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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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二）
二、陕南茶马古道的经济历史作用
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以来，使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它对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保证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陕南茶马古道的概况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因此，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60公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从宋以来就实行用陕西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到明代更上升为国家安边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陕南从汉唐以来就形成以金州（今安康）为中心的紫阳茶区（包括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以及四川保宁府的部分产茶区县）。紫阳已成为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宦姑紫茶”已是覆盖西部，名振全国的名牌产品，年产量达到13万斤。
紫阳茶的销售，历史上以3个地区为主：陕西关中、甘宁青新和楚豫地区。紫阳茶行销甘宁青新（统称大西北），县境内有水旱两条路线。出县后分别在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今铺镇）汇合，在继续向西。
县境内旱路：自紫阳之西乡，沿途山路崎岖，人力负担重甚为辛苦。但因路程不甚远，10日以内可到达。又较少风险，不似水运，茶叶常因受潮而遭受损失。故虽有汉江航道，而人力背运者仍很多。特别时春季，茶初上市时，船运途中费时费日，商人为抢高价，常常够数十公斤茶叶即背负西乡。其路线是：任河流域的茶商走亮垭子，经镇巴观音堂、魏家滩、兴隆场、大河坝、平安场、两河口进入西乡县境，又经洋溪河、马家湾、堰口到达西乡县城：也有一些商人至观音堂后转而向东北经大市川、五里坝、下高川、木竹巴之碾子垭、两河口、下高川到达西乡县城。而任河流域八庙、白鹤一带茶商，则走田坝河、巴庙、西河、五里坝到西乡。
水路：任河流域自瓦房店以下，及汉江沿岸茶商多走水路。自紫阳境内溯江而上，经石泉、洋县、城固而至十八里铺及汉中；或至西乡境后改装小船转沿牧马河抵西乡县城。
水路运茶所需时间较长，平常最短时间即需20日左右或一个月，甚至3个月之久，最短为14日。且汉江上游沿途险滩甚多。稍有不慎，既有翻船之险，茶叶也常常因受潮而变质发霉。但好处是运费比陆运低廉。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为例：自紫阳至南郑，每百公斤茶陆运费用26元，而水运仅14元左右。同时，水路运茶又受季节影响。春、冬汉江水枯时，船只上行只能到达十八里铺,十八里铺以上便无法通航。故每逢枯水季节，凡运茶船都将茶叶卸在十八里铺—这便是十八里铺成为紫阳茶重要集散地的原因之一。只有涨水时茶船才能到达汉中。
茶叶自紫阳境内经水、陆两路进入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三处重要转运地后，又经西北茶商之手，经下述两路进入大西北地区。
(1)沿藵斜道经留坝、凤县、两当到达天水。到天水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另一路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达临夏（古称河州）地方。
(2)经勉县、略阳、徽县、成县、岷县到达临潭一带（临潭古称洮州）。茶叶到达临夏、临潭等地后，除大部分就地销售外，另有一部分又转销至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地区。
边茶贸易使陕西茶商的足迹遍布河陇各地，并带来了甘陇许多州县经济的繁荣。徽州因茶马批验所设于斯，因之“寒燠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陆通衢，商贾辐凑，故四民乐业，百务俱兴” [1] ，成为陕川茶叶入甘的重要中转地之一。河州、洮州因“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 [2] ，“各省军民流聚巨万” [3] ，从而使该州商务发达，“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贾居焉” [4] 。“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 [5] 。
兰州明为皋兰，是内地货物通甘凉的必经之道，加之嘉靖癸亥设甘州茶马司，因“商人苦于运拽”，明廷令将甘茶“调停折中收贮兰州” [6] 。因此，在明代运茶到兰州各卫的主要是陕西茶商，“兰州、西宁等城茶务不仅明代多为陕帮商人经营，甚至从清代至民初，陕帮商人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7] 。《甘肃通志稿》中说，就是在近代兰州的茶叶“主要由山陕大帮垄断经营” [8] ，这些“山陕大帮为了扩大联络，在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县城，一般都设有会馆，致富之后，有的携资还乡，有的就地安家落户，世代经营商业，成为当地的商业世家” [9] 。出兰州“河以西之商货，凉庄为大，往者捷买资甘（州）肃（州）” [10] 。明人郭代《甘州纪事》诗中说甘州的茶马交易是“耗牛互市番氓出，宛马临关汉使回” [11] 。
地居河套的宁厦府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中心市场。陕川茶叶由天水分途北上，经固原、吴忠入宁夏府。固原为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弘治十五年后增盐池中马，使固原茶商盐商云集，“固原荒凉之地，变为繁华” [12] ；由固原北上，吴忠为宁夏茶叶集散市场，该地交通便利，为黄河水运中心。西宁系由甘入青藏之门户，因此亦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主要市场。洪武三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明代中叶以后陕西商人在甘陇的广大区域内牵扯驼驱车，贩运边茶，成为衔接汉藏人民经济联系的主要力量。其贸易茶叶数量仍十分巨大。若按正德元年“令汉中岁办茶课26800斤，新收茶课24160斤，俱照数岁，永为定制” [13] 计，陕西紫阳茶区输甘陇官茶当为每岁50960斤。
2、陕南茶马古道的经济意义
①拉动陕南茶叶经济的发展
陆羽《茶经》中指出金州茶叶“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 [14] 间，即今天紫阳、安康、岚皋一带，该地区所产的“茶牙”被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三位贡品。宋代包括陕南诸州县的金州属京西南路，由于宋王朝实行的以茶博马政策，就近取川茶（包括陕南茶）往西北换马，使陕南茶叶种植又获发展，当时陕西有茶场“三百三十二” [15] ，产量亦巨。而包括陕南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11州“岁产茶2102万斤” [16] ，占全国产量的60.1%。
