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饮食忍嗜欲咸菜蒸馍
　　暖窑热炕一盆火，
　　稀饭咸菜泡蒸馍。
　　这是陕西民众对生活的追求。
　　陕西川原土厚风烈，田狭地瘠。“旱则误泅而禾焦，潦则水汇而禾烂”，“丰年仅能度日，凶年不免逃亡”。从南到北，灾害频仍。自然景观里，鲜小桥流水人家的纤细，少艳丽多彩的色调，罕声色犬马的浮华，黄土、黄水、酷热、酷寒、高山、陡原，拧成秦人不拘小节、不事修饰、不尚浮奢的粗犷风格和朴实无华的简约民风。
　　这种人文地理文化习俗熏陶出的大部分陕西商人，经商伊始便能甘辛苦、安俭素。经商在外的陕西商人带着吃苦耐劳、服食简朴的习俗走南闯北，富而不奢，裕而不惰，给各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志稿》记载陕西商人“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操作，虽龊訾无行而居久逾富”。而陕西掌柜携资东行的襄阳府，府志里记载与《新疆志稿》异曲同工：“缄北之樊城，地当孔道，为商贾所荟萃，自西来者尚循俭朴，自南来者多习侈靡。”
　　《德安府布史话》记载了一则趣事，酷暑的正午，一位穿粗布短衫的老汉推着独轮车到湖北德安府刘庆记布行门口，要见派驻该行的伙计。两位伙计趁店中无生意之时正在逍遥自在，闻讯亲自出后堂察看，竟然真是大老远从陕西总庄赶来的掌柜，忙请安，搬掌柜自带的食宿用品。掌柜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原来，两位伙计穿绸着缎、吞烟吐雾违犯了陕西商号服食简朴的号规，老掌柜不惮炎热推车赶路，伙计却躲在凉屋里避暑偷闲，更损吃苦耐劳的商号宗旨。结果，两位伙计灰溜溜卷起行李另谋生计。这则记载是对大多数陕西商人衣食住行的真实写照。
　　陕西商人多因贫困而经商起家，一旦踏上经商路，绝不容许奢华、懒惰在自己的店铺、人员中出现，一旦掌柜、伙计因此被除名，将被视为“败家子”，从此很难立足于商贾行列。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勤俭败由奢，陕西商人们行商实践紧紧遵循着这一古训。
　　扬淮是陕西商人最先涉足的地方，商人率领着伙计们曾为扬淮的繁华做出了贡献。但是，客居扬州几年甚至十数年的陕西商人中很大一部分却没有浸淫上奢懒之风。三原贾河浒公，“用盐策起，赀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菜，不啻一窭人”，可谓是出污泥而不染，有古君子遗风的清白掌柜。秦后渠“为商也，善节缩”，因而“利归公最厚”。张向椿“贾四十年，致富厚，然食无鱼味，衣履浣洗，一巾数年不易，俗少年姿侈盛衣者，见公退而不敢前”，朴实无华，散射出勤俭的人格魅力。有几万家产的梁竹亭“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一鲑，菜无重味”，简洁朴素，威仪倜傥。明代三原文人温自知深为这些游商万里的乡党所感动，由衷发出“吾邑大小贾甚伙，然少有辄营宫室裘马，以明得意”的感慨。刘承渠曾执掌扬州商号，耐得住清苦生活，“三岁中率二岁在外”，高陵家中“孺人理家，勤而能俭”，可谓夫外妇内，相得益彰，所以家道渐兴隆。贠维新淡泊自守，遭到其他沉醉于声色犬马中商贾的嘲讽嗤笑，仍矢志不移，“珠累寸积，不数载赀又起万余”，称得上一位集吃苦耐劳与服食简朴于一身的良贾了。缘此种种，雍正《渭南县志》说陕西掌柜们“止矣富即家累千金，出入一布袍耳”。
　　陕西掌柜开拓蒙、藏、川、滇、黔等地市场时，蒙古“瀚海之中，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际，厉风卷地，扬石拔木”，风萧萧路漫漫，陕西掌柜赶着驼队，撒下一路驼铃声和信天游的歌声，奔走于各个旗盟之间，“交易率在清晨，故街市之间，甫黎明即往来幢幢，多半懋迁边外，露宿野处，虽风霜凛冽亦不惮劳瘁”，其辛苦非吃苦耐劳之人而不行。藏地“天气凝寒，地气瘠薄，千山雪压，六月霜飞，石多田少，五谷难成”，其苦不堪言处，更在汉人难以接受的饮食方面，“惟借青稞一物，麦名糌粑并羊牛酥酪，供以朝夕”，吃惯了小麦大米、喝惯了清泉绿茶的掌柜伙计们闭上眼勉强吞下黏热的糌粑，喝进滑腻膻骚的酥酪，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完成藏地的汉藏互通有无的重任。蜀道之难世人皆知，川藏之路的艰险又何止十倍于秦蜀之道?从康定到拉萨，全程2500公里，高低跌宕，人迹罕至，“每值冬春之际，冰雪碍途，道险路滑，行走至感不便”，一个来回快者十月，慢者终年，更有终身走不完者。没有坚忍不拔之毅力和耐劳吃苦的精神，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了这场辗转颠簸的考验。贵州地处边陲，明清两代“舟车不通。若有货卖，皆肩挑背负，为数无多”。即使当地人也吃不了这份苦，“招商并无一人愿至，不得已而招西商”，陕西掌柜不畏艰难，不避利薄，率领伙计们耕耘这块十里不同天、三里不同川的坝子，最早给黔滇边地带来了商品贸易的福音，开发了这块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宝藏。
　　陕西很早就通过丝绸之路把整个西北经济紧紧连结在一起，拉短了西北各地的时空距离。《史记》所载“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的状况，传统社会里一直未能改变。清代李涣《甘泉道中》感喟道：
