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人经营典当遍布西北各地。三原为陕甘两省的商业重镇，出产以棉花生牛羊皮为大宗，每年冬季运赴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年额甚巨。泾阳水烟药材，每年秋冬之时，经三原运销京粤，湖北之大布、湖南之茶叶亦系由三原转销甘凉，其金融汇划，沪、汉、津、京之汇兑，无不以三原为枢纽。因此，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百川通、天成享、协同庆、日升昌、大运通、大德恒、天庆成、蔚丰学八大票号主要负责钱引汇划业务，并且清初时有当铺37家，到乾隆年间约有当铺69家，每年经三原汇划全国的款项达2000万—3000万两之巨，使三原在陕甘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陕西流传着“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民谣。进入清代中叶后，西安的银钱业发展很快。咸丰年间西安就有北院门高家高景清开设的万福源、景胜永、景复盛和李岳顺开设的万顾隆、敬顺往票号，同治八年有天福同、永兴庆两家钱庄开业。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工商扩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上闲散资金也在谋求出路，票号从单纯汇兑扩大为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到清末民初连同票号、钱庄、银号，西安银钱业曾多达200余家；其中仅高景清开设的景胜永票号资本就达白银1万两之多，陕西澄城商人开设的俊源银号除资本2000银圆外，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金砖(每个金砖重百两)。陕南工商重镇的汉中，陕帮在清代专门经营典当业……汉中最大的典当业首推泾阳于家，他家有七大商号，世发隆、裕丰永、裕丰德、大有德、公生明、隆盛和德泰和，其店主为泾阳桥头一撮毛家。
　　清代在四川开设典当、钱庄的基本都是陕西商人。“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帮”。有一首《成都竹枝词》形容四川的陕西商人是：
　　忽官忽号忽商家，
　　配引征厘解宪衙。
　　满道夷歌骡马至，
　　来时驮药去时茶。
　　成都的典当业以渭南人为多，孝义镇严家、赵家在成都有典当铺，柳家在成都附近开的店铺有48家，其中有当铺、金货铺，以“亨顺”为号；常家也是在四川放账发的财。自贡的第一家当铺是陕帮商人嘉庆年间在牛氏巷开设的，获利很大，以后由一家发展为八家，自贡的“八店街”便由此而得名。由于利润丰厚，本地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后来在自贡盐厂的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陕西人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了分号，使该地成为街市繁盛的新街。在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珍、珍益、谦盖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皆陕人铺面，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设。商人投资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投资而来，放债盘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肖和两当店为大。射洪县大镇质铺，系陕帮开设……质铺门首，则有摆设钱摊者，都是质铺中人。
　　在清代的兰州，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而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其中最大的七家驻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号在兰州开设的分庄，他们分别是义兴源、敬盛丰、自立久、德樊恒。韩城人吴大鹏在兰州开设的天福公钱庄更是同业中的大户，该店本利2万两银子，一次分红就5000两白银。在兰州有不少钱庄因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而发展成为金店，大多数金店是由陕帮商人开的，西安人苏彼坡开的济源长，付功勋开的天宝成，合阳人杨昆山开的苏盛魁，华阴人张秋仿开的永豢台，渭南人吴荫亭开的德义成，韩城人柳舜如开的德顺成、越新斋开的晋茂昌以及庆胜涌、万源富等十余家金店，都是清一色的陕西帮。其中由历史最长的茂盛魁缎楼转化来的茂盛魁金店，开业资本才30两黄金，而营业额均在500两以上，仅一个新疆客商在茂盛魁购买的黄金一次就达200两之多。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该地的金融业，多由善于经营的山陕帮商人垄断。清末民初，西宁当铺处于全盛时期，前后计有当铺600处，其中两家是陕商或陕晋商人合办的，它们是庆盛当、益恒当。这两家当铺资本雄厚，每家皆为银币万元上下。湟源汇划羊毛贸易款项的大商号有不少是山陕商人开办的，它们是万盛奎、宝盛吕、福兴源、顺义兴、德兴成、福兴连等号，每家资本有白银10万两到40万两。在乌鲁木齐设典肆者多陕甘人，典息取至五六分，取三分者，则谓之官当。
