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论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地位
一、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及其内在联系
茶马古道是中国特有交换经济即茶马交易的产物。在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产马，唯独中国产茶，这便使得茶马交易成为中国特有的边疆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中国西部广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多居住在高寒地区，为增加热量喝奶酪、吃牛羊肉和性热的青稞成为主要生存方式。由此而产生消化不良和便结的生理问题，需要饮茶化解油腻帮助消化；同时，草原民族需要摄取生命绿色，而草原不出产蔬菜，也需要通过饮茶来添加生命的绿色素。这便使得饮茶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形成“嗜茶”的生活习性，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1]的程度。而中国内陆，山水毓秀，农耕为生，独产各类茶叶，植茶和饮茶从唐代以来成为中原民族最具文明特质的生活方式。而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需物质，但内陆不产良马，战马多产自边疆草原地区，明代就有 “骁腾可用者不逾陕西” [2]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用内陆的茶叶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战马，进行茶马之间的交换，使少数民族得茶而生活安定，又使中原得马而壮大军威，形成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所以，从明代以来，政府便把茶马交易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基本国策的高度，用茶叶换取战马成为满足国家需要的军国大政。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以绿色换和平，以绿色保和谐的政策路线。明人李时珍曾一语点破了其中的奥妙，他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溥焉。”[3]整部《明史﹒食货志﹒茶法》三分之二的内容讲得都是茶马交易的事，明人甚至得意的说：“茶法，明制最密” [4]
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始于明代洪武年四年，该年上谕定令：“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五十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土摄取，十取其八，以易番马” [5]从此，在国家直接经营下，逐渐开通了覆盖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的三条茶马古道。其标志就是明政府沿三条古道在各地设立的主管茶马交易事务的“茶马司”和对茶马古道“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6]的全程守护制度以及道路维护制度，如陕甘茶马古道“自汉中府到徽州，过连运栈，俱由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愿无衙门。添设置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11站，每处设茶夫110名。巩昌府至三茶马司，变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30站，每处设茶夫30名。”[7]这一整套茶马交换及其运转道路管理、维护体系的设立，标志着国营茶马古道的开通。所以，《明史·食货志》载：“诸产茶地设茶客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柴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8]这里将茶马古道的缘起、途径、交易量以及覆盖领域都交代的十分清晰。只是在官办体制下，交易成本高，政府力有不殆，到弘治十六年，在马政都御史杨一清的主持下，转变为官商合办的“茶马开中”体制。“一清复议开中，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察五十六万斤，可得马万匹。上从其清。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之商，令自卖。逆者为永例焉。’”[9]从此，由于商人力量的介入，茶马交易和茶马古道开始发展到最繁荣的时期。
在明初，首先开通的是陕甘茶马古道。明初洪武四年，在青藏高原入口处的河州、洮州、秦州设茶马司，令将“陕西紫阳茶区产茶十三万斤，又四川保宁府转茶一百万斤，赴西番易马。”[10]到清代增加为1500吨，所以《甘肃通志·茶马》中说“中茶易马，惟保宁、汉中” [11],这条茶马古道从陕西紫阳始发，经石泉、西乡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分两路面向青藏。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西河到达临潭，（即今洮州）为“汉洮道”；另一路沿褒斜道往留壩、凤县、两当到秦州（今天水市）为“汉秦道”。到达秦州后，经秦州茶马司验查后又分为二道，一道经清水，到庄浪，再由庄浪趋兰州、宁夏，与丝绸之路接轨为“秦庄道”；另一道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河州（今临夏市），达于草原，为“秦河道”，为陕甘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终点。
