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7.0陕西商帮对民族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第七章 陕西商帮对民族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陕西商帮在从明初到清末近五百年的岁月里，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纵横驰骋演出了生动雄壮的商贸活剧。尽管其发展经历了兴勃亡忽的历史过程，尽管其活动最终是为了取得商业利润，极尽剥削之能事，这些对今天而言都成了历史往事。但当我们总结这一令今天的陕西人感到震惊和汗颜的历史过程时，不得不为当年陕西商人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份自豪是明清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在我们今天携手联合，重新“走西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批判继承这一历史遗产，对于振奋陕西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和发展陕西经济都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陕西商帮对推动明清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①。中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包含的社会生产宏观上的单一性与需要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周流天下的商人起着联结不同经济区的纽带作用。并且通过他们的“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②，这都会推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而在明清之际从事全国商品流通的十大商帮中，陕西商人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陕西处于中国西部畜牧经济区和中部农耕经济区的结合部。因此，在明清之际的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陕西商人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西北和西南商品贸易中更是如此。
在明清，中西部贸易通商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据吴承明先生研究，明代“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瓯越、新安之货，日夜贩而南”③，“南北货运的流畅，大约是明代市场广大的一个特征”④。到清代市场贸易进一步扩大“国内商品流通总额约为三点七亿银两，合五点七亿元，其中长距离贩运贸易占百分之二十，即一点一亿元左右⑤。而吴先生所讲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又主要是指布、盐、与粮食以及棉、丝、茶经济作物之间的交换。那么，在明清近五百年岁月里，长期从事盐、布、粮食以及棉、丝、茶经济作物的中西部长距离贩运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
首先，在明清五百年间把大量江南和楚豫土布贩运到西北的是陕西商人。明代至清光绪年间棉花在陕西大面积种植以前，西北是全国主要的缺布地区，每年的棉布需求量当在300万匹之间，这便使陕西商人长年累月跋涉在江南塞北的漫漫商路上，把大量江南楚豫土布贩运到西北。在明代赴江南苏松嘉杭购运标布的主要是陕西布商。他们每年把约2700万匹江南标布贩回陕西改卷后销往西北各地，已占到江南标布年商品量的90％以上，若以明代近300年计，大约运往西北的布匹，可以铺一条从兰州到上海的134291层的土布之路，这是何等的历史辉煌。就是在清代他们每年从楚豫贩回陕甘的土布亦不下300万匹，若以清代200年计，约合60000万疋，折1920000万丈。据此，说他们为解决西北人民五百年的衣著问题做出了不能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也许并不过份。
其次，在明清五百年间从事西部边茶贩运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中国西部各民族人民以畜牧经济为主，他们食牛羊肉饮奶酪，以茶为主要饮料。因此，中国茶叶的主要市场在西部，西部各省消费茶叶占全国茶叶销售总量的60％以上。而在明清两代主要是陕西商人从事边茶运销，并在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两个方向始终占统治地位。在明代的西北茶马交易中，他们贩运陕西紫阳茶和四川保宁茶每年不下15万斤。入清后又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到西北各省，每年不下600万斤。在川藏边地，他们从明代起贩运五属边茶到藏区每年不少于1100万斤，从而一手开辟了从湖南到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之路，为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各省人民“不得茶，则因以病”的饮食之需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作这样的估计也仍然并不过份。
其三，在明清的食盐贸易领域陕西商人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食盐是最具有商品性的商品，而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又最早是从“食盐开中”过程中崛起的。盐商在陕西商帮行业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陕西商人的滚滚利源西北在茶，东南在盐，因此，在明代的两淮和两浙盐场，陕西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位列各盐商之首，就是成化叶淇变法后，徽商跳跃式发展，陕西盐商也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大盐业资本集团，盐都扬州的繁华有陕西商人的一份功劳。入清后陕西盐商弃淮入川，在四川井盐的运销产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川盐资本秦人十居其八，以其雄厚资金和开放性经营思想一手促成了四川井盐业的繁荣，并在“川盐入黔”、“川盐济楚”中占主导地位，为解决人民的淡食之苦依然作出了不能磨灭的历史贡献。
其四，陕西商人在从事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的交换中具有独甲天下的优势地位。西部资源丰富。物产丰盈，盛产牛羊马驴旃裘筋骨。从明代以来贩运西北的皮革、药材、木材以及水烟到中原乃至江南各地是陕西商人的基本业务和“西北贾多秦人”的基本条件。因此，把西北、蒙、藏各地的皮革运回陕西加工，促使“西口皮贷”走俏全国的是陕西商人；把西北各地药材集中到陕西炮制，促使“西口药材”在全国兴起的是陕西商人；把秦巴、祁连的大木巨檩捆绑出山，使陕西木材遍布晋豫川楚的是陕西商人；把兰州水烟贩回陕西刨丝加料，使青丝兰烟独步江南、南洋仍是陕西商人。一个“西商”的称谓足以概括陕西商人在中西部长距离贩运贸易领域独领风骚的优势地位。而“长距离贩运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因此陕西商人是推动明清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这种估计仍然也并不过份。
第二，陕西商人对促使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⑥。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和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中部山区。而在这些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业的二十多个行业中，“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⑦，因而其中有不少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
首先，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江浙丝织业是中国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广大西北地区是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驰，绸帛资于江浙”⑧。因此，明清以来杭州之丝绸“织紝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衣被几遍天下”⑨；南京绸缎“北趋京师……逾大河，上秦雍甘凉”⑩。陕西商人成为经营江南丝绸的一只重要力量。明人张瀚说，去杭州贩买丝绸的“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紵布者，必走浙之东也”(11)，当时经营丝绸的陕西商人统称为“标商”。“四方商客来买绸绫纱绢者，西标为最”(12)。这些购丝的标商一般生意都做得很大“赍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13)，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与“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14)，其对江南丝织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可从下述利益流向得到证明，“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驵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15)。因此完全可以说陕西商人是推动江南丝织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到清代，陕西商人转向川盐贩运，他们运川盐入黔，往往以收运川贵蚕丝茧绸为回头货，使陕商在川贵丝市也很有势力。如四川与遵义接壤之扶观坝“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车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临期开手换钱，虽渝银为之压价，乡中子弟，有领其银各处换钱者，有领而代收丝者，都有首事管理，有行规，攘往熙来，极为热闹”(16)。在遵义由于丝绸成本低“北方陕西、山西和南方福建、两广的商人，当春秋两季蚕茧成熟后，来贵州购蚕丝，捆载而去……每年交易可达七、八万两银子，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7)。
