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2.1陕西商人的第一次发展浪潮
第二章 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及其波折 第一节 陕西商人的第一次发展浪潮
秦王政即位后，以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制宇内”，用秦国的金戈铁马迅速消灭六国，尔后马不停蹄地拓展边疆，建立起万民归心的统一大帝国。
秦立国关中，建都咸阳，其地“黄垠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累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浐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浊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①这种得天独厚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了关中“上溯文丰武镐，下逮杨隋李唐，十朝建都，推为极选”②，且“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③，得关中者得天下，关中为历代帝王建国之基。更何况此地山川雄伟，土田衍沃，水土饶益，自古有发达的农业资源。又四塞雄封，北有胡苑之利，“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肉”④，南有巴蜀之饶，高山深谷，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这种区域经济的自然差异，使陕西用其畜牧产品与中原农副产品相交换成为古代经济的主要特色，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加之秦立国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市场的建设与管理。秦统一六国后，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沟通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通燕齐，一条向南达吴楚。在北方还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栈道”。这些道路的修筑，对加强全国市场的联系，为市场联络成网准备了条件。在市场建设方面，秦在咸阳城内设“咸阳市”，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固定市场，还设有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并将这种市场制度推广到巴蜀，在成都“置盐铁市官，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里“阓”是市垣上的门，市里有四通之街，街中有各家肆铺。而且，秦对国外商人采取了“轻税”政策，以广招徕，使各地贩运更频繁，宰相李斯曾说，秦“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羽，树灵鼍之旗，此数宝者，秦不一生焉”⑤，就是说这些都是从市场交换中得来的。同时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陕西商人进入封建社会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的机会，形成秦代陕西商人发展的初潮。对此，《史记·货殖列传》有很准确的描述，“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并在此间形成许多闻名全国的大商人，不妨列举如下：
乌氏倮 为上郡大畜牧主，以牲畜交换珍稀绮丽献于周边戎族君主，戎王以价值十倍的牲畜偿之，如是几番，他的牲畜多到以山谷来计算。因其富埒王侯，秦始皇特敕令他以照封地贵族，定期入朝觐见⑥。
清寡妇 秦属巴国人，其祖先以冶矿致富，获得巨额利润，家产多得无法计算。清作为妇女商人，有头脑胆识，虽为寡妇，懂得以钱财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清白，深得秦始皇褒扬，曾被召入宫中见驾，优礼款待，还为其造“怀清台”，使其名扬天下。
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汉代的商品经济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中断，相反，在秦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为陕西商人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这首先是为了削弱关东旧贵族的反抗，刘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其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一方面易于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使其在天子脚下受到监视；另一方面，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因六国贵族商人的加入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有力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如汉高祖九年迁原六国旧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人家十余万口，包括“齐田、楚昭、屈、景、怀及诸功臣家于长陵”⑦。武帝元厥二年“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⑧，致使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绝，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⑨。其次，汉王朝立都长安，使“长安商人”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对都城长安市场的建立，王朝十分重视，长安城人物殷富，规模庞大，比当时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有8.08万户，24.6万口，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文人班固描写汉长安城的情况是：“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⑩。
城内的市场实行“坊市制”，商业区的“市”与居民区的“里”严格分开。长安城内设九市，道西六市，道东三市。有的以所在地命其名，它们是：交门市(渭桥北头)、李里市(雍门市)、交道亭市(便桥东)、细柳市(细柳仓)，加上光门大道两侧的东市和西市。市内区划整齐，各市周围有市墙，叫阛，将市场与居民区隔离开来，市有市门，叫阓，有士兵把守，关闭有时。张衡《西京赋》中写道“郭开九市，通阛带阓”，就是这个意思。市内店铺按经营商品排列，叫“肆”或“市列”，肆中设“小屋以卖物者”称“贾区”，由贾人坐卖。即使是小贩也按商品排列，挨次摆着摊子，进行交易，叫“坐肆列贩”。长安西市有柳市，是贩卖柳条编织物的市列；东市有“酒市”，是贩酒的市列；牛市是贩牛的地方，贩肉者谓之屠肆。在城郊还有长陵小市，离城25里富平津的“直市”，因卖物言不二价而著名，城外七里还有“槐市”，“列槐树数百为隧”，让太学生在槐树下交易所带来的物产、书籍。汉高祖刘邦为了使其父亲过上故乡的生活，又仿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建了个“新丰”市，市内有“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商业娱乐活动。并且各专业市场形成自己专门的市场用语，“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析语等，外人不知就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业商人的兴起。
