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部为黄河流域，多丰沃之地，汉族自西北方移居于是，人口渐次繁殖，建诸部落。人类既蕃，则需要愈多，知识渐开，则欲望愈奢，于是交易之途启。中国之地，宜于农桑，其时男务耕耘，女勤蚕织，以为衣食之源，而用以互相交换，农有余粟，则以易布，女有余布，则以易粟，此交易之始也。既有交易，于是市因以立。《易·系辞》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即市之起源也。市廛既立，交易益便，于是有贮藏以待人之需要者，是为商业。买于彼而卖于此，为交易之媒介，取小利以营生，古所谓逐什一之利者，是以商为业之始也。从字义而言，《汉书》谓“通材鬻货曰商”。《白虎通》云“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卖曰买，”此即商人之类别也。
　　第一款 神农时代之人民生计
　　神农之时，与耕织，(《文子》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食盐利，(《说文》‘天生曰卤、人造曰盐、古者夙沙初作，煮海为盐，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生产事业，渐臻繁盛，商业因之勃兴，于是立市以供交易，使贸迁有无者，依期而至，财货流通，厚生利用。无食者与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买，无倍称之民，当时商政，于此可见一斑矣。
　　第二款 黄帝时代之商业
　　第一项 政权之统一
　　黄帝以前：中国为部落时代，此疆彼界，畛域攸分，每有争端，诉诸武力。黄帝以雄武之才，修道路，习干戈，败榆罔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东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荤粥。(当时疆域之范围，是现在大江以北，黄河以西，陇蜀以东，长城以南。)建统一之政府，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命匠营国邑，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以和。黄帝以军国主义立国，丰功伟烈，彪炳寰区，其威灵所至，皆商业上势力范围之所及也。
　　第二项 工业之振兴
　　神农之世，农业虽已萌芽，而民生日用之物，犹多未备。至黄帝时，工艺大兴，帝之所作，有冕旒，有宫室，有釜甑，有弩。隶首定数，仓颉作书，伶伦造律吕，伯余做衣裳，于则作扉履，雍父作杵臼。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挥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共鼓、化狐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辂以行四方，由是车制备，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而天下利矣。
　　第三项 货币之推行
　　神农以来，易中之法，漫无标准，山居者以皮，水居者以贝；皮若割裂则不完，贝则携带而不便，皆足以阻碍商业。至黄帝时，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铜，乃烧山林，破曾薮，焚沛泽，逐禽兽，范金为货，制金刀，(铸金成币，以象刀形，)立五币，(珠玉为上，黄金为中，刀布为下，)而泉币兴矣。
　　第四项 度量衡之制定
　　太古之时，淳朴不争，交易之间，民不求丰，及民智渐开，诈伪遂来，不有以定其标准，则强者凌弱，智者欺愚。自黄帝命隶首作算数，度量衡由是而成，度以定长短，量以定大小多寡，衡以定轻重，所以平天下之争，而昭天下以信也。
　　第五项 商政之修明
　　黄帝治天下，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市不预贾，道不拾遗，城郭不关，邑无贼盗。商旅之人，相让以财，商人得以安心营业。又恐商贾辐辏之区，或有意外之警，使重门击柝，以御暴客，保商场之安谧，佐商业之发达。
　　第三款 尧时之商业
　　《淮南子》曰：“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由是观之，则分业之制，已始于陶唐氏之时矣。盖唐尧之时，民业分而地力尽，远出羲农之上，《书》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盖即指此。至于有无工拙，互相为用，则商业之盛，固与农工渔牧诸业，相辅并进矣。
　　第四款 舜时之商业
　　虞舜微时，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之品不苦窳。至于所居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称舜作什器于寿邱，(在鲁东门外今曲阜县)就时于负夏，(卫地)顿邱买贵，于是贩于顿邱，(今山东、曹州府)傅虚卖贱，于是债于傅虚(今山西、解州府)后世商人乘时逐利，买贱卖贵，及以信用借贷之事，举权兴于大舜，治商业者，不可不知也。舜以实业起家，故其治国亦以商业为重，《家语》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见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风之阜财，世人多不得其解，盐法议。略云“河东盐地，无待人工，当夫夏令甫届，熏风时来，附岸池面，缀珠凝脂，盐颗自结，虞帝所歌熏风阜财，盖则指此而言。”案舜都于蒲坂(今山东、蒲州府)密迩解州，盐荚之利，故所素稔，至于关心民食，形诸歌咏，则舜之注重商业，又非独微时为谋生之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