其次，陕西商人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两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百分之九十被西商捆载而去，各地布行争布商如对垒，尊布商为王侯，巨大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后来，陕西布商为了摆脱牙行、脚行的从中盘剥，自己设庄收布、踹布和整染，有的包机定织，有的雇募踹匠砑光布疋，有的将土布包给染坊由其包买，这都进一步增强了江南土布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力量。明甲申后，陕西布商不逾江南，使繁盛了数百载的江南土布业就很快萧条下去。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转向贩运楚豫土布，促使楚豫土布业的商品经济篷勃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汉阳，陕商收布盈千累万，汉阳人“以此为生”；在孝感，西贾大量收购椿布，“民皆持此为生”；在河南孟县，每日城镇市集收购边布的布商特多，使“孟郡巷陌无丐者”，并且形成行户和机户的分工，“机户成布货市”，布行收布转鬻陕西边商，其间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已十分明显，并与山陕布商形成“倚以为命”的关系，“往者秦晋一荒，孟民逃亡”，“西商不来……民失生活之计，而公私始重困矣”(18)。这些说明陕西商人是促使明代江南地区和清代楚豫地区棉纺织业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这应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其三，陕西商帮又一手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中叶在政府招募商民自备资本开发秦巴山区政策引导下，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生产投资，在秦巴山区开设铁厂、木厂、纸厂，使山内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生长发育了百余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和相当规模。同时，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西部商品流通中，又促使关中地区的焙茶、制革、水烟手工制造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陕西资本主义萌芽的含量。而且，陕西商人对陕西特种手工艺制造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更有直接作用。如华阴柳子镇素以产铁器闻名，该镇在明末“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19)。以一镇拥有“千家铁匠”必是专业化生产，所制又为“刀剑剪斧”都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并且，中国明清以来的铁匠铺已有普遍的分工协作，其炒铁更是“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20)，佛山炒铁业的材料证之陕西并不误，因为清代陕西商人在佛山经商的就有191家，其中从事铁器行的不少，故柳子镇铁器行应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再如潼关酱菜系由万新合酱园创自康熙年间，已有300年历史。该酱园嘉庆八年扩大为三间门面，白银万余两，酱缸300余口，腌制酱菜须经过蒸酱胚、晒酱、酱菜等工序，非分工协作不可，酱园大师付身负重责，关系极大，到道光间已有职工四五十人(21)，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又如凤翔陈村的烟坊，由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在陈村设生荣德烟坊，历九世，每家雇200余名农民从事制作，全镇用工达200余人，每家年产500担，其资本主义性质也十分明显(22)。因此，陕西所以能够成为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完全与陕西从明代以来就存在陕西商帮有必然联系。
其四，陕西商帮还直接促使了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清初当陕西商人挟资入川时，四川盐井井废灶塌，人民凋敞，川人不谙行盐，是陕西商人以租引代销的方式挤入川盐运销，为开辟川盐在贵、黔、楚各岸的市场做出了贡献。嘉道后陕西商人又把贩盐利润转化为盐井投资，创造性的以契约合营、股权合营的股份公司形式为川盐生产开辟了征集资本的渠道，并掌握着川盐生产投资的80％以上，使川盐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万计。灶户煮盐，煤户柴行供井用，商行引张小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资本取利”(23)。因此，陕西商帮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能动作用，应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
第三，陕西商帮对西部经济与中部经济的接轨起了“历史粘合剂”的作用。
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包括甘、宁、青、疆、蒙、藏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还是人烟稀少，天苍野茫，高山巨涧，羊肠鸟道，人们视之为边外畏途。明人谢缙写诗说：“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八千里外泥巴国，行客经年未得休”(24)。是陕西商人为利润所驱，北上陇坂在千里黄尘古道上扬鞭走马，载货辇重，以“羊皮快枪英雄胆”的风貌与当地陕西人民一道艰难地开发着西部经济，说他们是中国西部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也许并不过份。因为陕西风刚土瘠，求生也艰的生态环境羽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不辞艰险的强悍民风，从而迅速适应了中国西部恶劣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商人素质的要求，使他们在西部贸易环境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成为从事西部商贸活动的主要社会力量，取得独占西部商贸活动五百余年的优势地位。直到清末民初，陇上“吴越贾客，为数无几……东南土人。未能深入西北”(25)，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因此，在西北，明代陕西商人已把商贸活动的触角深入到远上凉肃的嘉峪关，使陇地商业与“陕西人关系独多”(26)。入清后他们又随大军出关屯垦哈密和巴里坤，使该地区成为陕商北趋新疆的堡垒，然后沿丝绸古道，走瀚海戈壁将商贸活动深入到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叶儿羌，使新疆的商人多秦晋之人，当时有人写诗形容陕商的驼队是“草豆为刍又食盐，镇番人惯走**，载来纸布茶棉货，卸去泾阳又肃甘”(27)。在西南陕西商人沿千里栈道走蜀地趋川边，在川藏边界建立自己的商业垄断地位，并随川盐入黔，将商贸活动又推进到云南、贵州，使陕西商人开的铺店字号遍布川贵沿途各个重要城镇，到清末仅在贵州仁怀做生意的陕西泾阳商人就有五百多。而陕北的陕西边商带着干粮帐篷，驱着牛马沿毛马素沙漠向西迸发，在蒙地荒原的大昭寺和王府附近摆摊设店，成立市廛，使伊克昭盟诸旗的商业活动掌握在陕商手中。这样从明代以来，陕西商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全方位的开发着尚处于原始洪荒状态的西部经济。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起了历史先驱者和使之与中部经济接轨的历史拉练作用。
首先，陕西商人开发并培植了甘肃经济。甘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说，甘人在建省初期，“家园株守，无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尤其是陕西商人，他们主要从事甘宁各地药材、皮毛的外销业务，使陇上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为贫瘠的西部驱动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把西部纳入了全国经济的运转过程，仅1932年甘省一地“水烟外销者共计约8833096斤，价值2174099元；药材外销5878500斤，价值820426元；皮毛外销699120斤，价值642990元，三项归齐总价值为7637506元”(28)，这无疑对甘省经济起了输血作用。特别是同朝的陕西商人在兰州一手培植的水烟生产，使“甘省外销货物之最有希望者为水烟丝，最能够影响甘省一般经济之荣枯者亦为水烟丝……水烟为甘省一大利源矣”(29)!不仅如此，水烟业在兰州兴起又为甘肃提供了极大的就业市扬，使“甘肃省内，直接间接依赖水烟为生者，总计男女幼人数约30万人，仅兰州一地至少也有5万人以上，……已占兰州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30)。