汉长安城作为全国商贸中心，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因此，交易量很大，《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酼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粟千钟，薪稿千车，船去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千指，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市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苔，鲐鮆千斤，鲰千石，枣粟千万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镗”，动辄成千累万，都是些“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养生送死之具”。汉代的长安市场又具有开放性，“求蛮貊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以东海”(11)并将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自京师至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互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也”(12)。
这些都有力推动了汉代前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3)。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熙熙而来，攘攘而往，皆为利焉。从而形成陕西商人第一次大的发展浪潮，使长安商人成为当时极有实力的关中商人集团。司马迁说，汉代前期“章章尤异者”的长安富商大贾就有“诸田、田啬、田兰、韦家粟氏、安陵、杜之氏亦巨万”，并说他们发财致富“皆非有爵邑奉弄法犯奸而富”，而是掌握了一套市场运作规律，形成一套“椎理去就，与时俯抑，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的经营经验，才取得了“千金之家比一郡之邑，巨万者乃于王者同乐”的经营成就。详细而论，汉代长安被列入史册的富商大贾人数不少，以此可以窥见陕西商人第一个发展高峰的概貌。其佼佼者计有：
任氏 陕西宣曲(在关中)人，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珠玉，而任氏独窖藏粟。楚汉相距荥阳时，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14)。
无盐氏 长安人，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圭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15)。
雍伯 长安人，以贩脂而倾郡县，家有万金，富比封君(16)。
张氏 长安人，靠卖水浆，做小本生意而起家，因经营有方，终至累财千万(17)。
袁广汉 茂陵人，以经商成巨富，家有钱财无数，僮仆八九百人，曾在北芒山下筑以花园，占地方圆20里，备极奢华(18)。
张安世 字子瑞，杜陵人，昭帝时任右将军，封富平侯。昭帝死时与大将军霍光拥立宣帝，任大司马，家有僮仆700人，使之从事的手工业生产，家财富厚，超过霍光(19)。
焦氏、贾氏 茂陵人，昭帝末年，二人探听到宫中秘事，得知昭帝病重将不久于人世，遂预先囤积了大量为昭帝丧葬之用的物品，价值达千万钱，以备到时居奇致厚利(20)。
樊嘉 杜陵人，资财达五千万(21)。
挚网 茂陵人，富有资财数万(22)。
如氏、苴氏 平陵人，拥有资财数万(23)。
王君房 长安人，以经营朱砂成巨富，家财无数(24)。
王孙大卿 长安人，以经营豆豉致富，家资数万。他以财养士，喜与英才人杰交往，王莽时为司市师，总管京城市场(25)。
樊少翁 长安人，以经营豆豉致富，家资数万(26)。
土孙奋 字景卿，扶风人，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贷，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余万，富闻京师守(27)。
马援 茂陵人，少时立志走边塞从事农耕畜牧，后因故逃亡北边牧区，经营畜牧生产，各流佃客多归附马援门下，后属客户达数百家，因其经营有方，得牛、马、羊畜数千头，积谷达数万斛。而其重义乐施，粮食畜产尽散亲朋故友，自身却身衣羊裘皮绔，极为简朴(28)。
罗裒 长安巴蜀间大贾，早年已是中贾，赴京师做生意，持钱十万至数百万，后与长安大贾石氏合伙，为石氏作掌财之人，往来巴蜀间，又利用小商人帮他增殖财富，终获巨万(29)。
①潘岳：《西都赋》，《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第37页。
②《续皇朝文献通考》第九卷，第105页。
③《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④《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⑤《史记·李斯列传》。
⑥《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⑦《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⑧《汉书》卷二百八十六，《武帝本纪》。
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⑩班固：《两都赋》。
(11)《盐铁论·通有》。
(12)《盐铁论·力耕》。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14)《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15)《汉书》卷九十一。
(16)《汉书》卷九十一。
(17)《汉书》卷九十一。
(18)《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1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20)《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1)《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2)《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3)《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4)《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5)《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6)《汉书·食货志》。
(27)《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