进入明代后，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陕西、四川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主要用陕川茶产交换西番战马，“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 [17] ，有力推动了陕西茶叶生产的勃兴，陕南兴安、汉中两府明中叶后茶叶生产是“茶园增加不知几处”，“开垦日繁，栽种日繁” [18] 。为此明廷与正德三年专门设立紫阳县加强管理，逐使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陕西紫阳茶区逐步形成，并从川茶中分离出来成为倍受明廷重视的独立茶区，“巴陕之茶” [19] “秦蜀之茶” [20] 的并列称谓在当时已不绝于书，《明史·食货志·茶法》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的是陕川茶叶的史事。到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产官茶5万斤，商茶8万斤以上，尚不论走私茶叶的数量到民国已增长到35000吨。陕西茶叶在此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3.2.2拉动陕南市场经济的发展
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边茶贸易”政策，又为陕西茶商在边茶贩运领域乘势而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在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素产马却不产茶，而广大中原农耕地区素产茶却乏战马，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唐宋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以马从中原换取茶叶和中原汉族以茶叶从西部博马的“茶马交易”，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
②加强了陕西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 广大西北牧区 “素产马，不得茶”，他们需要大量从中原输入茶叶，这便为陕茶在西北的销售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明人所著的《谷山笔尘》中说“西北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本朝以茶易马，西北以茶为药，疗百病皆瘥，此亦前所未有也” [21] 。李时珍《本草纲目·茶》中也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溥哉” [22] 。由此可见西部少数民族对茶叶有着巨大需求，茶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茶马交易”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部少数民族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茶马交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3.2.4促进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然而，历史上的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可见，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作为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
三、重兴陕甘茶马古道对拉动今日陕南经济发展的意义
1、形成以茶叶为特色的的绿色产业经济带
如何振兴陕南经济，使陕南冲出经济发展迟滞的重围，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实现我省经济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绿色陕南”的发展基调是正确的，它是符合陕南秦巴汉水绿色资源宝库生态环境实际的。但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盘活陕南的青山绿水，将陕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寻找一条既能保持陕南的自然原生形态又能拉动陕南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模式。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从构建市场主题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陕南只能走文化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开发模式。制度学派创始人诺思“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现实的选择”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支点。
陕西省“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陕南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为重点，突破发展”的战略部署，2006年9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绿色产业为主攻方向，依托山水，立足富民，产业推进，多元发展。
陕南地处秦巴山区中心地带，生态资源及环境优势明显，气候湿润，江河密度较大，森林植被繁茂，野生动植物和中药材种类较多，农业具有亚热带特征。以出产茶叶具有发展绿色产业的先天优势和巨大的开发潜力。
古人云，“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曲茶”。这说明，自古以来人们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缺不了“茶”。陕南气温温和而湿润，日照短而多雾，土壤有机质丰富而松软，使茶叶嫩度好、茸毛多，芽叶内含物丰富。目前茶叶开发前景较好的有茶饮品、茶食品、茶药品、茶用品等。茶饮品能解渴生津，是低脂肪，低热能的天然饮料。许多专家预测，21世纪的饮料茶食品是指含有茶叶的食品，食用茶叶比喝茶更能全面地摄取茶叶的有效成分，更有利于人们地养生延年。茶药品是指茶叶中含有500多种有机化合物，有许多防病治病的药效成分，可制出防治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肝炎等病症的系列药品。茶用品是指化妆品，芳香剂，防氧化剂，除臭剂等。
