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和黄土高原孕育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农耕文明。而农耕经济生产的单一性与需要的多样性的矛盾，使陕西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和最早产生市场的地区。从神农氏“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日中为市，交易而退”①起，陕西商人就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周秦汉唐的千年岁月里，陕西作为京畿皇都，五方杂处，陕西商人以“帝都商人”的姿态，演出过商品经济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用中国的丝绸、瓷器征服了波斯、大秦，征服了世界。13世纪以前，世界最壮丽的商品经济画卷是在陕西展开的，将大唐雄风张扬于世界，陕西商人有一份功劳。
　　宋以后，随着长江文明的渐次发达，以陕西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开始衰落，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使陕西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即便是这样，明清时期为确保边疆安全，政府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和“随军贸易”等政策，为陕西商人再次创业，再造辉煌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陕西商人以千年历练的商业眼光，抓住机遇，再度崛起，输粟于边关，贩盐于淮扬，捆布于江浙，鬻茶于湘楚，运烟于南洋，使陕西商帮成为与晋商一起，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商帮，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因素的标志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与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以西商大贾的英姿，再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在中国西部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西方商业资本的侵略和农民运动的扫荡，陕西商帮过早地解体，与徽、晋商帮相比黯然失色，但陕西商人的余韵犹存，并在全国掀起过一场不小的再建山陕会馆的浪潮，展示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百折不挠的顽强生命力。而更为令人惊叹的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陕北贫瘠的土地上，又孕育和生长了中国最早的“红色陕西商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商业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新代表。
　　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新的历史时期，陕西商人不辱使命，以“商业陕军”的形象，再现当年“陕西商人”雄风，“神五”邀游太空，“波音”飞翔世界，“偏转”雄视全国，“神煤”燃烧东部，又一次展示了陕西商人的一代风流，预示着陕西大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商业革命。
　　纵观陕西商人几千年的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深刻揭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浪潮如“滚滚长江东逝水”般不可阻挡，浩浩乎攘山夷陵，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一部陕西商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商品经济的兴衰史，其历史之质感和厚重是任何一个地区的商业和商人都无法比拟的。
　　纵观陕西商人几千年一浪高过一浪的经商热、下海潮，深刻地揭示了陕西人并不保守，并不是自然经济观念浓厚，陕西人有几千年商品经济的历史积淀，陕西人曾创造过商品经济最辉煌的历史。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现实的选择。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最终没有以陕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支撑，“敢问路在何方”?
　　纵观陕西商人几千年从官府商人、“帝都商人”到民间商人的兴衰变迁，深刻揭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最具有人民性的经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说到底是人民需要的体现。得民心者得天下。“六国毕，四海一”，才造就了“回望长安锦如堆”的商业奇迹，“王权者，天下之重器也”，只有顺乎民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当唐玄宗面对长安商人王元宝的富有，而发出“朕贵，富不过元宝”的感叹时，那正是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
　　写出陕西商人的兴衰变迁、沧桑发展，写出古都陕西商人在中国商业史上的那么一种雄浑和大气，写出古都陕西商人一代又一代夸父追日般对致富的追求，便是本书的夙愿。
　　①《易经·系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