　　湖北的汉口、沙市是南北货物的交汇之地，因此陕西商人在那里兴办票号、钱庄的势力也十分雄厚。有一首《荆沙竹枝词》描绘湖北的陕西商人是：
　　典当生涯数老西，
　　篾条花土尽黄帮。
　　买卖全归汉口去，
　　可怜生意冷沙头。
　　西帮在沙市的业务主要是开票号和当铺。有鸿泰、长兴、履泰、义丰等，他们的生意主要是放银子，经常有百把万两银子在沙市放高利贷……西帮票号派来沙市负责的，据说都是“道台”的底子，因此有“半副鸾驾赶西帮”的说法，都是大经理，一般人不够格，其阔绰富有，可见一斑。
　　清代在陕西及西部各地经营票号、钱庄、典当、金店、银楼的陕西钱商主要是渭北各县的富族巨户，他们莫不家藏万贯，富比封君。如：渭南孝义镇赵严两家在蒲城、户县、周至有典当铺，在四川也有生意和当铺，当铺的资金，除私人资本外，还钉“皇本”，利息要与皇家分股，因此赵家富逾王侯。建筑祖茔时有神道石雕，左有“五幛壁”，右有“五凤楼”。五凤楼石雕出自江南名家之手，工匠报酬以石雕退下的石粉计，一两石粉，一两银子，足见其轻财傲物的富厚。
　　渭南阳郭镇的贺家更以经营典当而势倾全省。凭光里的贺甲弟，业典陇上有著声，县太爷送一联云“廉贾四方闻，拼将缗镪微收；已播仁声于陇上”。朝邑八女井的李家，老三树德在三原开有振丰恒钱庄，人称“李四万”。高陵程希仁早年从父客城固……开当铺于川湖间，是有名的钱商。泾阳钓王桥于家在汉中、四川设典当，四川的当铺名恒泰盛，堂名“务本堂”，在汉中就有他家设的当铺七大号。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同治年间一次捐银五六万两。
　　雇刀客设镖行千里杀娃
　　明清时期从事典当银钱业的陕西商人为了便于金融汇划，还形成稳定的货币流通网络，这就是西部各商号熟知的“标期”。
　　所谓标期就是西部各商号统一汇划银两的日期。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各府州县经商的商店、字号，统一规定每月阴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为汇解银钱之日。这两日内各家字号将本月收入的银两，统一装在特制的银箱内，由商店专门雇佣的“驮夫”押运到兰州、西宁、迪化等中心城市，再由这些中心城市的总号将各号银钱归齐，由驮银的驮队押送到西部金融总汇的泾阳、三原。由于道路不靖，盗贼蜂起，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是土匪追杀的对象。为确保安全，商家雇佣武艺高强的武士沿途押运，这便产生了专门押解护送银两的“标客”，后来形成专门的行业就是“镖局”。这些被押解护送的银两就被称为“标银”，运银之期便被称做“标期”。
　　明清时期为押解陕商的标银，使陕西产生了许多“镖客”。
　　苏州镖客姚海愚，人称姚大汉，体型魁梧，武艺高强，专门为陕西布商护航，往来于秦晋与江南之间，盗贼闻名逃匿。有一年，他护送布匹到西安，西安府衙的屋角上栖有双鹳，鸣叫不止。西安太守心烦，招人驱之，飞去又复来，弓箭弹丸均不能伤它们。太守闻姚大汉射技高超，专门邀请他飞弹击鹳。大汉用连珠法连发数弹，击中鹳眼，人们欢呼。
　　山东镖客冯雄，刀法过人，名冠镖行，被陕西布商雇做保镖。有一次他保护布匹，从汉口运往西安，走到秦岭山中，一群强盗将驼队团团围住，要劫持布银。冯雄怒从心头起，大吼一声：“有山东冯雄在此，谁人敢上前拦截?”说完提刀相向，两三个回合，就将几个盗贼砍死刀下，护送驼队平安出山。
　　陕西刀客康绩，文武双全，豪爽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做些护送布商的营生。明代末年边疆有事，康绩受募押运粮草到河西，走到半路，见到沿途饥荒遍地，人民流离，乞讨无法自存，便动了恻隐之心，将押解粮草全部散给饥民，然后到官府负荆请罪，愿意以自家性命赔偿粮草。官府见他是个人才，后令其将功折罪。
　　朝邑刀客王振乾，护商运货，为保镖，舟车所至，匪人畏其名，不敢侵犯，甚至关长皂役慑其威多予便利，后渐渐成为独居一方的掌柜，陆行有四套大车四辆，大河上有船二艘，从事专业运输，生意奇好。
　　到了清代，就有了专门护商的镖局组织。陕西在光绪年间就有了专门跑西大路即通向河南开封、许昌、南阳直到湖北、湖南这一布商所经之途的镖局。如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宏发镖局，它们的镖行都设在西安。镖局有镖头，也叫舵把子，对保镖车辆负完全责任。其次为镖师和镖客。清代陕西的镖客很多，光绪二十八年，陕西镖客和西安回民发生冲突，很快就纠集了武艺高强的镖客400多人。镖局为了保镖 安全。自己备有专车，专程往来。镖车上路时，都插有镖局的三角旗帜，并挟有某某镖局的字样，每辆镖车，都由镖头和镖师押车起运，车与车紧密相连，互相呼应，以防不测。镖客们坐在车上，有一定的格式，叫做打镖腿，并且常常喊号子，打呼哨，前后呼应，甚是好看。