康藏茶马古道开通于洪武26年。该年明政府在雅州（今雅安市）、黎州（今汉源县）设茶马司，后迁往汉藏贸易中心的康定，主持入藏茶马交易。令将雅安、天全、名山、射洪、卬崍五县所产茶产240万斤，明中叶后增为340万斤，清代为1100万斤，在雅安压制成茶砖，经背夫翻雪山背运至康定，然后分三路入藏。一路由康定越雅砻江至理塘、巴塘到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为入藏南路；一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再由昌都趋玉树、结石入青海，为入藏北路；另一路为经懋功达藏县趋松藩入甘南藏区。
滇川茶马古道即云南茶马古道，开通于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云南在木氏土司统治时期，遵循朝廷指令设“官马帮”，将云南“普洱茶”“沱茶”转向西藏换取战马，标志着云南茶马古道的开通。其主要路线分为上行与下行两道。上行即滇川道，由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思茅等地经景谷、下关、丽江、中甸、德钦转至拉萨，为入藏线；下行即滇越道，从普洱经勐先、黎明、江城至越南莱州、海防，为国际贸易通道。
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马古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人的历史创造力远比今人割裂式研究的思维生动而丰富。这三条茶马古道并行存在于祖国西部，覆盖了整个“西方诸部落”，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时空联系，形成庞杂的道路网络系统和贸易网络系统。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西部时，会惊讶地发现这种隐藏在历史表象后面的内在联系。这就是陕甘茶马古道到达临潭、河州后，经过康藏茶马古道的西路松藏道而与康藏茶马古道联系在一起。松藏道即是由四川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藏县、松藩、若尔盖经甘南到河州，与陕甘茶马古道接轨。当年松蔵草原流传的歌谣“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藩。上一次松藩过一次冬，下一次灌县过一次春”形象地记述了这两条茶马古道的联系。至于滇川茶马古道与康藏茶马古道的联系，滇川藏金三角的香格里拉即中甸成为重要的结合部，云南的沱茶经香格里拉入德钦、康芒沿澜沧江河谷而上入昌都，然后趋于拉萨，这便完成了三条古道的联系。青藏高原上藏族同胞喜欢喝饮的“窝窝茶”就是云南沱茶入青藏的最好佐证。因为在明清两代茶叶划区销售的管理体制下，垄断陕甘，康藏茶路的山陕商人没有经营云南沱茶的记录。显然这些对青海民众有影响的“窝窝茶”是经滇川茶马古道连接康藏茶马古道再经陕甘茶马古道运送到青海的。一条横穿陕、甘、宁、青、川、藏、滇七省区由国家经营的茶叶贸易大道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
中华民族具有与时俱进的历史品格，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也同样具有与时俱进的历史变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三条茶马古道的交换性质与交换范围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首先是国营茶马交易向民营边茶贸易的转变。在明代，明政府开通茶马古道的目的在于巩固边防，安稳边疆。因此，茶马交易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的政府行为，是用中原的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战马，茶和马都是互市的商品，从而使茶马交易一开始就具有国家经营的性质，茶马古道一开通就具有国道的地位。由于政府订单，需求量大，茶叶动辄上千万斤，马上万匹，运输力量主要是骆驼、骡马和人力的背夫，交换为国家政治需要服务的性质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到清初有了深刻的变化。清朝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他们兴起于东北，八旗兵丁喜欢骑用东北的马，清廷便利用北方草原，设立商都牧场、大凌河牧场等，作为军马的主要供给和补充基地，从而使以茶叶换取西北战马戍边已不是军国急需。其次，入清后拓展北疆，版图统一，广大西域回归祖国的怀抱，形成“大宛、西番尽为内地，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12]的局面，清政府可以通过税款征调或商品购买来获得马匹，不再需要通过以茶易马这种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特殊贸易手段从少数民族手中交换战马；其三，茶马交易由于官办体制，压抑了商人的积极性，官府违反市场规律的非市场定价，使商人无利可图“招中无几”，“帑项虚悬”，导致一方面“无马可中”，另一方面“茶积如山”，以互惠为基础的茶马交易因时代变迁而走到了尽头。到雍正13年，清政府改变历代设茶马司总理茶马交易事务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13]停止国营性质的茶马交易，使茶马古道的交换走上完全民营化边茶贸易的道路。实行民营体制后，由于战马不再是交换的商品，茶叶也不再是军需所需，而成为满足边疆广大民众需求的生活必需品。这种“国退民进”的政策调整，使大量商人进入了茶叶贸易，运输茶叶的总量由于商贩人数的激增而被分割，呈现出细碎化的局面，用马匹即可驮运，这时茶马古道的交换性质就完全走上以马驮茶换取草原土特产品如皮张、羊毛等民营商品化的轨道，完成了由官办“茶马交易”向民营“边茶贸易”完全商品经济性质的转变。
其次，是茶马古道在空间上的延展。在明代初中期，陕甘茶马古道主要是以陕南茶区所产的绿茶运赴边地换取战马。而绿茶味淡，又产量有限加之是非紧压茶，不便于包装、运转和长期保存，不能适应边疆少数民族的普遍需求。明代中叶，陕西有人发现湖南安化地区所产的红茶味重，产量颇大，又为粗枝茶便于紧压，遂冲破明政府“陕茶不得输境贩卖”的政策规定，贩运湖南安化的“湖茶”原料到陕西泾阳，压制成“茶砖”，即“泾阳青砖”，也叫“黑砖茶”，驮运边疆，并成为陕甘茶马贸易的重要补充，这就是明中叶后“湖茶”，也叫“副茶”“茯（令）茶”的兴起。这一贸易品种的调整，使陕甘茶马古道的下限向湖南延伸。陕西商人们将安化、湘潭各地的茶产装船入洞庭湖进入长江水道，再由“九省通衢”的汉口导入汉江，由汉江趋两河口换小船入丹江至龙驹寨起旱，用骡马驮运翻秦岭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沿西安至兰州的“北官道”十八马站输入西北草原各地，从而使陕甘茶马古道与安化茶马古道相衔接，演化为陕、甘、湘茶马古道，贯穿了几乎大半个中国。
