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变迁视野下宋代的商人家庭，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观察的角度，换言之，研究者的思路无形之中就为自己的研究划出了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往往就是研究者眼界的极限，这就需要借助于工具，运用恰当的工具来拓展研究视野将有助于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张国刚提出中国家庭史研究要注意三个维度，即法制史的维度、经济史的维度和社会史的维度，就本书而言，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理论的恰当运用可能会成为解剖宋代商人家庭问题的“利器”。关于研究思路对研究范围的具体影响这一问题将在商人家庭研究基本思路这一问题中进一步展开。
　　在研究宋代的商人家庭时，另一方面的制约因素是材料，这一题目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较为少见，这不仅与研究者的视野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了材料的局限。众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离不开商人的经商活动，商人活动的足迹遍及宋代不同时期的各个地域，有关宋代商业和商业资本的研究成果已然累累，但是与商人“家庭”相关的成果较为少见。从材料方面分析，其原因有：一是正史典志记载少。正史中从“国计”的角度记载的商业活动及事例较多，而从“民生”的角度讲述家庭的材料极少，因此，正史典志多是作为背景材料。二是与宋代商人家庭有关的材料南多北少，材料的地域分布不均明显。这一特点与这一选题的材料多取材于文集笔记小说直接有关。从总体看，宋代的文集笔记数量南宋多北宋少，南宋时期在地域分布上又是南多北少。三是就材料的具体内容而言，涉及中小商人家庭的材料多于富商大贾。这既是值得欣喜之处，同时也使研究的范围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宋代商人家庭研究就其立意而言，本意在于挖掘与还原宋代商人阶层最寻常的家庭生活，因此，关于中小商人家庭的材料越多，就越有利于接近当时的基层社会和“民生”。富商大贾虽然拥有的资本数额巨大，但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很小，富商大贾的家庭生活离民生尚有不小的距离。可是，缺少对富商大贾的充分细致的分析会使得商人家庭研究缺少一部分重要内容。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宋代商人家庭研究的材料“偏”也就在所难免。从本书的具体写作过程来看也确实受到了材料的局限，材料“偏”了其结论有时就难逃“以偏赅全”之嫌，这也成为宋代商人家庭研究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
　　宋代的商人家庭研究主要取材于宋代的文集笔记小说，此外，还有少量的墓志碑刻资料，如何甄别和使用这些材料是研究过程中始终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历史叙述不是一块透明的玻璃，我们不能直接穿越历史与过去发生关系。王曾瑜、张邦炜就史料的拓展与甄别做了有益的分析①。墓志多述“好人好事”，文集笔记不乏“坏人坏事”，无论好坏都脱不开材料的作者的主观意识，如果个人的主观意识过分介入，就可能会影响到材料的可靠性，如有些材料掺杂了神仙鬼怪、因果报应之说，有的则掺杂了个人的恩怨。因此，这些渗透着作者个人观念的材料需要仔细地甄别选用。甄别进而解读这些资料需要熟悉相关的背景知识，将事例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考察，才能得出趋近史实的结论。
　　从另一个角度看，众多的文集笔记小说正因为是一家之言，所以更贴近日常生活，写起来酣畅淋漓，作者和当时社会的真实观念自然流露其中。对这类资料不仅要“考实”，更重要的是“考意”，注意材料背后蕴藏的真实观念，这也是文集笔记小说类材料的价值所在。以笔记为例，宋人笔记可以分为如《夷坚志》等小说故事类，如《涑水纪闻》等历史琐闻类，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考据辨析类，等等。对于宋代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明代人早有所论：“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②可见其资料价值是值得珍视的。追求观念的真实是宋代商人家庭研究中对资料解读和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则。
　　本书对宋代商人家庭的研究大量运用了《夷坚志》的资料，如何看待《夷坚志》对于本书的研究价值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本书采用了中华书局1981年(2006年重印)本，由何卓点校，共分为四册。之所以选取该版本，是因为它是以篇目最多的涵芬楼为底本，采取众家之长进而辑遗点校的。