其次，陕西商人一手开发了川边经济。在明清地处松藩和毛尔盖草地的川藏边地仍是不毛之地，川人不谙贸易又尤畏远途，故从元代起就有不少陕西商人取道甘宁洮州去西康经商，从此后一代代的炉客千里投荒赴打箭炉贸易，使陕西商人在康定经商已有六百年的历史，经历有八代以上。在他们的努力下使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因山而城的川藏贸易总汇，仅炉河东岸的“陕西街”就有陕商字号80余家，“川康商业实为陕人所开发，即在今日采办茶布、绸缎之大商号，仍多陕籍也”(31)，使川康商业操之于陕商之手，其“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税，在康地商业中，皆为首屈”(32)，并且在陕商带动下，川商“居住之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33)。入清后，陕西商人又把贸易活动推进到深入藏区的道孚，东西果洛、巴塘乃至于青藏边区的玉树、结石，使陕西人的店号遍布藏区各地。清末陕商又赴甘孜和炉霍做生意，使该地区的商情顿行活跃，市场因之勃兴。
其三，陕西商人促进了伊盟草原畜牧经济的开发。居住在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民众，“遂水草而居”，以骑射为生。自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明廷在北三边设十大马市加强与草原的联系后，大量陕北榆林、神木、定边的边商携带中原产品闯入草原，在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府和大昭寺附近摆摊设点，开展商贸活动，有的陕商在还在草原设屋购地，放账给蒙古王公贵族，逐渐掌握了蒙地的经济命脉。他们在草原上的商贸活动，为蒙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输入草原，使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穷困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他们贩回蒙地的皮革、药材又进一步促进了塞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同时又进一步开发了陕北的皮毛经济，促进了陕北经济的发展，如皮毛贸易正常则陕北经济就显得活泼，使陕北边地经济与草原经济形成兴衰与共的共存共荣关系。这些都充分证明陕北边商在开发蒙地商业上是成功的。
其四，陕西商人还促使贵州经济得恢复和发展。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又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清末丁宝桢曾对川盐入黔对贵州的经济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之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34)，这段议论不无道理。因为川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开发确实起了明显作用。一则，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如仁怀县茅台村，原本是一个渔村，川盐入黔后成为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使茅台村商业繁荣，成为“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35)的商业重镇。遵义府“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无舟楫大利，商贾不至，珍贷蔑闻，边鄙残黎”(36)；自从川盐兴贩后，“仁、纂之盐，裕则牛驮，贫则载道”(37)，加之丝绸贸易回头，“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38)。兴义“其境地西接滇南倚粤，商人云集”(39)，以“蜀盐为生”。会城贵阳更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40)，相因岔集，从而为凋残的黔省经济，提供了复兴之机。二则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清代“贵州贫甲天下，通省丁粮不及江浙一大州县”(41)，“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42)，川盐入黔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对败政困难的黔省起了输血作用。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43)，恩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44)；铜仁、松桃、石阡、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45)。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陕西商人贩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功劳即在于此。
其五，陕西商人加强了中原和江南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在明清，陕西商人把大量江南、楚豫土布贩往西北，使西北的银钱流入中原和江南，为这两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陕西布商“挟资亿万”到江南贩布，一个布商带到江南的白银就十万两乃至数十万两，这无疑极大支持了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以徐光启曾中肯的总结说，江南“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46)，全靠大量棉布盈利的支持。入清后，陕西布商又转向楚豫购布，“每年约有十七、八万两银子流入安陆，而且是分到每一家农户，对安陆和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47)。在河南大量陕西商人挟资入农村购布，刺激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南阳城东二十里菱角池村，有一家姓梁的，家有妇女三人，每天连明彻夜的织布，每隔一集就要去大桥街卖一匹二丈八(尺)的土棉布，再从集上换回或买回棉花，继续纺织，他们就这样循环不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买了黄土地六亩”(48)，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陕西商人在形成中西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能动作用。
第四，陕西商帮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陕西既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祥地，又是陕西商帮的叶落归宿。500年来，陕西商人跋山涉海，闯荡天涯，鬻贷觅财，历经艰险都是为了这块厚重的黄土地。《古今小说》里的一首《古风》诗，把行商的乡情乡绪描绘的淋漓尽致，用以形容陕西商人并不过份。其诗曰：“小生最古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彼星载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尽销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薄利多资累，匹夫怀壁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奇?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魄颠倒妻*(上奴下女)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49)。作为以陕西为依托，以秦俗为纽带所形成的陕帮商人，他们500年的历史活动，对明清陕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的作用。