明清以来，在中央政府“茶马交易”政策指引下，就形成了“茶马经济”的发展道路和“茶马古道”的市场主题文化。陕南包括紫阳、平利、安康、汉阴、石泉、西乡、汉中、镇巴在内的紫阳茶区，在明代已成为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宦姑紫茶”已是覆盖西部，名振全国的名牌产品，年产量达到13万斤。据《紫阳县志》载，到清代中叶，全县“他无所产，唯紫茶充赋”[23] ，茶店百余家，拣茶工人千余，仅洞河一镇，拣茶女工达180人，有的女工终生以拣茶为业。紫阳茶经汉阴、石泉入西乡，使转办陕茶成为西乡主要产业，《西乡县志》上说当时的情况是“邑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24] 。汉中铺镇更是紫阳茶叶集散批发市场，每月往来西乡驮茶的骆驼就有三百余头。倚江码头定名“兴隆街”东至过街楼，约一公里，店铺俱全。陕茶贸易又带动了凤县、略阳经济的发展。凤县为陕川茶叶经徽州批验的必经之途，因此“秦蜀商贾云集，尤其商业繁荣的东关，川陕商旅，南来北往，大小客店都是顾客满员”[25] 。略阳是陕川茶叶入甘的又一孔道“地边陇蜀、嘉陵江绕于南，栈坝河环于北，西至阶州白马关为赴甘大道，驮茶货物，驴驮人夫往来不绝”。一片绿叶带动了茶马交易沿途陕南各县经济的发展，使茶叶经济成为明清之际陕南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
2、促进文化产业与经济产业竞相发展
茶叶产销饮用不仅是物质文明，又是一种浓郁的文化现象。陕南茶叶贸易的繁兴又摧生了陕南以茶叶贸易为特色的市场主题文化的形成。茶产区的紫阳，清代已形成“耳扒碍足朝收茬，背笼擎肩晚采茶”的生活方式，清明时节，茶山红袖翻飞，茶歌缭绕山间，形成具有浓郁紫阳特色的茶文化。西乡全县是以茶叶转销为主导产业，而位于西乡与石泉交界处的“茶镇”，更是因背茶驮夫歇脚而得名。做为陕茶转输重地——汉中，特有的“沿江帆幡逐渐云集，过街楼即系屯积货物之地” [26] ，“每日款乃声，水浪的船声，码头熙来攘往声，与渡口竟渡之声相酬答，呈现热闹无比的局面。” [27] 市场景观。凤县因转输茶叶而形成“每当黄昏时节，更是热闹非凡，轿抬、滑杆、驴驮、马载、客旅往来，熙熙攘攘” [28] 的街景。
这一茶马交易的经济活动和围绕茶叶产销形成的市场主题文化，是历史留给陕南最好的经济文化遗产。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全球兴起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旅游热潮中，重建“茶马古道主题文化”，形成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陕南整体市场文化印象，以拉动整个陕南绿色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引领陕南经济发展突破口和推动机的作用。
首先，茶是最富有绿色含义的经济产业。茶是中国物质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中国文化的自有之物，“神农尝百草，遇七十毒，得茶而解” [29] ，神农氏是周人也就是陕西人的祖先。到秦并巴蜀，已形成秦巴茶区，茶已进入日常饮用为“品茗”，作为中国产茶标志的大茶树原生形态就在秦并的巴蜀。到唐代饮茶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唐代的长安满街都是茶店，人们“投钱数枚，举杯即饮”，唐人陆羽才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茶经》。由此可见，茶叶的生产和饮用是陕西人发明的，这是陕西人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明清的陕西紫阳茶区更是全国著名的茶叶产地之一，其茶叶产品覆盖着整个中国的西部地区。今天陕南仍然保存着茶叶产销良好的资源存量，陕南的紫阳、汉阴、平行、石泉、西乡、勉县、镇巴等县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茶叶生产基地。紫阳是全国第一个获得“富硒茶原产地保护称号”的茶产地，紫阳的“宦镇紫茶”即“陕青”或“紫阳毛尖”、平利的“八仙云雾”、西乡的“午子仙豪”、勉县的“定军茶”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名茶品牌。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茶马古道”为主线，整合沿途各县的茶叶生产力量，培植互为犄角的陕茶名牌产品集群，克服散兵游勇互相火拼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形成陕南茶叶产销的规模效应和市场优势，对于带动沿道各县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况且，茶叶产销是最具环保意义的绿色产业。茶叶种植会进一步扩大陕南的绿色覆盖面积，强化陕南的水土保持，保持汉江水质的无污染状态，从而增加各地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具有促使经济良性循环的作用。是一条开发就是环保，环保就是开发，集开发环保于一身的产业开发道路。从而可以避免东部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不节约模式的产业开发为实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其次，再造陕南“茶马古道”的市场主题文化，以富有浓郁陕南特色的“茶马文化”吸引全国的眼球，形成风格独具的“茶马文化”旅游热线，对于将陕南秀美的自然、人文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有整体性推动力的作用。陕南自明清以来就形成“茶马文化”的历史遗风，紫阳的“采茶节”、“对歌台”，西乡茶镇的古朴幽闲风貌，西乡的“茶文化艺术节”，汉中的铺镇古朴风貌，勉县的“定军茶风景区”，凤县的茶街风景、骆驼客饭，略阳的嘉陵晚照、栈坝遗风，都是极富历史人文价值的文化资源。我们只要以“茶马古道”为主线，将这些文化遗产整合在一起，形成珠串般富有陕南文化特色的“茶马主题市场文化”，就会给陕南的青山绿水赋予更加浓郁的人文色彩，使秦岭巴山的苍山翠滴与汉江嘉陵的渔舟晚唱交相辉映，使汉江夕照的自然景色与茶歌飞扬的人文景观交相唱合，烘托出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秦巴文化场景。并以此市场主题文化吸引全国的旅游者，使人们在秦巴汉水的人间美景中真正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这种市场主题文化便会带动古道沿途各县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这方面贵州的“贵州印象”、江西的“红色旅游”、云南的“云南歌舞”为我们开发山区经济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重建陕南的茶马古道文化，无疑会在全国市场主题文化构建中增添浓重的一笔，以陕南“茶马古道文化”的整体映象而列入中国市场文化之林。
同时,古道途径之处人文景观内涵丰富,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众多名胜古迹，安康道教石窟香溪洞，旬阳千佛洞，汉阴明城墙，白河石城墙遗址等，尤其是两汉三国的一些重要文化遗迹保存完好，有利于文化旅游业的开发。
3、形成陕南新的旅游产品和旅游路线
