人不都是共产党的冤家对头吗?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动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毛泽东拜访陈立夫时,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10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同时也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不得不表示要对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后来毛泽东又去拜访戴季陶,这大出戴的意料。在毛泽东面前,戴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象无地自容。对于毛泽东的胸襟气度,戴也表示敬重。异日,他在约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来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从戴府出来,正巧遇见访戴的蒋介石。见到毛泽东访戴,蒋介石很感意外,先是一怔,随后佯笑着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张澜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即8月30日,就在周恩来陪同下拜访了张澜先生。这天上午,毛泽东特地嘱咐周恩来亲赴“特园”,告知将在下午过访。张澜喜出望外,不禁恳辞道:“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苦,应该在他方便的时候,我们去拜望他才是,不应劳他过访。”周恩来坚持说:“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就不用客气了。”鉴于毗邻特园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巢穴,为安全计,周恩来请张澜、鲜英不要在大门外等候,晤谈地点也选在张澜的卧室内。鲜英要求到时周恩来也来家做客,周也答应了。
下午3时,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惠临特园。门铃一响,张澜在大门里恭迎。毛、周进入张澜的卧室,促膝而谈。毛、张2人虽然“神交已久”但“素未蒙面”。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老战友的问候。融洽的空气,使张澜、鲜英如浴春风。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说:‘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领悟道:“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为答谢张澜的殷切希望,毛泽东详详细细地向张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6项紧急措施。张澜听后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9月2日,毛泽东应张澜之邀,在“民主之家”特园,赴民盟的宴请。一进园,毛泽东便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毛泽东和作东的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话五四运动的往事……家人般的恳谈,其乐也融融。宴毕,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笔走龙蛇,题了4个大字:光明在望。
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盛会上,毛泽东会见了覃理鸣先生,覃先生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终于眼圈红润、流下泪来。冯玉祥将军两手紧握毛泽东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杯来说:“你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毛泽东兴奋地干了杯,冯将军悄悄地用手帕在擦眼泪。在重庆郊区的山坡上,毛泽东拜访过穷愁潦倒、赋闲在家的新民学会老会员;在重庆中央大学,他探望过自己的老同学。并且两次和重庆的群众直接见面。中央大学的学生得知毛泽东来到学校,拥了上来,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事后毛泽东对身边的干部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五)
10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导了“毛主席日内返延”的消息。延安人民兴高彩烈,象将要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在准备迎接毛泽东的胜利归来。
在重庆,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事项加以公布,把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10月10日下午6时,国共两党代表在桂园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接见了双方代表,展阅了《纪要》文本。
11日清晨,毛泽东在张治中先生陪同下,乘飞机返回延安。
延水在欢快地向前奔流,在阳光照射下宝塔显得格外雄伟壮丽。延安人民敲起锣鼓,吹起唢呐,扭起秧歌,从四面八方涌向机场。机场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喧天,歌声如潮。同机来延的张治中先生从机窗中看到这种景象,感动地说: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在着反共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飞机刚一停稳,两万多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围了上来,从龙钟老人到小孩子,人人眼里都流露出无可言说的欣喜。毛泽东快步走下舷梯,前来迎接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个个伸出双手,急急向毛泽东走去。这时从欢呼的人群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挤了出来,颤巍巍地走到毛泽东跟前,举起双手,浑身上下摸着毛泽东,嘴里喃喃地说:“毛主席啊,你回来啦!我心上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说着泪花顺着满脸皱纹簌簌流下。毛泽东眼睛也湿润了,拉着老大娘的手,向老大娘问好。
毛泽东回来的喜讯象长了翅膀,飞遍了延安各个角落。延安川口区六乡的劳动模范杨步浩听到这个消息,就和婆姨合计,把家里养的3只老母鸡送给毛泽东。第二天一早,他骑上毛驴提着鸡来到枣园,见到毛泽东,代表全村人向他问候。
毛泽东回到延安,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办公的窑洞里往往彻夜通明。10月17日他给延安的干部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对重庆谈判作了科学的总结和评价,给解放区军民提出了用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
(田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