首先，明清的陕西商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润滑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纵横全国的十大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的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因此，陕西商人在500年的商贸活动中，能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完成“三个转换”即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换为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存量转换为技术和资本增量过程中，有力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陕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明清的陕西商人经营中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土食土，在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过程中，推动陕西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在明代，他们利用陕西农业丰收、土厚水深挖掘土窑藏粮甚丰的优势，纳粟中盐，在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从而有力刺激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疾耕积粟，纳粟中盐的热情甚高。同时又发挥陕南兴安汉中素产茶叶的优势，大量贩运陕西茶产到边关各地，有力推动了陕南茶区的篷勃发展，使“深山穷谷，多半荒芜”的陕南金州、汉中一带“人烟萃聚”，“深山邃谷到外有人，寸地皆耕”(50)，经济十分活跃。入清后，他们又自备资本人秦巴山矿冶铸铁，伐木作厢，沤竹造纸，作扒广种木耳、药材，使沉寂千年的秦巴老林第一次进入全面开发，山内农业和手工业兴盛红火了百余年之久。同时，他们又在陕北培植农牧兼营的皮毛经济，使三秦大地呈现着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繁荣景象，象石泉农民王国相“有地百亩，专务棉…且种棉之地围以包谷，间以芝麻菜蔬，令地无遗利而食有赖，其不足者以布易之，食指虽繁，无丰欠而皆能自给”(51)的多种经营专业户各县均有。这都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和推动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的数百年间，保持着潼关以西，既富且饶，土木妖异的经济发展态势。
陕西位于中西部经济区的结合部，西通陇青，南接蜀楚，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有周秦汉唐以来十三朝皇都的历史积淀和勾通西域的丝绸古道，处于西部地区的龙头地位。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发挥陕西这一地域优势，大力发展中西部转运贸易，在对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52)的过程中，赚取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并在500年贸易通商中居于通行领袖地位，实现了陕西地域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换。在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中，陕西商人在陕、甘、青、疆、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结驷连骑，纵横驰骋，他们挟资千万，全面出击，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川淮，鬻皮于陇伊，承担着勾通中西部经济联系的繁重任务。在他们数百年的努力下，一手开通了以苏松嘉杭为起点，经襄汉达于龙驹、三原又北上陇坂直趋新疆、俄罗斯中亚的国际贸易通道。而在这条横跨欧亚的贸易通道上千里贩糴，买贱鬻贵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肩挑车载，奔走于道，每年把大量江南、中原的茶叶、土布、丝绸、珍玩贩往陕西而货于西北，又把西部的皮革、药材、烟草、木枋运回陕西而贾于东南，使陕西的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品集散总汇和金融划汇中心，发挥着西北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马克思说：“只要商业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53)。在明清由于各地价格差额很大，故商业利润丰厚，每年以三原为“标期”流回陕西的银钱在2000—3000万两之间，使渭北各县富室连栋。烟户繁居，保持着全省精华的优越地位。对此明人张瀚有过中肯总结，他说：“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闾阎贫窭，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居也”(54)。
陕西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发祥地，十三朝京兆皇都的历史地位，使陕西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和文化存量，相对西部的原始洪荒状态陕西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文化优势，将各地农产原料贩回陕西加工制造，再转卖他省，使陕西成为西部大宗日用商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在实行来料加工中把技术存量转化为技术增量，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在明清陕西三原、泾阳、大荔是全省的手工业中心，拥塞了成千上万的布匠、皮工和茶师，背负转运的闲人更多，每年陕西商人把东西各地的茶叶、布匹、皮革、烟草运回陕西交由他们加工制造，使陕西制造的“泾砖”、“三原大布”、“泾阳青丝”和“大荔皮甬”成为走销全国的名牌产品，拥有稳定的市场流向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五百年长盛不衰。这都有力促进了陕西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陕西作为西部科技文化龙头的优越地位，使陕西“市无惰农，田无荒土”保持着当时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6页。
③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24—225页。
④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55页。
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5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⑦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4页。
⑧《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第5页。
⑨《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第19页。
⑩《上江县志》卷七。
(11)张瀚：《松窗梦浯》卷四。
(12)《杭州府告示商牙机户家人碑》。
(13)《双林镇志》卷十五。
(14)《盛湖志》卷下。
(15)《石门镇志》卷一。
(16)《纂江县志》卷十，第21—22页。
(17)《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18)《孟县志·物产志》。
(19)万历《华州志》卷二。
(20)《佛山忠义乡志》卷六。
(21)《潼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22)《凤翔县志》第408页。
(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24)《兰州府志》卷二，第4页。
(25)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6)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7)张澍：《橐驼曲》。
(28)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29)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5页。
(30)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31)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64页。
(32)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64页。
(33)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64页。
(34)《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十九。
(35)郑珍：《巢经巢诗钞》。
(36)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37)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38)《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39)《兴义府志》卷四。
(40)《黔南职方纪略》卷一。
(41)郑珍：《遵义府志·田赋》。
(42)《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第2325页。
(43)《四川盐法志》卷十。
(44)《贵州通志》事志卷197页。
(45)周者之：《贵州古代史》。
(46)《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47)李肇植：《安陆土布史活》，《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48)罗余三：《南阳民间棉布》，《南阳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5页。
(49)《古今小说》卷十八。
(50)康熙《紫阳县志·风俗志》。
(51)道光《石泉县志》卷三。