茶马古道是陕南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其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临近周边大都市秦巴山区，南临川中平原的绵阳、成都，东连江汉平原的襄樊、武汉，北依关中平原的宝鸡、西安。从喧闹的市区出发驱车数小时，即可置身于深山密林、鸟语花香、潺潺溪流的仙境，一洗都市的喧闹与浮躁。上述诸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陕南独特的旅游优势和巨大的开发潜力。总之，我们要借助历史文化之神韵，谱写青山绿水之文章，以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和地方风情为基础，开发与发展高层次的生态旅游。陕南各地利用特有文化历史优势和秀丽山水风光，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与山水休闲旅游资源，打造一系列特色旅游产品，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同时，文化旅游也是最具环保意义的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不仅不破坏当地的自然原生状态和人文景观，而且是以保持这种原生状态为前提的。陕南“茶马古道文化”的内涵在于“古”，离开了陕南以茶叶种植和产销为内容的古代原生状态，这种市场主题文化就没有任何重建的意义。古树、古茶、古镇、古船、古路、古歌才是我们提供给人们和世界的“茶马古道文化”的基本品位。这种文化重建更有利于保持陕南的自然人文环境，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片空气清新，群山苍翠，鸟语花香，人性恬息的发展空间，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今日发展旅游，无疑要讲历史，讲华夏值得自豪的历史。眼前的茶马古道就是历史的见证，具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双重价值。
4、加强陕南与西部欧亚大陆桥的联系，形成开放经济的特色
紫阳茶之西销，约在明、清两代为盛，它是沿丝茶之路向西慢进的，当时丝茶之路（即今之丝绸之路），在早期渭城（不是今之渭南，而是今咸阳西南方，河的南岸）。当时西进有三条路，一是由咸阳西行走南路沿边的天水，临洮到兰州；二是由长武北去经固原、靖远到兰州；三是由长武西南行经泾川、隆德、定西到兰州。这三条路的各县也就是陕茶销售的老路。清末、名初到解放前，陕茶在兰州周围各县的销路还是很好的。后因西兰公路通车后，驼户停业，汽车又少，运输不便，陕茶较少，供不应求。但是至今全甘肃四十岁以上的人还是想喝紫阳茶的。
由明、清至民初，紫阳茶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北非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他们也因我抗战时货短缺，而以咖啡代之。但是咖啡只是兴奋刺激，却没有对人身体有益功能，而不能完全代替，所以他们仍习惯饮茶。欧洲人饮茶，首先由葡萄牙开始。明朝初年，葡人由海道到达广州，购买这种饮料运回出售，后由荷兰到爪哇岛逐走葡人，建立公司，在我国澳门采购茶叶，运回欧洲。不久，茶就成为荷兰有闲阶级的时髦饮料，更因荷兰商人的努力而销售到英、法、德等国和中东、北非。当时去国外茶主要是：红、绿、花三种，但绿茶在阿拉伯、北非等国为最，绿茶内包括紫阳陕青茶，最早期更多。
陕南“茶马古道文化”有很强的开放性。明清以来的茶马古道，从紫阳经西乡趋汉中，再从凤县、略阳走两当、徽县达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直到兰州。在兰州与丝绸之路相衔接，经甘、肃、凉诸州到乌鲁木齐，然后经伊犁绕天山达于中亚、西亚直到罗马。这也是明清以来长期为陕西商人垄断经营的“茶引官道”。重建陕南“茶马古道文化”，自然会使陕南茶文化走向中亚、西亚，与中东和欧洲相连接。因为饮茶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茶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会使陕南“茶马古道文化”既是陕西的、中国的，又是整个世界的，就会充分展现陕南“茶马古道文化”的开放性质。扶持龙头企业，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龙头企业对产业拉动作用不可低估。陕南茶品牌繁多，包括“午子仙毫”、“汉水银梭”、“定军茗眉”、“紫阳毛尖” 等20多个品牌，但均产量较小，力量分散，品牌混乱，再加上加工技术不规范，造成市场竞争力差，占有率小；如果发展像浙江龙井，福建铁观音等龙头企业，为小厂家提供技术帮助、资金支持，市场信息，发挥品牌效应，就可增加本地区茶业的市场竞争力。为此，建议政府制定绿色龙头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如减税免税，财政贴息，信贷支持，产品流通，土地流转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积极帮助绿色龙头企业申报项目，争取资金支持，切实解决贷款难，用地难等问题。同时应培育一批新的绿色龙头骨干企业，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对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项目重点支持，全面推广，搞大搞强龙头企业，再以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甚至该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真正达到企业增效，区域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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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六十二
[18]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六十二
[19]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三
[20] 明太祖实录[Z]. 卷二十五
[21] (清)于慎行. 谷山笔尘[Z]. 第四卷
[22] 李时珍. 本草纲目·茗·集解[Z]. 北京: 九州出版社, 装祯版
[23]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紫阳县志[Z].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248
[24] (清)史左修，陈鹏等. 西乡县志[Z].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本
[25]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6]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7]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8]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9] (清)顾观光. 神农本草经[Z]. 1844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甘肃康县《中国茶马古道理论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被收录于研讨会论文集首页）