另一变化是定边、靖边茶马古道的并入。在明代弘治年间，明廷在沿长城一线设“马市”，用内地茶叶换取伊蒙草原上的马匹。到清代康熙年间，准许湖茶北上伊盟，陕西茶商从泾阳贩茶经鄜州、绥德、榆林再转向定边、靖边，沿定边的三马路、四马路进入草原，将茶叶运向伊克昭盟旗的后套各地，满足蒙地民众对茶叶的需求，使鄂尔多斯成为定靖茶马古道的又一终点，对此《定边县志》有明确记载：“茶法中马，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14]最初开中“汉茶”即陕西陕南紫阳茶区所产“绿茶”。由于绿茶味淡，加之“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从明中叶起，陕北茶商“浮汉江于襄阳接买”湖南安化红茶，入清后，顺治十一年陕北行商茶法，分为榆林、神木两道。中路红山市口，额发茶引一千道，东路神木黄埔川，额发茶引三百三十四道。至乾隆年间，定边从榆林道分得每年销茶引一百道，征银3990两，这便是定边边茶的由来。由当地土商赴湖南安化县，照引购买茶斤，由水路至襄阳府，挂号截角，又由陆路入陕西境至汾州府河西驿过河，即陕西绥德州，然后运往口外鄂尔多斯地方行销。
定边西向的贸易通道“定庆路”，翻羊圈梁可直达甘肃庆阳府，再由庆阳府趋平凉府、凤翔，使陕北的驮茶驼队可以由凤翔直走汉中、西乡，将陕甘茶马古道与定靖茶马古道相连接，使凤翔成为陕甘茶马古道的又一新的联结点。在清代乾嘉年间，仅凤翔发往秦州的驮茶骆驼，每年不少于三、四千峰。[15]而且这一条定靖茶马古道，水甘草丰，比之于西兰官道更适合于驼队的转输，遂使定靖古道成为陕甘茶马古道更为便捷的运输路线。对此，乾隆年间的陕西巡抚钟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有明确说明：“由陕至甘原有两路，一路由陕西沿边一带自安边、靖边入宁夏花马池，由宁夏而至凉、甘、肃，此一路也。一路由陕西之彬州、长武至甘属之迳州，由泾州而至兰州。但查泾州一路抵兰州。必从巩昌之会宁、安定二县地方行走，此二县地时稍旱，窖水不足，居民即星散奔忙他处找水，若大队官兵经由此路，殊属未变” [16]由此可见，由彬县、长武走甘肃因水草不丰，不是大路人马行走的主要路线，而走定边趋宁夏到兰州是草甘水美的便捷大道，遂使定靖“茶马古道”成为沟通陕甘宁青蒙的主要通道和连接西北与内地的主要纽带。钟音是当时陕西的主要行政长官，他对中央报告所讲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三、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
以陕西紫阳、汉中为起点，以云南思茅、西双版纳为终点，横贯整个中国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将陕、甘、宁、青、蒙、川、藏、滇八省区联接在一起，成为古代祖国西部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对西部社会经济的初步开发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能动作用，并成为古老东方与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著名商道。
首先，茶马古道是民族融合与国家安全之道。明初明政府开通官办茶马古道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边防，确保国家安全。因为从秦汉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快速机动的马队和彪悍的作战能力，常常搞的中原王权手忙脚乱，难以应付。历史上三次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直接起因都是为了从中原获得茶叶，使茶叶成为中原汉族王权与西部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用茶叶交换马匹，一方面满足少数民族的需求，使他们不至于南下扰乱中原；另一方面用茶叶换马，既耗散了少数民族的作战工具，又加强了中原王权的军备力量，实在是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因此，在明代，茶马交易巩固国防的政治需要远大于茶马互市的经济需要。对此，明代主管西部茶马交易的都御史杨一清讲得很清楚，他说国家在西部搞茶马交易的实质就是“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实贤于教万甲兵矣”。[17]并通过茶马交换真正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18]用绿色保和平，用绿色换和谐的安稳和谐边疆的目的。
问题在于中原王权以茶叶的绿色饮料作为羁縻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手段，却迎合了少数民族的迫切需要，使他们从茶叶中品味到了中原王权的关心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有力促进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融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就说“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19]藏族古谚语中也说：“呷察热、呷霞热、呷棱热”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说明茶马交易与茶马古道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与祖国的血肉联系。