(5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
(54)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陕西商帮在从明初到清末近五百年的岁月里，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纵横驰骋演出了生动雄壮的商贸活剧。尽管其发展经历了兴勃亡忽的历史过程，尽管其活动最终是为了取得商业利润，极尽剥削之能事，这些对今天而言都成了历史往事。但当我们总结这一令今天的陕西人感到震惊和汗颜的历史过程时，不得不为当年陕西商人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份自豪是明清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在我们今天携手联合，重新“走西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批判继承这一历史遗产，对于振奋陕西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和发展陕西经济都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陕西商帮对推动明清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①。中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包含的社会生产宏观上的单一性与需要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周流天下的商人起着联结不同经济区的纽带作用。并且通过他们的“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②，这都会推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而在明清之际从事全国商品流通的十大商帮中，陕西商人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陕西处于中国西部畜牧经济区和中部农耕经济区的结合部。因此，在明清之际的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陕西商人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西北和西南商品贸易中更是如此。
在明清，中西部贸易通商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据吴承明先生研究，明代“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瓯越、新安之货，日夜贩而南”③，“南北货运的流畅，大约是明代市场广大的一个特征”④。到清代市场贸易进一步扩大“国内商品流通总额约为三点七亿银两，合五点七亿元，其中长距离贩运贸易占百分之二十，即一点一亿元左右⑤。而吴先生所讲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又主要是指布、盐、与粮食以及棉、丝、茶经济作物之间的交换。那么，在明清近五百年岁月里，长期从事盐、布、粮食以及棉、丝、茶经济作物的中西部长距离贩运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
首先，在明清五百年间把大量江南和楚豫土布贩运到西北的是陕西商人。明代至清光绪年间棉花在陕西大面积种植以前，西北是全国主要的缺布地区，每年的棉布需求量当在300万匹之间，这便使陕西商人长年累月跋涉在江南塞北的漫漫商路上，把大量江南楚豫土布贩运到西北。在明代赴江南苏松嘉杭购运标布的主要是陕西布商。他们每年把约2700万匹江南标布贩回陕西改卷后销往西北各地，已占到江南标布年商品量的90％以上，若以明代近300年计，大约运往西北的布匹，可以铺一条从兰州到上海的134291层的土布之路，这是何等的历史辉煌。就是在清代他们每年从楚豫贩回陕甘的土布亦不下300万匹，若以清代200年计，约合60000万疋，折1920000万丈。据此，说他们为解决西北人民五百年的衣著问题做出了不能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也许并不过份。
其次，在明清五百年间从事西部边茶贩运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中国西部各民族人民以畜牧经济为主，他们食牛羊肉饮奶酪，以茶为主要饮料。因此，中国茶叶的主要市场在西部，西部各省消费茶叶占全国茶叶销售总量的60％以上。而在明清两代主要是陕西商人从事边茶运销，并在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两个方向始终占统治地位。在明代的西北茶马交易中，他们贩运陕西紫阳茶和四川保宁茶每年不下15万斤。入清后又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到西北各省，每年不下600万斤。在川藏边地，他们从明代起贩运五属边茶到藏区每年不少于1100万斤，从而一手开辟了从湖南到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之路，为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各省人民“不得茶，则因以病”的饮食之需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作这样的估计也仍然并不过份。
其三，在明清的食盐贸易领域陕西商人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食盐是最具有商品性的商品，而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又最早是从“食盐开中”过程中崛起的。盐商在陕西商帮行业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陕西商人的滚滚利源西北在茶，东南在盐，因此，在明代的两淮和两浙盐场，陕西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位列各盐商之首，就是成化叶淇变法后，徽商跳跃式发展，陕西盐商也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大盐业资本集团，盐都扬州的繁华有陕西商人的一份功劳。入清后陕西盐商弃淮入川，在四川井盐的运销产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川盐资本秦人十居其八，以其雄厚资金和开放性经营思想一手促成了四川井盐业的繁荣，并在“川盐入黔”、“川盐济楚”中占主导地位，为解决人民的淡食之苦依然作出了不能磨灭的历史贡献。
其四，陕西商人在从事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的交换中具有独甲天下的优势地位。西部资源丰富。物产丰盈，盛产牛羊马驴旃裘筋骨。从明代以来贩运西北的皮革、药材、木材以及水烟到中原乃至江南各地是陕西商人的基本业务和“西北贾多秦人”的基本条件。因此，把西北、蒙、藏各地的皮革运回陕西加工，促使“西口皮贷”走俏全国的是陕西商人；把西北各地药材集中到陕西炮制，促使“西口药材”在全国兴起的是陕西商人；把秦巴、祁连的大木巨檩捆绑出山，使陕西木材遍布晋豫川楚的是陕西商人；把兰州水烟贩回陕西刨丝加料，使青丝兰烟独步江南、南洋仍是陕西商人。一个“西商”的称谓足以概括陕西商人在中西部长距离贩运贸易领域独领风骚的优势地位。而“长距离贩运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因此陕西商人是推动明清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这种估计仍然也并不过份。
第二，陕西商人对促使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⑥。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和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中部山区。而在这些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业的二十多个行业中，“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⑦，因而其中有不少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
首先，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江浙丝织业是中国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广大西北地区是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驰，绸帛资于江浙”⑧。因此，明清以来杭州之丝绸“织紝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衣被几遍天下”⑨；南京绸缎“北趋京师……逾大河，上秦雍甘凉”⑩。陕西商人成为经营江南丝绸的一只重要力量。明人张瀚说，去杭州贩买丝绸的“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紵布者，必走浙之东也”(11)，当时经营丝绸的陕西商人统称为“标商”。“四方商客来买绸绫纱绢者，西标为最”(12)。这些购丝的标商一般生意都做得很大“赍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13)，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与“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14)，其对江南丝织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可从下述利益流向得到证明，“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驵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15)。因此完全可以说陕西商人是推动江南丝织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到清代，陕西商人转向川盐贩运，他们运川盐入黔，往往以收运川贵蚕丝茧绸为回头货，使陕商在川贵丝市也很有势力。如四川与遵义接壤之扶观坝“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车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临期开手换钱，虽渝银为之压价，乡中子弟，有领其银各处换钱者，有领而代收丝者，都有首事管理，有行规，攘往熙来，极为热闹”(16)。在遵义由于丝绸成本低“北方陕西、山西和南方福建、两广的商人，当春秋两季蚕茧成熟后，来贵州购蚕丝，捆载而去……每年交易可达七、八万两银子，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7)。