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以来，使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它对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保证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陕南茶马古道的概况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因此，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60公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从宋以来就实行用陕西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到明代更上升为国家安边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陕南从汉唐以来就形成以金州（今安康）为中心的紫阳茶区（包括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以及四川保宁府的部分产茶区县）。紫阳已成为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宦姑紫茶”已是覆盖西部，名振全国的名牌产品，年产量达到13万斤。
紫阳茶的销售，历史上以3个地区为主：陕西关中、甘宁青新和楚豫地区。紫阳茶行销甘宁青新（统称大西北），县境内有水旱两条路线。出县后分别在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今铺镇）汇合，在继续向西。
县境内旱路：自紫阳之西乡，沿途山路崎岖，人力负担重甚为辛苦。但因路程不甚远，10日以内可到达。又较少风险，不似水运，茶叶常因受潮而遭受损失。故虽有汉江航道，而人力背运者仍很多。特别时春季，茶初上市时，船运途中费时费日，商人为抢高价，常常够数十公斤茶叶即背负西乡。其路线是：任河流域的茶商走亮垭子，经镇巴观音堂、魏家滩、兴隆场、大河坝、平安场、两河口进入西乡县境，又经洋溪河、马家湾、堰口到达西乡县城：也有一些商人至观音堂后转而向东北经大市川、五里坝、下高川、木竹巴之碾子垭、两河口、下高川到达西乡县城。而任河流域八庙、白鹤一带茶商，则走田坝河、巴庙、西河、五里坝到西乡。
水路：任河流域自瓦房店以下，及汉江沿岸茶商多走水路。自紫阳境内溯江而上，经石泉、洋县、城固而至十八里铺及汉中；或至西乡境后改装小船转沿牧马河抵西乡县城。
水路运茶所需时间较长，平常最短时间即需20日左右或一个月，甚至3个月之久，最短为14日。且汉江上游沿途险滩甚多。稍有不慎，既有翻船之险，茶叶也常常因受潮而变质发霉。但好处是运费比陆运低廉。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为例：自紫阳至南郑，每百公斤茶陆运费用26元，而水运仅14元左右。同时，水路运茶又受季节影响。春、冬汉江水枯时，船只上行只能到达十八里铺,十八里铺以上便无法通航。故每逢枯水季节，凡运茶船都将茶叶卸在十八里铺—这便是十八里铺成为紫阳茶重要集散地的原因之一。只有涨水时茶船才能到达汉中。
茶叶自紫阳境内经水、陆两路进入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三处重要转运地后，又经西北茶商之手，经下述两路进入大西北地区。
(1)沿藵斜道经留坝、凤县、两当到达天水。到天水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另一路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达临夏（古称河州）地方。
(2)经勉县、略阳、徽县、成县、岷县到达临潭一带（临潭古称洮州）。茶叶到达临夏、临潭等地后，除大部分就地销售外，另有一部分又转销至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地区。
边茶贸易使陕西茶商的足迹遍布河陇各地，并带来了甘陇许多州县经济的繁荣。徽州因茶马批验所设于斯，因之“寒燠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陆通衢，商贾辐凑，故四民乐业，百务俱兴” [1] ，成为陕川茶叶入甘的重要中转地之一。河州、洮州因“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 [2] ，“各省军民流聚巨万” [3] ，从而使该州商务发达，“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贾居焉” [4] 。“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 [5] 。
兰州明为皋兰，是内地货物通甘凉的必经之道，加之嘉靖癸亥设甘州茶马司，因“商人苦于运拽”，明廷令将甘茶“调停折中收贮兰州” [6] 。因此，在明代运茶到兰州各卫的主要是陕西茶商，“兰州、西宁等城茶务不仅明代多为陕帮商人经营，甚至从清代至民初，陕帮商人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7] 。《甘肃通志稿》中说，就是在近代兰州的茶叶“主要由山陕大帮垄断经营” [8] ，这些“山陕大帮为了扩大联络，在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县城，一般都设有会馆，致富之后，有的携资还乡，有的就地安家落户，世代经营商业，成为当地的商业世家” [9] 。出兰州“河以西之商货，凉庄为大，往者捷买资甘（州）肃（州）” [10] 。明人郭代《甘州纪事》诗中说甘州的茶马交易是“耗牛互市番氓出，宛马临关汉使回” [11] 。
地居河套的宁厦府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中心市场。陕川茶叶由天水分途北上，经固原、吴忠入宁夏府。固原为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弘治十五年后增盐池中马，使固原茶商盐商云集，“固原荒凉之地，变为繁华” [12] ；由固原北上，吴忠为宁夏茶叶集散市场，该地交通便利，为黄河水运中心。西宁系由甘入青藏之门户，因此亦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主要市场。洪武三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明代中叶以后陕西商人在甘陇的广大区域内牵扯驼驱车，贩运边茶，成为衔接汉藏人民经济联系的主要力量。其贸易茶叶数量仍十分巨大。若按正德元年“令汉中岁办茶课26800斤，新收茶课24160斤，俱照数岁，永为定制” [13] 计，陕西紫阳茶区输甘陇官茶当为每岁50960斤。
2、陕南茶马古道的经济意义
①拉动陕南茶叶经济的发展
陆羽《茶经》中指出金州茶叶“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 [14] 间，即今天紫阳、安康、岚皋一带，该地区所产的“茶牙”被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三位贡品。宋代包括陕南诸州县的金州属京西南路，由于宋王朝实行的以茶博马政策，就近取川茶（包括陕南茶）往西北换马，使陕南茶叶种植又获发展，当时陕西有茶场“三百三十二” [15] ，产量亦巨。而包括陕南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11州“岁产茶2102万斤” [16] ，占全国产量的60.1%。
进入明代后，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陕西、四川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主要用陕川茶产交换西番战马，“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 [17] ，有力推动了陕西茶叶生产的勃兴，陕南兴安、汉中两府明中叶后茶叶生产是“茶园增加不知几处”，“开垦日繁，栽种日繁” [18] 。为此明廷与正德三年专门设立紫阳县加强管理，逐使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陕西紫阳茶区逐步形成，并从川茶中分离出来成为倍受明廷重视的独立茶区，“巴陕之茶” [19] “秦蜀之茶” [20] 的并列称谓在当时已不绝于书，《明史·食货志·茶法》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的是陕川茶叶的史事。到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产官茶5万斤，商茶8万斤以上，尚不论走私茶叶的数量到民国已增长到35000吨。陕西茶叶在此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3.2.2拉动陕南市场经济的发展
