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政府为陕西量身制定的第二个特殊政策就是茶马交易的“茶叶开中”政策。它实质上是“食盐开中”政策的延续。
　　“食盐开中”满足边防军的需要，巩固了边防，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也要使对方能够活下去，否则为了生存，他们还会再次南下。而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最需要的则是中原的茶叶。这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是游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需要用茶来去油腻，助消化。加之草原菜蔬果品甚少，少数民族需要茶饮。而且少数民族信佛教，“学禅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这些使得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巨大，形成“宁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方式，甚至到了“不得茶，则困以病”①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边外少数民族必然要求明政府扩大对茶叶的贸易，并宣称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要南下抢掠。明政府无奈，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沿边镇开设马市，使边疆贸易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茶马交易又是明政府内需的要求。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备物资，而边外少数民族产良马，“天下腾骏可用者不逾陕西”②。在这种情况下，用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既满足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利于边疆的安定，又满足了政府对马匹的需要，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军事实力，实在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对此，明人李时珍有中肯分析，他在《本草纲目·茶》中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③
　　“茶马交易”是明廷针对陕西量身制定的又一特殊政策。明廷在全国实行“榷茶”，由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唯独在陕西实行边茶贸易，是因为陕西既地处边疆，又本身产茶，将陕西所产之茶就近输往边疆，驾轻就熟，路近省费，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陕西是中国植茶最早的地区，到唐代紫阳茶区已成为全国有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的名茶“茶芽”是向皇宫输送的“贡品”，在长安市场上，一斤“茶芽”可卖到一斤黄金。到宋元时期陕南茶区所产茶品占全国茶叶产量的60%。到明代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紫阳茶区产茶110万斤，主要用于交换西番的战马，因而《甘肃通志》对此讲得很准确“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④。这里一个“唯”字说明，“茶马交易”是明廷对陕西专门制定的政策，并不波及别处。后来《洮州厅志》也证明说：“明制汉郡产茶，汉民不得自行贸易，于是立市茶法，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运之茶司推其半，易马于番”⑤，说明茶马交易是基于陕西设计的政策，他省不得沾光。
　　陕西边茶贸易最初实行“官办边茶”，有私人贩运边茶者杀头抄没财产，连皇帝的女婿都不能放过。朱元璋驸马欧阳伦私贩边茶,都被朱元璋砍了脑袋。但官茶垄断，违背经济规律，到弘治三年政府干脆将“食盐开中”的办法移植到边茶管理，对陕西实行“边茶开中”，即“令陕西巡抚并布政使出榜招商中茶，给茶引。巡茶御史中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⑥，并额定边茶53184斤。此外，为了鼓励商人运茶的积极性，除上述“正茶”外，又规定“每上引给附茶100篦，名曰酬劳”，这就是正茶以外的“副茶”。这种“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又一次惠顾在陕西人的身上，使陕西紫阳茶区的生产蒸蒸日上，“茶园增加不知几处”⑦，年产量达到113万斤，⑧并为陕西茶商大规模走上贩运边茶的经营道路提供了因利乘便的历史机遇。而那时山西并不产茶，山西商人大规模走上贩运江南茶叶，特别是湖北羊角峒茶叶到张家口外的蒙古边地，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徽商更没有参与西北边茶贸易的机会和条件。
　　① 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志》。
　　② 《明洪武实录》卷151。
　　③ 《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④ 《甘肃通志》卷19《茶马》。
　　⑤ 《洮州厅志》卷6。
　　⑥ 刘于义：《陕西通志》卷43。
　　⑦ 嘉庆《汉中府志》卷2。
　　⑧ 樊光春：《紫阳茶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