其次，陕西商人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两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百分之九十被西商捆载而去，各地布行争布商如对垒，尊布商为王侯，巨大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后来，陕西布商为了摆脱牙行、脚行的从中盘剥，自己设庄收布、踹布和整染，有的包机定织，有的雇募踹匠砑光布疋，有的将土布包给染坊由其包买，这都进一步增强了江南土布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力量。明甲申后，陕西布商不逾江南，使繁盛了数百载的江南土布业就很快萧条下去。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转向贩运楚豫土布，促使楚豫土布业的商品经济篷勃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汉阳，陕商收布盈千累万，汉阳人“以此为生”；在孝感，西贾大量收购椿布，“民皆持此为生”；在河南孟县，每日城镇市集收购边布的布商特多，使“孟郡巷陌无丐者”，并且形成行户和机户的分工，“机户成布货市”，布行收布转鬻陕西边商，其间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已十分明显，并与山陕布商形成“倚以为命”的关系，“往者秦晋一荒，孟民逃亡”，“西商不来……民失生活之计，而公私始重困矣”(18)。这些说明陕西商人是促使明代江南地区和清代楚豫地区棉纺织业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这应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其三，陕西商帮又一手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中叶在政府招募商民自备资本开发秦巴山区政策引导下，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生产投资，在秦巴山区开设铁厂、木厂、纸厂，使山内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生长发育了百余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和相当规模。同时，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西部商品流通中，又促使关中地区的焙茶、制革、水烟手工制造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陕西资本主义萌芽的含量。而且，陕西商人对陕西特种手工艺制造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更有直接作用。如华阴柳子镇素以产铁器闻名，该镇在明末“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19)。以一镇拥有“千家铁匠”必是专业化生产，所制又为“刀剑剪斧”都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并且，中国明清以来的铁匠铺已有普遍的分工协作，其炒铁更是“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20)，佛山炒铁业的材料证之陕西并不误，因为清代陕西商人在佛山经商的就有191家，其中从事铁器行的不少，故柳子镇铁器行应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再如潼关酱菜系由万新合酱园创自康熙年间，已有300年历史。该酱园嘉庆八年扩大为三间门面，白银万余两，酱缸300余口，腌制酱菜须经过蒸酱胚、晒酱、酱菜等工序，非分工协作不可，酱园大师付身负重责，关系极大，到道光间已有职工四五十人(21)，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又如凤翔陈村的烟坊，由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在陈村设生荣德烟坊，历九世，每家雇200余名农民从事制作，全镇用工达200余人，每家年产500担，其资本主义性质也十分明显(22)。因此，陕西所以能够成为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完全与陕西从明代以来就存在陕西商帮有必然联系。
其四，陕西商帮还直接促使了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清初当陕西商人挟资入川时，四川盐井井废灶塌，人民凋敞，川人不谙行盐，是陕西商人以租引代销的方式挤入川盐运销，为开辟川盐在贵、黔、楚各岸的市场做出了贡献。嘉道后陕西商人又把贩盐利润转化为盐井投资，创造性的以契约合营、股权合营的股份公司形式为川盐生产开辟了征集资本的渠道，并掌握着川盐生产投资的80％以上，使川盐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万计。灶户煮盐，煤户柴行供井用，商行引张小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资本取利”(23)。因此，陕西商帮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能动作用，应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
第三，陕西商帮对西部经济与中部经济的接轨起了“历史粘合剂”的作用。
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包括甘、宁、青、疆、蒙、藏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还是人烟稀少，天苍野茫，高山巨涧，羊肠鸟道，人们视之为边外畏途。明人谢缙写诗说：“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八千里外泥巴国，行客经年未得休”(24)。是陕西商人为利润所驱，北上陇坂在千里黄尘古道上扬鞭走马，载货辇重，以“羊皮快枪英雄胆”的风貌与当地陕西人民一道艰难地开发着西部经济，说他们是中国西部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也许并不过份。因为陕西风刚土瘠，求生也艰的生态环境羽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不辞艰险的强悍民风，从而迅速适应了中国西部恶劣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商人素质的要求，使他们在西部贸易环境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成为从事西部商贸活动的主要社会力量，取得独占西部商贸活动五百余年的优势地位。直到清末民初，陇上“吴越贾客，为数无几……东南土人。未能深入西北”(25)，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因此，在西北，明代陕西商人已把商贸活动的触角深入到远上凉肃的嘉峪关，使陇地商业与“陕西人关系独多”(26)。入清后他们又随大军出关屯垦哈密和巴里坤，使该地区成为陕商北趋新疆的堡垒，然后沿丝绸古道，走瀚海戈壁将商贸活动深入到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叶儿羌，使新疆的商人多秦晋之人，当时有人写诗形容陕商的驼队是“草豆为刍又食盐，镇番人惯走**，载来纸布茶棉货，卸去泾阳又肃甘”(27)。在西南陕西商人沿千里栈道走蜀地趋川边，在川藏边界建立自己的商业垄断地位，并随川盐入黔，将商贸活动又推进到云南、贵州，使陕西商人开的铺店字号遍布川贵沿途各个重要城镇，到清末仅在贵州仁怀做生意的陕西泾阳商人就有五百多。而陕北的陕西边商带着干粮帐篷，驱着牛马沿毛马素沙漠向西迸发，在蒙地荒原的大昭寺和王府附近摆摊设店，成立市廛，使伊克昭盟诸旗的商业活动掌握在陕商手中。这样从明代以来，陕西商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全方位的开发着尚处于原始洪荒状态的西部经济。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起了历史先驱者和使之与中部经济接轨的历史拉练作用。
首先，陕西商人开发并培植了甘肃经济。甘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说，甘人在建省初期，“家园株守，无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尤其是陕西商人，他们主要从事甘宁各地药材、皮毛的外销业务，使陇上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为贫瘠的西部驱动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把西部纳入了全国经济的运转过程，仅1932年甘省一地“水烟外销者共计约8833096斤，价值2174099元；药材外销5878500斤，价值820426元；皮毛外销699120斤，价值642990元，三项归齐总价值为7637506元”(28)，这无疑对甘省经济起了输血作用。特别是同朝的陕西商人在兰州一手培植的水烟生产，使“甘省外销货物之最有希望者为水烟丝，最能够影响甘省一般经济之荣枯者亦为水烟丝……水烟为甘省一大利源矣”(29)!不仅如此，水烟业在兰州兴起又为甘肃提供了极大的就业市扬，使“甘肃省内，直接间接依赖水烟为生者，总计男女幼人数约30万人，仅兰州一地至少也有5万人以上，……已占兰州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30)。