　　一渡黄河满石砂，
　　只闻人语思中华。
　　四时不改三冬服，
　　五月常飞六出花。
　　海兽满头番女饰，
　　兽皮作屋野人家。
　　胡笳听惯无凄婉，
　　瞥见笙歌泪转颊。
　　汪亮在《西北地理》里描写西北状况为“雁度寒云，马嘶左道，辽荒千里，峻岭崇山，或帷幕而居，或凿穴以处”，一派尚未开化的蛮荒苍凉，所以西北有“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的谚语流传。但就在这山岭、沙漠之中，陕西商人却谱写了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的命运交响乐，沿祖先的足迹走下去，带给西北兄弟民族盐茶粮药，换回马匹、毛皮、药材、杂货，自身吃苦谋利的同时丰富了各民族的生活。险恶的环境下，陕西掌柜及众伙计并没有过一天是一天的放纵。根据史料，经商兰州的商人中，人数众多的陕西掌柜伙计吃得最简单，除了每月初一、十五可以改善一次生活外，其余时间伙食同一标准，一首诙谐的民谣记录了陕西商人的生活：陕西的店，初一、十五不问饭，晌午包子晚上面。
　　陕西掌柜伙计们理想的生活就是“油泼辣子**(biáng biáng)面”，而《新疆志稿》所说经商新疆全境的陕西掌柜不计较条件好坏，“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操作”，当令人信服。
　　陕西掌柜及伙计自觉奉行勤俭准则，与其他地方商人相比，显得极为土气。甚至有人讥诮掌柜们“一大二土”，资本多，生意大，生活享受方面近似于苦行僧，穿棉布衣，戴瓜皮帽，土得掉渣，觉得掌柜们在“大”和“土”方面不协调，与身份不符。但习惯了俭朴生活的掌柜穿上绫罗绸缎，反而不知所措了。实际上，掌柜们也不是一点不讲究，生意场上应酬各店均有专款支出，慷慨准许掌柜伙计按各地上层社会标准报销交际费用，只是性情使然，商人回号便换下华服丽衣，仍穿自己的棉布衣，戴自己的瓜皮帽，活脱脱一幅陕西字号的招牌。有巨大资本做后盾，富不骄奢、勤俭经营成为掌柜潜在的成功支撑点。
　　开生意靠节俭本重利薄
　　陕西商人服食简省，甚至号内号外衣食行用有别，但这并不表明掌柜极尽吝啬。相反，陕西掌柜在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却往往是大家风范，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魄。
　　前文谈过的贠维新，殚精竭虑乃至废食恶衣地积攒钱财，却不妨碍他施义善举，如三原县修建龙桥时，贠维新率先响应，一次捐赠白银200两，毫无吝财惜钱之状。
　　陕西掌柜多因家贫从商，经商初期常受人资助者，致富后多能实践知恩图报的朴素理念，捐资施善，解危难于水火。兼之掌柜从一无所有至巨资拥身，在重义轻利的社会里易于把经商汇聚的财富当做意外浮财而回馈于社会。王鸿孝倾家救助小伙计就是典型个例，此外像清代开布铺、当铺800余座的“盖省巨富”贺家，于道光年间减低当息，每年少收400万利息，带动陕西整个典当行业降息，留下“贺家减当为穷汉”的美誉。经营城固典当业的高陵掌柜程希仁，遇“里中有桑姓二人，逃岁城固，几不能生”，他便“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又给路费使归，其人得免沟壑而又复故业”，成为美谈。
　　施义举惠乡党银堆钱裹
　　陕西掌柜长年经商在外，甚至数年不归，家中或高堂尚存，或弱妻幼子相连，俱需亲朋好友、乡党邻里关照。羁旅异地的掌柜本着“欲取先予”的古老哲理，侠游于天下，豪施于四乡，融洽各方关系，为经商致富解除后顾之忧。师从政“以二百金助三原城，三百金助清谷桥，其他析券、食丐、施谷种、葺梵宇琳宫，诸善状不一”，得清政府嘉奖；朝邑冯翊眭“好施乐成人之美，家之贫不能成婚者，每资给之”。师、冯等人的义举，都在家乡留下良好声誉。
　　客地行商的陕西掌柜，侠义为先树立良贾形象，和谐外部关系，结交生意伙伴。明代掌柜与藏蒙民众茶马贸易中，“秦人鸷而不贪”的禀性深得藏蒙民众信任。茶叶运输时与“藏民结伴而行，借其保护”，资金短缺时，“可以向喇嘛寺借贷”。掌柜们厚重质直的气概为异地行商大开方便之门。清代，借地生财于川滇的掌柜也以宽厚心态结缘各方，施财溥义，营造宽松明快的经营环境，像“八店街的陕商每年要从家乡运来甘肃种大尾巴羊，常分送各家数只，冬至吃烫波全羊肉全羊席，动辄二三十味茶”，宴请当地人；大荔董修福游食四川，“以白手起家，而修桥、补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三原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男女裸体奔，又雨浃旬，阴使人每人予之金”，马居正“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在无归者，建屋数十间，以居贫残疾者，捐钱千余缗修梓潼桥”。因此，掌柜们能异地生根，经营平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康对山先生文集》记载扶风掌柜杨企侠义豪举，“筑桥济众，或有倾圮，终身任之，孔庙神祠，闻有修理皆出金以助”，可以说是对掌柜们义举的最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