(28)《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2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秦王政即位后，以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制宇内”，用秦国的金戈铁马迅速消灭六国，尔后马不停蹄地拓展边疆，建立起万民归心的统一大帝国。
秦立国关中，建都咸阳，其地“黄垠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累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浐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浊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①这种得天独厚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了关中“上溯文丰武镐，下逮杨隋李唐，十朝建都，推为极选”②，且“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③，得关中者得天下，关中为历代帝王建国之基。更何况此地山川雄伟，土田衍沃，水土饶益，自古有发达的农业资源。又四塞雄封，北有胡苑之利，“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肉”④，南有巴蜀之饶，高山深谷，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这种区域经济的自然差异，使陕西用其畜牧产品与中原农副产品相交换成为古代经济的主要特色，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加之秦立国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市场的建设与管理。秦统一六国后，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沟通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通燕齐，一条向南达吴楚。在北方还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栈道”。这些道路的修筑，对加强全国市场的联系，为市场联络成网准备了条件。在市场建设方面，秦在咸阳城内设“咸阳市”，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固定市场，还设有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并将这种市场制度推广到巴蜀，在成都“置盐铁市官，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里“阓”是市垣上的门，市里有四通之街，街中有各家肆铺。而且，秦对国外商人采取了“轻税”政策，以广招徕，使各地贩运更频繁，宰相李斯曾说，秦“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羽，树灵鼍之旗，此数宝者，秦不一生焉”⑤，就是说这些都是从市场交换中得来的。同时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陕西商人进入封建社会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的机会，形成秦代陕西商人发展的初潮。对此，《史记·货殖列传》有很准确的描述，“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并在此间形成许多闻名全国的大商人，不妨列举如下：
乌氏倮 为上郡大畜牧主，以牲畜交换珍稀绮丽献于周边戎族君主，戎王以价值十倍的牲畜偿之，如是几番，他的牲畜多到以山谷来计算。因其富埒王侯，秦始皇特敕令他以照封地贵族，定期入朝觐见⑥。
清寡妇 秦属巴国人，其祖先以冶矿致富，获得巨额利润，家产多得无法计算。清作为妇女商人，有头脑胆识，虽为寡妇，懂得以钱财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清白，深得秦始皇褒扬，曾被召入宫中见驾，优礼款待，还为其造“怀清台”，使其名扬天下。
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汉代的商品经济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中断，相反，在秦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为陕西商人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这首先是为了削弱关东旧贵族的反抗，刘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其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一方面易于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使其在天子脚下受到监视；另一方面，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因六国贵族商人的加入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有力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如汉高祖九年迁原六国旧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人家十余万口，包括“齐田、楚昭、屈、景、怀及诸功臣家于长陵”⑦。武帝元厥二年“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⑧，致使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绝，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⑨。其次，汉王朝立都长安，使“长安商人”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对都城长安市场的建立，王朝十分重视，长安城人物殷富，规模庞大，比当时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有8.08万户，24.6万口，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文人班固描写汉长安城的情况是：“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⑩。
城内的市场实行“坊市制”，商业区的“市”与居民区的“里”严格分开。长安城内设九市，道西六市，道东三市。有的以所在地命其名，它们是：交门市(渭桥北头)、李里市(雍门市)、交道亭市(便桥东)、细柳市(细柳仓)，加上光门大道两侧的东市和西市。市内区划整齐，各市周围有市墙，叫阛，将市场与居民区隔离开来，市有市门，叫阓，有士兵把守，关闭有时。张衡《西京赋》中写道“郭开九市，通阛带阓”，就是这个意思。市内店铺按经营商品排列，叫“肆”或“市列”，肆中设“小屋以卖物者”称“贾区”，由贾人坐卖。即使是小贩也按商品排列，挨次摆着摊子，进行交易，叫“坐肆列贩”。长安西市有柳市，是贩卖柳条编织物的市列；东市有“酒市”，是贩酒的市列；牛市是贩牛的地方，贩肉者谓之屠肆。在城郊还有长陵小市，离城25里富平津的“直市”，因卖物言不二价而著名，城外七里还有“槐市”，“列槐树数百为隧”，让太学生在槐树下交易所带来的物产、书籍。汉高祖刘邦为了使其父亲过上故乡的生活，又仿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建了个“新丰”市，市内有“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商业娱乐活动。并且各专业市场形成自己专门的市场用语，“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析语等，外人不知就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业商人的兴起。