其次，陕西商人一手开发了川边经济。在明清地处松藩和毛尔盖草地的川藏边地仍是不毛之地，川人不谙贸易又尤畏远途，故从元代起就有不少陕西商人取道甘宁洮州去西康经商，从此后一代代的炉客千里投荒赴打箭炉贸易，使陕西商人在康定经商已有六百年的历史，经历有八代以上。在他们的努力下使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因山而城的川藏贸易总汇，仅炉河东岸的“陕西街”就有陕商字号80余家，“川康商业实为陕人所开发，即在今日采办茶布、绸缎之大商号，仍多陕籍也”(31)，使川康商业操之于陕商之手，其“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税，在康地商业中，皆为首屈”(32)，并且在陕商带动下，川商“居住之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33)。入清后，陕西商人又把贸易活动推进到深入藏区的道孚，东西果洛、巴塘乃至于青藏边区的玉树、结石，使陕西人的店号遍布藏区各地。清末陕商又赴甘孜和炉霍做生意，使该地区的商情顿行活跃，市场因之勃兴。
其三，陕西商人促进了伊盟草原畜牧经济的开发。居住在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民众，“遂水草而居”，以骑射为生。自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明廷在北三边设十大马市加强与草原的联系后，大量陕北榆林、神木、定边的边商携带中原产品闯入草原，在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府和大昭寺附近摆摊设点，开展商贸活动，有的陕商在还在草原设屋购地，放账给蒙古王公贵族，逐渐掌握了蒙地的经济命脉。他们在草原上的商贸活动，为蒙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输入草原，使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穷困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他们贩回蒙地的皮革、药材又进一步促进了塞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同时又进一步开发了陕北的皮毛经济，促进了陕北经济的发展，如皮毛贸易正常则陕北经济就显得活泼，使陕北边地经济与草原经济形成兴衰与共的共存共荣关系。这些都充分证明陕北边商在开发蒙地商业上是成功的。
其四，陕西商人还促使贵州经济得恢复和发展。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又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清末丁宝桢曾对川盐入黔对贵州的经济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之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34)，这段议论不无道理。因为川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开发确实起了明显作用。一则，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如仁怀县茅台村，原本是一个渔村，川盐入黔后成为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使茅台村商业繁荣，成为“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35)的商业重镇。遵义府“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无舟楫大利，商贾不至，珍贷蔑闻，边鄙残黎”(36)；自从川盐兴贩后，“仁、纂之盐，裕则牛驮，贫则载道”(37)，加之丝绸贸易回头，“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38)。兴义“其境地西接滇南倚粤，商人云集”(39)，以“蜀盐为生”。会城贵阳更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40)，相因岔集，从而为凋残的黔省经济，提供了复兴之机。二则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清代“贵州贫甲天下，通省丁粮不及江浙一大州县”(41)，“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42)，川盐入黔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对败政困难的黔省起了输血作用。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43)，恩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44)；铜仁、松桃、石阡、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45)。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陕西商人贩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功劳即在于此。
其五，陕西商人加强了中原和江南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在明清，陕西商人把大量江南、楚豫土布贩往西北，使西北的银钱流入中原和江南，为这两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陕西布商“挟资亿万”到江南贩布，一个布商带到江南的白银就十万两乃至数十万两，这无疑极大支持了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以徐光启曾中肯的总结说，江南“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46)，全靠大量棉布盈利的支持。入清后，陕西布商又转向楚豫购布，“每年约有十七、八万两银子流入安陆，而且是分到每一家农户，对安陆和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47)。在河南大量陕西商人挟资入农村购布，刺激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南阳城东二十里菱角池村，有一家姓梁的，家有妇女三人，每天连明彻夜的织布，每隔一集就要去大桥街卖一匹二丈八(尺)的土棉布，再从集上换回或买回棉花，继续纺织，他们就这样循环不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买了黄土地六亩”(48)，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陕西商人在形成中西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能动作用。
第四，陕西商帮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陕西既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祥地，又是陕西商帮的叶落归宿。500年来，陕西商人跋山涉海，闯荡天涯，鬻贷觅财，历经艰险都是为了这块厚重的黄土地。《古今小说》里的一首《古风》诗，把行商的乡情乡绪描绘的淋漓尽致，用以形容陕西商人并不过份。其诗曰：“小生最古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彼星载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尽销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薄利多资累，匹夫怀壁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奇?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魄颠倒妻*(上奴下女)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49)。作为以陕西为依托，以秦俗为纽带所形成的陕帮商人，他们500年的历史活动，对明清陕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的作用。