而且通过这条横贯祖国西部的茶马古道，汉族商人入藏区贸易，为边疆少数民族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提速了边疆社会进步的步伐，他们不少人长期居住在藏区，与当地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康定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是陕西人的后裔就是明证；而藏区的藏族又逐渐向汉藏边地迁徙，使茶马古道像一张巨大的网，把西部各族人民定格在它的胸膛中，正像康定山歌中唱的那样“山上住的是藏族，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而杨治平《蔼尔厅志》卷六中更对这种民族融合有精彩的议论：“汉族，邑人相传皆自南京移民实边到此，拔地居住。然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故工商业到丹，立家室，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20]茶马古道穿越时空隧道完全成为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融合的纽带，无疑具有古代“天路”的性质和作用。
其次，茶马古道是西部经济开发和发展之道。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马古道，互相联系，纵横交错，形成庞大的道路网络和市场网络，通过这三条古道将内地的茶叶、布匹、百货输向藏蒙草原，又将草原的皮革、药材、羊毛输向内地，为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有力推动了古道沿线各地商品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西部分散的社会生产力通过茶马古道的红线珠串在一起，有力提升了西部整体的综合实力。内地的物质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地流向边疆草原，有力推动了边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陕甘茶马古道于洪武四年在洮州设茶马司后，茶马交换，使洮州从明初的一片荒芜之地，变为西陲重镇，地处荒僻却经济繁荣，一直延续至今。康藏茶马古道使康定从一个小山村变成藏汉贸易中心“炉城俨如国都，各国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幅輳，骡马络绎，珍宝荟萃……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21]滇川茶马古道使丽江从一个奴隶制的村寨成为滇西茶马重镇，每年接待商旅数以千计，出现了“宫室之丽，甚于王者”的繁荣局面。而藏区草原对茶叶的巨大市场需求，又有力拉动了内地产茶区经济的发展。“陕西汉中府全州、西乡、石泉、汉阴三县，具系产茶地方。如汉阴一县原设在廓，新里二里，后因招抚流民增添九里……自招抚之后，其延安、庆阳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胜计，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成化平问的来，各省逃移人民東集栽植茶株数多，已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具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22]内地与边疆通过茶马古道的经济互动，成为中国西部渐次开发的发动机和传动链。
其三，茶马古道是古老东方最具魅力的文明古道。从十四世纪明政府正式开通横贯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以来，使这条古道成为六百余年来华夏民族多元文化集纳的彩虹，并与西去的丝绸之路在兰州交错并行，还通向印度、越南、缅甸，影响了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它不仅是中国内地与边疆连接的交通大动脉和市场网络道路支撑，而且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桥梁，是中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经历省区最多，茶叶贸易量最大的著名西部贸易古道。这三条古道穿越秦岭巴山、祁连六盘、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祖国名山大川，渡过汉江、嘉陵江、岷江、雅砻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鲁藏布江等祖国的大江大河，拥有众多而又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精品古道的品质和具有文化无法替代的独有魅力，它是古代东方中国迈向世界的一条龙，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申报“著名古道”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选。
参考文献：
[1][4][5][17]《明史》卷八十，食货志.
[2]《明洪武实录》卷151
[3]《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6]康熙《陕西通志》卷十二·茶法
[7][8][9]《明经世文编》卷106.
[10]《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1989版,第250页.
[11]《甘肃通志》卷165“茶马”.
[12]《清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七.
[13]道光《兰州府志》卷五.
[14]《定边县志》艺文志,第163页.
[15]光绪《秦州志》卷二.
[16]《陕西商帮与甘肃的地缘关系》网上资料2007-4-30. by:qwcrty.
[18]《明史》卷331《西域传》
[19]《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铭印本第133页.
[20] 杨治平《蔼尔厅志》卷六,见《青海地方旧志五种》,青海人民出版社,第316页.
[21]《西域图经·西域篇》
[22]《国榷》卷九.