　　《清代镖林轶事》就记载了一个陕西商人镖路遇险的故事。徽州汪某以勇闻名，被一陕西巨商请去做镖客，护卫其回陕。路上，适逢一位携带重资的大官，便相约为伴一起走。至旅店，刚解行装，即见一个童子也来投宿。他把马拴在门外，就上前对汪镖客说：“如果囊中物均系攫取来的，我当攫取而去。明晨你如果上路迟，将有令人骇怕事发生。”汪某一时惊讶而不敢说什么。一过半夜，他就招呼众人启程，并推说疲倦而要迟走一步，估计众人走远了，他才上路。只见十里进山路上，车驮狼藉，那童子坐在石头上指着山沟要他看，尽是死人，汪某只觉又惊又怕。童子告诉他：“此去山路险恶，要快走。”镖客立即吆喝众人疾行，但却因匆忙赶路而失去投宿之所，彷徨于山谷之中。忽见山堰处有座草庵，于是前去投宿，一位年约40多岁的尼姑把他们引至堂东一间小室说：“住在这，夜里虎狼很多，不要乱看，骡马放在后院没关系。”约一更时，听有叩门声，进而听见尼姑说：“取不义之物，割下其为首的一只耳朵便是了，何以多杀人，忘了我的戒规!”随即又闻有杖打之声传来。汪镖客一行很是惊恐，未等天亮就打点行装，谢过尼姑，上路了。
　　北五省货如泉流回秦巴
　　这些标银在镖客或镖局的押解下，送到泾阳和三原的总号，使泾阳、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商务总汇。人称“陕西的县，泾三原”。
　　泾阳为陕西壮县，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峨仲耸于北，泾水环其南……平畴旷野，村落相连，有河渠之饶，有岩寨之险，而青北一带尤为膏壤，每夏秋间，烟塍云垅，禾麦盈阡。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泾阳成为陕西经济中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政繁而道冲，水陆交通发达，南有泾河穿境而过，上溯可达长武、郴州直入甘肃平凉，有舟楫之便；东南经高陵、渭南直通潼关、蒲津，使东西货物沿渭河北岸运至城邑，而不必途经西安，可避免渭河暴涨所造成的交通阻隔；北有富平之路，可通耀县、同官，连结延绥；西有礼泉之路，直趋凉甘，使泾阳成为陕西省交通要冲。加之泾阳有水泽之利，泾河之水熟泡皮张，逾格轻软，所用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这些天时地利的便利条件，使泾阳在明清之际的数百年间始终是陕西的经济中心、烟茶总汇。由甘宁运来的皮货需在此借泾水熟皮硝制，由湖汉输入的茶叶需在此炒制压砖，中西流转的镖银需在此汇划解散，使泾阳系商贾云集之区，湖茶、兰烟、甘宁皮货麇集之地，成为沟通南北货物装制转运之枢纽。城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四集，肆店连衢，富商大贾，群聚辐辏，珍错云屯，慕懋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债，闲人亦多至数千，人称“关陇一大都会也”。城外楼阁参差，川原秀错，数百年间一直呈现着“过客如云集，佳人拾翠来，有村尽竹树，无处非楼台”的锦绣繁华景象。
　　三原与泾阳毗连，同为关中要邑，为渭北各地贸易总汇之区，食贵充川，交通甚便。城南有渭水每年运来山西之铁器甚多，城北有泾水可供沿岸各都市之盐铁石炭，县城之中有来自西方之清河横贯东流。又地处关中变通要道，西衔凤汉，东接潼商，北通延绥，为中西部货物集散之地，转运四时不绝，西北药材、羊毛经洵化、旬邑或由彬县、永寿运至原邑，再加工炮制，运销各地；东南之布匹经潼关装船或由龙驹寨驮运至原邑，然后改卷染色再分销甘陇各地，使三原长期以来成为陕西药布总汇和金融中心。明代已是市店充盈，货物辐辏，不减肩摩杀击之风，人称龙镇小长安。城内市廛稠密，计有米麦市、驴马市、猪羊市、丝市、布花市、盐枣市、铁器市、手帕市、纸市、板木市、果子市、菜市、柴炭市，市内多盐筴高赀贾人，闹间骈生，果布之凑，鲜马怒车者，相望太仓。明末清初，三原商务曾有短暂萧条。缘因清廷在三原对入关货物复设重税，使三原商贾绝踪，廛市萧条……原民有田者不得借交易以输赋，无田不得借商举火以赡生。康熙三十八年知县李瀛甫请为裁撤，户部奉旨革除，遂使三原商务得到恢复，逐日兴旺，成为与泾阳并驾齐驱的陕西经贸中心。县城内南关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集四方商贾重赀，昏晓贸易。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至东渠岸街一带，满目尽为药材店。城外许多乡镇都是商业中心，例如县东的林堡、县西的秦堡、县南的张村、县北的线马堡，商业都很发达。此外由北门到泾阳的鲁桥一带，沿途各村市场亦相当发达。同时三原为陕陇大宗商品过载集散中心，故金融活跃，药材一年买卖总额为20万两之谱，布匹每年所运达千万元之谱。每年由陇青押解三原总店的“标银”盈千累万，使三原金融活便。就是近代每年布匹、茶叶、药材、粮食及银钱之买卖，其数多在2000万元以上，故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长安”之语，充分表现了古代社会城市政治与乡村经济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经济模式。由于三原数百年来处于四方任辇车牛，实绾其口，益三秦大都会的商贸中心地位，致使富商大贾，履厚席丰，甚至践曳绫绮，狼藉膏粱，长期保持着“高城相对出，流水在中涵，货泉来宇内，风物似江南”的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