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边茶贸易”政策，又为陕西茶商在边茶贩运领域乘势而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在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素产马却不产茶，而广大中原农耕地区素产茶却乏战马，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唐宋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以马从中原换取茶叶和中原汉族以茶叶从西部博马的“茶马交易”，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
②加强了陕西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 广大西北牧区 “素产马，不得茶”，他们需要大量从中原输入茶叶，这便为陕茶在西北的销售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明人所著的《谷山笔尘》中说“西北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本朝以茶易马，西北以茶为药，疗百病皆瘥，此亦前所未有也” [21] 。李时珍《本草纲目·茶》中也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溥哉” [22] 。由此可见西部少数民族对茶叶有着巨大需求，茶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茶马交易”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部少数民族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茶马交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3.2.4促进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然而，历史上的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可见，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作为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
三、重兴陕甘茶马古道对拉动今日陕南经济发展的意义
1、形成以茶叶为特色的的绿色产业经济带
如何振兴陕南经济，使陕南冲出经济发展迟滞的重围，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实现我省经济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绿色陕南”的发展基调是正确的，它是符合陕南秦巴汉水绿色资源宝库生态环境实际的。但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盘活陕南的青山绿水，将陕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寻找一条既能保持陕南的自然原生形态又能拉动陕南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模式。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从构建市场主题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陕南只能走文化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开发模式。制度学派创始人诺思“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现实的选择”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支点。
陕西省“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陕南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为重点，突破发展”的战略部署，2006年9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绿色产业为主攻方向，依托山水，立足富民，产业推进，多元发展。
陕南地处秦巴山区中心地带，生态资源及环境优势明显，气候湿润，江河密度较大，森林植被繁茂，野生动植物和中药材种类较多，农业具有亚热带特征。以出产茶叶具有发展绿色产业的先天优势和巨大的开发潜力。
古人云，“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曲茶”。这说明，自古以来人们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缺不了“茶”。陕南气温温和而湿润，日照短而多雾，土壤有机质丰富而松软，使茶叶嫩度好、茸毛多，芽叶内含物丰富。目前茶叶开发前景较好的有茶饮品、茶食品、茶药品、茶用品等。茶饮品能解渴生津，是低脂肪，低热能的天然饮料。许多专家预测，21世纪的饮料茶食品是指含有茶叶的食品，食用茶叶比喝茶更能全面地摄取茶叶的有效成分，更有利于人们地养生延年。茶药品是指茶叶中含有500多种有机化合物，有许多防病治病的药效成分，可制出防治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肝炎等病症的系列药品。茶用品是指化妆品，芳香剂，防氧化剂，除臭剂等。
明清以来，在中央政府“茶马交易”政策指引下，就形成了“茶马经济”的发展道路和“茶马古道”的市场主题文化。陕南包括紫阳、平利、安康、汉阴、石泉、西乡、汉中、镇巴在内的紫阳茶区，在明代已成为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宦姑紫茶”已是覆盖西部，名振全国的名牌产品，年产量达到13万斤。据《紫阳县志》载，到清代中叶，全县“他无所产，唯紫茶充赋”[23] ，茶店百余家，拣茶工人千余，仅洞河一镇，拣茶女工达180人，有的女工终生以拣茶为业。紫阳茶经汉阴、石泉入西乡，使转办陕茶成为西乡主要产业，《西乡县志》上说当时的情况是“邑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24] 。汉中铺镇更是紫阳茶叶集散批发市场，每月往来西乡驮茶的骆驼就有三百余头。倚江码头定名“兴隆街”东至过街楼，约一公里，店铺俱全。陕茶贸易又带动了凤县、略阳经济的发展。凤县为陕川茶叶经徽州批验的必经之途，因此“秦蜀商贾云集，尤其商业繁荣的东关，川陕商旅，南来北往，大小客店都是顾客满员”[25] 。略阳是陕川茶叶入甘的又一孔道“地边陇蜀、嘉陵江绕于南，栈坝河环于北，西至阶州白马关为赴甘大道，驮茶货物，驴驮人夫往来不绝”。一片绿叶带动了茶马交易沿途陕南各县经济的发展，使茶叶经济成为明清之际陕南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