(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二期）
茶马古道是中国特有交换经济即茶马交易的产物。在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产马，唯独中国产茶，这便使得茶马交易成为中国特有的边疆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中国西部广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多居住在高寒地区，为增加热量喝奶酪、吃牛羊肉和性热的青稞成为主要生存方式。由此而产生消化不良和便结的生理问题，需要饮茶化解油腻帮助消化；同时，草原民族需要摄取生命绿色，而草原不出产蔬菜，也需要通过饮茶来添加生命的绿色素。这便使得饮茶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形成“嗜茶”的生活习性，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1]的程度。而中国内陆，山水毓秀，农耕为生，独产各类茶叶，植茶和饮茶从唐代以来成为中原民族最具文明特质的生活方式。而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需物质，但内陆不产良马，战马多产自边疆草原地区，明代就有 “骁腾可用者不逾陕西” [2]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用内陆的茶叶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战马，进行茶马之间的交换，使少数民族得茶而生活安定，又使中原得马而壮大军威，形成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所以，从明代以来，政府便把茶马交易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基本国策的高度，用茶叶换取战马成为满足国家需要的军国大政。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以绿色换和平，以绿色保和谐的政策路线。明人李时珍曾一语点破了其中的奥妙，他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溥焉。”[3]整部《明史﹒食货志﹒茶法》三分之二的内容讲得都是茶马交易的事，明人甚至得意的说：“茶法，明制最密” [4]
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始于明代洪武年四年，该年上谕定令：“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五十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土摄取，十取其八，以易番马” [5]从此，在国家直接经营下，逐渐开通了覆盖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的三条茶马古道。其标志就是明政府沿三条古道在各地设立的主管茶马交易事务的“茶马司”和对茶马古道“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6]的全程守护制度以及道路维护制度，如陕甘茶马古道“自汉中府到徽州，过连运栈，俱由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愿无衙门。添设置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11站，每处设茶夫110名。巩昌府至三茶马司，变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30站，每处设茶夫30名。”[7]这一整套茶马交换及其运转道路管理、维护体系的设立，标志着国营茶马古道的开通。所以，《明史·食货志》载：“诸产茶地设茶客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柴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8]这里将茶马古道的缘起、途径、交易量以及覆盖领域都交代的十分清晰。只是在官办体制下，交易成本高，政府力有不殆，到弘治十六年，在马政都御史杨一清的主持下，转变为官商合办的“茶马开中”体制。“一清复议开中，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察五十六万斤，可得马万匹。上从其清。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之商，令自卖。逆者为永例焉。’”[9]从此，由于商人力量的介入，茶马交易和茶马古道开始发展到最繁荣的时期。
在明初，首先开通的是陕甘茶马古道。明初洪武四年，在青藏高原入口处的河州、洮州、秦州设茶马司，令将“陕西紫阳茶区产茶十三万斤，又四川保宁府转茶一百万斤，赴西番易马。”[10]到清代增加为1500吨，所以《甘肃通志·茶马》中说“中茶易马，惟保宁、汉中” [11],这条茶马古道从陕西紫阳始发，经石泉、西乡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分两路面向青藏。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西河到达临潭，（即今洮州）为“汉洮道”；另一路沿褒斜道往留壩、凤县、两当到秦州（今天水市）为“汉秦道”。到达秦州后，经秦州茶马司验查后又分为二道，一道经清水，到庄浪，再由庄浪趋兰州、宁夏，与丝绸之路接轨为“秦庄道”；另一道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河州（今临夏市），达于草原，为“秦河道”，为陕甘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终点。
康藏茶马古道开通于洪武26年。该年明政府在雅州（今雅安市）、黎州（今汉源县）设茶马司，后迁往汉藏贸易中心的康定，主持入藏茶马交易。令将雅安、天全、名山、射洪、卬崍五县所产茶产240万斤，明中叶后增为340万斤，清代为1100万斤，在雅安压制成茶砖，经背夫翻雪山背运至康定，然后分三路入藏。一路由康定越雅砻江至理塘、巴塘到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为入藏南路；一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再由昌都趋玉树、结石入青海，为入藏北路；另一路为经懋功达藏县趋松藩入甘南藏区。