首先，明清的陕西商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润滑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纵横全国的十大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的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因此，陕西商人在500年的商贸活动中，能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完成“三个转换”即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换为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存量转换为技术和资本增量过程中，有力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陕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明清的陕西商人经营中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土食土，在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过程中，推动陕西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在明代，他们利用陕西农业丰收、土厚水深挖掘土窑藏粮甚丰的优势，纳粟中盐，在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从而有力刺激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疾耕积粟，纳粟中盐的热情甚高。同时又发挥陕南兴安汉中素产茶叶的优势，大量贩运陕西茶产到边关各地，有力推动了陕南茶区的篷勃发展，使“深山穷谷，多半荒芜”的陕南金州、汉中一带“人烟萃聚”，“深山邃谷到外有人，寸地皆耕”(50)，经济十分活跃。入清后，他们又自备资本人秦巴山矿冶铸铁，伐木作厢，沤竹造纸，作扒广种木耳、药材，使沉寂千年的秦巴老林第一次进入全面开发，山内农业和手工业兴盛红火了百余年之久。同时，他们又在陕北培植农牧兼营的皮毛经济，使三秦大地呈现着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繁荣景象，象石泉农民王国相“有地百亩，专务棉…且种棉之地围以包谷，间以芝麻菜蔬，令地无遗利而食有赖，其不足者以布易之，食指虽繁，无丰欠而皆能自给”(51)的多种经营专业户各县均有。这都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和推动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的数百年间，保持着潼关以西，既富且饶，土木妖异的经济发展态势。
陕西位于中西部经济区的结合部，西通陇青，南接蜀楚，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有周秦汉唐以来十三朝皇都的历史积淀和勾通西域的丝绸古道，处于西部地区的龙头地位。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发挥陕西这一地域优势，大力发展中西部转运贸易，在对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52)的过程中，赚取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并在500年贸易通商中居于通行领袖地位，实现了陕西地域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换。在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中，陕西商人在陕、甘、青、疆、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结驷连骑，纵横驰骋，他们挟资千万，全面出击，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川淮，鬻皮于陇伊，承担着勾通中西部经济联系的繁重任务。在他们数百年的努力下，一手开通了以苏松嘉杭为起点，经襄汉达于龙驹、三原又北上陇坂直趋新疆、俄罗斯中亚的国际贸易通道。而在这条横跨欧亚的贸易通道上千里贩糴，买贱鬻贵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肩挑车载，奔走于道，每年把大量江南、中原的茶叶、土布、丝绸、珍玩贩往陕西而货于西北，又把西部的皮革、药材、烟草、木枋运回陕西而贾于东南，使陕西的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品集散总汇和金融划汇中心，发挥着西北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马克思说：“只要商业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53)。在明清由于各地价格差额很大，故商业利润丰厚，每年以三原为“标期”流回陕西的银钱在2000—3000万两之间，使渭北各县富室连栋。烟户繁居，保持着全省精华的优越地位。对此明人张瀚有过中肯总结，他说：“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闾阎贫窭，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居也”(54)。
陕西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发祥地，十三朝京兆皇都的历史地位，使陕西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和文化存量，相对西部的原始洪荒状态陕西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文化优势，将各地农产原料贩回陕西加工制造，再转卖他省，使陕西成为西部大宗日用商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在实行来料加工中把技术存量转化为技术增量，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在明清陕西三原、泾阳、大荔是全省的手工业中心，拥塞了成千上万的布匠、皮工和茶师，背负转运的闲人更多，每年陕西商人把东西各地的茶叶、布匹、皮革、烟草运回陕西交由他们加工制造，使陕西制造的“泾砖”、“三原大布”、“泾阳青丝”和“大荔皮甬”成为走销全国的名牌产品，拥有稳定的市场流向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五百年长盛不衰。这都有力促进了陕西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陕西作为西部科技文化龙头的优越地位，使陕西“市无惰农，田无荒土”保持着当时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6页。
③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24—225页。
④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55页。
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5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⑦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4页。
⑧《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第5页。
⑨《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第19页。
⑩《上江县志》卷七。
(11)张瀚：《松窗梦浯》卷四。
(12)《杭州府告示商牙机户家人碑》。
(13)《双林镇志》卷十五。
(14)《盛湖志》卷下。
(15)《石门镇志》卷一。
(16)《纂江县志》卷十，第21—22页。
(17)《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18)《孟县志·物产志》。
(19)万历《华州志》卷二。
(20)《佛山忠义乡志》卷六。
(21)《潼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22)《凤翔县志》第408页。
(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24)《兰州府志》卷二，第4页。
(25)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6)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7)张澍：《橐驼曲》。
(28)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29)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5页。
(30)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31)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64页。
(32)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64页。
(33)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64页。
(34)《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十九。
(35)郑珍：《巢经巢诗钞》。
(36)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37)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38)《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39)《兴义府志》卷四。
(40)《黔南职方纪略》卷一。
(41)郑珍：《遵义府志·田赋》。
(42)《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第2325页。
(43)《四川盐法志》卷十。
(44)《贵州通志》事志卷197页。
(45)周者之：《贵州古代史》。
(46)《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47)李肇植：《安陆土布史活》，《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48)罗余三：《南阳民间棉布》，《南阳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5页。
(49)《古今小说》卷十八。
(50)康熙《紫阳县志·风俗志》。
(51)道光《石泉县志》卷三。
(5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
(54)张瀚：《松窗梦语》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