汉长安城作为全国商贸中心，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因此，交易量很大，《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酼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粟千钟，薪稿千车，船去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千指，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市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苔，鲐鮆千斤，鲰千石，枣粟千万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镗”，动辄成千累万，都是些“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养生送死之具”。汉代的长安市场又具有开放性，“求蛮貊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以东海”(11)并将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自京师至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互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也”(12)。
这些都有力推动了汉代前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3)。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熙熙而来，攘攘而往，皆为利焉。从而形成陕西商人第一次大的发展浪潮，使长安商人成为当时极有实力的关中商人集团。司马迁说，汉代前期“章章尤异者”的长安富商大贾就有“诸田、田啬、田兰、韦家粟氏、安陵、杜之氏亦巨万”，并说他们发财致富“皆非有爵邑奉弄法犯奸而富”，而是掌握了一套市场运作规律，形成一套“椎理去就，与时俯抑，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的经营经验，才取得了“千金之家比一郡之邑，巨万者乃于王者同乐”的经营成就。详细而论，汉代长安被列入史册的富商大贾人数不少，以此可以窥见陕西商人第一个发展高峰的概貌。其佼佼者计有：
任氏 陕西宣曲(在关中)人，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珠玉，而任氏独窖藏粟。楚汉相距荥阳时，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14)。
无盐氏 长安人，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圭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15)。
雍伯 长安人，以贩脂而倾郡县，家有万金，富比封君(16)。
张氏 长安人，靠卖水浆，做小本生意而起家，因经营有方，终至累财千万(17)。
袁广汉 茂陵人，以经商成巨富，家有钱财无数，僮仆八九百人，曾在北芒山下筑以花园，占地方圆20里，备极奢华(18)。
张安世 字子瑞，杜陵人，昭帝时任右将军，封富平侯。昭帝死时与大将军霍光拥立宣帝，任大司马，家有僮仆700人，使之从事的手工业生产，家财富厚，超过霍光(19)。
焦氏、贾氏 茂陵人，昭帝末年，二人探听到宫中秘事，得知昭帝病重将不久于人世，遂预先囤积了大量为昭帝丧葬之用的物品，价值达千万钱，以备到时居奇致厚利(20)。
樊嘉 杜陵人，资财达五千万(21)。
挚网 茂陵人，富有资财数万(22)。
如氏、苴氏 平陵人，拥有资财数万(23)。
王君房 长安人，以经营朱砂成巨富，家财无数(24)。
王孙大卿 长安人，以经营豆豉致富，家资数万。他以财养士，喜与英才人杰交往，王莽时为司市师，总管京城市场(25)。
樊少翁 长安人，以经营豆豉致富，家资数万(26)。
土孙奋 字景卿，扶风人，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贷，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余万，富闻京师守(27)。
马援 茂陵人，少时立志走边塞从事农耕畜牧，后因故逃亡北边牧区，经营畜牧生产，各流佃客多归附马援门下，后属客户达数百家，因其经营有方，得牛、马、羊畜数千头，积谷达数万斛。而其重义乐施，粮食畜产尽散亲朋故友，自身却身衣羊裘皮绔，极为简朴(28)。
罗裒 长安巴蜀间大贾，早年已是中贾，赴京师做生意，持钱十万至数百万，后与长安大贾石氏合伙，为石氏作掌财之人，往来巴蜀间，又利用小商人帮他增殖财富，终获巨万(29)。
①潘岳：《西都赋》，《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第37页。
②《续皇朝文献通考》第九卷，第105页。
③《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④《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⑤《史记·李斯列传》。
⑥《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⑦《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⑧《汉书》卷二百八十六，《武帝本纪》。
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⑩班固：《两都赋》。
(11)《盐铁论·通有》。
(12)《盐铁论·力耕》。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14)《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15)《汉书》卷九十一。
(16)《汉书》卷九十一。
(17)《汉书》卷九十一。
(18)《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1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20)《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1)《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2)《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3)《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4)《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5)《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26)《汉书·食货志》。
(27)《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
(28)《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2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