滇川茶马古道即云南茶马古道，开通于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云南在木氏土司统治时期，遵循朝廷指令设“官马帮”，将云南“普洱茶”“沱茶”转向西藏换取战马，标志着云南茶马古道的开通。其主要路线分为上行与下行两道。上行即滇川道，由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思茅等地经景谷、下关、丽江、中甸、德钦转至拉萨，为入藏线；下行即滇越道，从普洱经勐先、黎明、江城至越南莱州、海防，为国际贸易通道。
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马古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人的历史创造力远比今人割裂式研究的思维生动而丰富。这三条茶马古道并行存在于祖国西部，覆盖了整个“西方诸部落”，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时空联系，形成庞杂的道路网络系统和贸易网络系统。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西部时，会惊讶地发现这种隐藏在历史表象后面的内在联系。这就是陕甘茶马古道到达临潭、河州后，经过康藏茶马古道的西路松藏道而与康藏茶马古道联系在一起。松藏道即是由四川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藏县、松藩、若尔盖经甘南到河州，与陕甘茶马古道接轨。当年松蔵草原流传的歌谣“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藩。上一次松藩过一次冬，下一次灌县过一次春”形象地记述了这两条茶马古道的联系。至于滇川茶马古道与康藏茶马古道的联系，滇川藏金三角的香格里拉即中甸成为重要的结合部，云南的沱茶经香格里拉入德钦、康芒沿澜沧江河谷而上入昌都，然后趋于拉萨，这便完成了三条古道的联系。青藏高原上藏族同胞喜欢喝饮的“窝窝茶”就是云南沱茶入青藏的最好佐证。因为在明清两代茶叶划区销售的管理体制下，垄断陕甘，康藏茶路的山陕商人没有经营云南沱茶的记录。显然这些对青海民众有影响的“窝窝茶”是经滇川茶马古道连接康藏茶马古道再经陕甘茶马古道运送到青海的。一条横穿陕、甘、宁、青、川、藏、滇七省区由国家经营的茶叶贸易大道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
中华民族具有与时俱进的历史品格，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也同样具有与时俱进的历史变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三条茶马古道的交换性质与交换范围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首先是国营茶马交易向民营边茶贸易的转变。在明代，明政府开通茶马古道的目的在于巩固边防，安稳边疆。因此，茶马交易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的政府行为，是用中原的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战马，茶和马都是互市的商品，从而使茶马交易一开始就具有国家经营的性质，茶马古道一开通就具有国道的地位。由于政府订单，需求量大，茶叶动辄上千万斤，马上万匹，运输力量主要是骆驼、骡马和人力的背夫，交换为国家政治需要服务的性质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到清初有了深刻的变化。清朝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他们兴起于东北，八旗兵丁喜欢骑用东北的马，清廷便利用北方草原，设立商都牧场、大凌河牧场等，作为军马的主要供给和补充基地，从而使以茶叶换取西北战马戍边已不是军国急需。其次，入清后拓展北疆，版图统一，广大西域回归祖国的怀抱，形成“大宛、西番尽为内地，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12]的局面，清政府可以通过税款征调或商品购买来获得马匹，不再需要通过以茶易马这种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特殊贸易手段从少数民族手中交换战马；其三，茶马交易由于官办体制，压抑了商人的积极性，官府违反市场规律的非市场定价，使商人无利可图“招中无几”，“帑项虚悬”，导致一方面“无马可中”，另一方面“茶积如山”，以互惠为基础的茶马交易因时代变迁而走到了尽头。到雍正13年，清政府改变历代设茶马司总理茶马交易事务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13]停止国营性质的茶马交易，使茶马古道的交换走上完全民营化边茶贸易的道路。实行民营体制后，由于战马不再是交换的商品，茶叶也不再是军需所需，而成为满足边疆广大民众需求的生活必需品。这种“国退民进”的政策调整，使大量商人进入了茶叶贸易，运输茶叶的总量由于商贩人数的激增而被分割，呈现出细碎化的局面，用马匹即可驮运，这时茶马古道的交换性质就完全走上以马驮茶换取草原土特产品如皮张、羊毛等民营商品化的轨道，完成了由官办“茶马交易”向民营“边茶贸易”完全商品经济性质的转变。
其次，是茶马古道在空间上的延展。在明代初中期，陕甘茶马古道主要是以陕南茶区所产的绿茶运赴边地换取战马。而绿茶味淡，又产量有限加之是非紧压茶，不便于包装、运转和长期保存，不能适应边疆少数民族的普遍需求。明代中叶，陕西有人发现湖南安化地区所产的红茶味重，产量颇大，又为粗枝茶便于紧压，遂冲破明政府“陕茶不得输境贩卖”的政策规定，贩运湖南安化的“湖茶”原料到陕西泾阳，压制成“茶砖”，即“泾阳青砖”，也叫“黑砖茶”，驮运边疆，并成为陕甘茶马贸易的重要补充，这就是明中叶后“湖茶”，也叫“副茶”“茯（令）茶”的兴起。这一贸易品种的调整，使陕甘茶马古道的下限向湖南延伸。陕西商人们将安化、湘潭各地的茶产装船入洞庭湖进入长江水道，再由“九省通衢”的汉口导入汉江，由汉江趋两河口换小船入丹江至龙驹寨起旱，用骡马驮运翻秦岭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沿西安至兰州的“北官道”十八马站输入西北草原各地，从而使陕甘茶马古道与安化茶马古道相衔接，演化为陕、甘、湘茶马古道，贯穿了几乎大半个中国。
