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里贺家洼银堆钱挂
　　清代嘉道年间的一年岁末，陕西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洼的贺家大院里张灯结彩，人声鼎沸，门首影壁上斗大的“福”字，点缀了年关气象，三间门房石门兽含珠戏子，显示着珠玉广进的企盼，一幅泼墨大染的“积善人家春常在，农耕传家庆有余”的春联，显示了大户人家的气派。两侧的六间厢房丫环、小子装烟送茶，出出进进，六开间的厅房阁子屏风檀木厚重，雕文刻楼。琴桌上供奉的祖先牌位香火缭绕。厅中央八仙桌左边是用100个50两重的银元宝堆成的银山，在烛光下闪闪发光，显示了贺家白银山积的雄厚气象；右边是用1000个嘉庆通宝扮成的钱树，枝丫伸展，彩条飞扬，预示了贺家前途无量的锦绣繁盛。贺家掌门人贺士英长袍马褂，脸架一副茶色的水晶眼镜，手端着擦得油光闪亮的水烟袋，神态安详，注视着大院内忙碌的家人。
　　这时从厅房侧屋里走出一位衣衫淡雅、举止文弱的小妇人，她风流俏丽，美目流盼，一笑一颦风情万种，与院内黑衣蓝裤的人群形成鲜明对照。这位妇人就是贺士英专门从扬州娶来的姨太太，她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自入贺家大院，多年以来做饭从不烧柴火，说是受不了陕西人的烟熏火燎，而是命厨娘烧书做饭，说是用书烧的饭里有书香，许多年来不知道烧了多少书。贺士英虽知这种怪诞行为多少有些暴殄天物，有辱斯文，但念其温柔可爱，对贺家的大事每每出谋划策，出了不少好的主意，是贺士英最珍爱的贤内助，也便不多苛求。
　　只见这位姨太太轻启莺喉，对贺士英嫣然一笑，轻轻地说：“不愧是大户人家，年节可真是繁花似锦。”
　　贺士英捋须，轻轻吐了一口水烟，望着烟团在厅房中缓缓散去，对夫人说：“可不是嘛，几辈人的艰辛才挣下这偌大的家业。就说这大院，光盖房就用了七八年光景，为它可是费尽心血。贺家洼十条巷道，九条都是我们贺家的，你说这九龙贺家盖满了厅房大院得花多少银子?”
　　姨太太小嘴一努，含嗔带笑地回答道：“又要吹你们贺家了。”
　　贺士英不以为然地反驳说：“这咋能说是吹嘛!这高房大院能吹起来?当年光盖这一个院子少说也得千两银子，我们贺家为修这大院专门有自己的匠人，不请生手，就说这一人怀抱的六根厅梁柱，是我们家在蓝田清凉山包的林场中精心选来的百年古树，石灰和砖瓦是自己的窑场专门烧造的，光这林场和窑场就非一般人家能够供奉。为了让乡党受益，我还专门在阳郭镇设了个人市，凡是年节在市上找活的，不管是不是阳郭人，都一律请到贺家，由贺家花钱雇佣，光今年年节都不知雇佣了多少人，也算我贺士英给家乡做了一件善事。”
　　“看把你美的。”姨太太一撩手中的花手帕不屑地说。
　　谁知这花手帕一撩，偏偏把桌旁的钱树一角给拉倒了，哗哗啦啦的钱币掉了一地，众人也都惊呆了。
　　贺士英见状，心里暗暗一惊，“这年关将至，钱树倒塌，恐怕是不祥之兆，今年的生意怕是要出问题。”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本想责骂已经吓得脸无人色的姨太太一顿，但看到她那花容失措，惊恐如同一只受伤小鹿的样子，又平添了几分妩媚，男子汉的豪气涌上心头，他手一挥，对众人说：“无妨，无妨。年关春到，钱树倒了，不正是说我们贺家的钱到了，钱到了，这是喜兆，我这位姨太太这些年给我带了多少财运。”说完对大伙吩咐道：“众人莫惊，都随我拈香跪拜，祭祀贺家列祖在天之灵，保佑贺家生意通顺，合家安康。”一席话化解了大家心头的阴云，都暗暗佩服贺士英临危不乱、化悲为喜的通达能力。一时香烟缭绕，颂声不绝，贺家大院里又充满了喜气洋洋的年节气氛。这是发生在陕西富商贺家大院里的一则真实的故事。
　　盖大院遍渭北高房大瓦
　　当年的陕西商人大都是乘明代“食盐开中”政策的机遇，力农致富，将家中窖藏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引贩盐，发财致富的。他们富起来以后，遵照陕西人的传统观念“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莫不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高房大院、使渭北川道地区在陕甘回民起义前，这种高房大院、深宅巨户所在多有，今天在绿阴覆盖的渭北农村，还可以看到这些豪户巨宅的历史痕迹，其规模布局并不比今日山西的大院逊色。一首清代《西安杂记》中记述道：
　　城名下杜近端门，
　　博望曾延东阁真。
　　广置十王百孙院，
　　神尧麟趾倍振振。
　　这些名扬关中的高屋大院，具有代表性的有：
　　渭南孝义镇赵家大院
　　赵家是陕西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状元，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做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迁徙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致富，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到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洵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二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泾阳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院宅院，恢弘宽畅，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基进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乔家的地里。
　　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严家也是从山西迁来的，与赵家是老表关系。严家后人出过不少当官的。道光朝抵抗派领袖之一，历任河南、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就是严家的后人，所以当时孝义镇流传的一句话就是“严家功名大，赵家银钱多”。严家的生意主要还在四川，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从灌县到松潘的茶运业、伐木业几乎都被严家垄断着，并在成都、什邡、绵竹、灌县、彭县有商号，名称为“义和”，还有大量水田。严家发财后，举家迁到了四川的新繁县。柳家是孝义镇四大财东中发财最早的，主要是在四川开当铺和金货铺，以“亨顺”为号，仅在成都开的店铺就有48家，赚得钱很多，当时渭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钱多比不过姓柳的”。柳家发家得早，衰败得也早，据说今天已经绝户。詹家也是做生意发的家，但富厚不如前三家。孝义镇的“赵、严、柳、詹”四大财东，共同支撑了孝义镇几百年的辉煌，当年渭南流传的一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渭南信义焦家大院
　　焦家在渭南信义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地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四川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刻苦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计有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7号，又在陕西开当铺8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四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四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5000两，被赏以花翎，还以3000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做放账生意，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5万两，麦6000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东家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三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焦云峰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
　　渭南板桥常家大院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于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长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管理下达50年，发展以至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8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义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河南、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陕西、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
　　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椽子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演员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来XX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年常生春“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慈禧的太监李连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
　　渭南吝店曹家大院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
　　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10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四季不谢之花，八节常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借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二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曹家还与板桥常家、程曹焦家互相联姻，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程曹焦家焦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之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
　　渭南西塬贺家大院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人称“九龙贺家”。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的，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房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家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家钱铺，即72家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当时办一家当铺至少需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其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曳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
　　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忻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疾典病民，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糜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甘肃、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里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建造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佣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式。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地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青年路省委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
　　贺家钱铺子的钱很多，东家们说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耸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叙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是不多见的。
　　贺家致富后不忘同行，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都是他家拿出的，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打造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铁链上还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为了惠及乡党，贺家在贺家洼设了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的东西不论农具、牲畜、食品、衣物，都在会上销售，售不完的一律由贺家收购，绝不让乡党带回去。这个古会立了百余年，至今还是渭南有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市”，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来，为贫困村民提供了干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