　　洪迈《夷坚志》是宋代志怪小说中卷帙最浩繁的一部。《夷坚志》的创作时间跨度较长，前后持续了将近六十年(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开始，到宋宁宗嘉泰二年去世方停笔)。洪迈为此殚精竭虑，世事沧桑尽在其中。这部笔记涵盖了宋代大部分时段，有些甚至追溯至前代，涉及阶层广泛，对世俗生活的偏好及市民化倾向是其特点之一③。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曾评价说，此书“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④。对于宋代商人家庭研究这一选题而言，它的作用不只是“史补”，而且是作为重要史料甚至是典型史料来运用。
　　一是内容丰富，反映市井生活的题材多。《宋史·洪迈传》称洪迈“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博学多识之才赋予其兼容并包的胸襟，《夷坚志》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多为神仙鬼怪，异闻杂录。*(左礻右几)祥梦卜，也记载了宋人的一些遗闻轶事。诗词歌赋、风尚习俗以及中医方药等。宋元以来，不少话本和戏曲都取材于《夷坚志》故事。”⑤题材广泛的主要原因是其搜集者来自宋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夷坚志》初志完成后，“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⑥其后不唯士大夫，搜集者的身份也越来越广泛。“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⑦如此广泛的取材方式，加之洪迈对下层民众生活的偏好，都为市井题材的丰富提供了可能。还需指出的是，如此广泛的题材汇集至洪迈处，洪迈采取了“纪实”式的辑录方式，“一话一言，入耳辄录，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则缵词记事，无所遗忘”⑧。这正是其资料的可贵之处，只有通过这些没有经过精心“过滤”的材料才能窥见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景象。
　　二是反映宋代的商人家庭生活的材料叙事完整。有关这一选题的材料散见于宋代的文集笔记小说之中，但《夷坚志》一书涉及的相关材料最多，叙事较为完整的最多。仅举几例，“宋代商人家庭的鬼神崇信”这一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夷坚志》，因而列了“以洪迈《夷坚志》为中心”作为本章的副标题。关于《夷坚志》等鬼魅题材的史料价值，有人认为宋代“鬼魅小说，与唐人的偏重人鬼情爱不同，走进了以鬼事而展现人情世态的新阶段，即以荒诞的鬼事揭示现实的社会人生”⑨。正是虚幻色彩的故事情节所反映的现实人生，赋予了研究者解读的意义和空间。此外，宋代商人的家庭生计、宋代商人的婚姻特色等章节都程度不同地运用了《夷坚志》中的材料。
　　《夷坚志》对于本书的研究意义已经明确，但如果过分倚重则会带来偏颇之嫌。例如，《夷坚志》中的许多故事有着较为明显的教化色彩，明代嘉靖年间的田汝成在为《夷坚志》所作的序言中说：“人之为治也，显而易见；天之为治也，幽而难明。略其易见而表其难明，此《夷坚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无涯。苦海爱河，比比沉汩。不*(左忄右雙)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赋，则觊觎者何观焉!故知忠孝节义之有报，则人伦笃矣；知杀生之有报，则暴殄弭矣；知冤对之有报，则世仇解矣。”⑩因此，应避免被书中作者的观念所诱导，而尽可能还原当时社会的观念的真实，这就需要采用其他资料以互相印证。
　　①参见王曾瑜《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②转引自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第93页。
　　③张文飞的博士学位论文较详细地阐述了《夷坚志》各志的成书过程及内容上的特点，此外还论述了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洪迈的思想，为全面地认识《夷坚志》的价值提供了较充足的材料。参见张文飞《洪迈<夷坚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8。
　　④(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页。
　　⑥(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85页。
　　⑦(宋)洪迈：《夷竖志》，中华书局，1981，第537页。
　　⑧(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03页。
　　⑨林辰：《神怪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215页。
　　⑩(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834页。