另一变化是定边、靖边茶马古道的并入。在明代弘治年间，明廷在沿长城一线设“马市”，用内地茶叶换取伊蒙草原上的马匹。到清代康熙年间，准许湖茶北上伊盟，陕西茶商从泾阳贩茶经鄜州、绥德、榆林再转向定边、靖边，沿定边的三马路、四马路进入草原，将茶叶运向伊克昭盟旗的后套各地，满足蒙地民众对茶叶的需求，使鄂尔多斯成为定靖茶马古道的又一终点，对此《定边县志》有明确记载：“茶法中马，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14]最初开中“汉茶”即陕西陕南紫阳茶区所产“绿茶”。由于绿茶味淡，加之“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从明中叶起，陕北茶商“浮汉江于襄阳接买”湖南安化红茶，入清后，顺治十一年陕北行商茶法，分为榆林、神木两道。中路红山市口，额发茶引一千道，东路神木黄埔川，额发茶引三百三十四道。至乾隆年间，定边从榆林道分得每年销茶引一百道，征银3990两，这便是定边边茶的由来。由当地土商赴湖南安化县，照引购买茶斤，由水路至襄阳府，挂号截角，又由陆路入陕西境至汾州府河西驿过河，即陕西绥德州，然后运往口外鄂尔多斯地方行销。
定边西向的贸易通道“定庆路”，翻羊圈梁可直达甘肃庆阳府，再由庆阳府趋平凉府、凤翔，使陕北的驮茶驼队可以由凤翔直走汉中、西乡，将陕甘茶马古道与定靖茶马古道相连接，使凤翔成为陕甘茶马古道的又一新的联结点。在清代乾嘉年间，仅凤翔发往秦州的驮茶骆驼，每年不少于三、四千峰。[15]而且这一条定靖茶马古道，水甘草丰，比之于西兰官道更适合于驼队的转输，遂使定靖古道成为陕甘茶马古道更为便捷的运输路线。对此，乾隆年间的陕西巡抚钟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有明确说明：“由陕至甘原有两路，一路由陕西沿边一带自安边、靖边入宁夏花马池，由宁夏而至凉、甘、肃，此一路也。一路由陕西之彬州、长武至甘属之迳州，由泾州而至兰州。但查泾州一路抵兰州。必从巩昌之会宁、安定二县地方行走，此二县地时稍旱，窖水不足，居民即星散奔忙他处找水，若大队官兵经由此路，殊属未变” [16]由此可见，由彬县、长武走甘肃因水草不丰，不是大路人马行走的主要路线，而走定边趋宁夏到兰州是草甘水美的便捷大道，遂使定靖“茶马古道”成为沟通陕甘宁青蒙的主要通道和连接西北与内地的主要纽带。钟音是当时陕西的主要行政长官，他对中央报告所讲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三、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
以陕西紫阳、汉中为起点，以云南思茅、西双版纳为终点，横贯整个中国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将陕、甘、宁、青、蒙、川、藏、滇八省区联接在一起，成为古代祖国西部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对西部社会经济的初步开发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能动作用，并成为古老东方与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著名商道。
首先，茶马古道是民族融合与国家安全之道。明初明政府开通官办茶马古道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边防，确保国家安全。因为从秦汉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快速机动的马队和彪悍的作战能力，常常搞的中原王权手忙脚乱，难以应付。历史上三次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直接起因都是为了从中原获得茶叶，使茶叶成为中原汉族王权与西部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用茶叶交换马匹，一方面满足少数民族的需求，使他们不至于南下扰乱中原；另一方面用茶叶换马，既耗散了少数民族的作战工具，又加强了中原王权的军备力量，实在是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因此，在明代，茶马交易巩固国防的政治需要远大于茶马互市的经济需要。对此，明代主管西部茶马交易的都御史杨一清讲得很清楚，他说国家在西部搞茶马交易的实质就是“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实贤于教万甲兵矣”。[17]并通过茶马交换真正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18]用绿色保和平，用绿色换和谐的安稳和谐边疆的目的。
问题在于中原王权以茶叶的绿色饮料作为羁縻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手段，却迎合了少数民族的迫切需要，使他们从茶叶中品味到了中原王权的关心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有力促进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融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就说“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19]藏族古谚语中也说：“呷察热、呷霞热、呷棱热”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说明茶马交易与茶马古道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与祖国的血肉联系。