2、促进文化产业与经济产业竞相发展
茶叶产销饮用不仅是物质文明，又是一种浓郁的文化现象。陕南茶叶贸易的繁兴又摧生了陕南以茶叶贸易为特色的市场主题文化的形成。茶产区的紫阳，清代已形成“耳扒碍足朝收茬，背笼擎肩晚采茶”的生活方式，清明时节，茶山红袖翻飞，茶歌缭绕山间，形成具有浓郁紫阳特色的茶文化。西乡全县是以茶叶转销为主导产业，而位于西乡与石泉交界处的“茶镇”，更是因背茶驮夫歇脚而得名。做为陕茶转输重地——汉中，特有的“沿江帆幡逐渐云集，过街楼即系屯积货物之地” [26] ，“每日款乃声，水浪的船声，码头熙来攘往声，与渡口竟渡之声相酬答，呈现热闹无比的局面。” [27] 市场景观。凤县因转输茶叶而形成“每当黄昏时节，更是热闹非凡，轿抬、滑杆、驴驮、马载、客旅往来，熙熙攘攘” [28] 的街景。
这一茶马交易的经济活动和围绕茶叶产销形成的市场主题文化，是历史留给陕南最好的经济文化遗产。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全球兴起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旅游热潮中，重建“茶马古道主题文化”，形成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陕南整体市场文化印象，以拉动整个陕南绿色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引领陕南经济发展突破口和推动机的作用。
首先，茶是最富有绿色含义的经济产业。茶是中国物质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中国文化的自有之物，“神农尝百草，遇七十毒，得茶而解” [29] ，神农氏是周人也就是陕西人的祖先。到秦并巴蜀，已形成秦巴茶区，茶已进入日常饮用为“品茗”，作为中国产茶标志的大茶树原生形态就在秦并的巴蜀。到唐代饮茶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唐代的长安满街都是茶店，人们“投钱数枚，举杯即饮”，唐人陆羽才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茶经》。由此可见，茶叶的生产和饮用是陕西人发明的，这是陕西人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明清的陕西紫阳茶区更是全国著名的茶叶产地之一，其茶叶产品覆盖着整个中国的西部地区。今天陕南仍然保存着茶叶产销良好的资源存量，陕南的紫阳、汉阴、平行、石泉、西乡、勉县、镇巴等县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茶叶生产基地。紫阳是全国第一个获得“富硒茶原产地保护称号”的茶产地，紫阳的“宦镇紫茶”即“陕青”或“紫阳毛尖”、平利的“八仙云雾”、西乡的“午子仙豪”、勉县的“定军茶”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名茶品牌。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茶马古道”为主线，整合沿途各县的茶叶生产力量，培植互为犄角的陕茶名牌产品集群，克服散兵游勇互相火拼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形成陕南茶叶产销的规模效应和市场优势，对于带动沿道各县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况且，茶叶产销是最具环保意义的绿色产业。茶叶种植会进一步扩大陕南的绿色覆盖面积，强化陕南的水土保持，保持汉江水质的无污染状态，从而增加各地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具有促使经济良性循环的作用。是一条开发就是环保，环保就是开发，集开发环保于一身的产业开发道路。从而可以避免东部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不节约模式的产业开发为实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其次，再造陕南“茶马古道”的市场主题文化，以富有浓郁陕南特色的“茶马文化”吸引全国的眼球，形成风格独具的“茶马文化”旅游热线，对于将陕南秀美的自然、人文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有整体性推动力的作用。陕南自明清以来就形成“茶马文化”的历史遗风，紫阳的“采茶节”、“对歌台”，西乡茶镇的古朴幽闲风貌，西乡的“茶文化艺术节”，汉中的铺镇古朴风貌，勉县的“定军茶风景区”，凤县的茶街风景、骆驼客饭，略阳的嘉陵晚照、栈坝遗风，都是极富历史人文价值的文化资源。我们只要以“茶马古道”为主线，将这些文化遗产整合在一起，形成珠串般富有陕南文化特色的“茶马主题市场文化”，就会给陕南的青山绿水赋予更加浓郁的人文色彩，使秦岭巴山的苍山翠滴与汉江嘉陵的渔舟晚唱交相辉映，使汉江夕照的自然景色与茶歌飞扬的人文景观交相唱合，烘托出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秦巴文化场景。并以此市场主题文化吸引全国的旅游者，使人们在秦巴汉水的人间美景中真正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这种市场主题文化便会带动古道沿途各县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这方面贵州的“贵州印象”、江西的“红色旅游”、云南的“云南歌舞”为我们开发山区经济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重建陕南的茶马古道文化，无疑会在全国市场主题文化构建中增添浓重的一笔，以陕南“茶马古道文化”的整体映象而列入中国市场文化之林。
同时,古道途径之处人文景观内涵丰富,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众多名胜古迹，安康道教石窟香溪洞，旬阳千佛洞，汉阴明城墙，白河石城墙遗址等，尤其是两汉三国的一些重要文化遗迹保存完好，有利于文化旅游业的开发。
3、形成陕南新的旅游产品和旅游路线
茶马古道是陕南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其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临近周边大都市秦巴山区，南临川中平原的绵阳、成都，东连江汉平原的襄樊、武汉，北依关中平原的宝鸡、西安。从喧闹的市区出发驱车数小时，即可置身于深山密林、鸟语花香、潺潺溪流的仙境，一洗都市的喧闹与浮躁。上述诸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陕南独特的旅游优势和巨大的开发潜力。总之，我们要借助历史文化之神韵，谱写青山绿水之文章，以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和地方风情为基础，开发与发展高层次的生态旅游。陕南各地利用特有文化历史优势和秀丽山水风光，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与山水休闲旅游资源，打造一系列特色旅游产品，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同时，文化旅游也是最具环保意义的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不仅不破坏当地的自然原生状态和人文景观，而且是以保持这种原生状态为前提的。陕南“茶马古道文化”的内涵在于“古”，离开了陕南以茶叶种植和产销为内容的古代原生状态，这种市场主题文化就没有任何重建的意义。古树、古茶、古镇、古船、古路、古歌才是我们提供给人们和世界的“茶马古道文化”的基本品位。这种文化重建更有利于保持陕南的自然人文环境，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片空气清新，群山苍翠，鸟语花香，人性恬息的发展空间，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今日发展旅游，无疑要讲历史，讲华夏值得自豪的历史。眼前的茶马古道就是历史的见证，具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双重价值。