而且通过这条横贯祖国西部的茶马古道，汉族商人入藏区贸易，为边疆少数民族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提速了边疆社会进步的步伐，他们不少人长期居住在藏区，与当地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康定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是陕西人的后裔就是明证；而藏区的藏族又逐渐向汉藏边地迁徙，使茶马古道像一张巨大的网，把西部各族人民定格在它的胸膛中，正像康定山歌中唱的那样“山上住的是藏族，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而杨治平《蔼尔厅志》卷六中更对这种民族融合有精彩的议论：“汉族，邑人相传皆自南京移民实边到此，拔地居住。然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故工商业到丹，立家室，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20]茶马古道穿越时空隧道完全成为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融合的纽带，无疑具有古代“天路”的性质和作用。
其次，茶马古道是西部经济开发和发展之道。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马古道，互相联系，纵横交错，形成庞大的道路网络和市场网络，通过这三条古道将内地的茶叶、布匹、百货输向藏蒙草原，又将草原的皮革、药材、羊毛输向内地，为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有力推动了古道沿线各地商品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西部分散的社会生产力通过茶马古道的红线珠串在一起，有力提升了西部整体的综合实力。内地的物质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地流向边疆草原，有力推动了边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陕甘茶马古道于洪武四年在洮州设茶马司后，茶马交换，使洮州从明初的一片荒芜之地，变为西陲重镇，地处荒僻却经济繁荣，一直延续至今。康藏茶马古道使康定从一个小山村变成藏汉贸易中心“炉城俨如国都，各国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幅輳，骡马络绎，珍宝荟萃……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21]滇川茶马古道使丽江从一个奴隶制的村寨成为滇西茶马重镇，每年接待商旅数以千计，出现了“宫室之丽，甚于王者”的繁荣局面。而藏区草原对茶叶的巨大市场需求，又有力拉动了内地产茶区经济的发展。“陕西汉中府全州、西乡、石泉、汉阴三县，具系产茶地方。如汉阴一县原设在廓，新里二里，后因招抚流民增添九里……自招抚之后，其延安、庆阳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胜计，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成化平问的来，各省逃移人民東集栽植茶株数多，已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具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22]内地与边疆通过茶马古道的经济互动，成为中国西部渐次开发的发动机和传动链。
其三，茶马古道是古老东方最具魅力的文明古道。从十四世纪明政府正式开通横贯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以来，使这条古道成为六百余年来华夏民族多元文化集纳的彩虹，并与西去的丝绸之路在兰州交错并行，还通向印度、越南、缅甸，影响了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它不仅是中国内地与边疆连接的交通大动脉和市场网络道路支撑，而且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桥梁，是中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经历省区最多，茶叶贸易量最大的著名西部贸易古道。这三条古道穿越秦岭巴山、祁连六盘、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祖国名山大川，渡过汉江、嘉陵江、岷江、雅砻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鲁藏布江等祖国的大江大河，拥有众多而又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精品古道的品质和具有文化无法替代的独有魅力，它是古代东方中国迈向世界的一条龙，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申报“著名古道”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选。
参考文献：
[1][4][5][17]《明史》卷八十，食货志.
[2]《明洪武实录》卷151
[3]《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6]康熙《陕西通志》卷十二·茶法
[7][8][9]《明经世文编》卷106.
[10]《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1989版,第250页.
[11]《甘肃通志》卷165“茶马”.
[12]《清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七.
[13]道光《兰州府志》卷五.
[14]《定边县志》艺文志,第163页.
[15]光绪《秦州志》卷二.
[16]《陕西商帮与甘肃的地缘关系》网上资料2007-4-30. by:qwcrty.
[18]《明史》卷331《西域传》
[19]《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铭印本第133页.
[20] 杨治平《蔼尔厅志》卷六,见《青海地方旧志五种》,青海人民出版社,第316页.
[21]《西域图经·西域篇》
[22]《国榷》卷九.
(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