4、加强陕南与西部欧亚大陆桥的联系，形成开放经济的特色
紫阳茶之西销，约在明、清两代为盛，它是沿丝茶之路向西慢进的，当时丝茶之路（即今之丝绸之路），在早期渭城（不是今之渭南，而是今咸阳西南方，河的南岸）。当时西进有三条路，一是由咸阳西行走南路沿边的天水，临洮到兰州；二是由长武北去经固原、靖远到兰州；三是由长武西南行经泾川、隆德、定西到兰州。这三条路的各县也就是陕茶销售的老路。清末、名初到解放前，陕茶在兰州周围各县的销路还是很好的。后因西兰公路通车后，驼户停业，汽车又少，运输不便，陕茶较少，供不应求。但是至今全甘肃四十岁以上的人还是想喝紫阳茶的。
由明、清至民初，紫阳茶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北非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他们也因我抗战时货短缺，而以咖啡代之。但是咖啡只是兴奋刺激，却没有对人身体有益功能，而不能完全代替，所以他们仍习惯饮茶。欧洲人饮茶，首先由葡萄牙开始。明朝初年，葡人由海道到达广州，购买这种饮料运回出售，后由荷兰到爪哇岛逐走葡人，建立公司，在我国澳门采购茶叶，运回欧洲。不久，茶就成为荷兰有闲阶级的时髦饮料，更因荷兰商人的努力而销售到英、法、德等国和中东、北非。当时去国外茶主要是：红、绿、花三种，但绿茶在阿拉伯、北非等国为最，绿茶内包括紫阳陕青茶，最早期更多。
陕南“茶马古道文化”有很强的开放性。明清以来的茶马古道，从紫阳经西乡趋汉中，再从凤县、略阳走两当、徽县达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直到兰州。在兰州与丝绸之路相衔接，经甘、肃、凉诸州到乌鲁木齐，然后经伊犁绕天山达于中亚、西亚直到罗马。这也是明清以来长期为陕西商人垄断经营的“茶引官道”。重建陕南“茶马古道文化”，自然会使陕南茶文化走向中亚、西亚，与中东和欧洲相连接。因为饮茶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茶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会使陕南“茶马古道文化”既是陕西的、中国的，又是整个世界的，就会充分展现陕南“茶马古道文化”的开放性质。扶持龙头企业，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龙头企业对产业拉动作用不可低估。陕南茶品牌繁多，包括“午子仙毫”、“汉水银梭”、“定军茗眉”、“紫阳毛尖” 等20多个品牌，但均产量较小，力量分散，品牌混乱，再加上加工技术不规范，造成市场竞争力差，占有率小；如果发展像浙江龙井，福建铁观音等龙头企业，为小厂家提供技术帮助、资金支持，市场信息，发挥品牌效应，就可增加本地区茶业的市场竞争力。为此，建议政府制定绿色龙头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如减税免税，财政贴息，信贷支持，产品流通，土地流转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积极帮助绿色龙头企业申报项目，争取资金支持，切实解决贷款难，用地难等问题。同时应培育一批新的绿色龙头骨干企业，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对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项目重点支持，全面推广，搞大搞强龙头企业，再以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甚至该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真正达到企业增效，区域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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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国)刘郁芬, 杨思, 张维等撰. 甘肃通志稿[Z]. 一百三十卷首一卷
[9] (民国)刘郁芬, 杨思, 张维等撰. 甘肃通志稿[Z]. 一百三十卷首一卷
[10] 威武县志·风俗[Z].
[11] 范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M].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0: 119
[12]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一百一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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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活博物丛书·饮食起居编[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11
[15] (元)脱脱等撰. 宋史[Z]. 食货, 卷一百八十四
[16] 樊光春, 程良斌, 栾成珠等. 紫阳茶业志[E]. 紫阳: 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5
[17]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六十二
[18]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六十二
[19] (明)陈子龙, 徐孚远, 宋徵璧等选辑. 明经世文编[Z]. 卷三
[20] 明太祖实录[Z]. 卷二十五
[21] (清)于慎行. 谷山笔尘[Z]. 第四卷
[22] 李时珍. 本草纲目·茗·集解[Z]. 北京: 九州出版社, 装祯版
[23]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紫阳县志[Z].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248
[24] (清)史左修，陈鹏等. 西乡县志[Z].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本
[25]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6]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7]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8] (清)朱子春. 凤县志[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9] (清)顾观光. 神农本草经[Z]. 1844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甘肃康县《中国茶马古道理论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被收录于研讨会论文集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